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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搅局南海问题的背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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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元礼(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   2016-10-28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50939

主讲人:吕元礼(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
主题:新加坡国家行为背后的逻辑
时间:10月22日
主办:国际问题自媒体“世界灵敏度”

【编者按】近一段时间,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为何频频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在10月22日的一次演讲中对新加坡的国家行为逻辑进行了深入解读。

他认为,新加坡的国情和行为原则决定了,未来新加坡在中美之间进行平衡的做法还会继续下去。这种平衡不是机械式的,不是任何时候都不偏不倚,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有时偏向中国一些,有时偏向美国一些。

以下是演讲者的发言实录,主办方授权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 发表:

近一段时间,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立场和表态,让许多国人对新加坡的不满几近不加掩饰。一些国人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和逻辑是: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理应亲近中国;新加坡不是南海争端的声索国,却执意要在此问题上出头,甚至比一些声索国还更积极,屡次在国际场合让中国难堪,其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按照某军方人士的说法,中国应该“让新加坡付出代价”。

但在中国的看法和逻辑之外,新加坡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和逻辑。俗话说兼听则明,即便我们不接受新加坡的逻辑,也应该试着听一听,这样有助于我们心平气和、冷静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中新关系。下面,我就结合自己对新加坡多年来的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

新加坡的国情

任何国家的外交行为,都离不开其国情的制约,新加坡的国情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其领土面积是719.1平方公里。所以新加坡被认为是个小红点。作为一个小国,它生存的法则如何呢?

首先是毒虾策略。如果说这个世界的法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么新加坡就是个虾米。已故总理李光耀(1923—2015)说,新加坡必须是个有毒的虾米,如果你攻击我,我会反击,你就需要承担代价,而且你的损失或许比我大。所以新加坡在国防方面投入一直很高,每个男的到了一定年龄都要参军,而且退伍之后在一定年龄范围内,每年都还要回部队去军训。他强调,新加坡要有威慑力,像黄蜂似的,让你不敢惹我,一惹我的话,我会刺你一下,挺痛的。

其次是鱼群策略。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就说,新加坡是一条小鱼,只有存活在鱼群当中才能够保证安全。所以新加坡非常重视和周边地区进行联防自保。这个联防自保分为三个层次:五国联防,主要是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结合新加坡这五个英联邦国家;推动东盟之间的合作;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第三是傍大鱼策略。新加坡认为美国是一条友善的大鱼,能够阻止其他大鱼到本地去闹事,所以它希望把美国的力量引入东南亚。李光耀曾经对尼克松说,有的国家就像树,长得高大挺拔,不需要支持;有些国家就像匍匐植物,需要依赖树才能往上爬。他认为日本、中国、韩国,甚至越南都是树,但谁是匍匐植物呢?他没有明言,但可以想象,新加坡应该就是个匍匐植物,只能依靠大树。

要傍大鱼,傍谁呢?世界有很多大鱼,美国、中国都是大鱼,而在这其中,美国是最大的一个,所以新加坡傍美国是傍得比较深的。而要傍美国,也需要有一些具体的策略。李光耀说,跟美国总统打交道的一个诀窍就是在他当总统之前就物色好,事先搞好关系。

而新加坡傍美国的方式,并不是一味谄媚或请求援助,而是推动对方的行为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李光耀从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卑躬屈膝。这么多年来,我和他见过很多次面,谈过很多次话,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为了新加坡向我伸手要过什么。他会向大家解释新加坡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并且深信自然会有聪明人会在这里投资,帮助它发展。他不会跟华盛顿的人士谈新加坡的事情,他会告诉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他能让他们反思自己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现任总理李显龙此次到美国去,试图说服美国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的说辞不是我们需要这个TTP,而是讲如果美国不通过的话,对本身也不利,关系到美国的国际声誉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此外,新加坡也会帮美国出谋划策。举个例子,里根当总统的时候想访问中国,并想在此行中同时访问中国台湾。李光耀说:我非常吃惊,怎么能这样呢?不能够同时访问。他告诉里根,应该先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然后里根再回访中国,这样就很自然了。里根后来还写信对李光耀表示感谢。

