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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新加坡经济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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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1-13

新加坡的“经济奇迹”,离不开地理基础与历史机遇。周边拥有广大腹地,腹地物产丰富、人口总多,可以作为生存和发展的长期依靠。新加坡又得上天的垂顾,没有 地震、海啸、台风、等天灾;海港港阔水深,风平浪静,更扼马六甲海峡咽喉,是商船必经之地。……
有了李光耀,新加坡才有今日的成就,“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这是一伙人惯于跪拜和传唱的颂歌。明白了真相,就不要听他们无耻忽悠了。

由于新加坡在经济上的成就,李光耀志得意满,常骄傲地用来与一些国家进行对比。新加坡经济起飞的时间点,正好是在李光耀担任总理任期内。别有用心者利用了李光耀与经济起飞的“同时”关系,硬生生歪曲成“因果”关系。李光耀和他的拥趸最热衷制造经济神话,把新加坡的经济成就,悉数归功于李光耀,对李光耀进行舆论造神,似乎是上帝挽救新加坡的使者。

新加坡经济起飞原本并不难认清的真相,被制造了层层迷雾。皇粮笔杆子就如此说:“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他怎样为新加坡人民开辟一条生路呢。”(《李光耀回忆录•前言》)

其实造神者可以自我吹嘘的资本并不多,无非就是经济快速增长而已。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没有特大天灾和战争动乱等人祸,在和平年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经济都在进步发展,今天的生活一定比昨天好,而明天的生活更比今天强。

为了凸显李光耀的功绩,李光耀和他的同伙是不会把新加坡的经济起飞的真正关键告诉人们的。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承认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他认为需要个人民族和国家作为工具或手段, 而且需要自然界作为活动舞合, 这舞台便是历史的地理基础。黑格尔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 就是地理的基础。”(黑格尔《历史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鸿也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恩格斯认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中本来就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

中国史学家的有关撰述也认为,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区域上展开,历史的发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就有详述地理基础的重要性,总结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从司马迁这段话来看,他对经济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从地理条件来考虑,经济区域观念非常明确。

新加坡地处世界重要的海上交通线马六甲海峡的南端出口,战略地位重要。“商而通之”使新加坡成了世界航运中心,物流中心,随之而来的是资金流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商业中心,世界各国的银行分行有近千家设在新加坡,以处理自己的转运物流,世界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流向所谓新兴市场国家,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是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基础。

当然,把地理环境的作用极端化是一种不科学的理论,但以新加坡来说,随着亦商亦盗的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为着掠夺殖民地资源,建起了海港和机场、公路、铁路,从中国、印度招引了许多“猪仔”劳工,李光耀接手的新加坡,早已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基础。李光耀自己也说“1819年,东印度公司的史丹福•莱佛士发现了一个大约只有120个渔民的小岛,之后把它发展成一个从印度走水路到中国必经的商业中心。国际贸易促使这个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商业中心蓬勃发展。”“在1965年以前的146年里,这个小岛却只是英国统治者的一个前哨。它因为对世界有用而繁荣兴旺。新加坡是全球大都会网络的一部分,先进国家的成功企业都已在这些城市设立业务。”

李光耀认为,“1891年”以来,“在1965年以前的146年里”,新加坡已经是“商业中心”“ 繁荣兴旺”,那时李光耀还没来到世界。

因此可以说,新加坡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一个是依靠马六甲海峡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新加坡成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一个是依靠历史机遇,使新加坡得以快速工业化。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的确在于地理基础和历史机遇。地理位置和冷战的关系密切,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时势造成的。以李光耀的“急性和暴躁脾气”“动不动与人唇枪舌剑,好斗和锋芒逼人”,“李光耀个子高大,无时无刻不显露出他咄咄逼人的强势与霸气,曾经有人称他为‘政治流氓’”(陈加昌《我所知道的李光耀》)。李光耀自己说:“如果我继续当律师,没从政,我会不会跟现在截然不同?我想我的工作经验不会比现在丰富,视野肯定会比较狭窄。”

因此,没有地理基础和历史机遇,李光耀什么都不是,顶多就是一个在完整的英式法律体系中,瞄准程序漏洞“得理不饶人”咄咄逼人的律师,这种律师想的不是如何维护公平正义,而完善的诉讼制度反而成了李光耀的谋生工具。

李光耀是惯于唬人的。他利用英军撤离新加坡的时机制造恐慌,“由于全国弥漫着深重的危机感,我才有办法在几年内扭转工会的态度。英军即将撤退可能造成经济崩溃的危险,改变了国人的情绪和态度。”

