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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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的世界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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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琳    2017-3-31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李楚琳

(李楚琳在一个深具华文背景的家庭中长大,大学主修中国史和东南亚史,是新加坡双语精英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在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前后在各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丰富的研究与策展经验。2014年她离开国家博物馆,出任新成立的新加坡艺菀有限公司总裁,负责筹划历届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兼管理位于前国会大厦的艺菀艺术中心、月眠路艺术中心和阿里哇街艺术中心,去年12月她正式离开艺莞总裁的职位,结束了31年的公务员生涯。

2016年3月李楚琳接受《怡和世纪》采访,在评论我国的文化艺术建设时指出,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语言障碍,那就是我们以英语为共同语而留下的后遗症。为了配合本期《怡和世纪》的专题,她再次应邀,就几个有关我国语言演变的问题,通过与编者的来往电邮与读者分享她的观察与思考。——编者按)

1. 你是出身传统书香世家的双语人才,能否谈谈你与方言的机缘;在你成长的过程,方言对于你的人文素养是否有及有过怎样的影响;你曾否在任何时候感觉过,方言的使用影响了你对双语的学习与掌握?

我的父母是本地出生的潮安人,他们说的潮州话都很标准。不过他们也是战后华校生,认识拍拖的时候都只讲华语,因此我的母语的确就是华语,也就是说我自出世后,父母对我只说华语。周围的亲戚在1960、1970那个年代讲的主要还是潮语,而我与长辈交谈也用潮语。初时每当我讲华语,有些亲戚会觉得有点稀奇,不过久了也有些长辈反而会迁就我,跟着我以华语谈话,也许我说的潮州话太涩了,他们觉得很难听很难受。我在一个多语的环境里长大,很自然地也跟着邻居学了福建话和广东话。我母亲是华文教师,不过家父最有语言天分,他当过广播员,华语纯正,对我的要求自然也很高。他小时候念启发小学,听得懂客家话。由于潮州话与福建话相近,爸爸当然也能把福建话说得头头是道。至于他那口港式粤语,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那时掀起学马来语的浪潮,他也去学了,而且马来话说得很不错,至少能够与马来邻居谈天说地。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他居然也学起英语,讲得够流利的。在爸爸豁达开通的语言政策影响下,我们从未有过排斥他语的概念,也许就是早年有了这种与方言的接触和运用,才刺激了我的语言细胞吧!

2. 从文化与艺术发展的角度,你对新加坡建国以来语言环境的演变有怎样的观察与思考?

多语的世界是开放的,豁达的,大器的。以前一家人在一起都会讲一种共同的语言,父母用他们的方式和字眼带大孩子,把他们的思索和养育之爱传达给孩子。母语必须包含丰富而多层次的情感,愿景和爱,初为人母的妈妈对襁褓中的宝贝唱的催眠曲,为什么听起来特别亲切,那是因为那种语言是母子之间的呢喃,最亲密的交流,那才叫母语。可惜我们继承下来的是英国殖民的工具英语,用这种机械化的语言唱儿歌给孩子听,再把它当作母语,难怪我们永远会有语言障碍。

自尊和自信是通过语言建造起来的,当你觉得自己说得不好而不太愿意说的时候,自尊肯定受到莫大的打击。一个国家里有那么多人失去天赋的自信心,是一种病态。现在大家都流行讲新式英语(Singlish),那是自己讲给自己听的,别怪外人听不懂,我们再次地将自己困于尴尬之中。

——李楚琳

建国以后,基于各种客观的因素,不太懂得“官语”的父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硬着头皮给孩子们营造官语环境。可想而知,两代(甚至三代)人之间的沟通总是处于词不达意的尴尬中,上一代无法将他们的人生经验流利地传达。将来孩子成人了,英语流利了,父母和祖辈觉得自己的英语却跟不上,只好沉默下来。自尊和自信是通过语言建造起来的,当你觉得自己说得不好而不太愿意说的时候,自尊肯定受到莫大的打击。一个国家里有那么多人失去天赋的自信心,是一种病态。现在大家都流行讲新式英语(Singlish),那是自己讲给自己听的,别怪外人听不懂,我们再次地将自己困于尴尬之中。

