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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坡之书店篇(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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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5-26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新加坡的华文书店式微了二三十年,之前有过长达半世纪的荣景。它兴旺的年头,书店的密度以大坡与小坡为最。五十年代是大坡小坡书业兴衰的临界点,50年代以前,大坡书店一枝独秀;50年代以后,小坡书业异军突起。根据1941年的调查,那时新加坡的华文书店有21家,全都落户大坡。

从小坡通往大坡的埃尔金桥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我和建筑师朋友闲聊古老的新加坡,他提起一名马来籍建筑师曾在专题演讲中旁征博引,抛出发人深省的疑问:牛车水为何称为“中国城”?华人占百分之七十五的新加坡,按理说全岛华人处处,无所谓华人“聚居”某处的现象。牛车水是包容的,各大种族的庙宇建筑,颇具规模的华族天福宫、桥南路的印度马里安神庙、恭锡街的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印度庙,还有摩士街与桥南路交界口的詹美清真寺、直落亚逸街的阿尔阿布拉印度回教堂(Al-Abrak Mosque),都座落在这繁荣的商业核心地带。牛车水,是城市中的乡土,它的名字与早年印度人在这里用牛车售卖食水的历史息息相关。牛车水之名,为各民族所有,而“大坡”的称谓,显然是华人社会对这个地带的心情共识。

大坡,是个人们熟悉却不精准的概念。笼统而言,从小坡方向过了新加坡河上的埃尔金桥(Elgin Bridge),便是大坡的“势力范围”。由于“大坡”是华族社群的惯称,约定俗成。因此它的地界标准,自然没有官方的版本,也就无所谓标准答案。仿佛过了埃尔金桥,桥南路左边,以直落亚逸为沿;右侧,以马真街(Merchant Street)为限;向前,延伸至广东民路,把这方状地带纳入大坡的范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大坡为人所熟知的大马路(桥南路)、二马路(新桥路)、余东旋街、尼路、直落亚逸街、吉宁街(克罗士街)、海山街(克罗士街上段)、奉教街(钮马吉街)、单边街(必麒麟街上段)、广合源街(宝塔街)、戏院街(史密士街)、山仔顶(珠烈街)以及已经消失的豆腐街(珍珠街)等等小街大道,尽在方圆之内。一些资料显示,欧南园、合洛、丹戎巴葛区、紧靠着直落亚逸由海湾填土而生的丝丝街和罗敏申路,甚至红灯码头(哥烈码头)也是大坡的势力范围。

也许我们也可换个视角,根据过去大坡华族方言群聚居与行业分布,勾勒出三个方言板块,或可具体说明这个地区华人的生活形态。闽南方言板块以直落亚逸、厦门街为核心;粤语方言板块以余东旋街、桥南路以及广东民路之间的街巷为中心;潮州方言板块则沿着驳船码头(Boat Quay)至克拉码头(Clarke Quay)一带的短街小巷构成。这些方言区块里的饮食、会馆、梨园、学校、商业类型、私会党地盘都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色彩,而其中的书业、报社等精神文化单位,反而较能超越方言地域观念,为华族文化传播凝聚共识。新加坡能成为当年南洋华人文化的汇点,与草根味浓烈的大坡能维持精神层次的文化繁荣密不可分。

大坡的书店板块

新加坡的华文书店式微了二三十年,之前有过长达半世纪的荣景。它兴旺的年头,书店的密度以大坡与小坡为最。五十年代是大坡小坡书业兴衰的临界点,50年代以前,大坡书店一枝独秀;50年代以后,小坡书业异军突起。根据1941年的调查,那时新加坡的华文书店有21家,全都落户大坡。三年八个月的日本高压统治没有摧毁人们经营文化的意志,1945年日本皇军败退后,各行各业陆续复苏运作,几年后,书业的分布生态改变了。大坡书店的气势渐逊战前,主要靠中华与世界维持格局。曾经是小书店密集的吉宁街,有的书铺在日军炮弹硝烟后歇了业,有的在战后短暂复业便关灯熄火,有的选择移往小坡再续书缘。当时序进入七十年代,它便褪去了原有的文化色彩。