反殖运动的目标就是要驱逐英国殖民主义,英军的撤退表明了殖民地的结束,怎么会“英军即将撤退可能造成经济崩溃的危险”,“全国弥漫着深重的危机感”?英国殖民马来亚,殖民军可以说是双手沾满了鲜血,它无可奈何地的撤退,感到“危机感”的是行动党政权,失去了英国人的保护伞,又跟吉隆坡政权不和,印支半岛的抗美战争正在取得节节胜利,李光耀心中难免发怵。

李光耀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我当时并没有答案”,只是“幸运”:“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新加坡的经济能够随着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起步,真是幸运。当石油危机在1973年爆发时,我们的经济已经起飞,能够以稳定的速度增长。然而新加坡是个城市化的岛国,国土小,人口也少。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李光耀还算明白,“位于世界最繁忙航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级天然港口,是我们有限的资产之一”,“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新腹地,并且跟这个腹地保持联系,否则前途将是很暗淡的。”“1965年,我们同样面对暗淡无比的前景”,“看来我在电视上的样子一定是可怜兮兮的”,“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以来,便尽力解决失业问题。”“到70年代快结束时,通用电气成了在新加坡雇用劳工最多的企业。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尽管当时我们并未料到,但事态发展的结果是,电子工业解决了失业问题,把新加坡转变成80年代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李光耀不无骄傲地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59年(我就任总理时)的400美元,增加到1991年(我卸任时)的12000美元。1999年则是22000美元。”

因此,并不是如《前言》所说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怎样盖房子,怎样修引擎,都有专着教导。但是,还从没有一本书是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的。”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基于这样的理论,自新加坡独立后,一系列牺牲新加坡人民利益的,制定了给外资“有利可图”的条例、法令接连三地出炉。最为人诟病的是“雇佣法令”,工人阶级用于维护自身权益的罢工成为非法。

行动党成功地维持劳资政三体合一的统治架构,外资源源而来,“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太靠近中国,纷纷转到新加坡来。谁来我们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

李光耀不相信“把跨国公司看成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不相信“跨国公同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人民。”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的这一认识“我和吴庆瑞却没有产生共鸣。”

新加坡自称为“花园城市”,并不是为了给新加坡人民舒适的坏境,而是“我认为,好好保养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他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的确生财有道,他可以全方面考虑,请君入瓮,为经济的起飞打下了牢固基础。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百姓家分得一杯羹,吃饱穿暧,减缓了收入不平等的矛盾,使李光耀自动赢得了道德制高点,为行动党长期执政提供了稳固的经济基础。

新加坡的经济性质是什么?“新加坡从开埠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在为世界资本体系服务。新加坡的这一个特性历久不衰,所以要解读新加坡经济,有必要先认知新加坡和世界资本体系的历史关系。因为这一层关系,先天性的决定了新加坡在国际经济体制里的经济地位与服务性质。”“新加坡的经济表现自殖民时代以来,就是长期的处于区域经济之首,所以新加坡领先其他经济体,也就没有什么不寻常了。人民行动党把新加坡的经济表现,归功于成功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如多元文化,英语教育,儒家思想,精英政策,任人唯贤,高薪养廉,务实主义,吸收外来人才等等,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不能当真。简言之,新加坡并不是英雄造时势。”

“新加坡为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个问题不能单从新加坡本土经济来看,必须从国际政治的广角来分析。首先,领先四小龙的日本,是美国的亚洲战略伙伴。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也同时协助战后重建。因此,日本经済崛起有极大的美国因素。其二,台湾是美国牵制中国大陆的战略伙伴。韩国是美国牵制北朝鲜的战略伙伴。香港在1997年之前是英国的殖民他。与此同理,新加坡之所以吸引大量美国与日本的外来投资,是因为人民行动党是为世界资本体系服务。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的经济表现是美国的恩赐。新加坡的主流经济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资本体系的外围经済。新加坡的高增值与高科技经济都是外来经济,与人民行动党的政策无多大关系。显然的,是国际时势造就了人民行动党的经济表现。” (2006年9月9日新加坡文献馆《从国际政治看新加坡经济》)

新加坡的经济得力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转移,随着产业转移的升级,又逐步扩展到了汽车、电子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使得“亚洲四小龙”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由美国领导的世界资本体系,和人民行动党在国际政治经济里的主仆关系是再明显不过了。人民行动党把美国的外围经济看成是自己能力的表现,显然是喧宾夺主。”(2006年9月9日新加坡文献馆《从国际政治看新加坡经济》)

