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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高薪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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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1-16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吗?事实上它更像一家企业,而且是家族企业。作为董事长的李光耀聘请来的各部门主管和企业职工,当然不允许腐败发生。李光耀不无骄傲地举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李光耀自己也知道“美国媒体为了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新加坡的廉洁是李光耀最为得意的政绩,行动党人和媒体反复炖着这个永恒不变的锅底料,是不能诋毁的政绩之歌。在回忆录中,李光耀“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但是,在炫耀行动党的“纯洁廉明”的同时,李光耀“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些行动党人贪得无厌。

“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

“1975年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后来,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保人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

至于1990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前局长格林奈因两项“说谎罪”被判入狱3个月,并开除公职,永不录用;1995年,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副总裁崔汉添因收取1390万元回扣,被判处14年徒刑;1999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自政府机关共诈得逾1250万元等案件,李光耀就绝口不提了。不但不提这些有损于新加坡廉洁的声誉,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岔子。”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俗话说,打不完的苍蝇,捉不完的贼。无论李光耀如何铁腕反腐,克制了中下层公务员的贪婪,新加坡的贪腐事件仍层出不穷,禁而不绝,权色交易、行贿受贿、挪移公款、失信等腐败在警界、商界、教育界、体育界等各个阶层领域发生,甚至在大专学府,也有学生牺牲色相,换得一纸毕业文凭。

李光耀列举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目的是对照新加坡的廉洁。

在“台湾,要当选成为‘立法院议员’,每个国民党代表须花一两千万美元。”“到了1996年,有10%的‘国民大会’代表和30%的县市‘议会议员’是黑社会成员,自成一股政治势力。贪污受贿和收买选票演变成一股根深蒂固的歪风。一旦当选,黑社会就得想方设法弥补开支。”

“泰国的情形也一样。一位前政府部长形容这是‘商业民主制度,以钱买权’。1996年,大约2000名候选人花了大约300亿泰铢(12亿美元)。”“想当选就要准备大笔钱,党领袖还得自掏腰包资助党内候选人竞选。选举一过,党领袖和议员们便得想法子弥补他们的开销。这就是泰国版本的金钱政治。”“在泰国,每份合同都要有回报,否则下一届大选的竞选基金将没有着落。”“居高位者极其骄奢淫逸,农民生活却捉襟见肘。”

“在马来西亚,巫统领袖称之为‘金钱政治’。1996年10月,在一次党大会上,首相马哈蒂尔医生指出,他发现好些竞选高职的候选人‘贿赂和送礼给党代表们’以换取选票。……在1993年巫统代表大会举行前的竞选活动高潮期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面值1000令吉和5000令吉的钞票竟然一张不剩。”

“印尼的大规模贪污行动众所周知,当地媒体更给它冠以缩略词‘KKN ’(即贪污舞弊、官官相护和用人唯亲)。苏哈托总统的子女、朋友和密友‘以身作则’,致使‘KKN’成了印尼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媒体报道,在金融风暴削减其价值之前,苏哈托一家拥有420亿美元的资产。哈比比总统在任期间,贪污情况更为严重。新总统上任,部长和官员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充分利用所剩的时间中饱私囊。哈比比的助手累积大量金钱,购买选票以便进人人民协商会议。据报道,每张选票的价值超过25万美元。”

“在所有选举制度当中,代价最高的是日本的制度。日本部长和国会议员的薪水和津贴数额不算多。一名日本国会议员要照顾东京和选区的支援职员,加上选区选民生日、生孩子、婚嫁和丧葬,他都得有所表示,一年需要100多万美元,选举年则需要500多万美元。国会议员靠派系领袖提供资金。派系领袖权力大小要看本派系有多少名议员,所以必须在选举期间和选举前后筹集大笔金钱,以便资助追随者。”

菲律宾“伊梅尔达比其他候选人更有本钱收买选票,以获得党的提名和赢得选举。”“马科斯……纵容他的妻子和朋党巧妙地通过垄断和专利权,把国家洗劫一空,使政府负债累累。”“个别新闻记者可以被收买,许多法官同样可以被收买。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乱子。”

