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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坡之书店篇(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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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5-29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粗略统计,大坡有过百余家大小书店,这组可观的数目,不免让人寻思:一个曾经脏乱的区域,一个困顿的环境,何以能让书香流溢?我并非半世纪前热火朝天年代的历史现场参与者,阅读种种观点的材料之后,我感悟到时代“躁动”的力量,造就了庞大的读者群,为书籍顺畅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社会活跃氛围催化了求知欲望,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体认到教育的不可缺,人心态度引向正道。一切,阳光普照。

吉宁街书店板块

与桥南路十字交错的克罗士街(俗称吉宁街)起于罗敏申路交接处,横过直落亚逸街与桥南路接口,短短一两百公尺,在七十年代以前聚生着不少小书店,形成一道特色街景。吉宁街的书铺,以生活书店受人青睐。它与邹韬奋等人在中国创办的生活书店有关,1932年通过上海书局引进新加坡,由刘国梁与温平负责打理。1948年出版的《韬奋文录》封底内页注明该书由生活书店总经销,并写明新加坡分店的地址为吉宁街40号A。

根据已知的信息整理,曾经沿着吉宁街兜售文化的书店有英华图书(40号A)、光明书局(123-125号)、时代书局(129号)、1939年创立的开明书局(135号)、现代书局(141号)、星星书局分店(154号)、1937年成立的良友文具社(155号)、张戴磷的新亚书局(155号)、星洲书局(156号)、华联图书(156号)、友联文具社(156号)、通商书局(160号)、上海书局创办由方志勇与饶力吉负责的新生书局(166号)、三十年代成立的马华教育用品社(168号)、胜利书局分店(168号)、新的书店(170-172号)、黄培友创立的永强文具有限公司以及杨圣凯所创的岭南教育用品社。

华联图书的负责人之一是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罗中才,他在华联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销售教育供应社编印的教科书。吉宁街有一间名字别致却鲜为人知的青鸟书店,于1939年成立,由创办人之一的饶力吉担任经理。就五六十年代的氛围而言,小书店虽非红花,却是光泽亮丽的绿叶,荡漾着的时潮,也在这些小空间里留下光影——某日,杨善才先生出示了一张1962年左右拍摄的珍贵照片,显示克罗士街马华教育用品社的职工及工会同志“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友”,在店门前罢工的情景——阳光青春的脸庞、横挂的抗议布条、满墙的标语,定格了那个时空叫人熟悉的画面。

笔直的吉宁街过了桥南路交界点,往上走便是今日的克罗士街上段(俗称海山街)。海山街为人所知,因为日治时期这里是一个令人心惊胆破的“生死界”。当时恶名昭彰的“大检证”,以“肃清”之名滥杀无辜华人的检查站之一,就是在海山街。今日唐城坊街口对角的芳林坊空地上,立着一块不起眼的碑文,记录这段肮脏且无法遗忘的历史。海山街承接着吉宁街,当年也有不少书局在此经营。在海山街口,大约是今天唐城坊的位置,有一间诚信书局,是世界书局前职员伍振华所创办,专门代理香港杂志《今日世界》,这份杂志由美国新闻处资助出版。海山街的书店计有南方书局(23号)、星星书局、苏炳书局(27号)、潮州书局、美美图书公司、廖振兴文具书店以及1927年郭陶创办的小小书店。而今,沿街的战前低矮店屋早被拆除重建,小书店也已散伙,只剩下前报人郑文辉与作家蓝玉夫妇共同经营的蓝点图书公司。

吉宁街附近的巷弄也有若干小书店。福建街上段(俗称长泰街)33号是任杏荪创办的上海大华书局,还有分布于潮州方言板块的马真街41号是星光书局;马吉路(奉教街)57号是星光书局;66号是售卖结婚用品、潮州歌书、字典、字画的潮州书店,于1937年由吴君鲁与马纯卿创办;94号是星星书局。已消失的哇央街(Wayang Street)在同济医院旧址附近,1969年创店的友谊书斋就在这条街上。香港街58号的文化供应社也值得注意,因为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为本地读者提供台湾图书的书店,除了小坡的友联书局之外,就是大坡的文化供应社。文化供应社的老板戴始仲(海南人)最初把书店设于桥南路84号,六十年代后半期搬到香港街。它除了售卖台湾书,还另有其他服务功能,包括为准备到台湾留学的本地学生提供咨询与申请服务;每年,它也为有意到台湾参加双十节庆典的人士安排行程。海山街再往北走,振瑞路有山水文具社、四海文教供应私人有限公司;合洛路有1970年刘大意创办的太平洋书局。

