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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加坡问题变成问题的新加坡——解密新加坡出走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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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河    2016-12-18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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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新加坡的独立,既没有像一些从殖民地解脱而取得独立的国家一样,在国家象征的广场举行盛大的庆典来欢庆国家的独立,也没有国家领导人在广场发表激励人心的演讲,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新加坡总理泪洒记者招待会的画面,让新加坡的独立日充满悲壮的色彩。

1965年8月9日上午10点正新加坡广播电台中断日常节目,出乎意料地插播了总理李光耀的“新加坡宣言”:“从1965年8月9日开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民主和独立的国家。”这一宣告震惊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民。

李光耀在当天下午一场历史性的记者招待会这么说:“即使在那个时刻,我还是不相信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但是当我和东姑单独会谈之后,……我才觉悟到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唯有他的想法才是解决之道,这就是我们必须离开马来西亚”。“每当想起我们签下这个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协议书的时候,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时刻”。“因为我的一生,你知道我在成年的整个时期都坚信合并和这两个地区的统一”。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独立日泪洒记者招待会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通过各种社会主体不断重复的叙述,这一经典画面成为新加坡的国家记忆的一部分,让人觉得在脱离马来西亚的问题上,新加坡扮演的是一个“受害人”的角色,“新加坡是被逐出马来西亚”、“新加坡是被迫独立的”,这样的历史叙述已经成为我们的民间记忆。

马来西亚原本就是为了解决“新加坡问题”而仓促拼凑的一场利益交换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的政治婚姻,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双方就磕磕碰碰争吵不已,最后落得只维持23个月便宣告破裂的下场。

新加坡是怎样从敲锣打鼓拥抱马来西亚,作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到寻找退出马来西亚之路?

马来西亚:套在颈项的信天翁

李光耀在自传中曾把他的政治同路人比喻为不祥的“信天翁”:“这些亲共分子就像是套在我们颈项的信天翁 (albatross around our necks,英谚,意为不祥之物或灾难—作者注),我们必须很小心地摆脱他们,如果我们表现投机,利用完后便抛弃他们,我们将会失去讲华语群众的支持,合 并就是与他们分手最好的课题” 。无独有偶,1996年吴庆瑞接受新加坡学者Melanie Chew访问时透露了一个据他形容是“国家机密”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为“信天翁文件” (Albatross File) 。这些文件有李光耀1965年初写给新加坡内阁部长的备忘录,内容是与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进行“宪制重组”谈判的一些个人意见和对策、李光耀委托吴庆瑞全权处理脱离马来西亚谈判的委托书,以及吴庆瑞与马来西亚副总理敦阿都拉查和内政部长敦依斯迈谈判的记录。在1980年的口述历史中,吴庆瑞强调“马来西亚就是套在我们颈项的信天翁”。从他们两人同样用“信天翁”来形容“亲共分子”和马来西亚,不难理解他们对这两者均有弃之则吉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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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吴庆瑞(左)与敦依斯迈(右)摄于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

随着“信天翁文件”的公开,一些学者在提到新加坡为什么脱离马来西亚的时候,开始提出“这是双方协商的结果”这种说法。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见解,参与当年谈判的当事人之一敦伊斯迈在回忆录中就这么述及新加坡的脱离:“不管一般上怎么认为,新加坡的脱离马来西亚(其实)是双方的协议”;另一位当事人吴庆瑞在1966年接受访问时,也是这样清楚地表明。本文想从另一个角度去追溯从什么时候开始新加坡有脱离马来西亚的意图、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李光耀怎样设法导致东姑主动提出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并同意在谈判桌上协议分家的原因。

李光耀当初积极推动马来西亚的成立有两大目的:其一就是消灭共产党的威胁,借此对付其政治对手,以改变行动党在政治上的劣势;其二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框架内与马来亚联合邦组成共同市场,并以马来亚联合邦作为新加坡工业生产的资源和销售的腹地,为新加坡经济寻找出路,他也是以这点作为合并的诉求,这两点我们可以从李光耀当年发表的电台广播12讲《为合并而斗争》中看出来。第一个目的,在执行“冷藏行动”大逮捕后基本已经实现,马来西亚成立五天后举行的大选,行动党的胜利进一步扭转了原先处于劣势的局面;第二个经济目的,在马来西亚成立前直到成立之后的几次谈判都未能达至协议。

