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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备忘录》谈华语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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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暖    2017-1-25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14749696969285_page156_image124华语这两个字,是新加坡人最熟悉的一个词。因为推行了三十几年的“讲华语运动”,已深深烙印在大家的脑海里。讲华语就是讲普通话(不论标准不标准),写成文字就是华文(中文)。在多数人的观念里,Mandarin代表华语。

这里要谈的华语,不是Mandarin而是Sinophone。Sinophone已经定译为“华语语系”。

Sinophone是近年来国际汉语学术界的热门研究概念。Sinophone中文译名的这个“华语”所包含的“语言,指的不必只是中州正韵(的普通话),而可以是与时、与地俱变,充满口语方言杂音的语言。”

使用王德威教授形容为“新世纪以来最受注目的论述力量之一”的华语语系理论概念来论说新华文学和马华文学的学术著述,可谓方兴未艾。

2012年10月,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联合早报、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合举办了一场“三合一”的学术活动——“传承文化、作育英才: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专题演讲、新书推介暨研讨会。会上,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王德威发表了《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的主题演讲。该演讲内容,收录在2014年3月出版的“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公开演讲系列”之第五本演讲集中,题为《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新加坡经验》。

2015年1月,针对华语语系课题,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访问教授的公开演讲系列,邀请来访的耶鲁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石静远教授,在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讲演《华语语系研究及其对母语观念的重塑》。

2016年,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与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联合国家艺术理事会和艺术之家,于5月14日以“华语语系”为主题主办国际论坛,邀请华语语系研究创建者史书美教授(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亚洲语言文化系和亚美研究系合聘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陈汉贤伉俪讲座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华语语系观点看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参与盛会的还有彭小妍(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研究员)、刘俊(中国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暨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与庄华兴(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高级讲师暨中文文学博硕课程召集人)。

本次华语语系国际论坛同时发布由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助理教授许维贤主编的新加坡小说选《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收录了22篇自战后1948年至2011年的新华小说为文本参照,借此论证“华语语系文学的观念符合新加坡”。显而易见,华语语系(Sinophone)研究已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本文参照中外学者的论着,简单介绍“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理论的生成背景,也尝试从《备忘录》导论所应用的“华语语系”视角,和大家探讨新加坡华文文学书写所面对的问题。

《备忘录》和华语语系

《备忘录》的导论这样描述“新加坡”语境下的华语语系:

“……在新加坡的这种历史与现实语境之中,‘华语语系’(Sinophone)的概念也许值得参照并进行思考。‘华语语系’可以看成是‘多种语言和方言同时发声的领域,一个不断挑战和重新定义群体、种族和国族关系的领域。’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语系’(phone)不是‘语言系属分类’(language family),‘华语语系’是学者在后殖民或跨殖民(transcolonialism)的语境下,为了更便于描述和平行比较有别于‘英语语系’ (Anglophone)和‘法语语系’(Francophone)等等的泛中华(Pan-Chinese)文化生态和历史形势所创造出来的词汇/概念。……”

华语语系的英文名“Sinophone”在英语中原本没有这个词,它是英文学界根据“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等的构词法而“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

史书美(Shu-mei Shih)教授的专着《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被认为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将华语语系形诸文字的著作”。史书美也在发表的英文论文《全球文学与认同的技术》(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中,最先提出“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

“史书美教授的看法是,‘华语语系文学’指的是中国之外,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以华文书写的文学,以区别中国境内以中文创作的文学,也就是不将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包括在华语语系研究内,这一界定引起学界的质疑与讨论。”

后来,史书美在《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一文中,对华语语系研究的定义是:

“华语语系研究是对处于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边缘的各种华语(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群体的研究。这里‘中国和中国性边缘’不仅仅理解为具体的,同时也要理解为概略的。它包括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地缘政治之外的华语群体,他们遍及世界各地,是持续几个世纪以来移民和海外拓居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同时,它也包括中国域内的那些非汉族群体,由于汉族文化居于主导地位,面对强势汉语时,它们或吸收融合,或进行抗拒,形成了诸多不同的回应。由此,华语语系研究在整体上天然就是比较的、跨国族的,但它又处处与时空的具体性紧密相关,即依存于其不同研究对象而变动不居。”

