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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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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2-2

李光耀往往是妄自尊大的,一切措施都是出自他的设想。包括建立机场、兴建地铁、拥车证、车辆过路费等等,反正新加坡的一切成就,都是李光耀的功劳。日本谚语说“给自己唱赞歌的人,听众只有一个”,李光耀大概就是这样吧。

李光耀把寡头政治比喻为“执掌政府和指挥交响乐团不无相似之处。少了贤能的班子,任何总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挥本人未必得是个出色的演奏家,却至少必须对主要乐器有足够的认识……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

“我和我所领导的内阁部长们维持着朋友兼政治同僚的关系,长达三四十年。当中有好几个人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的,对彼此、对共同奋斗的事业,我们信誓旦旦。我们有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否则不可能冒险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李光耀坦率的道出他是任人唯亲的,却又撒谎说“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从李光耀的回忆录中,读者看不出李光耀这一点。李光耀是英国人精心培养的代理人,早期秘密和共产党人搞所谓的“统一战线”,和吉隆坡政权和英国人密谋“大马来西亚计划”,哪里有“在同一个时候挑战英国人和共产分子,后来又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

超过度地渲染“宣战”,是李光耀自我拔高的说法。特别是“向马来极端主义者宣战”更是弥天大谎。在惹不起“马来极端主义者”时,李光耀只能采取躲得起,敬鬼神而远之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计了。

加入马来西亚后,李光耀和吉隆坡政权为了争夺,彼此毫无节制地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吉隆坡政权坚持“马来人特权”,李光耀就坚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撕咬得不可开交,导致民族之间发生流血事件。这是双方犯下破坏民族团结,挑拨离间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的罪行。李光耀妄图把责任推给对方,无非是表白自己是维护民族友好关系高尚的人。

李光耀很自豪地说他们的团队是如何团结一致,“我们早期在一起奋斗,常常好像就快被锐不可当的势力所消灭,那时候我们就建立了最强有力的联系,这种联系把我们紧紧扣在一起。政策上有歧见我们从不外扬,只在内阁中讨论,直到分歧化解并达成共识,我们才提出容易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明确立场。”可是当他的同僚一卸下部长职务,就如脱缰的野马,发表和李光耀相左的意见。杜进才不就和在野党詹时中站在一起反对公积金政策么?丹纳巴南不就反对“光谱行动”辞职不干么?李炯才等人不就反对关闭南洋大学么?对集选区“不是所有老一辈的部长都能够坦然接受的。其中以拉惹勒南反对得最激烈……不把我的计划看成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而认为是在开倒车”么?

李光耀往往是妄自尊大的,一切措施都是出自他的设想。包括建立机场、兴建地铁、拥车证、车辆过路费等等,反正新加坡的一切成就,都是李光耀的功劳。日本谚语说“给自己唱赞歌的人,听众只有一个”,李光耀大概就是这样吧。

在谈到“杜进才的主席票是决定李光耀之所以成为新加坡总理的关键因素时”,李光耀愤愤不平地说:“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我不能了解这回事,为何杜进才与王邦文会有此说。假如只有一个人如此说,我可以置之不理但两个人却如是说……我领导选举活动,我精心雕琢策略。我发表重大的竞选演说,我在最后的一个重要广播中演说。在当时的构想中我将会成为领导者。我是那个在竞选前,竞选中和竞选后和顾德总督接洽的人,不是王永元。是我和他商议释放拘留者,不是王永元。”(2009年9月12日新加坡文献馆《解读新加坡白衣人故事书》

1961年4月29日芳林补选时王永元提出释放所有政治犯,李光耀却不肯释放,李光耀也从来不把他所谓的“同僚”放在眼里,事情怎么办,李光耀说了算。

“他们知道,到头来是我得站在选民面前,说服他们授权内阁连任,而我需要有能够叫选民信服的理由。”“同僚”的“连任”得李光耀“需要有能够叫选民信服的理由。”如何执行任务,也需李光耀“我把我的期望告诉有关部长,然后放手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执行任务,遵循的是目标管理法。只要受委者足智多谋,碰到未能预见的新问题时懂得革新,这种管理法就能收取最大的成效。我只需要在政策问题上插手。”