1950年代大坡大马路(桥南路)街景。(Source: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战后小坡书店备受垂青,大小书店鱼贯而入。大型书店如上海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众书局沿街展示了活跃能力;开明、现代、胜友等书店纷纷跨越新加坡河,从大坡迁徙小坡;新兴起的青年、学生、南大、友联等受时人力捧的书局,同个时期在小坡竖旗扬幡。书香浮动烟硝后,小坡成了学生哥、文化人与理想青年的新宠地。这三股书业势力汇流小坡,创造了一个繁华书市,于五六十年代与大坡相互辉映,华文书业迎来前所未有的缤纷花期。

百多年前因生活离开神州的人们,漂越南海,登陆石叻,以直落亚逸盆地为落脚点,由此胼手胝足,开辟商业疆土,华族信仰、文化教育也连带环绕而生,大坡成了书业的滥觞地。白话文书籍还未全面主导中国社会的年代,新加坡兴的也是文言读物,早先售卖甚至出版“之乎者也”读物的永成书局与志成书局,就座落于牛车水。上世纪二十年代,白话读物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新型书店南向开疆拓土,首到东南亚扎营的商务印书馆,就是在大坡大马路172号落户的。

回顾全盛时代大坡的书局,主要分布于纵向与横向交错的两条长街上。一是通过埃尔金桥(Elgin Bridge)与小坡大马路(桥北路)衔接的大坡大马路(桥南路);另一是连成一气的克罗士街(Cross Street,俗称吉宁街)与克罗士街上段(Upper Cross Street,俗称海山街)。第三条散发着书店味的是直落亚逸街,它的街头与吉宁街十字交界。这三条书店密布的街道,大型书店集中在桥南路,小型书店则错落于另外两条街上。它们彼此竞争,像群花竞艳,共同撑起半个多世纪绚丽的书籍文化天空。

桥南路书店板块

1915年座落于桥南路的商务印务馆。(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耄耋老者说起桥南路书店,对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与世界书局总是念念不忘。当年的四大书局,这条街便拥有其三,书香流溢、万千读者穿梭期间所凝聚的文化氛围,不让市井商贩的喧嚣专美。1915年落户桥南路的商务印书馆,是新加坡第一家主打华文旗号的大型书店。老照片显示,它就座落在今天詹美回教堂隔邻,两者隔着窄小的摩士街(Mosque Street)并排而立。教堂于今仍屹立街口,而商务不仅搬迁多回,而且也已歇业停摆。商务的172号原址,应是今日与清真寺隔街相望的South Bridge Hotel,但它的门牌却是180号,估计是后来门牌号码安排方式改变的缘故。

1929年,五四知名作家老舍从伦敦回国,到欧洲游览之后盘缠短缺,只够买到新加坡的船票,于是他二度来到,上了岸便雇用人力车直奔商务印书馆,预支了稿费解决眼前的生活,再让朋友介绍到华侨中学教书。他工余常去的地方,就是这条大街上的商务印书馆。

直到五十年代,商务与中华这两大来自中国系统的大书店,始终是本地华校教科书出版的龙头。它在中国的出版资源雄厚,所出版的各学科课本齐全,水平稳定,是战前华校教科书的主要供应者。提起中华书局,老华校脑海闪现的画面,多半是过了双鬓泛白的年纪仍念念不忘的《中华文选》。一套教科书让人如此缅怀,形象集体烙印心脑,可说是教科书史的异数。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当年同街经营,销售的是不流俗的经典与创作,被视为时代的严肃文化品牌,成了那年代华文知识分子工余课后流连的场所。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商务与中华所销售的书种全面受制于意识形态,改以它在香港附属机构出版的图书为主,流行媚俗的书籍依然不上架,加上本地官府对左翼书籍严厉管制,致使它的书种无法多元,也等于变相窄化了读者群的开拓空间。

