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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计划”及台星军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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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时报/罗添斌    2017-1-29
原文刊登于1998年

新加坡早年在建立国防力量时,除了以色列外也曾得到台湾大力协助。这篇报道追述了当年台湾空军精英对新加坡空军作出的贡献。这段历史,新加坡官方与主流媒体从未提及。

新加坡媒体当年在面对来访的李登辉总统时,是以“台湾来的总统”称呼,但国人不知道的是,早在二十年前,台湾来的军人就已经分别当上新加坡的海、空军司令了,新加坡的国防建军成果更有台湾人的血汗参杂在内。

新加坡的军人、民航人员叫台湾技术人员一声“教官好”,根本就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

曾经担任过新加坡空军作战署长、代理空军司令的傅纯显,这位台湾空军官校毕业,作过联队基层飞行员、中队长的台湾飞行员,道出我国与新加坡之间一段军事交流合作的秘辛。

1973年4月17日时,当时傅纯显还是空军四九九联队的少校中队长,空军官校三十四期毕业的傅纯显,飞的是F-100,当天突然被总部人员叫到台北中华路附近的大同之家去吃饭,他到了一看,都是空军司令、参谋长、副参谋长职务的人。

在这项餐会中有位新加坡人,是位姓叶的新加坡军方官员,跟着星国国防部长吴庆瑞来此,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国提供星国一些空军上的帮助。

在这次的餐会中,军方高层同意了新加坡所提出的建议方案。两国这项军事合作计划,被称为“联星计划”,后来更有后续的“星光计划”。

大概过了两个礼拜,包括傅纯显在内,一群来自空军各联队的人就到了新加坡。第一批共有四个人前往,其实等于是被“借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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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飞行服站在A-4天鹰型战斗机前,曾任新加坡空军代理司令的傅纯显。

其中,有刘书文(曾任国防部情报次长),有傅纯显,有三十七期的蔡发义,有四十期的丁任(现为瑞联航空副总经理)。

而被选去的条件,第一个是要会飞行,且飞行技术纯熟、英文要能流利。

台湾方面后来也派去了第二批飞行人员前来,包括有高必达、尹满荣、张甲等三人,这一批是一月份才去受训,此外,也有一位李学礼是单独前往,并非政府派出的,而且是由金边直接到新加坡。

稍后,台湾方面也有一批飞行员到新加坡担任教官,人数约有十几位,其中包括了现任副参谋总长夏瀛洲,因为新加坡十分缺教官。

新加坡很讲究飞行技术及经验,在向我国提出需求之后,空军当局也没有征求当事人意见,就通知立即前往新加坡。由于事前均没有组织性的小组、或是领队安排,四人于是共推学长刘书文当此行的领队。

由于是直接通知大家前往,四人均穿着制服,而且这边可以领薪饷,新加坡方面也可以领薪饷,条件待遇还算不错,而且两边均不用交税。1973年左右,我国飞行员的待遇普遍来说是还好,比起社会上的薪资,空军的待遇是很好。傅纯显到了1976年回国退休时,连同战功、奖章全部加起来领了38万元。

到了新加坡,我国飞行员才知道新加坡要换新式的飞机,但飞机还没有到,而且向当地人打听了之后,才了解到为什么星国要找台湾空军协助。

星国在此之前,空军叫做DAS,作战部队有两个战斗机中队,是英国的Hunter机,合计有四、五十架,也有一个C-130运输机中队,加上另外两个中队,也就是说新加坡空军就仅有五个中队规模。

英国人是在新加坡独立之后,便接手建立新加坡空军,英国提供新加坡空军训练、协助建立空防武力,但是他们始终对英国人不放心。

星国空军是在1969年开始成立,英国人想要主导星国建军,派了不少人,也有一个战斗机中队进驻,也设有训练学校,但总觉得英方的人对新加坡不够尊重。因为英国人当时是殖民地的统治者,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以后,事实上在新加坡的英国空军人员是雇用来的,本地人应该是老板才对,但是他们仍然以一种主宰的姿态出现,而且飞行的高级技巧、空军相关事务都不肯交给本地人,也就如此,星国才会找上台湾。

一行人到了新加坡之后,会见了星国的高级政府官员,也包括了总统、总理李光耀、国防部长等人,知道了英国人在星国的种种情形。四人去了之后先是做了一些地勤业务,过没多久,九月便被派到美国加州一处海军基地去受训,学习美制飞机的训练,并且作接收美国A-4军机的准备工作。

新加坡向美国购买的A-4飞机,在经过洛克希德公司翻修之后,也就送到加州同一个基地试飞,也同时搭着训练计划实施。从仅有一架翻修A-4开始飞起,飞到圣诞节时训练流程便飞完了,此时洛克希德已送了五、六架翻修过后的A-4到基地,而我方这批从台湾至新加坡再转到美国的飞行员,在美国取经完成后则回到新加坡。