在发展中国家中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政治领袖穿着手工纺织布匹缝制的衣裳,在公共场合虚伪地装出平等的样子,企图借此跟穷苦的民众认同。暗地里却拼命敛财。”

巴基斯坦是“当地贪污十分猖獗,国家财产被大量偷取,包括盗用电力。”

“在韩国,全斗焕和卢泰愚因1979年的政变和1980年的光州大屠杀事件,分别被判死刑和坐牢22年半。两人也因在任期间收取贿金而被罚款。上诉后,全斗焕的刑罚改为终身监禁,卢泰愚坐牢17年。……不久后,金泳三总统本身也卷入一桩涉及大笔款项的贪污丑闻。”

全斗焕和卢泰愚犯下屠杀群众和贪污罪行,李光耀却说“他们两人是根据当时韩国的惯例和标准行事,而根据那些准则,他们算不上是十恶不赦之徒。”

即使李光耀极其赞赏的德国总理科尔,也“他招认曾经经手其政党的秘密捐款而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申报。”

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从外国富人和财团筹款、以权钱交易筹款、以在职高官赐予捐款人见面机会筹款等媒体曝光的案例,都充分反映了金钱在美国政治关系博弈中的强大力量。

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多党议会民主,李光耀的回忆录作了很好的解答:资本操控政客,政客操弄政治,政治决定一切。资本是对物和人的占有。

李光耀所揭露的“金钱政治”竟是这样惊心动魄,揭开了资本金钱与政治权力同流合污、政治分肥、狼狈为奸的盖子。

这些国家和地区,金钱政治渗透经济、社会体制运作的每个角落,这是商业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金钱通过选举转化为政治力量,发挥着确保少数有钱人统治国家的基础性作用。

由此折射出,凡是采用西方多党选举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是金钱政治。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人削减脑袋也要钻进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每当选举来临,各路政客就像一群野狗一样,狺狺狂吠,黑白两道齐出动,为争抢几块骨头相互撕咬。2016年美国上演的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总统选举是最精彩的一幕,可惜李光耀无缘目睹。

李光耀是熟知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治现实的,清楚明了金钱政治,贪污腐败的结果,看透了“金钱政治”的危害性,不愿重蹈这种危害性的覆辙。新加坡又如何避免呢?

李光耀说:“在新加坡,我们避免用金钱来赢得选票。早在1959年,作为反对党领袖,我便说服了首席部长林有福规定投票是强制的,并且禁止用汽车载送选民前往投票站。”

“人民行动党没有必要在选举过后补充财库,平时也没有送礼给选民。”“我们通过提供工作、兴建学校、医院和民众联络所,最重要的是建造让他们拥有的住房,使他们一再投票支持我们。”“另一方面,新加坡证明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维持政府的诚实。”

新加坡的选举真的“不涉及金钱”吗?那么,2001年在反对党长期扎根的波东巴西选区,人民行动党保证选民若该党在此选区获胜将提供免费组屋翻新计划和恰巧在选举前分发财政盈余,又算是什么呢?

在美国经济学中,有一个关于不平等扩大的合理解释:全球化与科技创造了一个只有高技能人群才能成功的世界。李光耀认为,要招揽优秀人才当官,必须有奖励优秀人才措施,启动优秀人才的积极性,最主要最根本的逻辑是优秀人才的收入必要得到特殊的保护,这是李光耀“高薪”的最中心逻辑。在李光耀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架构中,这些优秀人才是社会精英,他们最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所以必须要得到特殊的照顾。只有他们得到了照顾,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多数人才能受益,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财富才会变得更多。

李光耀“每隔几年我就得提高部长的月薪,以缩小部长薪金同私人企业酬劳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1970年新加坡失业情况不怎么严重,大家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把部长的月薪从2500元提高到4500元,自己却照旧拿3500元,以便提醒公职人员仍然必须节制。”古人说“治国先治吏”,李光耀是“治国先利吏”,这一套治官驭吏方法,包括游戏规则,李光耀认为是成功的。因为新加坡从当年的殖民地,发展到现在的富裕国家,主要可以说是这一套薪金制度的保证。于是,新加坡虽然是世界的小红点,领导人却领着世界上最高的薪金就变得无可厚非,理所当然了,领着高薪的官员也可以心安理得,无需觉得愧疚了。

