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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有步骤绞杀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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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2-26

李光耀独尊英文,是其被殖民化的思想观念和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文化观念根源,是由其对华校生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偏见决定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偏见,李光耀无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族教育,他无法理解作为民族传统的继承者的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李光耀从祖上一家大小都接受英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靠着英文英语吃饭,整个家庭没有中华人文修养,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日本人来了,“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恨不得英国人快点回来”。民族自尊已被奴化教育驯化得荡然无存,这就难怪李光耀对民族教育天生就感到厌恶。“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推行英文之上政策

李光耀说:“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们迟至1978年才这么做。”“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存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李光耀说的与事实不符。

李光耀把华校中学生为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强制的国民服役运动说成是“华校中学生暴乱”,意思很明确:敌视华校生。搞笑的是,当时李光耀却是“华校中学生暴乱”的辩护律师!

2008年8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刊登周文龙的《英语剧场的华语式悲情?——从新加坡戏剧节谈起》)一文指出:

“或许可以考虑60年代林清祥(著名左派运动领袖)所提倡的‘以马来语为工作语’的想法。”

马来西亚诗人Usman Awang说:“林清祥对马来人和马来社会的贡献却很大,而且很重要。林清祥和他那些在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同道,通过一条议决案,使马来语成为共同语、国语和媒介语。”(《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历史长空的一颗明星》)

从林清祥提出马来语为共同语和国语后,各民族都欣然接受,新加坡人民掀起了学习马来语文的热潮,当时的公务员也被强制学习马来语文,并须考试及格。“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只是瞎子拉琴瞎扯。

现在看来,宪法规定马来语文为国语,只是刘备摔阿斗,安抚马来民族而已。可怜的马来语文,目前沦落到唱国歌的时候才能听到“Majulah”和在军队中听到马来口令,华语、淡米尔语都靠边站,“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信誓旦旦的承诺只能随风四处飘,对着月亮攀谈说空话。

在民族教育问题上,“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李光耀还真会编造,当时李光耀不是和共产党,和林清祥领导的左翼力量,和华校生共同进行“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吗?不是在团结三大民族吗?不是想取得反殖斗争的胜利吗?

“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其实李光耀的内心是反对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的。他说:“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

李光耀的谬论是“对我们的子女来说,要兼通英语和母语(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是吃力的事。这三种母语跟英语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只通晓自己的母语,新加坡就无法生存。”

如果这些说法成立,那么,移民到马来群岛来,并不是学习英语,而应该是学习马来语。世界上哪有“只通晓自己的母语”“就无法生存”的道理?看看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不是生存的有滋有味吗?李光耀为了推销自己的一套,常常会颠三倒四,自己姓什么也忘记了。

李光耀的逻辑思维是混乱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政府任由人民选择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一代”,“马来人有马来小学,印度人有自己办的泰米尔和其他印度语种学校或课程,华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出钱兴办华校。各族学生在校学的是本族的语文,因此对母语有深厚的感情”,而在李光耀统治下,“如果使用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的话,根本无法谋生。”这是什么逻辑?在民族教育消失之前,各族民众难道“根本无法谋生”?

在强调英语至上后,李光耀居然不说鬼话说人话了,“如果失去南大精神,就会很麻烦”,“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当年就不会关闭华校”,转瞬间又说因为当时的华文大学流失优秀生,只能招收次等生,毕业后觅职困难,因此“后悔没有早点关闭南大”。笑死人不偿命,一时韭菜一时葱,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本来幽默的人不太坏,向来一脸严肃威严没有幽默感的李光耀还真会搞笑,绞杀南大的刽子手,竟然会说出“如果失去南大精神,就会很麻烦”!让人们到哪里去找北?真是衙门长草——荒唐!

要知道,任何政策都有它的具体要求与措施。方向对了,不见得要求、措施就一定正确。如果要求、措施不对,必将影响决策。而措施的正确与否,只能看效果,只能靠实践来检验。什么是文明?就是人类对自己的文化有了系统的价值判断。新加坡年轻人的英语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这提高却是以母语水平严重下降作为代价,伴随而来的是崇洋媚外思想越来越重,对自己的文化毫无所知,变成了香蕉人,英语变成了外国人听不懂的新式英语,华语只能夹杂英语表情达意,两边不到岸,丢失了“精华”,造就了几个“精英”而已。