第二,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独立国家。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多数,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官方不会提自己是华人为主的国家,它会强调我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且是个独立的国家。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新加坡有一个老华人,是读华校出身的,他曾经讲过:中国大陆和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中国和新加坡是什么关系?中国大陆和台湾是兄弟关系,会打架,但也会和好的;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就像小孩小的时候被强盗抢走了,而这个强盗比较富,小孩长大之后还有一点不太愿意回到生母那去;新加坡和中国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新加坡华人就像是嫁出去的女儿,嫁到新加坡之后,她的第一效忠对象是婆家新加坡,当然她富了也可以帮助娘家,受委屈的话呢,也可以向娘家诉苦。

我听完之后还挺感动的。当时我就问他:如果中国和新加坡打起来,你支持谁?我认为很难回答,结果他说,这不是很简单吗?谁有理我就支持谁。如果中国以强欺大,我就反中国;如果新加坡不讲理,我反新加坡。

这是老一代受华文教育出身的新加坡华人的态度。李光耀曾经讲过:如果有人问新加坡人,你是哪里人?他会回答新加坡人。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就是二三十年前,大概1990年左右,而在这之前,他们更多想的是我是中国人、我是印度人、我是马来西亚人等等之类,而现在,他们则强调自己属于一个多元种族的独立国家。

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新加坡执政党的一个干部,里面提到,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主体的国家。结果他回信给我说:你这个说法在我们新加坡,有些人看到会感到不悦,因为我们强调多元种族,这也是人民行动党核心价值观观(诚实廉洁、多元种族,任人唯贤、自力更生)的一部分。

另外,他们也会强调我们是个独立的国家。我想再讲个事儿:1976年,李光耀率领新加坡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他生怕中国会把它看成是炎黄子孙的代表团回到母亲怀抱,所以刻意带了马来人和印度人一块来,而且讲英语以示区别。据新加坡前总统纳丹(印度族)回忆,当时华国锋(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编注)拿了一本澳洲学者写的关于1962年中印战争的书给李光耀,说这是有关那件事的正确说法,李光耀接过书后看了一下封面和背面,然后把书交回给华国锋说,总理先生,这是你们的版本,印度方面另有一个版本,而无论如何我们来自东南亚,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当时全场鸦雀无声,当时的中国外长突然收起手中的一些文件,现场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谈话。纳丹说,李光耀把书交回去的那一刻,证实了他虽是华人,却绝不从属于中国。

第三,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新加坡是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的,所以李光耀认为他更多属于东南亚国家,而不是一个华人国家。1976年李光耀访问中国,《人民日报》在头版进行了大幅报道,李光耀对华国锋说:“《人民日报》在封面大肆报道我同毛泽东的会面,必定叫东南亚各国不悦。这次宣传引起了邻国疑虑,在疑虑消除之前,中国最好不要派贸易考察团到新加坡来。中国越要以‘亲戚国’的身份同我们亲近,反而越叫我们的邻国起疑。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相当显着的华族少数人口。他们虽属少数,他们在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却非同小可。这些华人的经济成就已经引起各国原住民的妒忌和不满。……这也是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建立联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有这样的忌惮,所以新加坡要在其他东南亚国家都和中国建交之后才跟中国建交。

第四,新加坡是一个具有亲西方传统的国家。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的执政党,李光耀当了多年党的秘书长,早年这个党内有两派:一派是亲共派,一派是非共派,李光耀是非共派,两派是有斗争的,所以李光耀是有很长时间“反共”的历史的。在冷战期间,他明确说我们不亲中国也不亲苏联,我们亲西方,这是李光耀的原话。不过话又说回来,李光耀一方面“防共反共”,另一方面也在模仿共产党的亲民作风和群众路线,而且至今在一些方面还保持得挺好。

新加坡国家行为奉行的原则

第一个是务实原则。新加坡有一个部长这样评价李光耀:他坚信,人们应该看到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看他们想看到的世界。也就是接受现实的世界,而不是臆想的世界。所以李光耀对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很佩服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的十本巨著之一。马基雅维利抛弃了古希腊以来传统的政治道德化观念,抛弃了经院哲学那种烦琐、教条的研究方法,从现实而不是从想象、从“实际怎样”而不是“应该怎样”、从历史和个人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家都暗暗地偷学过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但要在公开场跟他划清界限。只有李光耀明确说,他喜欢他。