由于李光耀的不断宣传,新加坡人相信了那些官员靠着自己的能力获得财富,并且争取到了留住财富的权利。

“出任内阁资政后,我于1994年在国会建议政府制订一个公式,使部长、法官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跟私人企业界的报税额挂钩,自动进行调整。……1995年,吴总理决定订下我提出的一个公式,把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的薪酬挂钩,以便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收入提高时,他们自动获得加薪。部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将改为等于私人企业高级人员在所得税报表上呈报的收人的三分之二。”“薪酬不调整,我们永远无法委任新加坡一些能力最强的执业律师担任法官。”

按照李光耀说,“高薪”是为了招引人才,防止人才流失。但其目的是对付“金钱政治”,是“高薪养廉”,其实是互为因果。

李光耀说:“新加坡证明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维持政府的诚实。然而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参加选举并负起领导责任的情况下,新加坡才能保持廉洁诚实。他们的工资,必须跟能力和正直程度同他们相似的人管理大公司、成功的律师楼或者从事其他专业所获得的收入相当。”

李光耀充分地阐释了其高薪养廉理念:“对建国一代领袖而言,诚实已经成了习惯,任何收买我的同僚的企图,都会被拒绝。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争取权力,是为了改进社会而不是发财致富,但他们是无法复制的,因为要再造一个使他们与众不同的客观环境是不可能的。接我们班的领袖之所以会进入政坛成为部长,是职业的选择,而且不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对于具备部长素质的人,所给的工资不高,只等于他们在外面可以赚到的一小部分,而又期待他们长期留在政府中,那是不切实际的。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新加坡私人企业界收入的提高,部长的薪水必须跟得上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的收入。部长和公务员的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搞垮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使政治领袖和高级官员维持廉政自守的高水平,给他们足够的薪酬,是极其重要的。”

李光耀竟然把自己这种“给他们足够的薪酬”以“维持廉政自守的高水平”的“利益交换”理念推销到国外。

李光耀曾对印尼总统瓦希德说“要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身分地位。”原来“当清官”要“获得足够的报酬”才能“合乎身份地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民间诙谐之语不知李光耀知道否?

李光耀在《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中说:“在这个环境下,他们会踏入政坛吗?维文会吗?黄永宏进来了,他是癌症外科医生,年收入300万元。尚穆根在好的年头赚500万元。你给他30万元?你给他100多万,他就满意了……我们要的是使他们留下来,在工作中学习和成长,完成二、三、四个任期,到那时经验就非常丰富了。”

李光耀只知道金钱的重要,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理直气壮地反问“他们会踏入政坛吗?”除了金钱,难道没有其他从政的理想吗?

李光耀认为“部长和公务员的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他们会踏入政坛吗?”那就应该问一问是不是行动党政府的教育和教育方式出了大问题?2015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说:“人生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李光耀的部长是不是“第一粒口子扣错”了呢?

根据2009年新加坡公共服务署的数据,初级部长的年薪为157万元,总理和总统的年薪分别为304万元和426万元。2012年,新加坡进行了一次减薪,李显龙的年薪降到现在的170万美元。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就以富裕国家的政府首脑来对比一下吧。

美国总统奥巴马年薪40万美元,德国总理默克尔年薪约34万美元,法国总统萨科奇年薪30万美元,英国首相卡梅伦年薪21.12万美元,韩国总理朴槿惠年薪约18万美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年薪约16.8万美元。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年收入是新加坡人均生产总值的40倍。美国总统、日本、德国和英国首脑收入均为该国人均生产总值的5到10倍。(数据来自2015年1月3日中国中电视台环球记者连线《环球聚焦》)

