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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卸磨杀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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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1-24

李光耀及其追随者成功地将左翼工团的被毁灭变成李光耀天空的礼花。其实,不管怎样,左翼工团都是拥护李光耀上台的有功之人,李光耀一上台就指责自己曾担任法律顾问的左翼工团,骂自己曾为之担任法律辩护的罢工工人是“暴徒”,一杆子就把自己打到污水里去了。这种骂人的人,一定更象一个流氓,难怪有人说李光耀是“政治流氓”。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家庄子说:“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意思就是说,捉到鱼后就忘了鱼笱(一种捕鱼器)形容或讽刺一些人忘恩负义,在别人的帮助下达到了某种目的,便忘了甚至反过来损害别人。李光耀就是一个“白粳米堆满了禾桶,就忘了种子是谁送的”人。

希特勒在进攻波兰前召集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声称:“心要狠,手要辣,谁强就是谁对。”李光耀独裁的确像极了希特勒。当李光耀一感到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就不折不扣地做到了心狠手辣。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左翼工团头上悬一支达摩克利斯剑。

马克思在谈到工会的产生时说:“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们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这种竞争,以便在协议中争取到哪怕是能使他们摆脱纯粹奴隶状态的一些条件。因此,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话,仅仅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选自《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批示》,下同)

在左翼工会成立之前,“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议,即使在物质生活数据和劳动数据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来的公平条件下也不可能。”(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殖民统治下,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态是非常悲惨的。“由于家境贫穷不能供我读书,我在16岁念完四年级之后就出来工作了”的1963年中选为社会主义阵线的国会议员李思东说:“当年即使有了一份工作,很多工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失业者因为必需借钱度日,而欠了许多债。我在新华鞋厂工作的时候,一年只能休假两天:农历新年除夕和大年初一。我从早上七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工作条件很差,工作没有保障也没有任何福利,比如不能享用公定假日或病假。万一生病了,就必须自己照顾自己。”(2013年11月21日《李思东专访记录: 既是蓝领工人,也是工运激进份子》)

在殖民统治下的工人就像马克思说的“他们由于不利的条件而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觉悟高涨,纷纷组织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于是逐渐形成了日益强大的工会组织,“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李光耀审时度势,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借壳上市,捞到了“维护正义律师”的称号,腰杆子像枪杆子一样倍直,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在1959年行动党上台之前,李光耀担任多家工团的法律顾问,并“感到荣幸”,积极维护工人的法律权益,抨击殖民统治和资方的对工人的压迫。在上台之后,“主流历史却扭曲左派职工运动的本意,把激进左派标签为:‘鼓励劳资对抗,不断通过组织罢工等极端工业行动谋取利益’(郑振清,2009:74)这个观点虽备受挑战,却为官方所推崇。”(严秋霞《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 (1954-1963)》)

上台前后,判若两人,李光耀丢了讨食筒,忘了叫化身。

李光耀说:“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对新加坡的生存来说,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滥用附加福利……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并采取行动对付罢工领袖,过后把他们控上法庭。’”看看李光耀“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露出的狰狞威权,还挺吓人的。只是,李光耀是否有行使法外的权力,“我宣布”就可以成为法律?

工人阶级维护自己的权益展开斗争就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李光耀有没有想起“我的政治生涯一开始是为工会斗争,出任工会的法律顾问和谈判代表。到了50年代中期,工会一般都变得好斗起来。”利用华校生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夺得了政权之后,枪头一转,就对付起华校生和工人阶级了。

李光耀吃完第十张饼打着饱嗝大骂前九张饼,故意混淆视听,把自己和同伙干的事一股脑儿推给左翼工团。“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工会引起数不尽的罢工、怠工和暴乱。从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行动,创下本地记录。”

是谁领导“从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行动”?