直落亚逸书店板块

直落亚逸区是早期英国殖民地政府规划华人移民的居住地,区内的直落亚逸街与平行的厦门街是闽南商人出入之所,也是本土教育萌芽的新田。百年前早起步的萃英书院就座落于厦门街(俗称义学口),近百年历史的爱同学校、崇福女校乃至于英华学校都在这一带立基,开展枝叶。直落亚逸的应新学校、客纳街的养正学校都近在咫尺。

大坡厦门街是商贾云集、文教融汇之地,街上的书店有远东文化私人有限公司(19-20号)和新文化机构(21-22号)。远东文化由民报社长黎国华所创办,主要业务是代理香港与台湾的流行书报、命理相术、通胜民历等印刷品。远东的业务后来交由梁满庆负责,80年代迁往小坡百胜楼。

经营内容与远东类似的新文化机构也在厦门街,主要负责人是郑文华。女作家蓝玉曾是新文化的职员。新文化是香港环球出版社与台湾《皇冠》杂志的本地总代理,于八十年代搬到百胜楼,九十年代末结束营业。蓝玉离开新文化之后,曾在《联合早报》副刊组任职,退休后在克罗士街上段创办蓝点图书公司,经营港台书报批发生意。

早期座落于直落亚逸街的雷震书局。(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直落亚逸街也有过书店的繁华。25号保益栈、106号胜友书局、121号四海书局、123号胜华书局、144号新知书店。直落亚逸街转角处,有一间客家人开设的雷震书局,与胜华书局同街相望,它当时也出版畅销工具书和学生参考书。雷震书局较为时人关注的出版物是本地第一本考车指南。胜华与胜友书局的老板是兄弟关系,两者都在直落亚逸街上。胜华比胜友要早些创办,胜华靠近爱同学校,胜友的老板李元开原本在兄长店内工作,后自立创业。李元开创业之初,经常以脚踏车上街送货,生意有起色后改以摩托车运载。八十年代初胜友书店搬往百胜楼,开始有步骤地出版学生读物,赞助文艺团体出版了不少文艺书籍。

直落亚逸方言区块内的书店还有珠烈街(山仔顶)陈声亮主理的亮兄弟公司;史丹利街(位于天福宫戏台后面,俗称戏台后街)50号是新马教育供应社;驳船码头24号是新马文具公司;南京路上段(松柏街)48号是中兴公司;罗敏申路68号B是南洋书局。1949年,饶力吉离开上海书局,与剧作家林晨、马来文专家包思井联手出版《中南画报》,出版社位于红灯码头(哥烈码头)专卖左派英文书籍的国际书店楼上。《中南画报》出版一两年后被政府查封,饶力吉被捕,释放后成为公务员。新加坡独立后,他在文化部负责书刊检查工作直到七十年代退休。友联书局成立之初,也曾在红灯码头设立办事处,后来才迁至小坡桥北路。丝丝街不仅是当时华文大报的基地,也分布着若干重要的出版单位,文化氛围浓厚。丝丝街125号的教育供应社,是1957年由世界书局、联营出版社、上海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与南洋书局为编印教科书而二度携手成立的出版公司。四十年代,胡愈之与温平等主持的新南洋出版社与新民主出版社的联合门市部就在丝丝街与漆街(Church Street)交界处,这个门市部也代理当时陈嘉庚创办的《南侨日报》,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风下》、《新妇女》等畅销杂志。

周星衢,包思井,饶力吉,林晨

大书店走出来的书业人

二战后至六十年代大坡的小书店林立,经营者的背景主要有三。一是离开大书店自行创业的实战者;二是辞去教职下海的老师;三是怀揣梦想的文化人。在思想活跃的年代,他们尝试把握时机,谋求新出路。这群人离开原有的工作岗位,转而当上小书局或文具社老板,虽然脱离“吃粉笔灰”的日子、跳离打工节奏固定的岁月,走上文化经营之途,但是书本和文房用品的文化气质没有走味。创设于吉宁街的开明书局,常让人误以为它与五四年头上海名家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与朱光潜所办的开明书局有所关连。七十年代初我从吉隆坡与怡保溜达回来,请教书业界长者,才明白新、隆、怡三地的开明书局,彼此毫不相干,也与当年文人荟萃的上海开明风马牛不相及。本地开明书局的郭老板原是华中的数学教师,后来经营华中贩卖部。政府展开市区重建计划后,吉宁街开明于八十年代初离开大坡,迁往小坡百胜楼。1940年创建于吉宁街的光明书局庄老板,转业之前是爱同学校的教员。

大书店职员离开母体开创小书店的现象,各大书店都有,以世界书局为最。回首前尘,盘点至八十年代创办的书业单位,具有世界书局背景的新掌柜何其多。他们的青春岁月在大坡桥南路世界书局的书堆里燃烧,以后带着对书籍文化的热忱,在岛国的各个角落松土造畦、开枝散叶,增加了华文在岛国的文化厚度。我们无法理解在众多大书店中,世界书局会出现如此之多创业者的具体原由,但是书局前职员扩大了书业江湖是个不可抹去的画面。