正是秉承务实的原则,李光耀认为,香港人不应该老跟中央作对。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要一个爱中国又爱香港的香港人管理这个特别行政区。这么一句话道尽了他的心事。

第二是利益原则。有人说李光耀这个人是只与利益交朋友,不与感情拉关系,因为国与国之间都是利益第一。所以李显龙在国庆讲话里面也说: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怎么说怎么做,要计算我们自身的利益,选择自己的定位。

第三是均衡原则。李光耀明言:大象打架,小草会遭殃;大象调情,小草同样会遭殃。大象就是大国,小草是小国,美国、中国是大国,新加坡是小国,所以李光耀希望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别太好也别太坏,保持一个距离,新加坡可以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平衡。所以,新加坡希望成为美国朋友圈的一员,同时也是中国朋友圈的一员。

新加坡虽然喜欢一个被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但也不愿意美国一方绝对独大,从而让自己变成美国的附庸。举个例子来说,1960年代,英国军队打算撤出新加坡,而当时新加坡的国防很弱,英国一撤走它很慌。这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就跟李光耀打招呼,说苏联军舰想过来停靠,李光耀故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英国首相希思,希思又告诉了基辛格,基辛格赶紧问李光耀有没有这个事儿,美国愿意助一臂之力。正因为有苏联要加入,李光耀说自己在英美面前“手里多了一张牌”。

我再讲一件事:1994年,美国少年迈克菲 (Michael Fay) 因破坏公物在新加坡被判处鞭刑,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信给新加坡总统,替麦克菲求情,请求赦免他。为此,李光耀向总统建议,新加坡虽然不能应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请求赦免迈克菲,但也不能无视这项请求。最后,新加坡方面把迈克菲的鞭刑从六鞭改为四鞭,同时对其他判打鞭的人也相应减了两鞭左右,以示公平。

第四是要“保持核心立场”以占领“道德制高点”。李光耀说新加坡必须对重大国际事件表态,不表态不是我们的作风。2007年9月,缅甸仰光发生军人政府武力镇压僧侣示威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当时,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在联合国出席会议,新加坡正好是东盟轮值主席国。他突然接到李光耀的电话,告诉他要表明立场,否则就会丧失在国际间的地位。杨荣文说:“对李先生而言,保持一个核心立场至关重要,他形容这是‘道德的制高点’。这是我向他学到的原则。”这也许可以解释,新加坡为什么喜欢频频发声了。

第五是多元外交。这个多元分两个方面。一是说,要成为每个人的朋友,结交愿意和我们交朋友的国家。二是,国家间不应由一个单一议题主导,外交关系应该多元,由贸易、民间关系、教育合作、旅游等方面构成。因此,尽管在南海问题上,新加坡和中国有不同的声音,但它希望不要因此影响跟中国的经贸往来。

未来的新中关系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说了那么多,它真正在意的其实是李显龙在2016年8月国庆大会上说的这三点:国际法、航行自由、团结的东盟。新加坡认为国际法是一个小国在世界上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大国可以为所欲为,小国却只能依靠国际法的保障;强调航行自由,是因为新加坡濒临国际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一旦航行自由得不到保障,就可能危及新加坡的生存;强调团结的东盟,则是因为东盟是新加坡的立身之本,新加坡不希望东盟分裂。

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考虑,新加坡才在南海问题上冒着得罪中国的风险多次发声。事实上,新加坡也不仅仅是说了让中国不高兴的话,在美国访问时,李显龙也表达了对美国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满,只是相当一部分国人不知道,或选择了视而不见。

新加坡的国情和行为原则决定了,未来新加坡在中美之间进行平衡的做法还会继续下去。这种平衡不是机械式的,不是任何时候都不偏不倚,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有时偏向中国一些,有时偏向美国一些。在中美中间也不是站在与两端等距离的中间点,不是老在一个点,而是根据时代、时间实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过去几十年,新加坡靠美国的多一些,未来中国更加强大之后靠中国的也可能更多,这也是很自然的。

当然,中国和新加坡都在发生变化,新加坡的逻辑能不能被中国接受,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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