对比各国政府首脑的薪金,就会发现,版图、人口、对国际承担的义务、国情的复杂都不能与之相比的新加坡政府首脑的薪酬是全世界第一,穷得只剩下钱了。

以国家发展部下设农粮与兽医局、建设局、房地产代理理事会、建屋发展局、国家公园局、市区重建局、专业工程师委员会、分层地契局、建筑师委员会九个单位为例。国家发展部有一个部长,一个高级政务部长,一个政务部长,以“部长/高级常任秘书159万3500新元”(《新国志》网站2012年4月10日吕元礼、李韶鉴《新加坡高官降薪始末》)计,三个部长的年薪总计约478万新元,这三位部长平日的工作主要是什么?民间调侃的灭灭蚊子?捉捉老鼠?栽花种树?除了这些,其他单位的日常工作需要部长操心吗?这样的部长被喷脸也就理所当然了。(2011年大选之后,总理年薪调整为220万元,总统为154万元,其他官员也跟着做了调整)。

李光耀称赞华校生说:“我对华校生的世界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蓬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照李光耀的用人逻辑,没有高额的薪金,就无法招揽到人才,官员的收入必须与私人企业高级人员的收入作为标准。李光耀把单纯的企业原则照搬到政府的做法,只能说是官商一体化了。以李光耀自己的对比,两种人云泥之别,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李光耀为什么要绞杀华校,就是因为李光耀的价值观和华校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相抵触,不解构之何以贯彻李光耀的政治构想?

在李光耀不断地说教倡导下,金钱成了行动党人最大的价值观,他们主要是为了过好自己的日子,暗里数钱偷着乐,“一切向钱看”成了社会的风向标。它无处不在,无人不晓得它。它强大无比,没有人能够离开它。在金钱万能的诱惑中,民间为了钱财反目,民间团体、教会滥用公款,父子母女兄弟姐妹为了财产对簿公堂,道德亲情被金钱压榨得无影无踪的事就不足为奇了。

李光耀竟然把自己作官为“报酬”的理念推销到国外。李光耀曾对印尼总统瓦希德说“要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身分地位。”原来“当清官”要“获得足够的报酬”才能“合乎身份地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民间诙谐之语不知李光耀知道否?

这种错误思潮以特定的问题取向、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把新加坡人带向“金钱就是一切”,就是“人间正道”的歧路上去了。钱财没有界限,它可以把一切事物都商品化。李光耀指引新加坡人生活在一个高度商品化的时代。

金钱凌驾了一切,还有多少人能“出污泥而不染”?为国为民的价值观念已经无法对它进行任何挑战甚至不能再被提出的时候,其实意味着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崩溃。选择从政的规则与选择生意伙伴的规则变得毫无二致,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终于被挤压干净,拿钱买出来的积极性是一时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子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在李光耀以金钱吸引人才的逻辑中,又有多少人能如此而为呢?从政回归到了经济生活的逻辑:钱不够,免谈!

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不只是物质的,而是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

李光耀的政策背后的价值内涵,只着重物质而抛弃精神,恰恰是一种对正确人生观的否定。他的价值企图,不是把人民捧在心里,而是把金钱捧在手里,无法指引他的团队找回人之为人的生命意义,流毒所及,老百姓只能为生存而工作,丢掉了一切精神层面的生活。一个人到了只为生存而奋斗,特别是当官的只追求财富,他们会像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写的那样爱人之所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如此,还有什么奉献可言?还配谈什么“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李光耀只不过是通过精神转移法维持“感觉良好”,其实这是一种“僵尸的乐观”。(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行动党的官员见财思齐,是奔着优厚俸禄去的,动机能纯吗?本质能好吗?要钱财就没有情怀,当婊子就立不起牌坊,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只是挂在口头上而已。于是,“高薪”造就了新加坡的“廉洁”,至于“高薪”离不离谱,一般百姓只能干瞪眼,也不是人们议论的范畴。这是李光耀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

