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检察长和遗留下来的烂榴梿

作者：陈华彪    译者：万章     201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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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8/05/18/ag-and-the-legacy-of-rotten-durians/

在新加坡，有多少榴梿爱好者知道，现任总检察长黄鲁胜在2018年1月8日，以马来西亚最著名的猫山王榴梿的形象来形容总检察署的工作？我认为知道的人不多。我不介意他用榴梿来譬喻，但他却错将猫山王当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榴梿爱好者会根据口感和质地来判断果实好坏，同样地，我们以总检察署依法办事的承担对它进行评定。

对一般公众而言，总检察长黄鲁胜是以“诽谤法庭”起诉的案件比其他类型案件更多而闻名。此刻，至少还有三起有待审决的案件——李绳武以“柔顺”来形容新加坡法官;范国瀚比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法官;最后是陈两裕批评范国瀚被起诉。

在不讨论这些案件的具体情况下，总检察长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新加坡宪法，他是政府的法律顾问，并有权就任何违法行为启动，进行或终止任何诉讼程序。其他共和联邦国家如马来西亚和英国的总检察长的角色也是相同的。

正如不是每一个榴梿都一样，某些总检察长比其他总检察长对于守护法治的角色更加认真。

以英国为例。2018年5月10日，英国总检察长杰里米•赖特(Jeremy Wright)在国会发表声明，毫无保留地向一对利比亚夫妇道歉，承认英国政府与现已遭推翻的卡达菲的利比亚军队共谋对他们进行引渡和虐待。

赖特在一篇谈及他身为总检察长应担当的角色的演讲中表示，他有职责“确保政府理解它在法律上和宪法上的责任”，而他必须“最终确保政府的决定和行为尊重和恪守法治”。换句话说，他是确保政府的决定符合人民的宪法权利的公众利益守护者。

这种专业精神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是前所未闻的。他没有在全国各处控告任何人诽谤法庭。事实上，这古老过时的法律已被废除，整个法庭体制已成熟到足以得到，而不是要求尊重。

普通法体系的一般原则是，总检察长在宪法中扮演关键角色。尽管他拥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但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必须以公众利益为指导，而不是以执政党的利益为依归。除非担任总检察长职位者是独立与正直的人，否则他很容易破坏他本来应该要维护的法治体系。

除此之外，即使制度有多么地好，除非经常受到独立媒体的公开监督，并且具透明度，总检察长这一职位很容易被滥用。在一个政治和所有国家机构都被单一政党掌控着的国家，情况必然如此。

马来西亚是总检察长正受到密切关注的另一个国家。

新上任的首相马哈迪医生已下令，在已被推翻的纳吉政府中担任总检察长的阿班迪强制休假。据说阿班迪拒绝进一步调查反贪污局在2015年取得纳吉从一马公司收取4千2百万令吉的证据。

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同的是，英国的总检察长一职是由拥有法律专业训练的国会议员担任。而新马的总检察长是由总理任命的律师。作为不经选举受委任者，他的任期决定于总理的喜好。

马哈迪政府将如何处理针对总检察长阿班迪的指控，不只是在新加坡，在其他共和联邦国家也受到密切关注。马来西亚可能会为总检察长这一职位树立新的基准尺度。

以新加坡而言，任期最久的总检察长，是由李光耀任命，任期从1967年至1992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陈文德。他是李光耀的政治左右手中服务主子最久的一个。如果这位元老总检察长已播下猫山王种子，以建立一个如黄鲁胜要我们相信的健全法治体系，李光耀显然并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回事。

事实上，尽管任用陈文德为独立法律顾问和法治监护人25年，李氏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陈文德。这项忽略较为中肯的结论是，陈文德是可有可无的。

然而，为什么陈文德会被任命呢？我只能从与陈文德同一天受委为副总检察长职位的萧添寿的经历来推论。萧添寿的职位仅次于陈文德。

李光耀于1967年召见当时担任检控律师的萧添寿到总理公署，提出要委任他为副总检察长时，开场白是这样的：

李光耀：“如果不是因为我，还有你的律政部长，你是不被考虑的。

“人家看见你和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在一起走过水仙门。”

萧添寿：“如果我不被考虑，我将辞职。”

李光耀：“这不是我召你来这里的目的…..

“你没想过有一天成为高等法院法官？

“你难道不想有一天成为大法官。”

正如萧添寿在《捕捉一个鞑靼》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李光耀知道职业法律官员的抱负是最终擢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萧添寿明白李光耀的意思，并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担任总检察长之前，陈文德是法律援助局局长。他可能并不需要太多的诱惑接受李氏给予他的机会，我们也没理由相信类似的诱惑没有向他提出。

根据与陈文德在同一屋檐下工作的萧添寿的说法，他的建议往往没有被那些据说需要他服务的人所尊重，所以总检察长总是闷闷不乐。

李光耀不能忍受任何愚蠢者，但却留住他整整25年？

线索就在萧添寿的揭发之中。

在1962年针对著名左翼工运者詹密星(Jamit Singh)的案件中，李氏要作为控方律师的萧添寿以内部安全局资料抹黑被告的人格。控告詹密星失信，其动机纯粹是政治性的，李氏向萧添寿一再强调将被告定罪的重要性。

在1967年的另一个例子里，萧添寿在一起社会关注的谋杀案中担任起诉工作。受害者是一名华族富豪的儿子。李光耀对报章报道的辩方精神病专家的供证感到愤怒，他在午餐时间召萧添寿到总理公署，并坚持要他在盘问时损害证人的信誉。萧添寿在流亡期间回顾了这一事件，指出这是严重违反法律和秩序，“说我因此而感到震惊是把话说得太轻了。”

对总理公署内发生事情的揭发是罕见的。这些严重的指控出现于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于1994年出版的萧添寿著作《捕捉一个鞑靼》。书中揭发了当时李光耀总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法治体系。如果书中所言不实，李光耀必定会像对付所有本地批评他的人，起诉作者和出版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起诉。而总检察长或陈文德也没在退休后获任命为外交使节以资奖励。

这就是陈文德总检察长25年任职期间所遗留下来的，并且没有迹象显示这个体制在那之后有所改变。

遗留下来的烂榴梿

2018年1月8日黄鲁胜在演说中说：

以前的各任总检察长过去曾经以种植榴梿来比喻我们的工作。我很愿意延续这个说法，总检察署和新加坡，正从每一任总检察长在任期间播下的种子而获得丰硕的收成（我敢说，是猫山王品种）。

黄鲁胜显然并不知道第一位总检察长陈文德和李光耀一起种植的是烂榴梿。当腐烂已成了常态后，它可能会被不识货的人误认成猫山王。

我在劳勿种植正品的朋友应该对这种破坏猫山王名誉的譬喻提出强烈反对。其实，他们应该考虑把它注册为商标以免它受到进一步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