五十年代华校全盛时期便在小坡闯出名声的学生书店,于1955年赶上了南洋大学诞生的列车,合伙人王书明、陈德美和萧葆龙这三剑客都曾是世界的员工,他们在世界期间分别参与学校业务、杂志批发、账房事务等工作,对市场嗅觉敏锐,自立门户后得心应手,迅速建立了市场名望。学生书店面积虽小,但大范围引进各类杂志,且十分迎合市场的口味,加上它也售卖禁书,因此累积了一批拥趸,是五十至七十年代年轻书迷热捧的小型书店。五十年代离开世界书局自闯天下的还有黄展基,他在大坡南天酒楼对面的宝塔街(广合源街)与新桥路交界处开了一间海鹏书局,代理香港出版的书报与流行读物。

六十年代,伍振华离开世界书局,在海山街和新桥路的交界口(今日唐城坊的位置)设立了诚信书局,并取得当时香港《今日世界》的代理权。《今日世界》是1952年在香港创办的半月刊,1973年改为月刊,1980年停刊。它是美国国务院在远东的中文综合性宣传刊物,由香港的美国新闻处主办,张爱玲的小说《秧歌》即发表于该刊。除了诚信书局之外,伍振华也经营擎青学校的贩卖部。据知,诚信书局存在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一两年左右。六十年代,世界书局另一职员王兴雄辞职,在三巴旺创办中南书局。

大坡大马路的东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由世界书局前职员谢启光与企业家梁润之联手经营,账房设于北京街。它主要代理香港的《伴侣》、《姊妹》、《当代文艺》这几份极受欢迎的杂志,也印售《二万五千里长征》、《高玉宝》这类五六十年代畅销书。八十年代,谢启光开设了香港出版贸易公司,小坡百胜楼一开业它就在那里,大约维持了四五年光景。七十年代他经营天虹印务馆,参与不少出版工作,承印过1978年创刊的新苗月刊。

七十年代,世界书局女职员杨瑶娘在金文泰开办群育书局。同个时期,小坡百胜楼及金文泰冒现了名为大书局的新书店,规模不小,书籍与文具并重,风格直追大众书局。大书局后来的老板是徐爱珍,也曾在世界书局服务过。另一职员陆惠如离开世界之后,在大巴窑开办新陆书局,并经营公教中学与宏茂桥美华中学的贩卖部。

1980年左右,符业森离开世界,在丹戎巴葛开设侨光书局;学生书店老板萧葆龙令弟萧葆强也曾在世界书局上班,八十年代他在丹戎加东路设立了加东书局。金文泰的新育书局和锦茂的育才书局是由郭美芬、郭丽芬、郭联才和杨善才共同创立,它曾配合本地学生市场需要,改写港台读物,出版了百多种中小学简体版课外读物。他们四人中,除了郭丽芬,其余三人都是世界书局的前职员。杨善才是世界职员闯荡书业界最活跃且最坚持的一位。除了参与育才与新育书局的业务与编写工作,他一度是国际书局的股东。1982年,他在小坡设立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至今逾三十年。

杨善才

新加坡独立以前,一些世界书局职员离开后选择到马来半岛创业。杨善才忆述,他所知的计有:杨月凡于1953年到吉隆坡创立开明书局;60年代戴望秋在吉隆坡设立新生派报社。五十年代,世界书局所属的《世界少年》编辑陈昌豪,在吉隆坡设立文化供应社,出版不少学习参考书与文艺创作,包括知名作家韦晕的作品。世界书局所属大众书局的职员?家良,离职后也到吉隆坡开设良友书店。

离开世界自创书局的职员,会设法同时经营一两所学校的贩卖部,形成一条供应与销售链,为经营者稳定了基本营收。这种书店兼贩卖部联系一块的经营模式,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曾在世界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服务的黎良喜创办了语文出版社,出版过谢世涯的《简体字研究》、洪生的《听风楼随笔》、郭四海的《让回忆随风飘》等作品。黎良喜也曾在文殊中学与文礼中学经营贩卖部。他于2000年左右辞世。其他到学校经营贩卖部的世界书局职员,包括黎德沾(耘青中学)、韩江元(华义中学、德能中学)、罗绍裘、许淡娇、林炳光、杨善苏、罗中民等。

除了世界书局,大坡中华书局的莫姓职员经营南中、端蒙贩卖部;远东文化有限公司的职员在大巴窑开办了新力文具社。南洋书局停业后,前职员林石竹、谢宝延与蔡源春在实利己路合办万人书店;在商务印书馆服务过的萧子彬于1927年在吉宁街成立了星洲书局;1969年初创于哇央街的友谊书斋,老板宋兆裕曾在上海书局上班。