美国学者魏德安(Andrew Wedeman)的《美国政治是一种稳固持久的强盗统治》一文中指出:“一旦政客最终掌握了权力,就希望通过‘诚实贿赂’享有胜利的成果,毕竟,正如纽约的坦慕尼协会成员普伦凯特所说‘如果不能从工作中获得利益,那么一个有能力的、勤奋的人为什么要把时间投入公共服务呢?’他借用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继续问道:‘如果公共服务中无利可图,而商界的利润不仅被认为是合理的,还能带来很大荣耀,那么为什么政客不从事商业活动呢?如果经济发展的所有成果全由私人享有,政客什么好处也得不到,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为商界创造盈利空间?如果一名政客什么报答都得不到,为什么他要夜以继日地服务公众、服务选民?’他总结说,一名为社会提供良好服务的政客肯定应该得到正常的报答,他从工作中获得一些利益的做法没有错。”“简而言之,美国的政治机器就是一个政商联盟,首要目的是控制地方政府,然后实现这个组织及其支持者的政治、经济目标。从根本上讲,这种形式的政治也是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

魏德安说的是美国的政治机器运作的背后,新加坡的情况是否有些类似呢?

行动党人的主流价值观是在标榜奉献精神、褒奖奉献行为,而在经济政策上却大力推进市场化,把高官的收入与民间专业人士和殷商巨贾挂钩,既鼓励新加坡人“我为人人”,却同时放任另一部分人搞“人人为我”的那一套,媒体上到处都可见这两种背道而驰的价值理念的奇妙混合,很难说其中有什么人生的肯定性价值值得探寻,其说教总是导出与他们鼓吹相反的结果。官员和媒体对无私奉献者的褒扬,鼓励“傻子精神”,只是坐以论道,用来糊弄孩子,把新加坡人当傻冒罢了。

榜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李光耀言之凿凿廉洁的情况下,李光耀父子获得折扣购买房子的正当性也有人质疑,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李光耀很怕授人以柄,不得不在国会做出辩解,车轱辘话说了一遍,鸣冤叫屈,连折扣都有理。

“正因为我们严于律己,促使吴作栋总理在1995年下令调查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一处是由我的妻子代表我买下的,另一处则是我儿子李显龙副总理购买的。两处房产在购买时价格都打了折扣。发展商同样主动地给予它在试探市场的‘预售活动’中大约5到10%的买客5到7%的折扣。成交后由于房地产景气,有关房产价格立即飞涨。没有机会在预售活动中买下房子的人,向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委员会提出申诉(发展商是公共挂牌公司)。交易所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发展商的行动并未越权。”

“由于我的弟弟是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人们谣传我和我的儿子购买这两处房产不公平地占了便宜。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行了调查,向总理报告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

“……为了消除市场上的流言蜚语,我决定公开宣布我们买下房产的价格和对方主动给予的折扣。我们把价值100万元的折扣交给财政部长(也就是政府)。总理认定我们获得折扣没什么不妥,政府无权接受这笔钱,因此下令把100万元还给我们。显龙和我不想让人以为我们是因为我的弟弟担任公司董事而受惠,于是把这100万元捐为慈善用途。”

李光耀父子还真有唐朝诗人骆宾王被武则天以贪赃罪名下狱的痛苦冤屈心境:“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

对于这个质疑,作为律师的邓亮洪对媒体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商业案件应该交由司法部门调查,不应由国会讨论。”这个意见竟遭到李光耀等11名官员起诉邓亮洪涉嫌诽谤,逼得邓亮洪远走他乡,逃亡去了。

假如没人质疑,买房获得的折扣100万元就不会成为“慈善用途”了。毫无疑问,李光耀“把这100万元捐为慈善用途”,只是为了“良心洗白”,获得一种道德上的心安理得。可见,作为人格化的金钱,李光耀的本性是由金钱的本性所决定的,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由金钱的本性所驱使的。

慈善公益是什么?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的补充。慈善基本上只是治标不治本。一个原因是财富和收入大量集中于少数人,然后这少数人拨出一点来,杯水车薪做慈善,这些慈善行为并不对财富和收入的集中本身构成挑战。