只要认真地观察,“因此在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可以说,计划经济是当时一种特别有效的组织形式。在考虑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时,人们会注意到,它们利用和借助了发达工业国(主要是美国)的过剩基础工业能力,避免了在基础工业(即重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建设。从而才能主要依赖发展消费(轻)工业和家电工业,以出口为主导,获得较高的外汇积累。这是一条捷径,但这条捷径对50—70年代的中国来说却不存在。(至今,亚洲‘四小龙’的基础工业部门仍然是较薄弱的,需要‘补课’。)”(何新《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经济成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

早在1990年,中国学者何新就曾分析过:“对所谓“四小龙”……它们在70—80年代的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条件一旦消失,就未必能继续保持给人如此印象深刻的发展,不信就请再看十年。……这种特殊性,恰恰与50年代新中国在东方崛起,而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战略大包围的历史背景有关。亚洲‘四小龙’最初都是借美国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而起家。没有新中国存在,美国当时就不会给他们这种援助(这恐怕就是‘四小龙’都产生在亚洲和中国大陆周边,而未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它们的高明,是在于不失时机地抓住和充分利用了历史提供的机会。”(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林清祥精辟地指出:“六七十年代冷战炽热,资本主义世界某些科技与资本转移,多数选择到政治上与他们站在一道的反共前哨站,增强了这些反共但自称民主的国家的势力,并使它成为成功的橱窗,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几条小龙。李光耀自愿成为西方在东南亚的反共代言人,新加坡因而吸收了不少技术与转移资本。新加坡经济,传统上是个中介(broker) 角色的经济,今天,世界逐渐趋向对话、和平发展的阶段,国与国都直来直往,不再需要 broker 了。(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中介角色”,注定了新加坡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能发展什么,不能发展什么,基本上取决于跨国公司的需要,自己是没有主权的。

所谓四小龙“都是揭示着后进社会/民族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性质,也就是被这个体系固化以至强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本地资产阶级对这个体系并不具备独立性(更不用说革命性),没有能力按西欧和北美的古典模式推进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这同时也就确定了印尼的政治经济构造的依附性。”(卢荻《从印尼“九三零”到中国“十一”》)

李光耀的经济政策,只能是“经济上袒护外资及与政府挂钩公司,造成全国公司投资额有70%属于外国跨国公司,20%政府法定公司或与政府挂钩的公司,中小型私人企业只占10%。再加上限制法令如毛,本地怎能冒现诸如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香港的李嘉诚、包玉刚之类的世界知名企业家?”(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新加坡是1965年独立的,越南战争已经打响并且开始扩大,新加坡立刻成为美军战争物质的重要供应地。这场仗打了至少十年,在1969年达到最高峰,超过五十万美军在越南作战,战争需要庞大的物质供应,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立刻发了大财,经济就这样“起飞”了。李光耀毫不讳言“东盟繁荣新兴的市场经济体,正是在越战的那几年间孕育成形的”。

李光耀经营新加坡就像经营一家公司一样,纯粹以营利为目的,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易于统筹,随着新加坡发展成为所谓的第一世界,新加坡人成为只追求物质的动物,当权者又全面推行英文教育,西化严重,很自然地丧失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完全没有文化的需求了。单纯的企业原则能否照搬到政府,看现实就知道了。

靠这种产业转移给搞起来的新加坡经济,并不是李光耀自吹自擂自己如何精明的决策使得新加坡的经济起飞。靠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靠着转口贸易与旅游业,加上靠着美国的地缘战略需要借时借势发展起来的城市,压根儿没有实业来支撑,能繁荣多久呢?

李光耀的机会主义智慧,也在他的左右逢源。李光耀左右逢源的能力足已让他与人相处时收放自如,谈笑风生,广结人缘,其人脉没得说,抓住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在中国投资建设工业园区,利用中国的优惠政策获得巨大收益,正如《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所说,中国是新加坡最大贸易国。这两方面成就了新加坡的发展奇迹,实现了经济腾飞,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让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进入第一世界。

很显然,新加坡的“经济奇迹”,离不开地理基础与历史机遇。周边拥有广大腹地,腹地物产丰富、人口总多,可以作为生存和发展的长期依靠。新加坡又得上天的垂顾,没有地震、海啸、台风、等天灾;海港港阔水深,风平浪静,更扼马六甲海峡咽喉,是商船必经之地。因此,港口收入与转口贸易自然成为早期的经济命脉,新加坡在1960年代已是东南亚最大城市,人口逾170万,早期招来的劳工,刻苦耐劳。这就是新加坡的地理基础。