学者颜秋霞的调查发现,“1961年罢工次数剧增,然而沙都所领导的罢工比职总少,且较有成效”,“英国人注意到,左派工会在为工人争取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谈判签订新合约时,行事稳健。”(严秋霞《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 (1954-1963)》)

严秋霞引述左翼领袖之一傅树介的论述:“在1962年的第一季度,我在新加坡雇主联合会 (Singapore Employers Federation) 秘书办公处的一份文件看到一份记录,指密驼路工会 (Middle Road Unions) 比人民行动党的工团能更合理的处理事情。职工总会 (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NTUC) 的领袖和长期在人民行动党基层服务的议员何思明也承认这一点。他回想起来NTUC所采取的立场是更具有抗争性,实际上在1961年至 1963年期间,他们比左翼 SATU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s, 新加坡职工总会)带动了更多场的罢工行动,虽然他还是坚持SATU的罢工是出于政治动机。(傅树介,2013:144)”。(《清水长流•祥光永辉》——颜秋霞《左派领袖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 (1954—1963)》第61页【14】)

李光耀想把水搅浑,“NTUC”不就是投靠李光耀的左翼叛将蒂凡纳领导的吗?

李光耀不但嫁祸于人,还自以为了不起地说:“1969年,这也是战前以来的第一次,全年没有发生过一起罢工或停工事件。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事实很清楚,1963年7月间,政府冻结海港局工会12万余元银行存款;1963年9月21日大选获胜后,李光耀开始实施大选前的计谋,除了大选前的2月2日大肆逮捕左翼党团领导人和骨干外,10 月3日封闭新加坡乡村人民联合会、新加坡乡村住民联合会、新加坡小贩总会、新加坡小商公会、新加坡小贩联谊会;10月8日封闭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新加坡全国海员工会、新加坡商行雇员联合会、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星洲磗业工友联合会、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新加坡机械工程雇员联合会7个工会并逮捕职工会联合总会 (SATU) 的领导人和社阵领导人,其中卢妙萍、李思东、巴尼是立法议员,五名是社阵在大选时派出的候选人。

1964年1月8日封闭新加坡军港工友联合会;9月10日起,逮捕左派工运、学运、政党领导人30多名;9月12日,社阵欲在芳林公园举行反抽兵、抗议大逮捕群众大会,却遭当权者横蛮制止,数千军警包抄镇压,77人被捕,部分被驱逐出境。

1965年4月29日逮捕30家工会庆祝劳动节筹委领导人277人。(资料引自庄明湖《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纪念“二•二事件”五十周年》)

行动党政府“透过《职工会法令》(Trade Unions Act)、《职工会修正法令》(The Trade Union [Amendment] Act)、《劳资关系法令》(Industrial Relations Act) 等,控制工会的活动,逐渐将工会收编为国家机制的一部份。行动党也透过拘捕和封闭组织,钳制左派团体的生存和发展。在沙都及职总两相较量的过程中,左派工会的权力及在新加坡政治体系中地位的衰减,经历了一个先从政治功能被剥夺再到经济功能被弱化的过程。(孙景峰,2005:187)。……1963年11月职工会注册官正式宣布拒绝沙都的注册,失去了合法存在空间,再加上领导层被拘留,在1962年和1963年间许多附属工会被吊销注册,沙都旗下拥有近六万名会员的七间左派工会都在1963年11月被取消注册。造成了左派职工运动的崩溃,许多隶属沙都的工团及被吊销注册工会的会员都只好转而加入职总。”(严秋霞《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 (1954-1963)》)

为保护外国资本利益进行立法的《社团修正法令》、《职工会修正法令》拑制合法团体的生存,《雇佣关系法令》、《工业关系法令》等压抑和剥夺劳动群众要求改善工作待遇的权利等等的法令接二连三出炉,李光耀明确地说“我们完全禁止某些重要的服务部门进行罢工”。这就是李光耀所说的“工会的脱胎换骨”、“全年没有发生过一起罢工或停工事件”、“讲究实际的策略见称的新劳工运动”的真相。

为了压制罢工,李光耀惯常的恐吓手段又使出来了。“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并采取行动对付罢工领袖,过后把他们控上法庭。我会立刻让港口恢复运作。新元决不会贬值,我想人民是希望政府做出这一保证的。’我特别指出‘地位稳固的劳工自私自利的行为。’”“我对工会代表说,一定要使新加坡摆脱英国工会的一切有害陋习。” 李光耀清清楚楚地说“我抓紧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革除那些导致雇主的特权被剥夺、资方统筹业务的能力受侵蚀的工会陋习。”屁股决定脑袋,李光耀掌握了政权,就不需要伪装成工人阶级的辩护士了。

