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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光耀的国际观看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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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慧,薛力    2016-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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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新加坡并不比其他东盟国家更为“反华”、“厌华”,其过去几年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行主要是折射了大部分东盟成员国的想法,是在“汇集各国想法、展示东盟立场”。新加坡也觉得自己适合扮演中国“诤友”的角色。但是,诤友是很难扮演的角色,连李光耀也有尺度拿捏失准的时候,何况是新一代新加坡领导人。他们与中国领导人的交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现在的地位、中国领导人的性格等,都决定了他们无法在南海问题上充任“夏威夷以西最美国的人”。

近几个月来,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种种举动激起了中国空前强烈的反应,中国学界、媒体与民众对新加坡的关注和愤怒似乎超过了对菲律宾这一南海仲裁案的直接挑起国。个中原因,主要是因为新加坡75%的人口是华人这一事实,继而以中新两国的种族亲缘为立足点,对新加坡采取的与中国对抗的行动难以接受,觉得新加坡即使不帮助中国说话,至少也应该保持客观中立。既然新加坡对中国这么不客气,那中国也没有必要太照顾新加坡,甚至有知名学者主张要采取措施让新加坡“付出代价”。

两位作者均对新加坡问题感兴趣,发表过相关文章,其中一位的博士论文即以李光耀为研究对象。我们认为,新加坡现在的外交,包括近期针对中国的一些立场与行动,整体上并没有超出李光耀时代的框架。因此,本文试图李光耀的国际观,以便为读者理解新加坡当下的外交行为提供某种参考。

中国人感到被同种同族的新加坡“背叛”并非新现象。即使是公认比较善于掌握对华言行尺度的李光耀,也不时做让中国恼怒之事,1960年代推行的强烈反共政策自不必言,几年前依然发生此类事。2009年,在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成立25周年晚宴上的演讲中,李光耀公开主张拉拢美国以制衡中国,因而被中国民众斥为美国的“走狗”。那么,李光耀为什么会有此类言行?他又是如何来看待中国、亚洲和世界,并在其中摆放新加坡的位置的呢?

区域之内:东南亚是最重要的“我们”

李光耀最看重的是“新加坡人”这个身份标签,其次就是“东南亚人”,他曾直言:“我们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新加坡人更愿意被称为东南亚人,而不是海外华人,认为后者带有“中国中心论”的意味。

冷战时期,两个因素困扰着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中共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东南亚国家多认为这事关自己的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定。作为一个华人主体的新国家,为了生存与发展,避免被当作“第三中国”和“中国的第五纵队”而采取积极反共政策。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小心翼翼,如1976年李光耀第一次正式访华时全程采用英语(而访问印尼时则用印尼语与苏哈托交谈),甚至拒绝接受中方的礼物——一本由澳大利亚资深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Neville Maxwell) 撰写的有关1962中印战争的书,因为此书偏向中方立场,他认为印度也有自己的版本,还说“无论如何,我来自东南亚,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李光耀借此向印度和世界表明,对于中印之间的纷争新加坡不会听信一面之词。李光耀还曾向印尼总统苏哈托承诺,新加坡绝不在印尼之前跟中国建交,并且说到做到了。

为了“避嫌”与展示展示“东南亚身份”,新加坡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比较小心,但这绝不意味着李光耀会让他人来决定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他的理念是:“小鱼”新加坡“同中鱼和大鱼都做朋友”。而另一方面,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预见到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认为新加坡能从中国获益,并采取一些行动。1985年他第三次访华时与中国达成多项合作协议,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聘请新加坡原第一副总理吴庆瑞为中国沿海特区的经济顾问。他还积极做工作,让东南亚其他国家相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焕然一新,中国已不再是原先的中国。

东西之间:“亲外人,疏自己人”的现实主义朋友观

李光耀认识到,在各国相互依存、共荣俱损的全球化时代,小国受大国的影响将更大。中国崛起势必导致亚洲原有的势力平衡被打破,这使得在安全问题上长期依赖美国的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乃至恐慌。为此,他除了在亚洲区域内为新加坡找到正确的位置外,也试图驾驶着新加坡这一叶小舟在世界政治的汪洋中搏浪,并努力扮演如下角色:东南亚最先进国家的领袖、亚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能在西方说得上话的智者。他从不讳言对中美之势的看法,更竭力为新加坡和其他区域小国在大国争锋的夹缝中谋利,为此,他巧妙而频繁地跨越、游走在“我们”和“他们”之中。这种自由舞者般倏忽即变的身影令中国有点不习惯。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宁愿将世界另一头的美国而不是新加坡的文化原乡和亚洲近邻中国视为朋友。也就是说,他把美国看作一个“温和霸权”,成熟温和的“老朋友”。对亚洲的区域安全和稳定起到了重要贡献。而中国却是个“一旦惹得它不高兴,就有十三亿‘自己人’与你结仇的国家”。

李光耀这种在中国人看来“亲外人,疏自己人”的朋友观与他的现实主义政治观相一致。他1990年曾说过:“今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不会因意识形态而变得错综复杂或混淆不清。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竞争将属于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各自争取更好的成绩。”在新加坡看来,东亚的成功正是对包括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吸引外资、鼓励个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美国经济哲学的最佳辩护,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为东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环境。后来居上的中国以巨大的市场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利益,但尚处于不稳定的崛起过程中,而且中国“脾性大”。