回到新加坡之后,由于飞机已陆续运抵,此时新加坡便成立了A-4的第一个中队,叫142中队,由于四人当中,刘书文期别最高,便由刘书文担任首任中队长。

1974年新加坡国庆时,我国飞行员参加了星国国庆大典,以及空军空中校阅。八月九日当天,就由A-4担任空中分列式的领队,整个参加分列式的共有一百多架飞机,其中仅有五架A-4参加,而总领队就是傅纯显,副领队是蔡发义。

傅纯显回忆道:“我觉得很骄傲的一点,就是参加分列式时,为了要掌握飞机编队通过大阅场的时间,以及配合李光耀发表演说的关键时刻,地面校阅指挥官与我打赌,认为我们通过阅兵台的时间,若是在四秒钟内,他就愿意服输。”

“在预演时,双方各赢了一次,到了真正校阅时,空中飞机编队是一秒不差的通过阅兵台,他们此时才开始对台湾空军飞行员的表现,留下深刻印象。”

中队慢慢建立之后,又再做精进训练,此时台湾方面又再派出包括三十位军官、士官长级之人员,前往新加坡作地勤修护能量建立的协助工作,这个小组由金钟范中校领军,金钟范后来在复兴航空退休。

1974年底,星国国防部次长找傅纯显去谈话,同时说:“傅,你看我们何时可以成立第二个中队?”他便说,“太晚了,早就可以成立了”,次长此时就说“那你来负责成立吧”。这是在一个会议中的谈话,也就是这样傅纯显就成为新加坡空军第二中队的中队长。后来次长正式的找了大家,发布这个人事命令,也就是发布他担任第二中队(143中队)中队长。

1975年的2月,新加坡空军正式成立A-4第二中队,当时令台湾飞行员很骄傲的就是说,当年10月还参加了美国和新加坡的共同演习,成果相当令人满意,这次的任务结束后就返回台湾了。总计在这段时间内,傅纯显飞行A-4已超过五百多个小时。

不过在四人回到台湾后,新加坡方面又要求空军再派人去,同时希望这一批人能够待在新加坡长一点时间。

政府当初对于星国政府的要求,认为第一:不要让第一批去的人发生任职断层的情形,影响到个人权益;第二,是希望派去的人两年半就要换人,而且星国要求的是至少五年。

傅纯显返国之后,对空军总部官员回报说:“不能再送去了。”他认为,要就原先的人延长半年,要就是全部取消,不再派人去。傅纯显向空军分析认为,虽然我军飞行的时间较新加坡空军人员为久,但事实上能够教别人的地方,其实也有限。

傅纯显说,当然我们有些特殊的地方,像是高级技巧、作战经验上,还是星国人员比不上的,但是美国人也教他们,星国飞行人员的训练相当专精,而且训练、与自我要求上,都比我们来的严格,加上他们不用负担其他的任务,久而久之,已慢慢的赶上我们。同时,由于新加坡也有派人同时前往美国受A-4的训练,如果空军再派人去新加坡,岂不是反过来要向新加坡学习?

另外,我方人员在新加坡训练本地飞行员时,一开始是由我方担任长机,他们担任僚机,后来他们技术熟练了,便派本地飞行员从三号机开始,台湾飞行员作僚机,他们作长机,让他们藉带队的机会,逐步交给星国本地飞行员。

而我方人员在返国前,两个A-4中队的中队长职务,均已交给新加坡的飞行人员接替,其中一人年龄仅有25岁。

新加坡国防部长吴庆瑞还曾问傅纯显说:“你觉得现在就交给我们当中队长,时机合不合适?”傅纯显则说“我们能教的都教给你们了,现在是你们本国人自己表现的时候。”吴庆瑞又说,希望你们回去之后,还能够再回来,也要求傅纯显推荐部份人选。

此外,星国是采英国制度,每样事情都用证照制度,例如你是一位飞行员,但不代表你每年都飞的好,飞的另人满意,因此星国人员每年也还要接受考核认证,等到认证合格之后,才能延长下一年飞行任务,这一点与我方是相当大的不同。

有段插曲则可以突显出两国当时的密集、神秘往来的情形。

傅纯显说:“当时派我们去的时候,由于我们是以军职身份过去,命令上写的是家属可以去依亲,但到了我们从美国受完训回到新加坡之后,命令却又改了,政府认为有安全上的考量,所以家属不能够去依亲。”因为家眷没有办法到新加坡,他们也仅能每半年休假返国一次。