小书店的生存沃土

七十年代以前,小书店有两种形态,一是个体经营,例如星洲书店、新亚书局;一是大书店的分支,例如吉宁街的生活书店、新生书店,均属上海书局。大坡出现如此众多的小书店,花开灿烂,却又在近乎同个季节里花果凋零,与两大环境因素有关。一是华校的盛衰,一是市区重建计划的启动。1954年以前,华校人口多于英校,独立之后,两者的差距越拉越远,到七十年代,华校人口严重萎缩,给书店经营带来致命性的威胁。那股强大冲击力,又恰逢市区重建计划如火如荼展开,双重打击之下,摧枯拉朽之势已不可挡,一些大坡书店选择外移,一些无奈灭灯熄火,离开这曾经繁盛的文化舞台。

小书店能够在那个年代茁壮成长,与整个华语圈的阅读风气以及华校的存在息息相关。阅读环境透露了蓬勃学习与学校发展所带来的市场需求——教科书的销售为小书店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学校对教具以及文化体育用品的需求也为它开拓了重要营业来源。有华校的年代,学校图书馆对华文书籍的需求,不论文理书刊,都是个可观的市场,因此学校贩卖部也成了业者销售书籍与文具的据点。良性循环的供求环境,使书店设法联系或直接经营学校贩卖部来强化自己的生存条件。小书店只要与若干学校建立良好关系,便有机会迎来业务的春天。

旧时代的书店常见的人潮(取自互联网)

五十至七十年代,信息时代尚未到来,网络科技颠覆精神生活的威胁并不存在,新加坡华语圈的阅读风气反而旺盛燃烧。那个年头,一本书刊能销售五千一万并非难事,这股阅读风气直接影响了华文书业的枯荣。资深业者透露,当年左翼工团的力量强大,各职工会里的识字班、文化班、戏剧班、舞蹈班……的成员,都是华文书籍重要的销售对象,例如文教出版社的《新苗小丛书》,一次来货五千,很快就售罄。《刘胡兰》之类的畅销书,一所学校便能包销数百一千。那是个青年修养书籍都备受青睐的年代,本地作家杜红的诗集《五月》一上市便销掉上千本。我想起老作家苗芒对我说过,五十年代他的散文集《热爱》与《坚守》,都推销到工地和罢工地点。一个时代的社会氛围,为书市释放了饱满的正能量,不可小觑。

那些年华校老师也积极以行动鼓励阅读,带学生跑书店或在校内推销书本,扩大了书册的流通空间。校门口附近的书摊,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市场提供了获利机会,带出了经营动力,一些小书店投入了出版与学习相关读物的项目,书业经营的元素强化了,阅读与出版两者良性互动,催生了文化的绿地蓝天。当华校元素弱化或消失以后,小书店的生存根本动摇了,当推土机响起市区重建的吼声,大坡书店便奏起了挽歌。

期刊出版社分布大坡,也丰富了它书业版图的内容。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设址于大坡的本地期刊出版社约有十几家,吉宁街有南洋经济导报社;十八溪?(驳船码头)有华侨生活杂志社;罗敏申路有南洋杂志社;桥南路有世界出版社;炮台街有大地图书杂志公司;丝丝街有艺文出版社、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埃尔士金路(Erskine Road)有好少年报出版社;尼路有建设月刊社、新代出版社;达士顿山有知识分子出版社;北京街有人民文艺出版社、南洋少年出版社……30年代创刊的《南洋经济》;40年代面市的《华侨生活》、《南洋杂志》与《星期六》;五十年代启航的《世界儿童》、《南洋月刊》、《文艺列车》、《艺海》、《星洲周刊》、《南洋青年》、《文娱生活》、《大地》与《行动周刊》;60年代发刊的《艺文》、《天马》、《建设》与《新代》;七十年代问世的《知识份子》与《青年文艺》等期刊,在不同的年代,以各自的文化热情,为大坡书市的枝叶添加绿意。

粗略统计,大坡有过百余家大小书店,这组可观的数目,不免让人寻思:一个曾经脏乱的区域,一个困顿的环境,何以能让书香流溢?我并非半世纪前热火朝天年代的历史现场参与者,阅读种种观点的材料之后,我感悟到时代“躁动”的力量,造就了庞大的读者群,为书籍顺畅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社会活跃氛围催化了求知欲望,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体认到教育的不可缺,人心态度引向正道。一切,阳光普照。独立以后,政治变动更迭,改变了土质生态,华文书业朝另一方向发展,悬崖式掉落,春天走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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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坡之书店篇(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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