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港星政治地位有别 世界观层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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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     2017-3-17
https://www.facebook.com/KwongKinMing/posts/1263659923732783:0

访问者:沈旭晖(Simon, S)
受访者:邝健铭(Kwong, K)
整理:李志鹏

在谈及香港的发展时,香港舆论经常提起新加坡。可是,讨论的焦点往往有其局限──例如,讨论多从管治精英角度出发,却少从民间视角探究新加坡的社会文化,及民间的生活日常。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香港与新加坡走上不同的发展路、拥有不同的政治地位,新加坡的世界视野多少因而比香港广阔。在香港,要提升社会的国际视野并不容易,至少香港的大学之中,仍然没有一间有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今次访问的,是研究新加坡、比较新港管治的年轻学者邝健铭。他先后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系,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在新加坡从事研究工作。过去两年,他分别出版了《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与《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分析与比较两地的过去与发展。他的评论文章散见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地的媒体。相信邝健铭能增加我们对新港两地发展的认识。

S:为何你会选择到新加坡升学?

K:主要原因是在大学读书时,香港传媒与学者很喜欢时刻比较香港与新加坡的管治模式,且结论非常一面倒,主要都是说,“香港模式”与“新加坡模式”相比较,显得一无事处。当时感到很好奇的是,这些香港的新加坡想象,到底有没有盲点?如有,盲点在哪?故此便很希望能有机会在新加坡生活,亲身观察“新加坡模式”。

刚好,那时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在香港招生。我读的是政治,加上上述那份对新加坡模式的好奇,申请奖学金在新加坡读公共政策,便变得顺理成章。

S:在编写《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的过程对你有何启发?

K:写书之前,我已有某种关于香港历史书写的问题意识。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有位老师说,“香港历史需要重写”。为何香港历史需要重写?如何重写?在新加坡读书与工作时,我一直思考这两个问题。

新加坡的研究工作,令我需要写很多关于香港政治发展的分析,因此我读了很多香港研究文献,也特别着重脉络分析。某程度上,这种治学观很受我的一位中国大陆同事影响。他自学多种外语,对世界多国的历史都有涉猎;他对世界大事的许多分析,都离不开历史脉络与案例比较这两个分析角度。

着重历史脉络与案例比较,便由此成为《港英时代》重写香港历史的基本框架。具体地说,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尝试填补当下香港研究的一个缺憾,即偏重颇为内向的本地框框、以及多少有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气质与情怀,但同时忽略香港这个“亚洲国际都会”身处的全球与区域脉络,乃至比较视野。

曾经在学者李培德编着的《日本文化在香港》,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

“除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之外,‘中国中心论’亦一直干扰我们对接受亚洲文化的态度。一般来说,香港文化界、社会媒体无不认为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而鲜说‘东西文化’……为何我们只把中国和西方相比较对垒呢?难道中国文化等同整个亚洲文化吗?……亚洲文化是多元的,不可能只有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元文化。”

S:《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何以比较这两个城市?

K:理由与我到新加坡读书工作的原因一样──我对香港的“新加坡想象”感到好奇,希望透过在新加坡生活、亲身检视这些想象的盲点,而《双城对倒》可说是我思考与考察的结晶。

上一本书《港英时代》谈的,主要是重写香港历史;《双城对倒》的焦点,则是管治。《双城对倒》书写的切入点,是从世界网络与案例比较角度,比较香港与新加坡的管治模式,参考案例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中国,以及如瑞士、卢森堡、北欧国家等先进小国。

香港很多人,很喜欢时刻比较星港,但我总是怀疑,比较双城之前,愿意花功夫仔细梳理新加坡的独特发展脉络、穾破香港舆论刻板新加坡想象的,其实有几人。香港与新加坡的一个很重要、但少被香港论者重视的差异,是香港只是一国之中权力萎缩的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则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这点差异,令两地的世界视野、管治意志与氛围不能同日而语。但即使香港与新加坡有如此巨大的政治地位落差,新加坡仍有值得香港学习之处──例如,学习新加坡为何没有以民族主义世界观,否定英国殖民地时代的一切、甚至视英治过去为资产;学习新加坡人的独特身份认同如何形成、新加坡政府如何与为何重视Singaporean Core、如何与香港经验作对照、寻找启示。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比较新港模式,不能只从“以政府为中心”的角度切入,毕竟香港有的是相对强的社会、相对弱的政府,新加坡则相反。正如新加坡学者庄嘉颖在《双城对倒》导读中说,新加坡的威权政体,令国民变得惊输(kiasu),我也在书中指出,威权政体如何局限了新加坡的创新能力;而根据新加坡未来经济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Future Economy)今年2月发表的报告,加强国民的创新能力却是未来国策重点之一。相对而言,香港的优势在于有更具生命力与创意力量的社会。故此在此基础上,《双城对倒》的分析认为,香港更应学习的,是创新能力、竞争力、社会自由与国民快乐指数世界排名都很高的瑞士。

S:新、港两地各自面对着什么困难呢?