更为要命的是,高中毕业后,国民服役两年,部分人上大学三到四年,踏入社会就业,用的全是英语英文。六年左右的时间,完全没有接触使用华语华文,仅靠小六水平的基础,还能保存多少?不难发现,年轻一代已退化到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北京猿人”时代,成为只有简单的语言,没有文字的“新加坡现代人”。

就如《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举得例子:“我的三个孩子现在工作上全用英文,老三显扬在国内的工作上完全没有用华文。他去中国公干,我问他用什么语言。他说,谈公事一定用英语,中间有翻译员。其他时间用华语交谈,并没有问题。他们从小学习华文,华文永远留在他们脑海里。”“我现在会看《联合早报》《亚洲周刊》等,但是要讲、要听就不容易了。中央电视台说得太快,我跟不上。它的字幕也很快,我没有办法叫它慢下来。”一个是从小接受华文教育,到“中国公干”,还要“翻译员”,一个是学了半辈子的华文,“中央电视台说得太快,我跟不上”。这就是李光耀对民族教育阉割的结果,却还自豪地将双语政策称为“建国基石之一”。而这两个显贵,是被认为智商很高的“精英”,那些普罗大众的莘莘学子呢?水平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怡和世纪》2016年6月–9月号总第29期,周维介《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一文,说出了人们的心酸:“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初中”是“小四水平”,以此推算,高中也就是小六水平了,怎不让人怀念《中华文选》的余韵?怎不让人“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李煜《子夜歌》)

前新加被政府常任秘书严崇涛说得好:“新加被虽然重视英文教育,却只学习了英语而没有接受英国文学的熏陶,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并没有足够的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

所以,李光耀很强调把英语设定为第一语言对维持新加坡多元民族国家的团结,以及确保国民能跟世界接轨的重要性的谎话是明显的。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马来亚各族人民就接受马来语为共同语,马来文为国文。跟世界接轨也未必就要用英语英文。欧洲国家除了英国人用英语英文之外,其他的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用的都是自己的母语,何曾脱离世界?日本更是坚持用母语,还不是一样发达现代化?

李光耀是很会推销“英文至上”的,“当年要是我只以华语或马来语发表演说,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邦迪就不可能阅读这些演说的内容,也就不可能安排我在1967年10月同约翰逊总统会面。”在推崇华语华文之际,也不忘提醒英语的重要性,没有英语,就不能“同约翰逊总统会面”了。

李光耀把斯里兰卡的贫困动乱说成是“官方语言从英语转为僧伽罗语使泰米尔人吃亏。”还做了一个别扭比喻“我问过康提大学的校长,三个接受三种不同语文源流教育的工程师要怎么合作建造一座桥梁。”

在李光耀的意识里,英文是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关键,这也是他执意要牺牲民族教育,推行英文至上的原因之一了。即连中国也必须如此。2010年5月2日李光耀应邀在泛太平洋律师协会第20次年会上说:“如果上海要成为当今世界的中心,并吸引所有的银行、律师和会计师去支持它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它就必须拥有能讲英语的大量人口。单是有几名律师和会计师是不够的,它必须创造整个环境,大概要达到一、两百万人能讲流利英语的规模,才能够与其他使用英语的金融中心融为一体。”

金融中心是伴随经济中心的发展而形成,是经济中心的最高形态。金融中心要依托广阔的经济腹地,形成发达的资金市场网络。金融中心要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流通环境。这是形成金融中心的三大要素,哪是一定要“讲流利英语的规模”才能成为“世界的中心”?

李光耀对比华英校优劣

对于各民族语文问题,特别是华文教育,李光耀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显得特别别扭。“我在1946年到英国念书,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后深有感触,那些拥有华文之文化根底的华人,给我留下了好印象,而那些来自西印度洋地区的华人则完全被本土化,不会说华语,行为举止不像华人,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要学好华文,决意一定要保留华族文化。”“当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许多家长把孩子从华校转送到英校,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新加坡要生存,必须实行多元种族的政策,语言、宗教及教育一律平等。”(《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不知要怎么形容李光耀,既然知道“把孩子从华校转送到英校,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怎么后来索性关掉所有的华校?

对民族教育,李光耀说了好多过年的话,先扬后抑,明知其道却反向行之,明里是老虎挂佛珠,暗里却是一把刀。

“早在50年代初期,当我发现新加坡的受华文教育者与受英文教育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时,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尊崇华族价值观的民族,比较守纪讲礼,也更能敬老尊贤,社会自然就更有秩序。这些价值观一旦为学校实行的英文教育所淡化,结果是学生的活力、纪律都散漫得多,行为也比较随便。更糟的是,受英文教育者因为所讲的不是自己地道的语言,一般都缺乏自信。共产党领导的华校中学生同我领导的政府之间的激烈对抗,确确实实反映了在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体系里,文化和理念上的实质分歧。”

李光耀能够看到华校教育能使学生知道一个人怎么样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地活着,却不让华校存在,这种变态选择,是和尚拆庙的阴暗心理?

