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记忆战争——从新加坡旧福特汽车厂二战纪念馆说起

leave a comment »

撰文,摄影:洛谋      2017-5-26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9115

根据新加坡日据时期历史,日前在旧福特汽车厂的新展览命名为“昭南展馆:战争及其影响”。纪念战争、记忆战争所带来灾难和惨况,一是为了提醒后人未来这样的历史“不要再发生”(never happen again),另一种是“不要再发生在我们身上”(never happen to us again)。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足三个月,英国在东南亚的几个殖民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纷纷失守。1942年2月15日,英军在新加坡的福特汽车厂向日军投降,日军把新加坡易名为“昭南”(Syonan),新加坡亦开始了其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本占领时期。2006年,新加坡政府把当年英军向日军投降之地列为国家古迹,并交由国家档案局负责,在这里开设和二战相关的纪念馆。为纪念二战新加坡陷落七十五周年,纪念馆在2016年闭馆,经历一年的整修与重新布展,于今年2月重新开幕。

国家档案局的策展团队原本把旧福特汽车厂的新展览命名为“昭南展馆:战争及其影响”(Syonan Gallery: War and Its Legacies),然而,由于纪念馆外边的设计,让人容易混淆展览和纪念馆的名称,再加上媒体报导,称纪念馆易名为“昭南展览馆”,引发了不少争议,尤其是来自华裔的反弹。批评的一方认为,“昭南”是日本强加在新加坡的名字,代表着伤痛、苦难和屈辱,以之命名纪念馆,是认可和美化日本侵略。

也有较温和的批评,指出馆方不敏感。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局的上级单位)则认为,展览以“昭南展馆”为名,纵然会引起情感上的不舒服,但能准确反映该段历史。另外,有历史学者则认为,问题不在于“昭南”一词,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也有“幸存于昭南”(Surviving Syonan)展厅,认为如果展览是用“昭南年代”、“幸存于昭南”等能清晰的名称的话,会更为恰当。最后,新加坡政府宣布,把展览名称更改为“日据下的幸存:战争及其影响”(Surviving Japanese Occupation: War and Its Legacies)。

战争的记忆

当我看到展览易名的新闻,首先留意的不是从“昭南”变更为“日据”,因为这是可以预料的;我更留意的,是展览加上“surviving”(幸存、捱过)一词。当下的反应是,那和国家博物馆常设展中的“幸存于昭南”有什么分别呢?会否重复着同一套论述?纪念战争、记忆战争所带来灾难和惨况,基本可以有两种路径,一是“不要再发生”(never happen again),另一种是“不要再发生在我们身上”(never happen to us again)。

前者的例子,就如西班牙内战时期近乎全毁的格尔尼卡(Gernika,启发了毕卡索的同名画作)里面的和平纪念馆:在常设展的部分,一开始就表述什么叫和平、为什么会有冲突,然后再说西班牙内战、格尔尼卡大轰炸,再谈到和解共生。新加坡主流的二战记忆,尤其是在政府的论述当中,则近于后者。研究新、马两国战争记忆的学者布莱赫本(Kevin Blackburn)和赫克(Karl Hack)认为,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倾向把日本占领下的三年零六个月,表述为不分族群的共同苦难。自1990年代开始,二战时的陷落,变成了政府警惕国民,新加坡是很容易受到威胁的例证,所以需要国民共同努力,保家卫国——这论述一而再,再而三在许多纪念二战的仪式时被重复,每年的2月15日定为“全面防卫日”。这一种对于二战的记忆,甚至主导着好些博物馆的叙事结构;我在樟宜博物馆、旧福特汽车厂都听见导览员向参观的国民与非国民,述说危机与防卫,或明示或暗示“不要再发生在我们身上”。

尽管国家有一套关于战争记忆的论述,但该套论述不一定就等同历史记忆本身。在纪念馆的馆藏展示中,却可能述说更为仔细、更为复杂的故事;当然,在日军分而治之的策略底下,有和主流冲突的历史记忆也毫不意外。旧福特汽车厂的二战纪念馆由国家档案局负责,而国家档案局收藏了不少由各方捐赠和二战时相关的文物,也有和经历过二战的人的口述历史——这些都是策展的重要资源。看完重新布展的旧福特汽车厂,看得出策展团队是很努力想透过馆藏,去述说更为立体的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的历史记忆和其影响。譬如军事上以外、日本占领期间的“日常”是怎么一回事——在重新布展后,有八成展品是首次展出,包括不少在过去一年从公众募集而来的文物。

然而,努力展示馆藏的做法,反而限制了纪念馆的可能。现在的旧福特汽车厂,把整个展场都划为常设展的空间,却没有预留空间做特展;也就是说,在可见的日子里,公众在馆中只会看到同一组的展品和同一组的叙述,显然地,有更多的馆藏无法被展示。即使国家档案局收到新的藏品,或者有学者或策展人在二战相关的档案或藏品中,看到一些之前被忽略的角度,也由于缺乏特展空间,使之无法呈现,间接限制了战争纪念馆开启不同历史记忆之间对话的可能。

战时日本画家在新加坡的作品,印成明信片。在新加坡国家档案局里面,找到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动员日本艺术家来新加坡绘画的作品,并找到战时宣传单位工作的人的口述历史,部分画作现在于旧福特汽车厂中展出。(photo credit: 洛谋)

战争、艺术、博物馆

艺术在战争时期和记忆战争中并不缺席,不少和战争相关的纪念馆都会有不同情景下创作的艺术品,譬如在格尔尼卡和平纪念馆,就有展示毕卡索《格尔尼卡》的复制品(原作在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国立艺术中心);至于新加坡的樟宜博物馆,则有展出盟军战俘在战俘营的画作,亦有女性平民战俘缝纫给男性亲友的作品。这些艺术品从不同的角度介入战争的记忆,譬如那幅缝纫,弥补了由男性主导的战争记忆的不足。

在战时,艺术亦担当着宣传和反宣传的作用;日军在占领东南亚不少地方以后,持续把照片传回日本本土,或动员日本艺术家到东南亚,制作宣传画作——宫本三郎所画,(夸饰)描绘英军在福特汽车厂向日军投降的《山下、白思华两司令官会见图》就是其中的例子;当然,被侵略的一方、和日军交战的一方,亦有制作反宣传。去年,南洋理工大学当代艺术中心驻村艺术家、来自印尼的艺术史研究者安塔理沙(Antariksa),在新加坡国家档案局里面,找到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动员日本艺术家来新加坡绘画的作品,并找到战时宣传单位工作的人的口述历史,部分画作现在于旧福特汽车厂中展出。安塔理沙指出,在印尼,被派驻当地的日本艺术家甚至有组织当地艺术家,共同制作“大东亚共荣圈”的艺术宣传;而不少战后、印尼独立早期艺术家的风格,都有受战时日本艺术家所影响。

除了文物、口述历史外,艺术品亦是记忆战争、形塑战争记忆的方法,更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日后的艺术家。当国家档案局的馆藏有战俘的战时作品,也有日本的战时宣传,如果在旧福特汽车厂的二战纪念馆有特展空间的话,是不是可以好好运用呢?以目前没有特展空间的旧福特汽车厂来说,如果国家档案局与新加坡其他博物馆和美术馆合作的话,是否又可以用这些不同的艺术品,以不同的面向,记忆战争,以及探索其影响?这都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面向。

Advertisements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