K:相对而言,香港的问题比新加坡复杂。一国两制令香港的权力灰色地带远比新加坡多,故此香港不能像新加坡那样,较没有包袱地以在地意志管治、重视本地福祉。这继而影响了香港在经济、社会凝聚力与民生政策这三个重要管治范畴的表现。

新加坡能视世界为腹地、能自主积极地建立世界网络联系、也因为重视国际形象与联系而不会易于从狭隘民族主义角度否定英治时代的一切、时刻强调“去殖”;曾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面向四面八方的香港,此刻却有愈来愈沉重的“警惕外国势力”包袱。新加坡政府视Singaporean Core、国民凝聚力为良好管治的基础,因此既会有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强化国人的集体回忆,成为“新新加坡人”之前也需要经过更多程序──例如,新加坡不会像香港那样有“双非”争议,且新加坡政府也分别在2009与2010年,设立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与Singapore Citizenship Journey,以确保“新新加坡人”能有效融入本土社会、入乡随俗;在此刻的香港,“本土”愈来愈是政治不正确的词汇,电影《十年》会有〈本地蛋〉的故事,香港“失家”的情绪愈来愈强烈,连特首选举候选人曾俊华的宣传影片也提到要重建“一个像香港的香港”。新加坡能言食水与粮食供应自主,甚至在2016年7月,新加坡能反向马来西亚柔佛供水;而在香港,食水与粮食供应自主,随时会变成政治不正确的政治议题。

如之前提到,新加坡的挑战在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发展。现今环球政经形势愈趋千变万化,视世界为腹地的新加坡,自是更迫切需要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乃至经济自主能力、以应付愈来愈风高浪的世界,这是国家生存之根本。但问题是,新加坡的威权政体局限了国民的创新文化、这种政治体制与管治模式不无经济代价。

S:你曾到在香港、新加坡和台等地举行新书会,三地读者所关注的议题有何不同?

K:其实在新书会以外,也可以发现不同地方人士的有趣观点。例如,台湾网站转载《港英时代》部份内容之后,便有台湾读者留言,内容大意是,部份日本老一辈与某些香港人类似,同样认为殖民地时代管治优于中共与国民政府的管治,且国共同出一源、有类近的管治思维、风格与问题。

香港朋友自然会有更强忧患意识、所提的问题都集中于如何从过去看香港的现况与未来,以及香港局面能有何出路。台新两地的朋友,对香港的关注有不同侧重点,台湾朋友对新加坡的细节也很有兴趣。

台湾朋友会比较关心香港的身份政治,这大概与台港面对相近的中国因素压力有关。新加坡朋友则会较多论及在毗连“强大的中国”的情况之下,香港能如何自处,这既源于新加坡对中国的印象,也大概与他们愈来愈需要有技巧地与“强大的中国”打交道的发展趋势有关。

台湾与香港类似,对新加坡模式有很正面的印象,所以台湾朋友也会提问关于新加坡管治的细节,以及台湾如何学习新加坡。

S:新加坡如何平衡国内各个种族的势力?

K:回顾新加坡的历史,新加坡的种族政策,可概分为两个时期。立国初期,建国精英不从过去的文化历史背景入手,而是着重向前看地透过共同的物质生活经验、建构各族共有的“新加坡人”身份,以避免各族之间因历史文化因素而衍生暴力冲突、带来政治不稳定。至八十年代,为增加国家在西方影响力之下的自主度,新加坡转而重视各族的文化与传统、更强调“亚洲价值”。

不过,现在仍会有人疑问新加坡的CIMO(Chinese, Indian, Malay, Others)的种族分类管理框架是否必要、会否防碍“新加坡人”的身份建构。新加坡友人还会说,人口之中处于较少数的族裔(例如马来人),仍不时有感到被边缘化的怨气。

S:现时,面对中国在南海增加影响力,以及美国重返亚洲,新加坡如何游走于两个势力之间?

K:近期转变中的中新关系是可参考的案例。

南海事件之后、中新矛盾愈趋表面化。对于中新矛盾的本质,中国大陆媒体人赵灵敏在2016年8月发表于《FT中文网》的文章《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新加坡?》,便很值得参考。她在文章的解释是,“很多民众对新加坡的不喜欢,则是因为新加坡‘反华’。在他们看来,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天然就应该亲近中国;又是一个弹丸小国,面对中国这个‘上国’应该俯首帖耳,惟命是从。而事实证明,新加坡经常和中国对着干”;中国民众所以会认为新加坡与中国“对着干”,其中两个原因是:“邀请美国重返亚洲制衡中国”,以及“在南海仲裁问题上态度暧昧”。

在如此中国情绪下,新加坡不断强调自身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不完全屈从与归边,其目的便是为维持新加坡在国际间的自由意志。当中有两个新加坡对中国取态的案例很值得留意:第一,在去年11月于秘鲁举行的APEC会议之中,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被问到如何看中国一带一路时,他补充说,在现今全球化世界之中,不再有“中土之国”(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understand that in this new world, there is no country which is the middle kingdom.)。这种观点自然不会令中国感到舒服;第二,今年2月,按《彭博商业周刊》报导,当有国家讨论让中国加入TPP、取代美国之时,新加坡政府指这种建议言之过早。

新加坡这种处于大国之间的应对方式,亦从另一角度说明,香港与新加坡之间有何重大差异。

S: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政府面对着什么改革压力?

K:起码有两大压力:第一,如之前所言,新加坡需要推动国家的创新能力,以应对世界愈来愈急剧的政治经济变化,但衍生国民“惊输”文化的新加坡威权政体,却难免会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一大障碍;第二,新加坡需要更进一步妥善照顾各族裔的关系。2016年年底,新加坡执政党便提议修改宪法,设立机制在某些时候将总统位置预留给某族裔候选人──按计划,2017年的总统之位,将会预留给马来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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