早在1963年2月面对共同市场谈判的瓶颈,吴庆瑞为了打破僵局,寻求一些国外的专家给予协助,世界银行派了两位专家来新,其中一位就是法国人李奥纳德•里斯特 (Leonard Rist),他是世界银行主席罗伯特•麦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 的政治顾问。经过与新、马官员见面讨论后,李奥纳德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由联合邦政府掌控开放共同市场的进程。吴庆瑞对这方案并不满意,问道如果共同市场计划不能顺利进行那怎么办,李奥纳德回答:“假如是这样,那就不是共同市场的危机,而是整个马来西亚的概念陷于危机”,吴庆瑞如此形容“他的深刻及预言式的评语触动了我”。吴庆瑞似乎那时候起已经对于马来西亚的概念开始抱持怀疑的态度。

1963年8月7日李光耀下乡访问时在甘榜石叻作了一段颇耐人寻味的演讲:“你们知道,我举个实例让你们看看,一个几乎很少生存机会的小国如何以巨大的决心挣扎求存这么长的时间。以色列处于地中海一小块土地上,几百万犹太人团结在一起决定一起战斗,他们被企图有朝一日把以色列变成阿拉伯一部分的2亿阿拉伯人所包围,但是因为犹太人的决心,这块土地被分割出来,可以这么说我们处于相同的情况” 。这次演讲是在马来西亚成立前的一个月,李光耀发表这样的看法到底是心血来潮,还是心中另有打算?

新加坡自行宣布独立

1963年8月31日李光耀在政府大厦前广场宣布,原本属于联邦政府的外交和国防的权力,将由新加坡元首 (Yang di-Pertuan Negara) 暂时代管,直到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为止,这个举动激怒了东姑和英国,认为此举会危及马来西亚的成立,英国在回答东姑的疑虑的时候向他保证新加坡的宣布是没法律依据的,并认为这纯粹是讲给新加坡国内人民听的。

面对这突发的危机,力挺英国首相麦米兰 (Macmillan) 执行马来西亚计划的英联邦关系及殖民部大臣桑迪斯 (Sandys) 感到愤怒,在9月5日给麦米兰的电报中形容“李光耀利用马来西亚的延迟成立来达到个人野心,政治敲诈 (blackmail) 和擦边球 (brinkmanship) 是他常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担心李光耀会进一步宣布新加坡独立并公开煽动人民起来造反,“我们很难不逮捕他及暂时停止宪制”。

桑迪斯在电文中说:“最近几个星期,李威胁道假如马来亚政府不给他所要的,他将宣布大选并寻求人民投给他信任票”。鉴于新加坡立法议会已经解散,提名日订在9月12日,投票日必将在马来西亚日数天后举行,桑迪斯表示“虽然李光耀尚未宣布他的大选课题,不过他威胁说除非马来亚政府对几个有关马来西亚协议的要点给予满意的答复,他将在12日宣布独立并要求新加坡选民通过选票给予认可”。

这次新加坡的闹独立,在英国居中大力斡旋和施压下,9月11日桑迪斯、拉查、伊斯迈尔和吴庆瑞签署了一份马来西亚协议的补充条款,这场风波暂告平息,李光耀获得小胜,同时也让他知道英国人的底线在哪里:英国人绝不会让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而独立。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顺利成立,但是,这并不表明马来西亚从此风平浪静,正如桑迪斯在电文中所预言的:“即使他得到他所要的全部,我也不认为事情已经了结,他将想出新的要求。考虑到这点,必须明智的认识到我们将会面对麻烦并做好最坏的准备”。

1963年9月21日的大选对李光耀和行动党来说是一场重要的战役,这是行动党与左派分裂后第一次选战,虽然年初的“冷藏行动”扣留了大部分社阵领导人和左派工运领袖,重创了左派的势力,不过行动党还是不敢大意,为了进一步削弱社阵的声势,新加坡警方在提名日当天传召许多潜在的社阵候选人问话,致使他们错过提名的时间而不能参与这次的大选。

其实,行动党早已精心策划这场大选,在大选的前10个月里,李光耀马不停蹄的走访各个选区作下乡访问,以及这段时间不断地以各种课题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冲突,塑造他的新加坡华人利益保护者的形象,赢得不少原本被他视为“沙文主义”的“讲华语群众”的支持。正如薛尔克 (Lord Selkirk) 在致桑迪斯一份“分析李光耀的目的和策略”的电文这么说:“他(李光耀)相信利用独立的口号和尖刻的语言来批评马来人(应该是马来亚政府——作者注)和我们(指英国),指责我们企图破坏他(李光耀)好不容易赢得的在新加坡华人中有利的地位,认为这么做一定会让他赢得这次大选,他(的判断)可能是对的”。