李光耀不仅“我只需要在政策问题上插手”,即使是机场的建设“我反复斟酌了好几天,在樟宜兴建新机场”,“我提议规定人民必须先投标申请证件,才有资格购买新车,车子才有权使用公路”,“我认定有必要修改选举法律,让几个候选人共同竞选两个或更多选区”,“我出任总理之后不久,即废除谋杀案以外一切刑事案的陪审制度”,“到1969年新马分家以后,我请律政部长埃迪•巴克在国会提出动议,把谋杀案审讯的陪审制度也废除了”,“我也要求公共服务委员会为成绩出众的学生,提供修读电脑研究生课程的机会”,“我在1984年决定让政府部门通过‘财路’转账系统支付所有雇员的工资。我给这些雇员在邮政储蓄银行开设了储蓄户头,让他们利用自动提款机提取现款”,“英籍大法官艾伦•罗斯爵士荣休,好让我推选第一位新加坡籍的大法官。为此我四处物色,要找一个社会观不至于跟我抵触的人”,“经过相当谨慎的考虑,我推举黄宗仁出任大法官。1990年底卸下总理的职务。我知道接班的吴作栋跟法律界没有什么关系,要他决定合适的大法官人选恐怕会有困难。于是我在卸任前着手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挑大梁……1990年9月,黄宗仁大法官退休后,我正式任命杨邦孝为大法官”。“交通堵塞、分散种族聚居地、提高马来同胞的学业表现和法律纲纪等,便不时加以干预。有些干预行动举足轻重,若不是我进行于预,也许免不了要出乱子。”“毕竟政府行差踏错,责任最终须由总理承担。”

看看,每一桩每一件都是“我”在“提议”,在“物色”,在“废除”,在“要求”,但有一条“社会观不至于跟我抵触的人”!“若不是我进行于预,也许免不了要出乱子”!原来其他部长都是李光耀的小跟班,没有李光耀就要“出乱子”,难怪李光耀死后,新加坡就一再“出乱子”,先有南海问题,后有坦克被扣事件,还真印证了李光耀没有自吹。

行动党人真的很团结吗?表面看,行动党人很团结,没有人拉帮结派,这是李光耀“英明”之处。其实明无山头暗有礁,在党内还没形成山头的时候,早就被李光耀清除出去了。

总理就是老大,伙计们都得听老大的。“1980年12月大选,我决定向所有老将们发出明确的信息,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过程势在必行,至于速度,就得取决于新议员如何在当选后证明自己的能力。大选过后,我把杜进才排除在新内阁名单之外。我担心如果让他留下来,会使好些老一代同僚在他周围汇合成一股势力,拖慢领导层自我更新的步伐。我能感觉到王邦文也跟杜进才一样感到不快,还有好几位老一辈的政务部长和次长,如李炯才、邝摄治、陈志成、曹煜英也如此。我必须放弃杜进才,以避免任何领导层的分裂。……淘汰了杜进才,我告诉王邦文,愿意让他担任多一届的部长,但是绝不容许领导层自我更新的进程受到任何的阻挠。他明白我的意思,大家终究没撕破脸皮。自我更新以哪一种方法和什么速度来进行,我都必须负起全责,……但是万一失败了,我必须承担责任,庆瑞和拉惹勒南也会共同承担这个责任。”老同僚一个个“感到不快”“耿耿于怀”地走了,只有李光耀自己不退下,挥舞着指挥棒,1990年67岁时才卸下总理职务,担任内阁资政至2011年88岁时辞去内阁资政职务,至死都担任着国会议员。

自我更新,引进新血没有错,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流水才能不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但总得自己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取信于人。“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李光耀作为总指挥,稍后退下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必要的。但从总理职位退下以后,又在中国封建皇朝故纸堆中掏了个“资政”的头衔,就让人觉得太恋栈权威了。到了耄耋之年,还不认老,甚至到了健康不能视事,都不退下,至死方休,自己的选区长时间让他人代为管理,还领着薪酬,就让人诟病了。“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答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李光耀“不能饭”时还“壮心不已”,做到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你叫和李光耀一起打拼的老臣如何不“耿耿于怀”,“感到不快”?