一次码头工潮的威力,就可以“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吗?很显然,李光耀又再夸大其词。1967年英镑的贬值,是因为世界第二次大战后,英国的经济贸易实力严重削弱,虽然实行了严格的外汇管制,国际收支仍然不断发生危机,使英镑地位每况愈下,加速了英国短期资本外流,而把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越来越多地抛售英镑,抢购黄金和其他硬币,迫使英镑不断进行贬值来调整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价。在英国国际收支崩溃期间,英镑不得不贬值,把遭难转移给民间(1967年英镑的贬值还累及新马人民平白无故地损失了百分之十五的财富),哪是因为“英国码头工潮”“导致”的?

一次码头工潮就能导致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那么,李光耀说“从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行动”,新加坡怎么就安然无恙?事实上,“罢工行动是工友为争取自身权益的重要指标。要组织一场罢工行动,其实并不容易。罢工是当资本家不愿意谈判协商时,工人所能采用的最后的手段。”(严秋霞《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 (1954-1963)》)

反观行动党人,1975年前后新加坡航空公司刚建立,英国拒绝新航降落权时“蒂凡纳曾经建议,如果英方谈判代表为难我方,他将发动机场工友职工会对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服务实行怠工,向英国施压。我同意他的办法。”怠工最终迫使英国同意新航在伦敦的降落权。不许左翼工团为维护工人权益进行工业行动,行动党人却可以,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在政治上,李光耀常常墨鱼吐黑烟,编造谎言危言耸听,总是高喊共产党对“国家”的威胁,贬低工人角色。在经济上也采用这一手段,诬蔑工潮是“劳工自私自利的行为”,是“有害陋习”,可以摧毁国家。而在《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里却说“1952年 5月 13日的邮电工人罢工,邮差罢工是一项正义事业,他(拉惹勒南)急于投入战斗。”“而罢工是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最后器。”“一切完全根据法律行事,没有威胁,没有动用暴力,甚至也没有不守秩序的纠察,斗争目标是争取公众支持。”

后来又说“林清祥、方水双等共产分子仍然认为同警察以至同政府冲突,是提高民众的革命热情,激起民众更多仇恨的方法。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知道,这么一来,人民行动党必定会被封禁,而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工会也会被镇压。有时,林清祥和方水双似乎听取我的意见,只采取宪制斗争的方法,跟资方展开长时间的谈判,同时进行消极的抵抗,避免发生流血事件。然而他们的传统和背景跟我大不相同,在他们心目中,一定有不同的斗争模式。”这明显地与事实不符。

严秋霞摘录了《新报》的报道:

在各业成立一周年时,林清祥接受《新报》访问时谈到对工会目标、在劳资关系和罢工的立场如下:

•工会目标是协调劳资合作:

“团结各民族工友,争取各民族工友的福利。……在改善劳资关系方面,他们是采取劳资两利的立场,他们主张,工友的生活待遇合理化,但也得照顾资方的处境。”

•本地和外资的劳资关系方面:

需了解本地和外国资本家的差异。外国资本家占有殖民地和宗主国的优势;本地资本家没有政治上应有的保障,在工业品成本、开支、行销都有困难,所以职工运动的手段不宜用于对付当地的厂商。”

•罢工行动多以改善待遇为目标:

工会代表多次与资方磋商,在达致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避免罢工行动。当一切谈判无效,工潮无可避免地发生。在紧急法令的限制下,要组织罢工要在两个星期前准备罢工通知书给资方。

(《新报》1955年8月13日)

严秋霞还采访了“曾参与工会活动的叶敬林先生则认为工会为工友带来多方面的成长:‘识字班有分初级、中级和高级班。高级班的课程会讨论时事,关心政局的发展。工友们都是利用晚上到会所上课,一个星期约三至五天。这样的课程提升工友们的知识和文化,较积极参与的人就会成为工会的干部。工会在这样的方式下运作,背后有好几千人都在推动。’叶先生参与过多场职工会运动,这么叙述群众大会的本意:‘群众运动的目的是要教育、唤醒大家的意识,绝对不是为了起冲突。群众运动有一定的条件,要有理(有正当的理由)、有利(选择有利的情况,有群众参与)、有节(有所节制),不要与政府或警察起正式的冲突。’”(《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 (1954-1963)》)