华语语系西方学者使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针对西方帝国拓展其殖民地统治时推行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殖民语言的历史史实,(历史上的)殖民地使用殖民宗主国而被视为“亚流”的语言,如何实现了颠覆和解构殖民宗主国的语言“中心”地位的研究而构建的华语语系概念,刘俊在《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理论)的生成、变异、发展及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论述中心》一文中(见原文注释8)认为:“中国(含台湾、香港、澳门)与其他具有使用汉语(中文、华语、华文)社群的国家和地区不存在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汉语“输出”,也不存在英、法等国那样依靠殖民统治向殖民地强行推广自己语言的现象,由是,史书美在这里‘仿造’‘Anglophone’和“Francophone’‘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史书美个人色彩的Sinophone(‘史氏Sinophone’),其实是对‘Anglophone’和‘Francophone’的一种不合适的“误用”。

读了以上内容,再来解读《备忘录》导论引用华语语系文学概念时所关涉的后殖民或跨殖民(transco-lonialism)的语境,诚然,新加坡的确是华语语系研究的一个鲜明“例证”。因此当导论接着谈到“……华文和方言(尤其是福建话),1980年代之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在人民群众生活和政治活动中扮演过‘合纵连横’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如今华语文在新加坡仅被允许保留着传承中华传统的象征性文化功能,而不像英语那样被赋予跨越各族群多元文化的‘优越性’和‘中立性’……”的文化生态,并发出“新华文学可以呈现为一种为了遗忘而产生的文学,或者一种一直跟遗忘进行抗争的文学,而更多的作品是介于这两极之间”的感慨,联系到这本小说选集的书名——“备忘录”,其中意涵饶有意味,也令人颇感沉重。

《备忘录》导论谈新华文学

《备忘录》导论引介华语语系概念接着谈新加坡华文文学:

“无论是英语或华语或任何的一种语言都不应该有一语主宰和统一‘世界’或‘天下’的幻想,因此华语语系研究者并没有天真的以为主张华语语系就是要取代英语霸权,或者非此即彼图谋取代中国汉语的地位。

‘华语语系’这四个字在新加坡容易引起神经过敏的上述两极反应,问题经常停留在望文生义的‘华’字上。殖民时代的新加坡,无论是英殖民统治时期或日本占领新加坡的年月,任何被冠上“华”字的人文在殖民者眼里都是需要被监视和规训的。”

导论以赵戎那一代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响应这些指控的方式为例:二战后赵戎“大力主张本土化的华文文学文化,并坚持这个‘华’字不是‘中国的翻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华语语系概念的论述与赵戎的关注有所呼应,都指向华文文学的在地性与独特性,‘中国’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遗迹,但不一定是必然的指涉。”

2014年6月8日,史书美在新加坡接受访谈时,对她的“去中国中心”论进行了辩解,强调她提出的“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挑战,它也是对在地的不同的中心论的挑战”。文章以美国和马来西亚的华语语系文化为例,阐述以上观点,但没有给出什么是华语语系研究范畴的新华文学“对在地的不同的中心论的挑战”的具体内容。

“……立足混杂性应该说是华语语系研究的共识,石静远、王德威合编的《全球化的中国文学:批判性的文选》(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2010)一书便主张文学生产与研究超越或舍弃国族文学立场,‘探勘跨文化互动交流衍生出来的各种文化混杂现象’。但是,石静远、王德威是将中国大陆、离散华人、华侨、华裔的文学生产一并纳入考虑,而史书美则要把中国大陆排除在外。她所理解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关注的是“中国以外的华语社群,以及中国境内不得不使用汉语的少数族群”,是对“处于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边缘的各种华语(Sinitic-language)文化和群体的研究”。所以,此种研究虽然从最可求同存异的母语问题入手,却无意于以汉语或者中文大而化之地构建“世界华文文学”或者“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或许就是执着地批判对中国的执着(即夏志清先生所谓“obsession with China”)。

当面对“一个新的全球势力结构与区域关系网络”(导论语),“相应于这个时代的殖民主义、国族主义的位置与认同方式”(导论语),对华语语系研究的思考,是该理论归结到底可以带来怎样的一种文学?