“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我在50年代为华文中学的学生领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时,为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服。与此相反,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我看在眼里感到失望。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惟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李光耀所描述的华校生,是道德星空里闪烁的星星,体现了华校教育的成功,反衬了英校教育的失败。对比之下,英校生在华校生发出的光华下显得更加渺小。但是,华校优良传统的支柱,被李光耀独尊英文,罢黜民族教育的政策风化掉了。而李光耀却还假惺惺地说:“我却开始担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华校的一些可贵的东西。我希望能保留华校的优点:秉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向学生灌输纪律观念、自信心、道德和社会价值观。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德传给新的双语学校的学生,否则最终会导致学生丧失自己的文化。”

李光耀推行英文教育的结果,使学生成为社会的客体,人若浮萍,生死与人无关,人如机器,在完成规定劳动,可以养活自己之后,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都消失殆尽。所以“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不知祖宗来自何处,除了上帝之外,就不知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华校教育则完全不同,“秉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向学生灌输纪律观念、自信心、道德和社会价值观。”其中心思想就是人乃社会的主体,有改造社会的能量,表现的是积极的人生观,充满了活力,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

这一捧一贬的对比,华校是这么的优秀,英校是这么不堪;南洋大学在1980年被关闭,相距21年后的2001年9月出版的李光耀《经济腾飞路》回忆录还说“我们也有本区域最优秀的华校。这一带的华族成功人士把子女送到这里接受教育,之后再升上当时仍以华文教学的南洋大学。”为什么李光耀采用“逆淘汰”的法则,舍优取劣?劣币驱逐良币?难道李光耀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的故事:“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

李光耀是很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遗传学的。他说:“1983年8月14日晚上,我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我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这就是李光耀著名的龙生龙凤生凤的“优生学”“婚嫁大辩论”说。的确,精英跟精英生孩子,一步一步优化基因,就能生出“最杰出的奖学金得主”。那么,消灭了华校,李光耀信奉的“资质来自遗传”的华校的优良传统没了,华校生的优秀基因就没了,何来“优生”?英校生消极人生观的基因一代代繁衍下去,“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新加坡年轻一代都像英校生一样犹如抽了鸦片“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个人修养显得这么苍白,怎么办?不仿效林则徐来一次虎门硝烟,新加坡就很难生产出更高级的,足以超越西方的文化,如果没有更高级的文化,新加坡人在精神力量上就会一直自惭形秽,让民众沦为物质欲望的西方文化的奴隶,很难摆脱西方文化的枷锁,甚至连质疑都不敢,遑论会去深刻反思了。

“诚如我在1979年给接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写信时指出:‘它们教的是人生观,给学生灌输自强不息的信念和责任感,它们的教师比多数英文媒介教师有更大的热忱和干劲。’年轻一代的教师都是以华文为第二语文的英校生,本身受传统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的程度已不如前人。”

“无论是过去或现在,这些学校的校风,是纪律和礼仪等比较散漫的英校远远比不上的。今天,大部分特选中学,包括一度受共产分子控制的华侨中学,是顶尖名校,既拥有现代化的设备,也有骄人的历史和传统。”

“只懂英语的后果则是倒退,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失去那份内心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我们明确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无论如何,我们也绝对没办法说服国人舍弃母语。”

明察秋毫的李光耀,明明知道华英校的优劣,为何要置华校于死地?“共产党领导的华校中学生”这么优秀,没有共产党领导的英校生却这么“更糟”,不就说明共产党的优秀吗?在李光耀心目中的“恐怖分子”、“暴徒”的共产党怎么可能领导出优秀品德的华校中学生?这个逻辑只要过过脑子,就知道是讲不通的,正如孔子说的:“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向民族教育举起了屠刀

真是好话一句三冬暖,对民族教育赞誉有加,为何又磨刀霍霍举起屠刀,无情地砍向民族教育?砍向民族教育的屠刀历历在目:

1959年10月12日首次派军警进入云南园;为了抗议行动党政权把华校改制成英校,1961年华校中学生抵制中四会考;1962年5月21日“中四罢考调查委员会”正式开庭,华校中学生总罢课一天反对调查委员会染上政治色彩,要求公正客观的调查。

1963年2月2日第2次侵犯南大校园;9月26日凌晨二时,第三度派军警进入南大,逮捕5名在籍学生,数百名武装警察一面施放催泪弹,一边冲锋,逢人就打,两名受伤遭逮捕的学生在暴动罪名下被控上法庭,同时收回《大学论坛》等6种校内刊物的出版准证;“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接管学校,奉命开除上百名在籍学生,学生进行和平请愿和绝食抗议;1964年6月27日数千军警包围南大校园,逮捕41名学生;7月18日开除南大生101名,职工75名;1964年6月,南大理事会正式与新加坡政府签订协议,南大主权自此断送。同月27日,联邦警察后备队进驻云南园逮捕共54名学生,学生会也同时遭到封禁的命运;“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接管行政工作,并奉命开除上百名在籍学生。

1963年9月新加坡大选时,陈六使以南洋大学主席的身份,公开呼吁华社支持所有参选的南大毕业生,当中包括人民行动党与社会主义阵线的候选人,李光耀大怒,“在我们的名单里,陈六使名列榜首。他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名誉会长,也是南洋大学的创办人。我心里早就盘算着,一旦政府具备政治实力,将会找他算帐。”(《李光耀回忆录‧山雨欲来风满楼》,台北世界书局,1999年2月版,578页)

果然,李光耀赢得大选,有了“政治实力”,陈六使的公民权就被李光耀褫夺了。反讽的是,在殖民统治时期,陈六使极力向英国殖民政府争取华裔的公民权,自己的公民权反倒被新加坡政府褫夺了。

1965年1月,临委会聘请王赓武等7名学者组成一个课程审查委员会,以配合改制的需要。9月11日,王赓武报告书公布,正式建议南大建立新学制。这份报告书和以往的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同出一辙,不顾南大创办动机、时代背景和宗旨,大力推祟英文至上。16日的《星洲日报》社论指出:“南大课程的调整前提,变成首先在于如何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通观该委员的报告书,所建议的南大课程调整办法,主要精神似乎在于把南大改组为一个事实上的英文大学。”

南大十个学生团体因此呈备忘录揭露和批驳王赓武报告书,10月27日在李光耀政府指示下开除85名学生。28日南大学生召开大会,决定全校同学罢课抗议;29日,千多名南大生在大坡游行抗议,翌日傍晚,镇暴队开进云南园。

11月22日凌晨四时,行动党政府又派遣20多辆红车,数百名镇暴队和便衣警探,占领图书馆和文、理、商三院。镇暴队进内抓人,冲进图书馆,使用藤条鞭打在阅览室温习功课的学生,连正在用早餐的学也遭受痛打。(资料引自《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李光耀说“在我把参与两次示威活动的马来西亚籍学生领袖递解出境后,学生的骚乱便逐渐平息。”

江南春编的《被迫害南大生群英录》(刊于2016年9月9日南大站),清楚列明从1958年9月5日到1966年11月中旬被逮捕、监禁、驱逐和开除的学生名单。除了1958年的殖民地时期之外,都是李光耀政府摧残民族教育的铁证。

在镇压华校学生后,李光耀开始针对华文报业。“接近1970年底,华文大报《南洋商报》转向疯狂亲共和亲华族语言与文化的立场。它谴责政府试图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把我描绘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的政府里的压迫者。我们不得不逮捕该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和高级社论委员李星可,因为他们宣扬共产主义,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题挑起民众的沙文主义情绪。”

共产主义的主张是“世界大同”,提倡国际主义,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一切差异,怎能是“因为他们宣扬共产主义,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题挑起民众的沙文主义情绪”呢?天天喊着“反共”的李光耀,却对共产主义这样无知,岂不是笑话?