已故书法家潘受在书局当众挥毫。

七十年代开始,每逢周末已故书法家潘受都到中华书局与文化界朋友侃大山,也即席挥毫,不吝墨宝,读者闻讯而来,恳请书家送字,先生都来者不拒,一时成为文化美谈。中华书局于八十年代淡出本地教科书市场后,把销售重点转移至书画与文房四宝。创立于1923年的中华书局,直到97年后偃旗息鼓,始终不曾离开桥南路。中华于1997年停业,闭馆之前举行大平卖,并没有招来“狂蜂浪蝶”,我到场寻幽探秘,发现《中华文选》一本只卖一元钱,虽然册数不齐,每一册都有蠹虫留下力透全书的孔迹,想着书业日薄西山,念旧的文选心情纠结,我还是各挑一册买下,摆上自家书架,闲时翻阅,心情总向美好回忆倾斜。

比起商务与中华,周星衢所创办的世界书局诞生较晚。它创立于1934年,与小坡的上海书局并立为那个年代植根本土极具特色的大型书店。世界书局的经营,显然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书刊不计左右严肃,流行通俗都能上架。从殖民地时代开始,世界书局便积极开发教科书出版,编写符合本地要求的各类课本。世界书局还着眼于本土刊物的出版,包括了当代青少年记忆长留的少儿杂志《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好儿童画报》,以及一系列为少儿编写的《儿童知识丛书》、《南洋儿童丛书》、《儿童生活丛书》、《新型儿童丛书》、《世界儿童文库》、《世界少年文选》,对那年代青少年的阅读推广释放了可观的能量。

世界书局的本土色彩,具体反映在杂志与书籍的出版上。以本地文化为服务对象的杂志有名报人郭史翼主编,影响深远的《南洋文摘》,共维持了13年之久;谭秀牧(艺莎)主编、刊期两年的《南洋文艺》;刊期长达11年,先后由马来文专家杨贵谊、鲁白野、陈妙华主编的《马来语月刊》,总共出版110期。本土文学方面,新马作家李星可、林参天、连士升、郑子瑜、林晨、于沫我等人的创作,都曾列位世界书局的出版名单上。除了个别作家的单行本,1962年面市的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三册)和1970年出版一套十册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都是世界书局推动本土文化的里程碑式作业。

消闲杂志《玲珑》的主要取材泉源。

另一方面,世界书局经营着书业的另一方沃土,那就是娱乐性强的本土期刊。它曾出版过两本后人较少留意的消闲杂志《文娱生活》与《玲珑》。这两份杂志销路甚广,由剧场人林晨主编,朱绪辅佐。据知,这些刊物的内容介绍了不少欧美流行文化,通常取材于当时西方英语世界的流行杂志,根据本地官方认可的道德尺度裁剪,把娱乐信息材料改编,满足了读者的胃口。林晨生前保留了不少这方面的英文娱乐刊物,估计目前大部分已经遗失。

四十年代左右,香港冒现了环球出版社这类主打风月言情作品的出版单位,打开了另一种局面。它所出版的作品,时人称为“三毫子”小说,因为它价格低廉、情节曲折大胆,侦探推理,尽在其中。它快速写作、编印应市,受到读者热烈追捧。当时世界属下的若干附属出版社朝这方向发展,蓝天书屋、海滨图书公司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积极。它的写作群除了香港之外,也包括新马的写手,为人所熟悉的包括刘以鬯、路易士、欧阳天、孟君、温梓川、曾希邦等。滨海图书公司也出版畅销28年,由夏易主编的《妇女与家庭》杂志。这类通俗流行的小说,与普通市民的口味合拍,是那个年代颇具特色、令人记忆深刻的软性期刊。