若以战后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论争所得共识为开端,就在地性和独特性而言,审视相对于中国中心主义(或称大中国话语权)已处于“边缘”(对外)的,而面对英语霸权也在一直被“边缘化”(对内)的新华文学,是否可以混杂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闽南话和广东话等方言,以显示语言的多样性的“华语”书写而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究其根本,在一个实质上是脱离本源去超越国族、抗拒同化的历史情境中,在一个看似开放的、去中心的话语与权力结合的框架里,如何重构新华文学的身份认同,《备忘录》导论又试图以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加上文本参照给予我们怎样的一个期许呢?

《备忘录》中的小文学

“不过,近30年来,80年代前成长于传统华文教育体系的作家仍然书写不辍,而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新一代作家,在区域与国际局势转变、中国崛起的时代,继续为华文书写注入新的生命力。新加坡的华语语系文学,必须对应于新阶段的中国因素,以及这个因素对于新加坡社会族群组合与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语境里,新加坡的华语语系不断消减和反复重现,展现一种复杂的内部张力,一方面与中国重新加强联系而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仍然在新加坡社会中进行自我身份认同建构的调整。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加坡的华文文学,除了作为官方建构的国家文学(以四种官方语文为分类方式)的环节之一,也可以被视为以华语语系书写的小文学,是写给新加坡人的备忘录(memorandum),尤其是在官方视野以外的仍然活跃于民间的各种华文书写。”

以上引文,用于对应史书美的这样一段论述:“将sinophone用作组织性的范畴,为一个这样的作家提供了另一种理论选择,因为它超越了国族的界限:它的存在理由是放逐、离散、少数化以及混杂性,此混杂性抵抗着同化,不管是同化进中国还是同化于当地”,那么,“这跟政治版图的国籍原则由上至下规范新华作家的本土/国家文化认同”(引自导论)的政策,对处于定居者殖民主义语境之下的新华作家而言,是否就意味着个体和国家效忠、民族多元、宗教和谐等等(指向融入、同化)政治理念之间存在一条无可超越的界线,文化认同仅仅是作家寻找自我/他者之间的距离的思考,碎片——是永远摆脱不了的一个身份。

导论接着说到“近年崛起的华语语系理论,其主要理论资源之一正是来自德勒兹与瓜达里在分析卡夫卡作品而提出的‘小文学’理论。华语语系在新加坡的境遇,使到新华文学越来越彰显‘小文学’的三大特色:其一、语言的去疆界化;其二、文学中的一切都是政治的;其三、文学中的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备忘录》选辑的22篇新华小说就是按照这三大特色来进行分类的。

这里不具体评论《备忘录》用华语语系文学理论来界定22篇小说,其中的一些篇章难免有削足适履或过度解读之嫌。在联合早报《小文学的命运》的报导里,谈到新华文学正处在一个漫长的式微过程中,柯思仁说了“并不那么悲观……需要感到沮丧的,倒是文学或人文作为一个整体,过去半个世纪在新加坡强调务实主义的教育观念里,被忽视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正规课程以外”的看法,诚然,《备忘录》是一种成果,它尝试提供一种质疑“元叙事”逻辑的新视角。然而,对小文学是否可以经典再现的期盼之余,活在中心与离散的想象空间,不能罔顾新华文学(马华文学亦是)的历史进程,因为语言和书写的差异而构成新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一直在殖民的、种族的、多元文化的历史中产生变化及统一起来,形塑自己的特色,并以文学的本质展开在地的生活质感,展开作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而不仅仅是某种问题的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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