这次大选正如李光耀预料的那样行动党取得大胜,在51席中赢得37席,社阵只得13席,还有1席为王永元取得。不过,得到马来西亚执政党联盟支持的新加坡人民联盟遭到彻底的失败,特别是联盟成员党新加坡巫统 (SUMNO) 在三个马来选民占多数的选区落败,更是许多人预料不及的,这让东姑和巫统 (UMNO) 感到惊讶。

一国两总理,内外两个“对抗”

行动党的胜利换来5个月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相对来说较平和的休兵期,不过新加坡行动党政府与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矛盾始终没转弱,更麻烦的是随着行动党在大选中的大胜,在马来西亚内部形成一个行动党的第二政治权力中心,挑战联盟的权力中心,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李光耀始终不愿意如其他州的首长一样,改职称为首席部长 (Chief Minister),而仍旧称为总理 (Prime Minister),这点让东姑很恼火,多次要求李光耀更改,以免不明就里的外国媒体错误地以为马来西亚有两个总理,一个国家拥有两个总理就像天空有两个太阳运转一样不可思议。

在马来西亚成立前,新马的冲突主要是在经济课题上,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从经济课题不断延烧到政治、种族等敏感的领域,让东姑在事后多年感叹道:“马来西亚面对两个‘对抗’ (konfrontasi),一个是外部的印度尼西亚的‘对抗’;一个是李光耀在内部的‘对抗’”。

行动党进军马来西亚政治

1964年3月1日新加坡副总理兼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在为淡米尔报章淡米尔马拉报 (Tamil Malar) 主持首发式的时候脱稿宣布:“我们将派非常少的候选人参与大选(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在马来西亚的成立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党,行动党必须自许为全国性的政党”,并强调“行动党没意愿挑战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或巫统”。

行动党的宣布参与马来西亚的大选,被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视为一种背叛的行为,因为李光耀曾向东姑信誓旦旦地承诺不参与马来西亚的政治活动。行动党的解释是在1963年9月的新加坡大选,东姑在大选期间为新加坡联盟站台助选,已经破坏了“君子协议”在先,而参与马来西亚的大选的决定是行动党中央在2月间的决定,由于李光耀当时正率领“马来西亚亲善访问团”出访非洲,李光耀并没有参与讨论这次的决定,所以行动党和李光耀在道义上并没有过失。

行动党显然是因为在新加坡1963年的大选胜利,并且一举拿下了三个新加坡巫统的选区而踌躇满志,并为了打破政治僵局而进军马来西亚政治,建立势力以迫使联盟政府选择行动党取代马华公会 (MCA) 作为中央政府的伙伴。李光耀在槟城的竞选群众大会上就这样宣示:“如果马华(公会)不能得到城市选民的支持,摆在巫统面前的选择就是维持一个失去城市选民支持的政府或是寻求和能取得城市选民信任的政党合作”,并说“这与东姑喜不喜欢我或我喜不喜欢东姑毫无关系,这是基本的政治(判断)”,这个演讲充分表达了行动党欲取马华而代之的企图心。

不过,新加坡行动党的希望未能实现,4月25日大选结果,东姑领导的联盟在全国104个选区中获得89席,其中马华公会得到29席,比上一届的大选多得9席,行动党只在孟沙区由蒂凡那 (Devan Nair) 以微差中选,其他8位候选人遭遇惨败。

行动党这次介入马来西亚政治可说是一个错误的政治判断,要取代马华的目的没达到,还消耗了和巫统仅存的一点互信,虽然行动党口口声声声明只是挑战马华,而不针对巫统,但是,行动党在竞选期间提出“更公平的机会”、“更公正平等的社会”以及“巫统领袖必须调整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以回应城市人民的期 待”等等,被巫统领袖视为反对马来人的特权地位。行动党虽然自许为多元种族的政党,不过它的党员结构九成以上是华人,很自然地被视为华基政党。李光耀在竞选期间用“城市人民”“乡村人民”等政治语言,很容易被代入指华人和马来人,行动党特别是李光耀在巫统眼中已经从政治对手变成种族上的敌人。

面对马来西亚大选的惨败,虽然行动党一些领袖比如杜进才、拉惹勒南 (Rajaratnam)、易润堂等还是不大愿意放弃所谓的“马来亚意识”,不过吴庆瑞已开始对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的未来感到怀疑。

从言语交锋到激发种族冲突

1964年7月21日新加坡突然爆发华巫之间的种族冲突,夺走了23条生命和导致454人受伤,这场冲突破坏了新加坡原本各种族和平相处的环境,也直接威胁到行动党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新加坡政府把矛头指向巫统党内的极端分子(李光耀用‘ultras’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特别是巫统全国总秘书赛嘉花•阿峇 (Syed Ja’afar Albar),以及巫统控制的《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 的煽风点火,并且认为这是“因为行动党参与马来西亚大选而教训行动党”的举措。巫统党内的“极端分子”和《马来前锋报》反而说是行动党特别是李光耀“羞辱马来人和企图分化马来人”的结果。紧接着在9月2日新加坡再次发生种族冲突,这次冲突造成13人丧生,106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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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新加坡种族骚乱期间暴动镇压队在芽笼一带守卫。