李光耀消灭了民族教育、对付华文报业还不够,必须再从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起着重要作用的方言下手,以便彻底铲除中华文化的跟。但要消灭方言,有必须再“创造”出理由来说服民众,于是给华族社会提供一笔合乎情理的安葬费“讲华语运动”出场了。

“南大在1978年迁入新大校园进行联合教学之后,我认为鼓励华族人民放弃方言,改说华语的时机成熟了。我相信学生若能免除在家中用方言沟通的负担,他们在学校里将会更易于掌握英语和华语。在家中讲华语对学生在学校学习华语将有所帮助。于是,我发起‘推广华语运动’,每年为期一个月。”

“华族方言和华语不同,它对人们学习和使用华语造成干扰。”

2014年11月15日新加坡文献馆《李光耀为何要消灭华人方言?》一文清楚地论说了李光耀“鼓励华族人民放弃方言”的真正用意:

“1972年2月出炉的《吴庆瑞报告书》是去华人方言的理据根源,报告书把教育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华人方言的使用,成为李光耀政治清算的目标……吴庆瑞报告书主要还是执行李光耀信奉的天才论。因此,刻意布局提出华人方言有罪论,把教育失败和华人方言挂钩,应该是别有用心。1979年的教育改革还包括9所特选中学取代原有华校教育的计划;这是消灭华校政策的落实。当然,重头戏还是李光耀推行了讲华语运动。

“台面上,讲华语运动塑造了李光耀积极推动华人语言的良好形象。然而,背地里,心怀不轨的李光耀,却是在未雨绸缪,为的是预先舒缓即将关闭南洋大学对华社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这是为了做足危机管控的准备功夫。形象的来说,李光耀是试图以提倡讲华语的正能量,来对冲结束华文教育和关闭南洋大学的负能量。

“更重要的是,李光耀是要通过讲华语运动的正面形象,去蒙蔽华社,隐瞒自己要消灭华人方言的巨大阴谋。……讲华语运动的全面成功,就是等同华人方言的全面死亡。

“李光耀知道单单消灭华校和关闭南洋大学是不足够的,……李光耀也就意识到瓦解华人社会基础性组织架构的必要性。换言之,要彻底铲除整体华人社会团体的总政治动员能力,是有必要连华人的基层组织也一并摧毁。多讲华语少讲方言,就是一个温水煮熟青蛙的伎俩,让方言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死去。

“消灭了华人方言,就可以进一步把依附方言生存的华人草根组织,比如,地方性宗乡会馆,方言行业公会,方言同业工会,姓氏组织,等等联系基层华人人脉的社会网络架构,连根拔起。

“由于新加坡华人主要是早年中国南方移民的后裔,所以新加坡华人的乡土意识,主是透过方言和地方习俗而得到延伸,造成了新加坡华人对中国地方人文在民族意识上的藕断丝连。对李光耀而言,这一种残存的中华民族意识,依旧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威胁。所以说,提倡讲华语可以先行弱化遗留的地方乡土亲情,之后,消灭了方言就可以把新加坡华人和中国南方地区的乡土情怀彻底终结。

“显而易见,李光耀去华人方言的真正政治目的,是要塑造一个文化上被孤立的新加坡华人。华人沦为文化上的孤魂野鬼,满足了李光耀惩罚华人社会的报复心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昌伟说:“政府在决定是否使用方言的时候,是以这样做是否有利于政府向年长国民传达信息为权衡标准的。……他们是否能在媒体上接触自己的语言,却是视政府的行政需要而定的。这其实是新加坡政府一贯对待文化和语言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新加坡人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是可以,也必须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的,而且也只有政府有权决定怎么做。……政府的思维很简单,我是否需要用你熟悉的方式跟你说话,是我的特权,是视我的需要,而不是你的需要而定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政府于是成为所有语言文化的命运的最后仲裁者……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怡和世纪》第30期《你的语言我的特权——新加坡政府对待方言的态度》)

关闭南洋大学

在李光耀的潜意识里,李光耀把受华文教育者,看成是“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再不然就是华文沙文主义者”。李光耀认为这对行动党政权是极大的危害,用感性驱逐理性,因此处心积虑要铲除中华文化的根。“平等对待各语文学校”只是一句空话。

李光耀常常在说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1968年,马来西亚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说,共产党人在华文独立中学里搞颠覆活动,更是闹得人心惶惶,担心独中迟早面对关闭的命运。”这正是李光耀自己对新加坡华校生的指控。

李光耀认为,“保留南大已经没有意义,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新马各界华人热心筹款成立的南洋大学,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了。”南大“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我召集四个商会的全体委员,在电视摄像机前毫不含糊地告诉华族代表们,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他们争取提升华文地位的种种努力,至此终告结束。”

李光耀关闭南大,实质是延续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衣钵。林有福殖民政府时期完成白里斯葛的报告书是“英国人站在反华人政治的立场,强烈反对华社创办南洋大学,所以处心积虑的计划要如何的打击南洋大学的创办与运作。英国殖民部编号CO 1022/346档案揭露了四点策略,其中的一个策略是:在处理南洋大学的政策技巧上,要从学术水准这一节骨眼来制造课题。换言之,政府的政策是要以学术水准来刁难南洋大学。”