傅纯显回忆指出,他在返国前,新加坡国防部长吴庆瑞又找了他一次,除了重申希望他们再回到新加坡服务外,也保证会与我方政府交涉,让家眷一同前往新加坡。

新加坡空军在每年空军节的时候,空军代表都会到总统府吃饭,同时也会与李光耀见面,谈谈国防及空军建军事务。

有一次,台湾去的空军人员就在这个场合中向李光耀表达家眷无法前来的困扰,傅纯显回忆说:“当时李光耀听了是哈哈大笑,并且说我已经跟你们政府表达过了,也尽过力。”“而李光耀夫人在旁边听到这件事,就说他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来当教官是很辛苦的,家眷若是没有法子一起前来,更是增加飞行员的负担。”

李光耀还跟台湾飞行员、教官们说:“在新加坡所有外聘飞行教官中,只有台湾飞行员最具爱国情操,你们是我的最爱,这些事情,我会与贵国政府协调的。”

傅纯显回国后不久,1976年11月即接到通知要退役了。而在此之前,军方的人就有个观念,认为去新加坡的人是“去赚大钱”的,有没有晋升军阶都没有关系,也因此去新加坡的几位飞行员,晋升都被耽误了。

军方后来接受傅纯显的建议,不再派现职、现役的飞行员前往,但改以飞行员办理退伍后前往的弹性作法代替。

首先,空军有一位刘景泉少将应邀担任新加坡的首任空军司令,刘景泉原先是我方空军四联队联队长,而他又是马来西亚怡保华侨人士,退伍之后到了新加坡担任空军司令。

在此同时,我国国防部也同意由海军上校丘永安,以退伍身份新加坡担任星国首任海军司令,丘永安原为新加坡华侨,年轻时返国参加军事训练,并绩功升为上校,他在回到新加坡后,即着手建立新加坡海军建设。

而傅纯显则是在1976年11月底办理退伍后,再一次踏上新加坡空军之路,这一次以退伍身份同去的,尚有蔡发义、周述森等人。

周述森曾经担任过赖名汤的侍从官,而在两国刚开放实施合作计划时,赖名汤先是担任空军总司令,然后又升任参谋总长,也曾到过新加坡访问,并考察两国空军合作的成效,周述森陪同赖名汤去,看到第一批的状况后,也表明有此意愿想要去。

第二次到新加坡服务,傅纯显是从新加坡空军作战署作战组组长干起,没多久到1977年年初就升为作战署署长,1979年则奉命成立空军计划署,由于刘景泉已经卸职,他也同时兼任代理空军司令职务一段时间,并且参与重新检讨规划新加坡的建军与国防战略,并对于新加坡的假想敌作敌情评估。

这段时间,我国空军官校人员林文礼率团至新加坡访问,后来美军太平洋司令亦来星国访问,新加坡购买空中预警机的提议,便是在此时向美方提出的。

傅纯显在计划署内的主要工作,就是评估新加坡建军需要购买那些武器装备,需要多少数量。

另外新加坡获得A-4飞机的时后,机上虽然可以配挂响尾蛇飞弹及各式火箭,但美国方面仅同意在飞机上架设机枪而已,其他的相关先进武器装备一项都没有。全新加坡当时总共仅有两千多枚英国的老式炸弹。

外界曾戏称新加坡的空军仅是一个“飞行俱乐部”而已,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为此,新加坡从1979年的下半年开始全面检讨添购设备,强化国防。

傅纯显也说,他从接任新加坡空军计划署署长开始,便花了“几个Billion”的预算来购买新的机种及武器系统,包括有F-5型军机,后来还买了E-2C空中预警机以及F-16战斗机等等,以增加新加坡的威吓、压制、快速打击力量。

1980年傅纯显离开计划署署长职务,转任新加坡樟宜基地司令,后来也历任其他基地司令官,最后则转任新加坡国防部督察室主任直到退休,总计他在退休回到国内之前,傅纯显担任新加坡军职长达十五年,堪称我国军官“前进新加坡”最久的一位。

傅纯显说:“当时他奉命街掌樟宜基地的主要原因,在于原先樟宜机场是军用基地,但新加坡政府决定要将樟宜机场转化为民航机场,派他去的用意就是要借重他的经验,让樟宜机场顺利转换民航。”

1980年7月1日,樟宜机场最后一架军用飞机落地以后,开始全面管制,星航飞机则是在隔天8点整起飞,傅纯显说:“他们在8点以前,要完全将樟宜机场clear。”至于还未迁离的军用飞机,以后就慢慢运走。其他的工作像两千位原先基地内的人员,也是要在一个晚上完成管制移交作业。

傅纯显到了1988年卸任,回到台湾。对于在新加坡的服务经验,他曾经有意在台湾兴建飞行训练学校,或者是与新加坡合作在新加坡训练台湾的民航飞行员,但最后都因为各方意见不一而拖延无法落实。

傅纯显笑称,早年他仍在新加坡任职时,若有必要返国探亲,搭的可不是民航机,而是搭星国C-130军用运输机随同“星光部队”一同前来,这种感觉相当的特殊。“其实就像是回娘家一样的自然。”傅纯显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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