有鉴于两次种族冲突造成局势的恶化,东姑向李光耀提出组织松懈联邦的建议,就是新加坡交回15席在大马国会的议席,以及不能插足马来亚和沙巴、沙捞越的政治以换取财政和内政上更大的自主权,不过,这个建议因双方未能达至谅解而告吹。

1964年9月25日李光耀、吴庆瑞、林金山和东姑、拉查和陈修信在吉隆坡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休战”两年,在这两年内“双方不许谈及有关马来西亚各个族群地位的敏感课题”,“以马来西亚为先,政党分歧必须挪后处理”。

退出马来西亚的“谣言”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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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在新加坡福建会馆欢迎宴会上致词时指出,“新加坡无法如其所愿地退出马来西亚。”

1964年10月18日,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在新加坡福建会馆的晚宴发言:“新加坡无法如其所愿地退出马来西亚”,“在宪法上并没有允许各州退出的条款”,“宪法当然可以修改以批准退出,不过这必须在两院取得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通过”。

陈修信的发言是因为这段时期有关新加坡即将退出马来西亚的“谣言”喧嚣尘上,不过假如深入观察双方对此的反应可以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当事方的新加坡反而处处强调马来西亚对新加坡的重要性。1964年10月30日李光耀在蒙巴登联络所的联欢宴会上说:“我们要生存,就必须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不过大可玩味的是李光耀在这么宣示之前又说:“最近苏卡诺派人向他试探,如果我们退出马来西亚,他们就和我们恢复贸易关系”。

新加坡要退出马来西亚的“谣言”并不是空穴来风,从《李光耀回忆录》中,我们可看到李光耀在这段时间开始思考退出马来西亚的蛛丝马迹。他说1964年9月20日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来见他,对他说你与英国的工党关系很好,你可以请他们帮忙我们脱离这个困境,让我们自己过日子。随后李光耀又说:“10月17日当我听到BBC电台广播工党已经在大选中取得胜利,威尔逊 (Harold Wilson) 将成为总理,我感到释然,因为工党政府将会站在我这边,不过在同一天听到陈修信说新加坡不能退出马来西亚,因为宪法不允许,我的乐观马上蒙上乌云”。从这段叙述可以知道,李光耀前面的宣示只不过是不要打草惊蛇而特意这么说的,他已经做了退出马来西亚的打算。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从言语的“冷战”变成“热战”

“休战”协定言犹在耳,不幸地战火重新点燃。1964年11月底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在国会提出新财政预算案,在提交辩论时建议把新加坡政府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收从40%提高到60%,以弥补因为印尼对抗而增加的财政赤字,并说“这是一次检验行动党是否有诚意成为全面融入马来西亚的一员”,同时宣布中央政府决定关闭在新加坡的中国银行。此举肯定影响新加坡商家与中国的贸易,李光耀视之为恐吓行为,反击称“我们不会被吓倒的”。

行动党和巫统的语言交锋的“冷战”到1965年逐渐变成“热战”,双方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这样的发展,看来是李光耀对于马来西亚已经不存幻想,希望进一步给东姑施加压力,主动提出“分家”的主张。从上面提到的“信天翁文件”中一份大约写于1965年1月的备忘录,李光耀这么说:“当东姑在去年12月首次告诉吴庆瑞他想要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离出去,这让我们很高兴,第一表明他们终于认识到并入马来西亚和永存的马来种族主义特权并不适于我们,第二这让我们得到解脱,免于陷入语言和其他种族纠纷的麻烦,我们必须从新做出安排,从已经在马来亚形成的种族纷争中脱离”。这份文件的日期正好和“热战”形成的时间吻合,不过文件中提到的“分家”主张,并不是让新加坡完全独立,而是让新加坡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只保留新加坡国防和外交的权利,这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有点类似。李光耀显然不同意这样的安排,因为国防军费开销由新加坡负担,他认为这么一来,新加坡岂不是变成马来西亚的次殖民地。