3. 在你30几年的公务员生涯里,“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政策曾否令你在执行任务时感到拘束,而你又是如何适应这样的政策?2003年国家博物馆在你的领导下制作并播放一部以福建话对白的戏《老人与河》,请你谈谈制作这部戏的动机与反应。

我认为政府“只用英文,少用他语”的作风才令人为难。我是华校第一届无中文General Paper的文科高一生,这个突然而来的政策实在让我们这些文科生如鱼脱水,明明有话却不能用自己的文字来抒发,还要多念两种英文课。大学刚开课的那几个礼拜,讲师对我们华校生说,英文不好请好自为之,总不能整天捧着中英字典去上课。奇怪的是,视我们如眼中钉的不是红毛老师,而是道道地地的本土人。总之这种后殖民的歧视心态,我已司空见惯,咬紧牙根地去适应,选科目索性找洋老师的课,免得受自己人的气。是洋老师帮我找回自信心,他们只求肯上进,言之有理的学生,并不嫌弃我那怪怪的英文。竟然也让我修完历史荣誉班,不错吧!

走入博物馆后,我的中文还能派上用场,因为上司同事们都不太会,举凡双语的事情都交给我去办,我非但没感觉到以前的语言困扰,反而有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因为我的华语流利,许多艺术的管道都打开了,我代表上司招待当时来新开展的中国艺术家,被派去旅游促进局跟班与中国官方商议合作项目,拟协议书。至于方言这块,偶尔也很有用,毕竟许多老人的华语不太灵光。我想在博物馆及文化界里,能为华文挣得一席之地已经不错了,方言确实很没落。

《老人与河》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时(2003年)我想尝试以电影来充实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找陈子谦以新加坡河为题拍个短片,他偏偏去找来一个曾在吊桥头当苦力但不会讲华语的福建佬。老伯伯毕生坎坷,用泉州话娓娓道来,真是原汁原味,我只好冒个险不加配音。那时恰逢SARS,卫生部特别得准用方言向老人们传播抗沙信息,方言突然OK了,我也就顺水推舟。短片发布后,没人明言抨击,我们将错就错,本着维护我国文化遗产的口号,放映此片给大大小小的在籍学生长达三年。我觉得我是傻人有傻福。

4. 最近政府频频拍摄方言连续剧以向老一辈宣传施政,给人一种“方言回潮”的印象,有人认为这或许是政府方言政策的一种微妙的演变。未知你是否也有关注到这些情况,你有什么看法?

欸,人类历史上压制一种语言,给予另一种语言多方面的优势,造成无数人或几代人失语或失去信心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此类的现象,大家也应该明白其中必都有政治考量的,不必刻意追究其所以然。重要的是应该赶紧把握时机,好好地干出好成绩:拍戏的就尽量拍出现今脍炙人口,又能百看不厌的经典作品;搞戏剧的大可尝试方言新创作,大家各尽其力,享受这或许是昙花一现的美好时刻。

据我所知,新加坡通用的粤,闽,潮等方言源于唐代,至今还保存了唐诗宋词的读音。有先见之明人士早就该到联合国申请将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我想现在还来得及的。

我想在此澄清一个文盲式的误解:中国文字最巧妙的特点就是,早在秦代文字就已经统一了,因此我们祖辈所说的方言,是有文本的,而且跟中文语系里的其他方言是同一个书写系统。我爸爸倘若还在世,我可以请他用潮音朗读报纸。当年李大傻还不是用话本来说粤语书吗?把方言塑造成没有文字的语言是非常不科学化的说法。以前的小孩在家里讲的语言(方言)与私塾里老先生教的文字是一样的。母语和启蒙文字所出现的差距可能只是本地文化的特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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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31, 2017 在 6: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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