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校生的职场路（二之一）

周维介      2017-1-20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歧视，从哪里开始？职场上的二等公民，何时成形？中文在小岛上遭遇歧视这码事，英国殖民地时代就生了根发了芽。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

南洋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盛况。毕业生甫离校门即面对择业的困境，  当时流行的打油诗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量马路”，反映了受歧视学子的辛酸。

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作，今年的五月天异常沉闷，湿热得令人心烦，而一则关于英语词条的信息，无预警地漾起了圈圈涟漪――《牛津大英词典》近期吸纳了若干世界各地流行的“新”词汇，Singlish里早已退潮的“Chinese Helicopter”一词上了榜，引发市井一阵子议论。

从“Chinese Helicopter”谈起

一些老华校认为这个词语，是对华校生的嘲讽，有辱尊严，因而发动网上签名，希望收集足够支持，让辞书出版者把该词删掉。议论见报后，不少老华校坦言，他们并不知道“Chinese Helicopter”的存在，服过兵役的华校生对它就不陌生了。当年在营地里英语半生不熟，尤其发音欠准，荒腔走板，常常为英校生提供搞笑材料。也都认了，接受嘲笑也是一种姿态。然而，“Chinese Helicopter”的语言歧视，却意外唤醒了人们反思一种语文在一个时代中的遭遇，是否已经止息？

歧视，从哪里开始？

歧视，从哪里开始？职场上的二等公民，何时成形？中文在小岛上遭遇歧视这码事，英国殖民地时代就生了根发了芽。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华校开枝散叶，花繁果累，学生人数远超英校，迫使殖民地改弦易辙，端出附带前提的法规，祭出管制令，凡是依法注册的华校，有机会得到若干津贴。不少华校为了纾困而向教育局正式登记，但仍有华校选择存活于体制之外。殖民地政府改变了不津贴华校的做法，但华校的地位却未见提升。

二战结束后，全球政治重新洗牌，摆脱殖民统治的呼声给殖民地宗主国带来巨大压力。为了捍卫海外的庞大利益，当局通过教育管制思想，为它们有朝一日退出殖民统治铺垫有利条件，新马也不例外。1947年发布的《十年教育计划》、1949年的《五年教育补充计划》、1950年的《学校注册法令》、1953年的《华校两种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等等文件，以发展为名，达到限制华校发展的目的。有了津贴，与英校所得到的照顾相比，华校依然是次等货色。1950年注册的华校约有287所，但获得津贴的只有73所，平均每名学生只得津贴8.54元，而每名英校学生所得津贴是168.57元，分明天壤有别。为了拉拔英校，它让英校生享受免费教育，迫使众多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往英校，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政策影响家长的决定，由此可见端倪。1951年6月5日《星洲日报》社论认为，《十年教育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统一的英校教育系统，以代替所有的方言学校。”

殖民地当局以不平等态度对待各语文学校，在社会上直接形成了“方言学校”是次等学校的观感。二战后，周边地区政治形势的种种骤变给华校带来巨大冲击，华校经历了波急浪涌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国民党败走台湾、新马本土意识抬头、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兴起、左翼学潮工潮前仆后继，都引起在地政府的关注。这种复杂的时代背景，让华校沾染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加大了华校生在职场上的障碍。“华校等于共产党”的标签，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嵌刻在众多人心上。1976年，我服完兵役，刚刚进入职场，某日在百货公司服装部溜达，遇见一名中年男子指着一款印上东歪西倒汉字的衬衫，对身边的女伴说：“communist”――华文、华校，被断定是左翼或共产党的代词，它的时代标签，不易褪色。

二战以前，华社的国家、民族与政治认同、华校浓厚的政治氛围早已引起殖民地当局的警戒。三十年代中国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引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海外华人积极响应，华校师生参与筹款赈救等等抗日活动，都拉紧了殖民当局的神经。二战结束后，华校的政治色彩更丰富了。前人民协会理事长沈文炳在《缅怀华中》提到：“1949年初英国殖民地政府示意董事会主席李光前解聘教职员中参与中国民主同盟的老师”；“当时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发生内战，深深地影响了海外的华文学校。华中的老师中间有国民党员，有民主同盟党员；学生中间有三民主义青年团，有民主主义青年团”；“薛（永黍）老校长那时是新加坡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坚，他邀了一班思想进步、反对内战的同事加入民盟。”1948年7月，作家杨越受聘南来华中执教，他在《华中五十年》写下了亲身经历：“当时正是‘紧急法令’时间，公开的政治性活动是被禁止的，但学生中的秘密工作仍然是很活跃的。到这年的12月间，我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大概1949年1月初，就被押送出境，同学们不畏殖民地当局的威胁，一批一批地上船送行，那依依不舍的情景，是很感人的。”