新加坡在签署马来西亚协议以及加入马来西亚的时候,行动党应该是认同马来人在马来西亚的统治地位的,这是马来西亚政治的现实。不过,从1965年3月开始,李光耀开始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作为口号,被认为是公开挑战马来人的统治地位和特权,这无疑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也在同个时候,杜进才开始筹备组织马来西亚反对党联盟,作为对抗联盟的压力集团。1965年6月6日这个以行动党为首的政治联盟—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 (Malaysian Solidarity Convention) 在新加坡国家剧场举行成立大会,由人民行动党、马来亚的民主联合党、人民进步党、沙捞越的人民联合党以及沙巴的马华达党组成。虽然大会表示不反对马来语作为国语以及宪法上规定的马来人与土著的特权,不过,这个组织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作为斗争口号,以及反对“种族主义”的主张,只能吸引非马来人,而被马来人视为反对马来人特权和马来统治地位的工具,充其量只不过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扩大版。

1965年5月27日李光耀在马来西亚下议院的“修改感谢元首御词动议”的发言,被东姑形容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李光耀和赛嘉花在辩论中激烈交锋,触及许多敏感课题,他的整个发言被巫统视为“没教养”(kurang ajar) 和对元首不敬。也由于这个发言让东姑痛定思痛作出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决定,不然他必须逮捕李光耀,接管新加坡政府或者面对种族冲突流血的场面。当然,让东姑作出这样的决定还有其他原因,因为对李光耀不满的情绪已经蔓延到巫统基层,如果东姑不采取断然的行动,将会动摇他的领导地位。

另一方面,李光耀在1965年5月30日在例打联络所的演讲,在谈到“另外的安排”时这么说:“假如他们要阻止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他们必须用非宪制的方式去阻止”,“那么那些想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各州就会走在一起,我可以马上想到这三个州:沙捞越、沙巴、新加坡。我再可以想到槟城和马六甲。我更相信柔佛苏丹(也会这么做)”。我想这才是东姑最为担心的,为了避免出现这个结果,他最终作了让新加坡脱离的决定。

和平协商脱离马来西亚

1965年7月当吴庆瑞从德国疗养康复回国,马来西亚副总理敦拉查在吉隆坡召见吴庆瑞,提及近期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敦拉查说:“我们不能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不等拉查问他是否有任何解决办法,吴庆瑞迫不及待地回答:“我们离开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你们将免于这全部的烦恼,我们也会从你们给予的烦恼中解脱”。

第二次见面是在1965年7月22日,吴庆瑞单独和敦拉查以及伊斯迈尔会谈。吴说:“只有我、李光耀、林金山和巴克 (Barker) 才能知悉目前的讨论”,并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这是避免以后发生流血唯一办法,假如要办成速度一定要快,而且要保密,不要让英国人知道”。拉查则说首先必须确认李光耀同意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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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会面吴庆瑞带了李光耀志期7月26日的委托信,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信天翁文件”的其中之一,以证明李光耀同意脱离马来西亚的提议。敦拉查告诉吴庆瑞这个课题将交给东姑决定,等他批准之后再进一步洽谈。

第四次会谈在8月3日,敦拉查说东姑同意这个计划,但是附有两个条件:其一是新加坡必须和马来西亚签订防务条约,并须负担新马的防务军费;其二是新加坡不能和其他国家签订违反这个防务条约的协定,但不阻止新加坡与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1965年8月3日第四次会谈结束时,吴庆瑞已经得到新加坡可以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的确定,事后他用一个下棋术语“一个胜局”来形容这个结果,喜悦之情充分表露。紧接着在8月6日双方内阁主要成员签署了分家协议。

1965年8月9日东姑在马来西亚国会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并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理,而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李光耀成为独立的新加坡的总理”。

马来西亚:一个失败的作品

马来西亚既不是一个以独立作为诉求的反殖运动所催生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以明显国族认同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它只不过是一个人为安排的马来亚联合邦的扩大版。

对英国来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它是在冷战思维下,英国想在远东的殖民地华丽退场的安排,但是终究事与愿违。马来西亚在倡议时就面对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的挑战,最后还导致印尼三年的对抗,致使英国不得不延长远东地区的驻军和增加军费的开支。原本在倡议计划中的文莱在最后一分钟选择不加入,成立之后不到两年,新加坡又闹退出,诸多事情始终是英国预料不及的。

从新加坡角度来看,李光耀不愧是政坛的高手,在马来西亚倡议之初,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 1954年提出的“多米诺骨牌论” (domino theory) 正走俏东南亚市场,在这种氛围下他善打冷战牌取得英国和东姑的支持;在寻求出走的阶段他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触动中央政府种族政治的敏感神经,并不断冲击中央宪制的底线,让东姑不得不主动提出分家,行动党成了最大的赢家,先是解决了强大的政治对手,扭转不利的局面;最后经过迂回曲折,摆脱马来西亚,取得新加坡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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