林清祥接受《新报》的采访和严秋霞的采访叶敬林先生,清楚地说明了在林清祥的领导下,左翼工团是非常理性地处理劳资关系问题,遵守法令,在工会内进行的活动也只是提高工友的文化水平,其本质是表达诉求,表达政治经济文化的倾向,绝不是“林清祥和方水双似乎听取我的意见”。李光耀所指控的“工会的领袖号称为‘从事政治颠覆活动的职工运动者’,被视为是滋事份子。”“工友们是失序的、丧失理性的、动辄使用暴力的,罢工行动是暴民引发。”(《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 (1954-1963)》)

严秋霞在《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 (1954-1963)》)一文中总结的好,切中肯綮:“行动党执政前,是借助左派工会的力量取得政权,行动党和工会的目标是一致的,殖民统治时期,双方都力求废除不公平的制度,以创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对于左派工团的镇压,在殖民政府时期先是透过把对付共产党的‘紧急法令’强加在工会领袖身上;自治政府之后,行动党政府即利用手中的行政权拖延、拒绝或取消沙都及其部分所属工会的注册,又根据殖民地政府遗留下来的‘内部安全法’镇压沙都和社阵的政治活动。(郑振清,2009:57)左派工团遭受政治手段的种种压迫是措手不及的,在官方的历史上,这动辄上万人的左派活动却是建国史中完全被遗漏的图像。……行动党执政后,新加坡工会的职能已经大为转变,其传统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已不复存在。而履行的新职能是与行动党配合,以维护外资工业秩序,成为政府政策的推行者。”

“职总被撤销注册,新加坡工运陷入群龙无首的状况。……纵观左派工团在1954-1963年起承转折的发展,可拼凑左派当时的一个缩影:有广大的群众基础、领导人深具领袖魅力、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局给出一个具体的方向、多元民族共同携手争取摆脱殖民统治。1968年后工会运动已被行动党政府有效控制。此后,折翼的左派工团已无立足之地。” 严秋霞认为“事实上工会领袖极力争取国家独立,只有反殖民,才能把人民从被压迫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处境中解放。”

李光耀打击左翼工会的战略很明显,拔了萝卜难免不带泥,完全是在摧毁左翼力量的细胞组织,目的是毁灭整个左翼运动,宪制道路统统堵死,诱使逼迫反对势力走上偏激之路,然后加以“合法”的镇压,铲除执政障碍,使行动党政权可以永远延续下去。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过去有数以千计的人被关进马来亚的拘留营,另有数百人则被关在新加坡的拘留营。在五十年代,英国更把数千名共产党员驱逐到中国。”却胡说什么“共产党是自寻死路”。

把左翼工团说成是共产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但是简单好用的不可抗因素,更是残暴镇压的完美遮羞布。

李光耀回忆录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切:“1962年12月,独立后的新加坡国会开会,……他(李绍祖)宣布社阵议员将抵制国会。不久,他表示将放弃宪制政治,‘把斗争带到街头去’。他从北京电台广播的新闻中得到灵感,决定仿效疯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国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时,李医生下令新加坡的社阵支持者举着横幅和标语牌上街,在小贩中心和流动夜市等群众活动的地方示威,跟警察发生冲突,警察驱散他们,并把示威者控上法庭,控告他们恶作剧和参加暴乱。”

先不说1962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尚未发生,李绍祖不可能是“仿效疯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而走上街头。早在殖民地时代,为反对殖民统治,马来亚各族人民群众就自觉地常常举行游行、罢工、罢市、罢课等群众运动。

再远一点说,1886年5月1日,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游行演变成暴乱,警方乘机大事逮捕劳工领袖,最后以谋杀罪起诉八个人。审判最后,除了一人被判十五年外,二人被判无期徒刑,五人判死刑。其中一位工运领袖史比司在临刑时说:“终会有一天,我们死亡的沉默,会远比今天你们所要压制的言论更为宏亮有力!” 1889年,为了纪念这段壮烈的历史,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通过决议,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自然规律,哪需“仿效”和“下令”?