“魏雅聆报告书的中心思想,是以英化马来亚大学为蓝本来全盘改革南洋大学,为的是要摧毁南洋大学作为新加坡与马来亚的最高华文教育学府。而其最终的政治目的则是要遵循殖民政府的国民学校政策:彻底消灭被视为反动的华文教育。魏雅聆报告书通过建议改组南详大学理事会,以及修正南洋大学法令为手段,给于政府对大学的更多干预权力。”

“1980年李光耀在回复陈共存校董的公函中就指出:南洋大学学位是一张贬值的文凭。”(2007年8月16日新加坡文献馆《王赓武报告书的时代背景》)

李光耀是深知摧毁南洋大学要受到华社强烈谴责的。他必须“创造”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挑出几个南大毕业的官员背黑锅。

“人民协会的汇报使我决定采取行动。汇报显示,南大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

“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每年有好几百个学生的前途自由被糟蹋。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和评议会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

“个人方面,我却为不能更早一点采取行动而难过,否则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

“局势发展到1978年已经恶劣不堪,南大毕业的议员吁请我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谷底乃至于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经过多年的接触,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我所信赖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务部长的庄日昆。庄日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手,跟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协助我照顾选区。他使我深信,要让南大保持原状继续下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讲华语或方言的人定会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庄日昆的看法获得何家良、钱翰琮和李玉胜三位都是南大毕业的政务次长的大力支持。”

可是根据1994年林爱玲在和庄日昆的访谈中,推翻了李光耀所咬定的南大毕业的国会议员要他关闭南大的说法。关闭南大完完全全是李光耀一个人的主意,硬把那四个南大国会议员拖下水,要由他们来替他背黑锅。(《口述历史访谈》第14段页115)

李炯才回忆说:“他(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关掉,把华校关掉,把方言取消,是大错误,我常常跟他争论。……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将来会遗臭万年。他说我能怎样?他们制造很多麻烦,怎样解决?”

道一千说一万,李光耀坚决认为南大学生给他“制造很多麻烦”,是李光耀政权的掣肘之疾,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在此之前所说的“南大只能招手次等生”、“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每年有好几百个学生的前途自由被糟蹋”“(南大的建立)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中栽培中国的果树,既无法在新加坡成长,也不可能在东南亚任何国家容身。南大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以及1980年3月15日发表的《丹顿报告书》,主张新加坡只能有一间大学,1965年11月6日,新加坡政府与南大理事会签署联合声明,新加坡政府保证“南大将永远成为独立新加坡国家之华文大学”,政府也保证南大不会与新大合并,1966年,新学制开始后,李光耀到南大演讲时说:“南大不会关闭”,等等全都是假话,全都是罗织罪名。他只是想以谎言误导别人,给自己开脱。

1968年12月时任新加坡政府教育部副提学司的李廷辉爆出了一个内幕消息:新加坡政府打算关闭全部华校。这一爆炸性消息,推翻了李光耀罗织的种种关闭南大的不实之词。

历史的责任不可推卸!

1980年,李光耀斩下了深深的一刀,南洋大学从此走入历史,在华族,特别是华校生心理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民族教育不存在的今天,中华文化传统几乎在新加坡绝迹,李光耀还高唱双语教育是“建国基石之一”,并获得了成功。“商女不知亡国恨”,李光耀“不知亡种恨”,比“商女”还糟糕。

回顾南洋大学的建立,建校宗旨,均可见陈六使等先贤眼光之远大,胸怀之宽阔,反衬李光耀对南洋大学和南大生的无稽指控。

新加坡福建会馆1953年1月17日会议有以下记录:

“吾侨子弟便可由小学而中学,进而大学;此为挽救华侨教育根本方针,完成吾中华文化在海外继往开来之使命。”“南洋各族子弟,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与教育之最高意义”。

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1953年4月7日农历二月廿四日星期四)记载:“南洋大学则兼重中英巫各语文,以应学术研究之实际需要,务使学者对当地语文有相当基础,能充分运用,而同时学业水准与国际程度相埒,以为东西文化之桥梁。”“发展马来亚文化创立南洋大学宣言”