慈善机构越多,捐款数目越大,越说明社会存在缺陷,越说明社会存在许多不幸的人群。巨大的贫富差距源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平等控制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关系,慈善对资本主义而言,至少有两重功用:一是缓解因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消除潜在的社会矛盾;二是给富贾巨商们增加一抹人道的色彩,好像菩萨转世,强化统治阶级的合法性。每个人都靠劳动赚取劳动价值,谁还需要慈善?合理制度就能塑造人性之善,这远比个人修养更加重要。

李光耀以为将折扣得来的100万元捐给慈善,成为了“慈善家”,就可以洗清“君子爱财”的不好名声。其实,人们要问的是,年薪数百万元的高官,为何要购买房地产,是自住?是投资?李光耀不是还有亲身儿女拆与不拆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欧思礼路38号房子吗?这种与民争利的行为,在高官中普遍不普遍?以月薪3000元计,不吃喝拉撒,没有衣食住行,不得病痛,不养儿育女,孤家寡人一路平安得工作近28年,才有100万元!在野党国会议员刘程强曾说:“最低薪20%家庭月入平均现为800元。”(《新国志》网站2012年4月10日吕元礼、李韶鉴《新加坡高官降薪始末》)得工作100多年!真可说是一日为官,强似千载为民哪!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道德。金钱将人异化,将善良、美好、纯真扭曲的奇形怪状.社会崇拜的是金钱和往上爬,无利不起早成了新加坡人的普遍现象。

讲钱不讲国家,不讲人民,李光耀以利益驱动治党治国的方式,那么他们首先关注的,必然是个人的小利益,每个人都会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闻不到或懒得去闻问平民百姓柴米油盐的烟火气息。即使有利于国家的事,只要不符合个人利益,正如李光耀说的,就找不到从政的“人才”了。可见李光耀特别推崇“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先卖成果后买路”,行动党高官无不如此。从政前表现得有“才干”,约谈喝茶后被引进政坛,在“母鸡带小鸡”的集选区当选国会议员,然后青云直上;退出政坛后被安排到肥水流油的机构,财路亨通。群英趋之若鹜,乃理所当然。

其实,这些“才俊”与其说是从政,倒不如说是在政府部门里谋得一个职位,协助行动党打理业务罢了。他们不是“从政”的料,他们根本不懂得政治,读不懂金钱,只是一群技术官僚而已。

比如卫生部长许文远建议国人到柔佛新山的疗养院,以享有收费较低的长期护理;接受心脏绕道手术,最终只付了8元现款,沾沾自喜地在报章上公开宣传。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杨莉明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指出,“不需要先有房屋才能生小孩。做爱仅需很小的空间。”这算是政治语言吗?还有林瑞生部长在著名餐馆吃饭,顺手牵羊拿走了牙签,以及新加坡被踢出马来西亚连连说“兴啊”,纯粹是市井小民的行为和街坊俚语,却在公开场合宣囔,这不正说明他们的“政治智商”处于低分区吗?

李光耀有一个强烈的观点,就是重点关注如何促进竞争、经济增长与官员的利益。李光耀的反腐败,是希望免去行贿的费用,自己掌控国计民生,官府只充当资本的服务员,把反腐败的利益直接返还给领取高薪的官员,而老百姓反腐败是希望将贪官污吏占去的财富还给人民。这两种反腐败是截然不同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经有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的确,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百姓富裕就容易治理,百姓贫穷就难以治理。

英国历史学家,理论政治家,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有句名言,“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自由与权力》)

李光耀的权力任性表现在他党政不分。“李光耀党政不分的经典名言是:我无需辩护,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2012年9月12日新加坡文献馆《新加坡的金钱政治与贪腐》一文说:“官企分派千万元花红和官僚领取几百万元年薪,等等的集体分赃,就是租值内部化的体现。这一种排他性的体制内在交易,解释了新加坡何以没有抢眼的贪污腐败现象。这也是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贪污腐败,之所以不一样的原由。”“新加坡没有金钱政治亦并非人民行动党特别清廉,相反的,这是政党吞并国家资源的必然结果。”

普罗大众是无法也无能力监督政府的开支的。因为当代财务管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依赖专业的技术,这对普通人来说,是高不可攀的壁垒。要想监督政府的各项财务收支情况,至少得有能力看懂复杂的表格,所以,当代财务管理越来越依赖精英的能力和责任心。即使贵为总统的王鼎昌在任内要求总审计长让他知道外汇储备到底有多少,都没有获得答案。国库资产的机密连宪法规定有权过问的总统都不能知道,这不是这么一回事?此外,人民协会、联络所等设施成了行动党的党部,员工薪酬等开支都用公款,这又怎么解释?