此种大国观加上亚洲和东南亚的区域特点以及新加坡的国情,使得李光耀在平衡大国力量、维护区域稳定上主要着力于三点。首先,作为小国领导人,他在大国之间斡旋,力图使新加坡左右逢源,并不时奉劝其他小国认清自己的位置:不应自不量力挑战大国权威;即使小国或地区获得某一大国支持,此大国对小国或地区的兴趣也并不在其本身,而是与它们相关的另一大国,因此,若小国(或地区)想依仗一个大国来对抗另一大国,往往会自食恶果;大国的安定繁荣对大家都有好处,反之亦然,因此小国应与各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

其次,李光耀呼吁大国在东南亚采取任何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行动之前,考虑一下该区域小国的安全和利益。他时常在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竞争与纷争中插入自己的声音。1996年,针对中台两岸关系的紧张局面和美国介入干涉的可能性,李光耀表达了对中美交恶将对亚太小国带来负面影响的忧虑。他指出,若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不仅给中国大陆,也将给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和亚细安各国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后果。此外,向中国开战不同于攻打伊拉克,或派维和部队进驻波斯尼亚。如果美国以武力干涉中台关系,那么不仅东亚和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将受到重大打击,其地缘政治和战略布局也将受到深远的影响。类似地,如果中国对台动武,也将波及至东亚和东盟。

最后,李光耀也积极致力于增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1999年,中国与美国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失败,美国炸弹击中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而李登辉又提出“两国论”。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与中国外长唐家璇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区域论坛,并分别与李光耀会谈。李光耀告诉美国,对中国抱敌对态度并不符合美方的利益;又建议中国应利用美国的市场、科技及资本来发展经济。

李光耀的这些观点也体现在他对台湾与香港问题的看法上,认为台湾统独的决定力量是中美两国而不是台湾自身的意志,台独的分裂活动不仅会使台湾陷入危境,更会殃及整个东南亚地区。他也点明台湾对于美国的真正价值所在:以“不民主”的中国不应该控制民主化了的台湾为理由,给中国施加压力;美国真正关心的并不是2100万台湾人。这些话显然也是美国不爱听的。在香港问题上,李光耀认为英国的香港政策,在彭定康担任港督前一直理解并且尊重中国的重大关切,他也肯定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诚意,提醒西方: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都力图确保大陆的动乱不会波及香港。他指出:“很少人记得中国曾经如何地自我克制。1961年,中国原本可以学印度入侵果阿那样,以所有殖民统治所留下的痕迹都已过时作为步其后尘的理由。”

几点思考

李光耀的国际观与所作所为,体现了他的行事特色,更反映了新加坡的国情和战略地位:被众多强大势力包围的迷你型城市国家。他把新加坡比喻成鱼群中的虾米和站在大象身旁的小老鼠。自古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大象身边的小老鼠更是身处随时都有可能丧身于巨掌下的危境。因此,如何在充满敌意又强悍的邻居的包围下求得生存,并争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空间成为新加坡的首要任务。要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朋友对小国来说多多益善。李光耀清醒地意识到,小国没有多少能力来改变区域,更休论改变世界。保持独立自主和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这两点于小国的发展同等重要并相互联系。

反观过去几年新加坡处理与东盟、中国、美国三方的关系时,其基本思路是:对东盟,全力推进东盟整合进程,先经济后政治并涉及安全领域(以南海问题为代表),力图壮大东盟以便东盟在亚太整合进程中继续坐在“驾驶席”上,在此过程中努力扮演东盟军师的角色。对中国,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制造业、货物贸易、离岸人民币业务)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以便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文化上引进中国移民与高端人才以便保持华人在新加坡的主体地位(但为华人新移民设定“玻璃天花板”),政治上继续扮演两岸关系协调员。对美国,安全领域继续将之当作主要外来保证,与之维持事实上的盟国关系,支持美国在不引发地区冲突的情况下强化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扮演美国在东南亚可靠的稳定锚角色,在某些经济领域(主要是服务业与高科技行业)强化与美国的关系以利用美国的比较优势。

随着经济共同体的建成、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东盟成员国在政治与安全共同体建设上有了更大的需求,因而追求对外关系上的“东盟统一立场”。而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东盟成员国最为关注的地区安全问题,也是中国—东盟关系中的短板,因而很自然地成为新加坡外交发力的重点。坦率地说,新加坡并不比其他东盟国家更为“反华”、“厌华”,其过去几年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行主要是折射了大部分东盟成员国的想法,是在“汇集各国想法、展示东盟立场”。新加坡也觉得自己适合扮演中国“诤友”的角色。但是,诤友是很难扮演的角色,连李光耀也有尺度拿捏失准的时候,何况是新一代新加坡领导人。他们与中国领导人的交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现在的地位、中国领导人的性格等,都决定了他们无法在南海问题上充任“夏威夷以西最美国的人”。

对中国来说,新加坡不是大问题,新加坡的那些言行本身更无须挂虑。中国需要关心的是:如何落实“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构想,如何让自己的南海政策有助于这一构想在东南亚的落实、有利于全球海洋利益的协调与实现。东南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建设的第一枢纽,中南半岛则是“海丝”与“陆丝”的交汇区。过去的经验表明:经济合作的强化并不能淡化南海问题,而南海问题则会影响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并波及到政治、安全等领域。中国与新加坡之间龃龉的主要缘由也是南海问题。总之,南海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在东南亚落实的因素。是时候提速南海争端解决进程了。

这不意味着中国在南海只能一味忍让。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南海拱手相让。但是,作为崛起中的国家、南海沿岸最大的国家,有必要清晰化自己的南海权利主张,并牵头设计出一个能为声索国共同接受的南海争端解决方案。以此为目标,中国可以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南海声索国与使用国定规矩、划红线。


(陈纳慧博士今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薛力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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