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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的昭南情结 二战展馆命名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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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亚洲周刊资深研究员)    亚洲周刊 2017年4月22日 第31卷16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92064891884&docissue=2017-16

昭南展览馆命名风波背后,反映新加坡社会对二战日据历史的复杂情怀,折射内部认同的张力。华人当年积极抗日,但反欧美殖民者和受英政府歧视的马来、印度裔社群对日本有正面回忆;新一代对日本的态度也宽容得多。

新加坡昭南展览馆:已改名为“日据时期:战争与史迹展览馆”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驻守新加坡的英军向日本帝国军队正式投降,当天英日双方就新加坡管治权进行交接的地点,就在新加坡福特车厂。二零零六年,新加坡政府将车厂定为国家历史文物,命名为“旧福特车厂资鉴馆”,厂中设有历史展馆,展示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第一手资料。去年新加坡政府对展馆封闭修缮,以待今年周年纪念时重新开幕,展馆重开时被改名,新名称是“昭南展览馆”——“昭南”,正是日据时期对新加坡的命名,正如当时日本称中国“支那”,菲律宾“比岛”,库尔岛“桦太”等。“昭南”这名字迅速引发新加坡强烈争议,特别是上一代华人反应最大,指名字代表痛苦的历史记忆,会伤害新加坡人民感情。数日后,新加坡政府将展馆名称再改,成为“日据时期:战争与史迹”展馆。

新加坡精英对使用“昭南”不太敏感,可能只是在英语世界对名字有不同观感,但也反映新加坡对政治不正确并未有如中国般敏感:假如有“支那二战博物馆”在中国出现,乃不可想象。这方面的落差、展馆改名风波的背后,也反映新加坡社会对自身国家历史、尤其是二战日据历史的复杂情怀。

根据新加坡官方主流视角,日据时期是新加坡社会最艰苦、黑暗的岁月,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的日据展区充份反映了当时的恐怖一面。总理李显龙二月十五日于Facebook专页发文称,这一展馆“记录了日据时期的恐怖和残暴历史,以及先辈在那段日子经历的苦难,和展现的勇气”,明显不是要对日据历史有浪漫化描述。

这一叙述视角,尤其见诸新加坡华人社群。当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身在新加坡的华裔因对“中华”的民族认同而敌视日军,而与中国同仇敌忾,更在新加坡沦陷后,持续对日据政府展开反抗运动,他们即是一如东江纵队的“星华义勇军”。新加坡华裔积极抗日的姿态,让日据政府将华裔社群视为头号威胁,并针对其展开“肃清”运动。据后来披露的档案资料,在日据期间,可能高达上万名华人死于日军“肃清”;据李光耀本人的回忆录讲述,他逃过日军镇压,也只是幸运。日据时期新加坡粮食、物资严重匮乏,社会经济与此英殖时期的繁荣景象,不可同日而语,都是日本人也难以反驳的客观事实。

日据时期与独立运动

但与此同时,在新加坡社会,亦有对日据时期历史的另类解读,亲日、亲西方观点尤其容易有这倾向。须知二战前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一系列战役,尤其是对东南亚地区英、法、荷、美殖民地所谓“ABCD包围网”的短时间攻克(ABCD指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对当时不少人而言,却标志着近代东亚地区亚洲人首次成功取得对欧美殖民者的胜利。当时日本发动战争的口号,乃“促进东亚民族解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今天这名字虽然声名狼藉,但这一以反殖民为旗号的姿态,毕竟让东南亚对殖民统治不满的本地社群,看到“解放”的希望。

战时驻守东南亚像马六甲、新加坡一带的英军虽然部署了重兵,但只有零星抵抗,就几乎将整个殖民地拱手相让给日军,比香港战役打得更逊色。这一败绩,极大减损了英殖民政府在新加坡社群眼中的形象和威严。正因此,在二战结束后,英国从日军手中再次接收马来半岛时,其统治的认受度已完全不复当年,各族群争取自治、独立的诉求如风起云涌,不少独立领袖都在二战期间崭露头角。从这一视角来看,日本击败英国的过程,事实上促进了新加坡、乃至整个马来半岛的身份认同和战后独立。

战后的新日紧密关系

加上新加坡独立后,在东南亚强邻环伺下要生存,就更要放下和日本的历史包袱,反而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展开双边合作,日本也乐于以新加坡为东南亚跳板。新加坡与日本在一九六六年建交,去年正值两国建交五十周年,新加坡资深外交官许通美(Tommy Koh)在《海峡时报》撰文回顾战后新日友谊的文章,就很值得一读。

在一九七零年代,日本制造业大规模在新加坡开设工厂、培训当地劳工,对当时新加坡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乃至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有关键奠基作用。战后东亚制造业经历“雁型模式”升级,也有赖于日本与新加坡等进行密切资金、技术交换。如今,日本与新加坡互为对方第二大外资投资国,新加坡还在二零零二年,成为域内首个与日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至于对当代亚太地缘局势,日本与新加坡、乃至其他东南亚国家也都有高度共鸣:双方均强调建构以国际法主导的地区秩序(暗示中国不尊重国际法),对美国在亚太的角色,也抱有相同期待(以平衡崛起的中国)。虽然同是华裔为主的国家,新加坡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就与长期紧张的中日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在新加坡民间、特别是新一代当中,几乎找不到仇恨日本的人,这和香港新一代对日本的感情却颇为相像。

今日新加坡对日据历史、乃至对日本的认识,也与新加坡自身社会族群政治有关。“新加坡民族”在官方解读中,自然是超越种族的存在;但若对新加坡社会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追根溯源,不同族裔各自的民族意识,却与日据时期的政策导向有密切联系。日本占领马来半岛后,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格局被打破,其中受惠最大的,就是之前受英政府政策歧视的马来裔、印度裔社群。特别是在马来裔眼中,在英殖民时期社会,伊斯兰信仰自由被限制、穆斯林身份认同被压抑,日本管治者反而放松了宗教事务管理,并打破新加坡就业市场的族裔分隔。日据政府的用意,乃是团结马来宗教领袖,为自己的“大东亚共荣圈”野心提供助力。日本亦表态全力支持印度独立运动,协助组织了东南亚地区印度裔社群,成立“印度国民军”。此外,日据政府还推动过“大印尼计划”,以期整合印尼人和马来人为统一的民族,以便战时征召。凡此种种,令日本的形象在其他族裔眼中,也有一定的正面回忆。

对以上历史细节,新加坡官方舆论、教科书自然刻意淡化,反而渲染当年马来半岛不同族裔“先被英、日统治者利用、后觉醒并反抗”的正统观点,以期将这段历史,塑造为今天新加坡不同族裔的共同记忆。然而,历史的痕迹并不容易湮灭,民间的情绪更不容易被掩盖,今天新加坡上一代华裔、和有深刻大中华认同的一代人,还有新移民自然都对日据历史没齿难忘,也对任何相关描述大为敏感。但新一代“真正新加坡人”、精英阶层、还有其他族裔,对日本的态度则要宽容得多。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新加坡内部认同的张力。历史展览馆的改名风波,只是这张力的冰山一角罢了。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课程主任、亚太研究所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联席主任,《信报》主笔(国际)。

相关链接:

新加坡将二战纪念馆以日据名字“昭南”命名,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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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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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加坡官方舆论、教科书必须还原公正的历史细节, 让长期认同日本的新一代各族国人有比较正确近代历史观.
    否则,我们在与已经渐渐强大的中国相处,未来将会是更加困难重重.

    Lam

    四月 19, 2017 at 11:21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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