李光耀自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从李光耀的购屋风波来看,前真后假,从来就是拥抱资产阶级法权不放。

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主张整个社会应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社会主义强调在尊重自己的劳动的同时,尊重别人的劳动,在彼此尊重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基础上,确立平等信念,是为人民服务。以这个定义看李光耀,李光耀是“社会主义者”吗?

什么叫作“资产阶级法权”?通俗地说就是一些人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商品交换原则可以交换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这类事件应可以成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在政治领域中形成正常与病态的自我利益关系的理解。

善禁者,理应先禁其身而后人。春秋时齐灵公喜见身边的妇女作男子装扮,于是媵妾侍婢穿男人服装,戴男人装饰。国中妇女纷纷效法,都城满目皆是男装女子,于是他又看不顺眼,下令禁止民间女子穿着男服,惟独宫女照常是男子打扮。因此,国中女子仍着男装。公问晏子:“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裂断其衣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晏子春秋•卷六》)《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很生动的讲过“一国尽紫服”的类似故事。行动党人应该细细品味中国的古籍经典,只是他们的中文水平恐怕看不懂吧。

李光耀利用诽谤官司打击对手是刘备编草鞋——内行,案例之多是世界之最。李光耀维护自身清白的法宝就是利用国家机器法庭的“法力”,“定点清除”,无往而不胜,用时髦的话形容李光耀“他走过的路都寸草不生”也不为过。法庭成了李光耀的维护自身廉洁的护身符,难怪有西方媒体以“袋鼠法庭”的称呼贬损之。“袋鼠法庭”在西方法律术语中,指所谓的“徒具形式、不合法律规章及正常规范”的法庭。

1976年,新加坡律师惹耶勒南在竞选集会上称李光耀为李氏家族参与创办的李及李律师楼谋取特殊利益,及“搞裙带关系,贪污受贿,不配当总理”,被李光耀起诉并被法庭判罚赔偿及支付律师费。2008年5月民主党领导人徐顺全兄妹被控诽谤罪,被判赔偿李光耀父子共61万元。

1994年10月7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美籍教师克里斯托弗•林格尔(Christopher Lingle)的文章对李光耀进行如下抨击:“本区域一些容不下异己的政权在压制歧见方面,展示了相当精巧的手段……其他比较含蓄:依靠唯命是从的法官替他们把反对党人物整到破产”。李光耀一股脑儿起诉了该报的主编、出版人和作者,法庭判《国际先驱论坛报》支付损害赔偿和诉讼费,而作者林戈尔则在传票发出后逃离新加坡。

1997年8月,全国肾脏基金会义工王良业投诉基金会总裁杜莱任意挥霍公众捐款,杜莱学习李光耀以诽谤罪起诉。1998年11月的诽谤案中,模拟飞行指导员 Pirgasam Singarvelu在答复的回信中表示,对杜莱乘新航坐头等舱深感不满,结果以诋毁杜莱名誉被告上法庭,赔款2.2万元,并花费1万元登报道歉;1999年5月的诽谤案有48人通过互联网传递披露全国肾脏基金会问题的电子邮件,对其中的一名执行人员陈吉莲以诽谤罪提控,陈吉莲要求庭外和解,除了在主要报章道歉外,赔偿全国肾脏基金会5万元。直至2004年4月19日,《海峡时报》高级记者龙丽娴揭露新加坡全国肾脏基金滥用捐款的丑闻,吴作栋总理夫人竟说基金会总裁杜莱年薪60万元只不过“是一粒小花生米”闹了很大风波,最后证明丑闻属实,这件事虽然发生在《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出版之后,但也彻底打破了新加坡廉洁的神话。