对总统更显示出李光耀的权威。“我有两个角色得扮演:第一、身为总理,我有责任保护总统职位的尊严和新加坡的声誉;第二、作为他的私交,我希望能挽救他。”“帝凡纳坚持要我们发给他养老金。根据宪法,总统无权享受任何养老金。内阁决定基于人情拨出一笔养老金给他”。既然“根据宪法,总统无权享受任何养老金”,为何李光耀违宪的事都敢做,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呢?这一切都是“我”的决定!李光耀的威权“指挥棒”“同僚”能不听么?

关于时任总统帝凡纳,李光耀把他撸下台,是说他“酗酒”“行为怪异”等等,而帝凡纳“在《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1月29日刊发表的一封信件中,说自己从来都不是个酗酒者。”

李光耀回忆录中说“过了11年,他在加拿大接受访问时说,医生对他诊断错误,并指责我吩咐医生给他服用迷幻药,使他看起来像个酗酒者。”

“1988年5月,帝凡纳插手前副总检察长萧添寿被调查一案”。帝凡纳1985年辞职,就不知道怎么还会在“1988年5月,帝凡纳有权插手前副总检察长萧添寿被调查一案”?帝凡纳敢于挑战李光耀的威权,结果是“我于是提出诉讼”。

根据2015年7月15日新加坡文献馆《彭由国与蒂凡纳和李光耀》一文揭露:

“蒂凡纳和李光耀之间发生了矛盾。蒂凡纳最终在不当行为和酗酒的标签下于1985年无奈辞去总统职位。随后,蒂凡纳和李光耀通过西方的刊物相互攻击,互揭疮疤。据悉,流亡在外的蒂凡纳撰写了好些尖锐的评论文章,发泄心中的积怨;文章在小圈子传阅。最为新加坡人熟悉的李光耀疮疤,是蒂凡纳为萧添寿撰写的一本书作序,其中,蒂凡纳回忆了李光耀在1981年人民行动党在安顺补选失败后的愤怒谈话:政府在我们的手上,比赛钟声一敲,就要把惹耶勒南打倒,让他在地上以双膝爬行,乞求慈悲。不过,李光耀否认有发生过这一场景,并且在加拿大的法庭起诉蒂凡纳诽谤。之后,由于蒂凡纳已经患了老人痴呆症,李光耀才撤回了控诉。”

李光耀惯于说一套做一套,他很欣赏“这就是泰国人的处事方式。只要还有妥协的余地,就绝不赶尽杀绝。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佛教的精义。”但李光耀对对手,甚至对曾经的同僚都要置之死地。行动党第六届中央副主席陈贡元1958年9月被林有福政府驱逐出境,在一些人要推翻李光耀时是坚决的拥李派,李光耀却不让陈贡元回返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马来亚共产党达至和解,1989年12月三方签署了和平协议,让人民军成员自愿选择居住地,并给予生活资助,泰国政府甚至分配土地,而李光耀却坚决拒绝原新加坡公民回返新加坡与亲人团聚,甚至回新加坡奔丧也不允许,违反人伦道德,这些事件即可清楚李光耀的为人了。

李光耀上台之前是社会的公仆,上台掌权后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赤裸裸的权力,变成社会的主人,只讲“法”,不讲“道”,不讲“理”。

雄狮从不在乎羊群的想法。李光耀高傲的姿态,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征服;李光耀对曾是同志的冷漠,意味着权力的傲慢。

为保证自己的权力地位,李光耀很小心地选择同盟者,踏着别人的鲜血前进,也谨慎地选择敌人,踩着别人的肩头攀高。

怎么看李光耀都不像是个斗士,活脱脱是个惟权是图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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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2, 2017 在 11:34 下午

一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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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的作风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选掌管当时最重要的部门”。这就是一般成功领袖的作法。如果政策失败,出色的人就不出色了,又不会伤害到自己。如果成功,那自己就可以大吹特吹:我眼光独到。年轻人,要学哟!

    非政客

    二月 3, 2017 at 10:06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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