有了李光耀,新加坡才有今日的成就,“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这是一伙人惯于跪拜和传唱的颂歌。明白了真相,就不要听他们无耻忽悠了。

随着科技的发达,国际政治、经济等的演变,新加坡的地理基础和历史机遇将逐渐丧失,新加坡将靠什么生存下去?最近行动党人在南海问题上特别活跃,大概想人为创造已失去的地理基础和历史机遇的条件吧。

行动党之于能够长期屹立不倒,经济的积累,一党的独大,除了随时任意修改选举法令之外,是因为行动党成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实现自己利益的平台,大多数人民不愿意更换执政党,这个过程在1965年独立时就已经开始了。广大的市民阶层要的是物质层面的牛油面包,不是精神层面的民主自由。衣食住行解决了,也就心满意足了。不承认这一点,就相当于通过闭上眼睛来否定现实。但是财富积累不是目的,积累下来当然是为了使用的,问题是怎么用。

新加坡统计局公布,新加坡的基尼系数2012年为0.478,已超过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是值得当政者思考的了。

虽然绝大多数新加坡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在温饱线以上,新加坡的穷富问题十分突出,高官巨贾与大多数平民百姓反差巨大。选择站在哪一部分人的利益与立场上说话,这是验证新加坡一切政治势力本色的试金石。

林清祥说:“我要说的是,新加坡过去与现在拥有的许多优点都是相对的,经济上新加坡已饱和。新加坡国小,易控制,易镇压;但也因为小,又处于东西要冲,当世界趋向开放,距离也越来越近,想要长期恐吓、蒙蔽人民已不可能,那种以为人民都像猪样,只要给予饱暖,或让他们感到相对的饱暖,便不参与国事,可让一小撮‘聪明人摆布’的想法,实为驼鸟观念。世界历史说明,往往是那些较饱暖、又富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知识份子,最早发现社会问题,并形成要求改革的动力。”(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新加坡的生产力已大幅提升,物质丰富,应该是可以较为公平地分配财富了,而不是贫富差距愈拉越大,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总统、总理以及内阁部长的年收入平均约三百万元,广大受薪阶层年收入三五万元,差距超过一百倍,和商界巨头的差距就更无法提了。李光耀信誓旦旦地说:“我和同僚们更加坚决地下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多年来,我们制定政策时都坚守着这个信念。”“我们必须确保国民收人适当地重新分配”只是镜花水月!

如果贫富差距一直拉大,或得不到解决,任何说辞如何自洽怎样完美,都不具备起码的道德与道义力量。直白地说,就是没有人类的良心。

经济起飞是一回事,如何公平分配是另一回事,劳动者要看到的是自己创造的财富如何分配,谁来决定分配? 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为什么独享分配权? 如果拿着“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去骗人,“我国要避免与很多国家一样,提供太多好处”(人力部长陈川仁2014年5月19日接受《新明日报》记者柯欣颖采访时说),那是别有用心的蒙人说辞。

新加坡分配不平等的根源性因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天然不平等。分配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差异上,而且体现在财富分配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李光耀根本就不想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连最低工资都不愿意制定。李显龙在2010年12月的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阐述政府为何不赞同实行最低工资制的理由时说:“有了就业入息补助计划,就是由政府出钱。这样一来,政府不但帮助了雇主,也援助他们的雇员。要是我们推行最低工资制,将把这个负担加在雇主身上,雇主因此须支付更高工资,如此一来非但无法鼓励雇主聘用更多低薪工人,还会致使他们不愿增聘工人。我们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

那么要如何解决分配问题?流动资本不足,没有资本的情况下搞资本主义是无法持续的。因此行动党人能做的是征收各种各样的税赋,如所得税、消费税,运用公积金投资、政联公司等具体措施,甚至连损人利己的赌场也开设起来以增加税收,这是新加坡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限制无法做到禀赋公平与按劳分配原则情况下的不得已选择。这种攒钱以便再分配的措施,也只是暂时缓解分配差距扩大所引致的各种矛盾而已,根本不可能消除“不公平分配”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直接决定分配关系。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社会中,生产者要生存就必须为取得的生活资料而劳动,社会成员因此被划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因此,分配不平等问题最终的解决需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机结合,其中更主要的还是依靠初次分配。

新加坡的国家性质,决定了行动党人永远无法解决公平分配问题。他们只能做一些改良,减缓贫富之间的矛盾,粉饰社会的和谐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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