在新加坡共和国,只有李光耀等权贵可以允许“依法治国”,完全抛弃了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是被法律治理的对象的法则。李光耀可以谩骂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是“说谎专家、骗子”、“几近精神病”,可以不构成“诽谤”。2008年5月27日在高等法庭上新加坡的堂吉诃德徐顺全控诉新加坡的司法已经遭到“政权严重干预”,表示“即使我想要,我也无法充分形容司法如何遭钳口、绑缚、脚踹、强奸、肢解,而后在最后一刻以利剑刺穿。”(见2008年7月1日《新加坡文献馆》康世人《李光耀和徐顺全终于见面了》)李光耀一定是希特勒和蒋介石的亲戚无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加坡的法院上,李光耀每告必胜,每胜又必会得判足以让对方直接破产的巨额罚金,从此不得翻身。对此外界形容,全球200多个国家,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像新加坡这样,控告媒体和反对派“诽谤”的次数这么多,而且全部都“胜诉”,并获得数十万元的“赔偿”。

头上苍蝇拍不得的李光耀的脆弱敏感神经,已经变成疑邻偷斧一样,疑神疑鬼,处处设防,以免伤害了自身视为至高无上的“廉洁”荣誉。在毁谤法令下,老百姓只能关起门来骂皇帝。

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人们不得不说,阿Q在新加坡复活了。

行动党的官员除了获得高薪(包括固定工资、第13个月花红、1个月的年终花红、3个月的个人表现花红、3个月的国家花红),还有多少春江水暖鸭先知,近水楼台先得月,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合理不合情,但合法的无形利益。当然,在李光耀铁腕反腐下,一般公务员不敢贪,不会贪,公事公办效率高,老百姓办事不需花冤枉钱,这还是值得点赞称道的。这是李光耀高薪养廉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

以吴作栋担任总理13年计算,担任国务资政约7年不计,总理年薪220万元(2009年至2011年,年薪为304万元),共获得薪金2860万元,由此可见为官的无不是三年清知府千万雪花银,富贵的无不是珍珠如土金如铁,精英们权贵们无不锦衣玉食,而劳动者所得却远少于其“劳动应得”。

2008年2月17日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近日宣布,新加坡从本月15日起取消遗产税,目的是帮助新加坡吸引外来投资和财富;吸引亚洲各地富裕人士把资产放在新加坡,从而发展新加坡的财富管理业务。还说无论是新加坡人或外国的富裕人士,都将让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受惠。

检验法令法律是否正确,就看它是否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取消遗产岁谁受惠呢?普通工薪阶层哪有什么遗产,取消遗产税明显地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是保护权贵巨贾而已。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继承财产的人只需要储蓄他们资本收入的一部分,就会使资本增长比整体经济增长更快。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那些劳动一生积累的财富,继承财富在财富总量中将不可避免地占绝对主导地位,,并且资本集中程度将维持在很高的程度上。

何况行动党的国会议员、内阁成员退出政坛后,“我通过国会养老金法令,保障了老忠臣的利益。凡在任至少九年的国会议员、政务次长和内阁部长,都有资格领取养老金”,或者安排到某某机构公司去担任总裁、董事之类的高薪职务。

如“吴庆瑞……1984年年中,他告诉我他决定在任期结束时退下,不再参加下届大选。……退出内阁之后好几年,他仍继续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担任副主席。”

丹纳巴南从1998年5月卸任,担任了两年新加坡航空公司主席之后,成为星展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主席,最为人注意的就是淡马锡控股主席。

原外交部长杨荣文2011年大选落败后转入商界,加入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的嘉里集团,出任香港嘉里京泰物流有限公司的主席。他们的收入肯定比官场时多得多,一路荣华到白头。

这就造成了“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说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这就是新加坡能保持廉洁的奥秘。大家心里清楚,嘴不说而已。

财富都是劳动者创造的,本该归属劳动者所有,而劳动者却生活得很憋屈,当政者放任收入差距拉大,财富只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就像“占领华尔街”一样,99%对1%,就是大腐败,这个大腐败为什么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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