桥南路让人不时想起的星洲书店,由中医师游南杏等三人于1936年联手设立。星洲书店之所以店小名气大,能留住读者的记忆,与当时在星洲日报编辑文艺副刊、大名鼎鼎的五四名家郁达夫为书店题字有关。“星洲书店”这白底红字瘦削的“郁达夫体”,是他在新加坡建筑物上留下的罕有墨宝。读物之外,星洲书店的销售重点是教科书、文房四宝、教具与文具。它的一大强项是售卖各种供学校使用的仪器,书店的广告不时强调它是“地理之家”,说的就是学科仪器。星洲书店曾代理过1956年由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写序,维多利亚英校高级历史教员披立拿沙烈(Pilinashalie)所著,傅文楷中译的《马来亚掌故》一书。该书附带不少有价值的地图,经本地与香港大学历史学家审定,可信度与可读性兼具。

(左)桥南路的中华书局(取自互联网),(右) 1936年创办于桥南路的星洲书店(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曾经在桥南路经营的书店,除了以上四家,还包括1945年李赞成主持的新民书局(22号)、1941年罗亦平创办的大东书局(143号)、新生贸易公司(143号)、陈育崧与许云樵主持的南洋书局(147号)、三友图书社(152号)、1949年刘选长创办的中国贸易有限公司(175号)、华侨书局(185号)、1947年甘遽园创立的生活书局(186号)、上海图书公司、梁润之与谢启光合创的东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建华文具社、建生文具社、金鹰公司、金莺公司、曹万丰书庄、星华书局、建生书社等。

粤语方言区块的其他小书店,包括新桥路211号的再成发书店、201号的海鹏书店,主要代理香港出版的电影书刊、流行歌集以及香港大小报章,并总代理《中国民歌101首》等畅销书。余东旋街有林捷亮创于1938年的潮汕书局(24号)和廖振彬文具图书公司(24号E)。资深作家林臻回忆,廖振彬图书颇具时代气息,除了售卖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还进口大批生动趣味的宣传画,传达“清算大地主,活捉蒋介石”的意识。桥南路尽头的尼路(Niel Road),2号是广昌书局、124号是搬离了桥南路的商务印书馆。

早期大坡书店出版的一些启蒙书本。

环绕着桥南路左右横街分布的书店,有史密斯街24号的志成书局,主要出版与售卖《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明心宝鉴》、《百家姓》、《增广贤文》、《训蒙幼学诗》、《成语考》、《尺牍》之类的启蒙与实用读物。丁加奴街26号的永成书庄,主要售卖文房四宝和蒙学读本,也售卖账本、印泥、算盘、九宫格、描红本子等文化用品。登波街(Temple Street)有黄秀峰书报社。宝塔街(俗称广合源街)有71号的和记书店、通志书局以及崔仲珍打理的棠记书局。沙莪街有38号的联商贸易公司、72号的广新书局。三十年代从中国南来的五四诗人刘延陵,于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后蛰居后港,曾在沙莪巷租下半爿小铺出租旧小说以及售卖书刊糊口。水车路(Kreta Ayer Road)除了东壁书室(35号),还有海陆书局和惠和盛书局。华校式微以后,桥南路周边的华文书店已经花果凋零,目前仅存武吉巴梳路25号的草根书室逆风而上,守护着水土流失的书业田。

个体书摊多集中于桥南路、新桥路与余东旋街这三条平行干道之间的横街弄巷里,尤其是1966年被大火烧毁的珍珠巴刹周边,虽然街巷摊贩杂乱无章,卫生环境恶劣,却数十年如一日容忍书摊慰藉小市民的心灵。这些弄巷书摊,贩卖的主要是消闲书刊、电影画报、武侠怪谈、命理食谱、黄色言情的通俗读物。间中也夹杂若干文学诗词、古典名篇,去了书皮的红色禁书,供读书人前来淘宝,收割惊喜。每当华灯初上,海山街苏炳书局的老板便到南天酒楼大水沟旁点上煤气灯,摆摊卖书。海鹏书局、棠记书局、和记书局也趁着夜色把书册摆出店门外,摇身变成书摊,为市井增添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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