薛永黍校长，杨越，沈文炳

以上表述，具体呈现了那个时代南洋最高学府华侨中学的政治生态。其实，同时期的其他华文中学都具有这种特点，中正、育英、南中、中华、南侨等中学以及无数小学里的师长身上，都展现了这种时代色彩。在那个政治氛围浓郁的年代，教师或学生被殖民地政府遣送出境是常有的事，五一三、福利巴士工潮、中四罢考等抗议风潮，前线震耳欲聋的呐喊，少不了华校学生的身影。

1955年南洋大学创建，使华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串连成完整的教育系统，却无法就此改变官方与职场对华校生的偏见。华校生是二等公民的说法，因南大首届毕业生进入市场而强化。南大遭遇的重重政治阻力，也注定了毕业生无法回避职场磨难的现实。这一点，自南大创校开始，官方就没有讳言。它认为，南大生的就业问题与水准有关，社会精英也普遍附和这种讲法。长期来，针对外界质疑南大，南大人据理力争，但这种正反观点的议论，始终各说各话，没有交接。毕业生就业困难，源于大学水准不足，而大学水平低落，是滥招生的结果――这种因果论调，反复在市场上流传。南大学位，被形容为“贬值的货币”、被视为次品，收生素质每况愈下，成了压倒南大的最后一根稻草。

优秀的华校毕业生选择到新大就读，被视为南大无法提升水准的一大原因。华校高中毕业生转读新加坡大学，是否隐藏着职场的考虑因素？以下一组数字，给人们留下了解读空间：1964年，华校高中毕业生进入新加坡大学修读的人数，仅有37名；六年之后（1970年），增加到371名。这意味着，被录取进入英文大学的华校生增加了九倍，这飞跃数字，对南大而言，是雪上加霜，它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证据。

1980年3月29日，南洋大学关闭前夕，李光耀总理回复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的来函时如是表达：“我随函附寄公共服务委员会寄给我的一份例表，里面列举了十个比较显眼的实例，说明求职者的“普通”水准与“高级”水准成绩，就像他们在面试的回答一样差劲。公共服务委员会成员对于他们能够对他们的教授施催眠术，使他们获得一等或二等（甲级）荣誉学位的那种魔术感到迷惑。会不会是他们的教授认为在面对学生人数逐年减少的那种越来越暗淡的情形底下，有必要使他们的相对光辉更加突出。”（见王如明主编《南洋大学文献》及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这段说词，明确传达了国家公务员主管单位的三点信息。其一、南大荣誉学位毕业生在公共服务委员会的面试表现十分差劲；其二、南大荣誉学位的等级含有水分；其三、上述现象是南大招收低水平学生的结果。

1980年4月1日，李光耀先生给陈共存的复函如是说：“如果不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没有可能挽救南大的。南大的学位就像贬了值的货币。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滥发学位给那些本来就不应该收入南大的学生，结果颁发给许多优秀学生的良好学位的价值，也受到怀疑。”

自1959年南大首届毕业生踏入社会，南大学位就不被政府承认，这对毕业生到职场觅职是一记沉重打击。1959年白里斯葛主导撰写的《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对南大先修班开铡：“我们认为，为一小部分不够资格的学生而设的先修班应该尽早放弃。如果认为在一个学年内，大学未曾作准备，同时也许对这个特别的工作并不热心的教授，能把一些低级材料改变成大学人才，那便是很大的错误……在过去，中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曾经开办过先修班但被认为不实际。”

这份报告书如是总结：“本着良知，我们再度表示遗憾，我们目前不能向新加坡政府建议承认南大学位与其他经被承认的学位相等。”

南大的水平不能和其他政府认可的大学相提并论，这种观点在1960年发布的《魏雅聆报告书》也说得很直白：“关于南大毕业生的就业前途，不少人持有一种印象，以为南洋大学法令含有承认南大所授予的学位和其他大学进入政府服务的资格相等。我们曾经从政府方面得知，这事情是不确实的。目前南洋大学所给予的训练水准在许多方面是不够的。”

已故李光耀总理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说：“为了维持新生人数，南大只好降低收生标准，一旦这么做，南大的的水准就急速下滑，家长和雇主终于发现南大的文凭没有价值。后来，最后数届的南大毕业生申请工作，出现了宁可用中学文凭，也不愿用南大毕业证书的现象……一个只用华文授课的毕业生，怎样在一个用英文的政府中工作？结果，南大的毕业生因为英文不够好而找不到工作。”

南大降低收生水准的证据，除了1980年李资政给黄祖耀回函附件中，列出十名南大荣誉学位毕业生不合格的初中与高中成绩之外，我依稀记得七十年代后半期报章上的一则新闻——三四名南大学生的高中成绩上了报，显示南大录取了成绩不达标的学生。新闻见报后，南大人议论纷纷，士气被沉重打击。山雨来前的风，萧瑟肃杀，华校生职场的天空，雾霾来袭。比照当今中学普通源流、工艺教育学院的学生，他们虽曾遭人鄙视，但经过奋斗，完成高级学位之后被政治领导公开肯定，华校生当年显然无此礼遇。大器可以晚成，英雄不问出身，社会宽容了，歧视盲点有了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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