上述记载戳穿了李光耀以“大汉沙文主义”、“共产党的温床”等罪名关闭南大的虚妄,其真实目的不外乎铲除中华文化,彻底断绝华族文化之根,为英文至上扫除稳定政权障碍而已。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李光耀只是通过诬蔑贬低南大,以彻底铲除中华文化,颠覆华族的民族观念,才能完成推行英文之上的顺利进行。结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新加坡华族青少年的西化开始严重起来。

南洋大学是在公司法令下于1953年5月5日获准注册,取得法人地位的。1953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一星期日),新加坡福建会馆招考特别会员大会追认会馆主席陈六使建议,将裕廊路五百英亩地段献赠南洋大学作为校址。(上述信息见《南大站》陈六使倡议办南洋大学──梁越谡编)

南洋大学被关闭,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意即“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收盘,资产清算、股东股权、福建会馆捐赠的五百英亩地段,广大各阶层民众无私捐献,连舞女、三轮车夫、理发师都积极义演、义踏、义剪所捐献的款项等事项如何依法处理?民众不得而知。空手套白狼的行动党人如何向民众交代?

种种事实说明,李光耀的施政方针,恰与马基维利最知名的著作《君主论》论说的为了稳定政权,君主在公众面前必须爆出完美的名声,但在私底下则必须采取许多本质邪恶的政治手段。

李光耀对语文的态度是就是如此,是出于政治与个人需要。血淋血淋的事实,揭穿了李光耀赞誉华校华校生和“决意一定要保留华族文化”的不够老实。

在李光耀去世时,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发布文告称,李光耀政府关闭南洋大学,压制华文教育仍是不可原谅的。文告声明:“历史上有如下不可磨灭的记载,首先是无理漠视民族权益而关闭由马新两地人民共建的南洋大学,其次是压制华文教育,导致华文中、小学式微,瘫痪华文教育体系和文化的根基,令一个占有新加坡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华裔人群失去母语教育权利。”“因政见不同而囚禁我们的同学谢太宝保长达二十余年;此外,我们的同学因其政策而被令停学、开除、逮捕,驱逐出境多达数百人,是世界高等学府受摧残之最。”

李光耀在“向苏哈托解释,语言和文化是非常棘手的情绪问题,不得不敏感地谨慎处理。……我说久而久之新加坡华人在思想意识上将会变成新加坡人。”不就清楚道出了李光耀内心立意铲除中华文化之根么?

李光耀的清除民族教育,除了行动党政权生存的需要,也必须认识到,“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新加坡的官员回忆,关于南洋大学,他们得到的指示是与英国人联合‘监控’这所大学的形势发展。可见,美国对南洋大学的成立也是充满疑虑的。……1959年6月5日,李光耀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一直关注新加坡的华校问题,尤其为南洋大学问题而焦虑。他担心南洋大学‘不仅是要求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个尴尬的请愿者,而且是培育高素质共产主义者的温床。’因此,就职后的李光耀对南洋大学实施了政治化与国家化两种手段,先是进行改制使南洋大学使用中英双语教学,后来干脆宣布‘除中国语文科外,各院系的教学媒介语从中英双语改为单用英语。’……有目共睹的事实却是,李光耀政府不仅日益表现出与美国接近的迹象,且在思维理路上也与美国不断靠近。新加坡政府的官员频繁发表讲话,将汉语言等同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南洋大学视为共产主义的培养基地。新加坡副总理杜进才在南大演讲时说,‘我们是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里栽培中国的果树的。’李光耀也警告,‘中国的崛起……令东南亚各地的人民感到担忧。假如南洋大学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前哨站的标志……我们的处境(将)变得更加艰苦。’……不论李光耀是否真正相信美国的冷战逻辑,很明显的是,他相信借助西方冷战话语,既可以在国内赢得权力斗争,又可以在国际上找到正确的位置。正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在语文和教育的争斗背面,是共产党人也是非共分子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和政治权力的另一场斗争。’其时,美新关系正处于非常微妙的时期。李光耀的南洋大学讲话无疑起到拉近两国关系的作用。1959年底,在第423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复述了李光耀讲话要点,并评价该讲话‘非常鼓舞人心。’由此可见,南洋大学改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新加坡上层已经坚定了亲西方的路线;主张贯彻华文教育的新加坡‘传统华人’则失去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坚定支持。中美两国对东南亚华人政策的调整事实上成为决定南洋大学未来走向的‘大势’。内外压力之下,南洋大学的命运已经可以预见。……对于新加坡政府来说,使用英语教学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选择与西方站在一起。”(2015年8月27日《环球视野》张扬《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