刘燕燕在《课本与身份建构的政治——教材中建构的历史叙事与集体认同》中质疑官方的论述:“在我国中、小学教材中,共产主义者被描述为苏联的爪牙、滥用暴力的恐怖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利用底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策划‘叛变’。马来亚共产党组织罢工的目的是‘制造经济与政治混乱,以期英国政府承担后果’,并将自己装扮成自由的斗士’……”。(严秋霞《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 (1954-1963)》)

刘燕燕也质疑官方:“她对于罢工的工人、支持共产党的华校生或大批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被呈现为一群缺乏独立主观意志或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提出质疑,认为这样的描述抽离了当时的生活情境,忽略了工人的精神面貌。(刘燕燕,2003:12-13)她也指出这类描绘,没有充分解释当时工人的生活条件和人们不惜代价争取福利,反对英国政府的原因的情况下,参与罢工或支持共产党的人们显得愚昧而野蛮,轻易地允许自己被政治势力所利用,结果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而英国政府竟成了共产党和追随他们的无知人民的受害者。” (严秋霞《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 (1954-1963)》)

严秋霞认为:“多元的论述证实了官方的言论违背了左派工团的原意,更加说明了历史的真相有待进一步还原。这样的言论对左派工团的贡献有着莫大的曲解,可以肯定,官方历史的陈述与事实相去甚远,并非左派工团创立时所履行的职能。”

严秋霞总结说,“在官方或历史教科书中左派工会领袖、工友和工会活动所呈现极度负面的形象是有待理清的误区”。误区之一如:

“罢工是极端的工业行为,且没什么作为。罢工造成无谓的人身损伤和经济损失,造成94万6354个工作日的流失,许多学生也浪费了宝贵的上课时间,足见罢工是徒然的行为。”

(《左派领袖林清祥与新加坡左派职工运动(1954-1963)》)

官方的这一论述,要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违背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基本良知。没有“罢工造成无谓的人身损伤和经济损失,造成94万6354个工作日的流失,许多学生也浪费了宝贵的上课时间”的话,李光耀有可能在1959年上台执政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可惜的是,左翼力量毕竟还很年轻,经验不足,在与有百年殖民主义者统治和镇压反殖力量经验及其培养的代理人的斗争过程会很难很难。毕竟,英国人和李光耀精着呐!李绍祖的“退出国会”,搞议会外的群众斗争,虽是李光耀堵死了宪制道路逼成的,但李绍祖战术驾驭战略,跌进了李光耀所挖的政治陷阱,加速了左翼力量退出历史舞台,改变了新加坡的命运与历史发展的轨迹。

从此,李光耀得意地说,“共产党自寻死路”,行动党从此囊括所有国会议席,四五年一次的大选成了行动党人的独角戏走秀场。

李光耀的独裁专制,就像秦始皇灭六国之后,无时不在思量如何千秋万代统治下去,于是下令收缴天下兵器,铸成十二铜人。其目的是“收缴天下兵器”以及后来的“焚书坑儒”乃“防止民变,粉饰太平”。

因为李光耀在反殖运动中没有任何投入,就获得国家治理权,所以他就要设法将左翼力量的投入和付出毁掉和抹平,先是诬指左翼力量是共产党,然后利用无章法可循的“内安法令”,肆意逮捕关押左翼骨干,封闭左翼工团,吊销刊物出版准证,就是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焚书坑儒”的现代翻版而已。

李光耀及其追随者成功地将左翼工团的被毁灭变成李光耀天空的礼花。其实,不管怎样,左翼工团都是拥护李光耀上台的有功之人,李光耀一上台就指责自己曾担任法律顾问的左翼工团,骂自己曾为之担任法律辩护的罢工工人是“暴徒”,一杆子就把自己打到污水里去了。这种骂人的人,一定更象一个流氓,难怪有人说李光耀是“政治流氓”。

看一个人的真面目,最好是先看看他的过去。李光耀从来就是一个咄咄逼人、冷酷精明、刻薄寡恩的角色。蟒蛇脱壳变成龙,他的回忆录是占山为王,是以胜利者的逻辑来审判失败者,而真理从来就不是权力的代名词。

李光耀崇尚的是权利,而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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