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故事是一个根本成立不了的故事。很明显,李光耀铲除中华文化改制华校是第一个步骤,消灭华文教育是第二个步骤,去方言是第三个步骤。完成三个步骤,彻底断绝新加坡华族的文化之根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如此一来,就能给西方外来文化让开大路。李光耀试图从肉体到精神上削弱和分化新加坡华族,从文化基因及遗传上让华族“断子绝孙”,杀人诛心,不再是华族,使下一代变成洋魂土胚的“香蕉人”。

以西方的文化为核心,那么新加坡人只能寄生在西方文化上,魂真的丢了。

李光耀学习华语华文的动机

李光耀的学习华语,起源于“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政治上极为不利的一点,是无法理解华语和方言,更不用说掌握了……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我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早在步人政界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接着我引述尼赫鲁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由于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这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我想,这番话对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是中听的。”

李光耀学习华语的目的只是“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支持。”(《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讽刺的是,李光耀“意识到自己文化失落的程度,几乎就跟来自加勒比海国家的华族学生一样……又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使我们若有所失。我个人感觉到,自己跟讲方言和华语的华族群众有隔阂。课本和教师所讲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扯不上关系。同其他数以百计的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一样,我们没有学到本身的亚洲文化,又不属于英国文化,结果迷失在两种文化之间。”

鉴于此,“我和芝决定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亏,于是把他们送进华校,让他们融入生意盎然、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华社群众当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响也在所不惜。”而在《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里,却说“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我也认定三个孩子应当接受祖先语言文化的教育,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凭证,使共产党人无从指责我。”前者说为了“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亏”,后者说是“使共产党人无从指责我。”前后的不一致,还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呢。

为了“我和芝决定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亏,于是把他们送进华校”,那么为什么却通过种种措施,逼得华族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进英校呢?是有意让新加坡华族子弟“吃这个文化亏”还是另有他图?

李光耀总是把接受民族教育的人说成是“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把自己的孩子夸为“这种栽培方法使三个孩子都受益。他们受的是华文教育,潜移默化的价值观使他们成为孝顺的孩子和国家的好公民,他们说起英语来也照样通畅流利。他们在学校成绩突出,频频获奖,校方和华文报章拿他们做宣传,以鼓励其他家长把儿女送人华校。这促使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深信,我并不是一个对华文教育赶尽杀绝的人。”李光耀一句“我并不是一个对华文教育赶尽杀绝的人”,你信吗?信就是猪头了。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白居易说的多好,要知道事物的真伪优劣只有让时间去考验。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比较,事物的本来面目终会呈现出来了。

结语

李光耀独尊英文,是其被殖民化的思想观念和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文化观念根源,是由其对华校生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偏见决定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偏见,李光耀无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族教育,他无法理解作为民族传统的继承者的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自李光耀当上总理后,各民族的灵魂都被逐渐掏空了,特别是华族子弟。对莘莘学子进行精神统治,让年轻人像李光耀自己说的英校生一样,中学时与高考无关的课不学,到了大学,与就业无关的知识不问,到了社会,与生计无关的事不做,学校成为职业培训班,整个教育体制围绕着应试和就业展开,造成了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对于极力追求有用人生的学生而言,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向着那条漫长的平庸之路,迈出了第一步,安于接受既有的秩序,不去幻想更有价值的东西,不去追求更伟大的梦想。

李光耀政治上有所收获,统一了教学媒介语,为学子断奶,剪断了年轻人从母文化中汲取养分的机会,稳固了政权,却遗患于久远。大家都是长着眼睛和脑袋的,自然可以判断。

李光耀所说的华校优良传统,在所谓统一教育源流之后,还残存多少?李光耀不仅不检讨自己的过失,还在乎政治上的得失,这是什么心态?英国中世纪作家杰弗里•乔叟说“有罪是符合人性的,但长期坚持不改就是魔鬼。”

列宁有一句话很经典的话: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卑鄙。李光耀清楚知道,关闭南洋大学会引起华社的极大不满和反抗,他的同伙也曾劝告他关闭南大会成为“千古罪人”。但对于彻底泯灭民族良知的人来说,残酷无情地铲除民族教育,就像屠夫一样,既然干了这一行,杀猪宰羊时就要无视鲜血与哀嚎。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是谁绞杀民族教育,苍天有眼,历史有心,是非自有公论,这是不言而喻的。

俗话说,乳名都是父母取的,坏名都是自己惹的。虎死留皮人留名,一个臭名背到死何以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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