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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后再回首——开埠、殖民与现代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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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睿(南洋理工大学公共行政中心研究助理)  2018-10-15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和其它历史遗产相比,纪念殖民遗产总需要更多理由、更多辩护,一不小心还会被冠上充满贬义色彩的“恋殖”帽子。爱国主义和殖民遗产之间的张力对身处后殖民国家的我们来说更是难以消解——如果我们爱这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我们可以同时认可它的殖民者吗?我们可以像纪念新加坡建国那样纪念莱佛士开埠吗? 

新加坡河(林少彬提供)

众声喧哗:“复调”的历史

1811年夏天,当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第一次望见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小渔村时,他正在前往爪哇岛的征途中,准备为保护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贸易而战。彼时的欧洲,拿破仑的铁骑踏破了荷兰的防线,荷属爪哇转而成为法兰西帝国觊觎印度、争夺远东利益的跳板。当时的印度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命莱佛士准备进攻爪哇,先发制人地解除对英国的威胁。当这支由八十一艘战船组成的舰队掠过新加坡海岸时,岛上的渔民若偶然瞥见,必定惊于其浩浩荡荡,目送其一路向南,谁知八年之后,舰队的年轻将领将登上自己身后这座小岛,改写它的命运?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岛上的人们又将如何纪念——或者说,是记忆——这场历史性的邂逅呢?

关于莱佛士和英国殖民的历史意义现在似乎成了颇具争议的话题。2017年五、六月间,《海峡时报》连载几封来信,讨论新加坡该以何种态度面对殖民历史。有人主张“勿以殖民为耻”,因为是莱佛士让新加坡从名不见经传的渔村成长为东南亚贸易的枢纽。现代新加坡的精神及其社会人口结构都于殖民时期发端和奠基,我们理应拥抱并传承这段历史。有人却认为,将莱佛士推崇为现代新加坡之起源颇为不妥。英国人并非为改善本地民生而来的救世主,而是为大英帝国牟利;宗主国让亚洲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为“次等人”听命于它,但它却无力抵挡日本军国主义侵犯。这些屈辱辛酸催生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新加坡——真正的现代新加坡。

如何面对殖民历史并非新加坡独有的问题,整个东亚、东南亚和近代史都围绕殖民和反殖而展开。在后殖民时代的语境中,民族国家和主权这些“舶来”概念不仅替代了王朝、天下这些“土生”概念成为我们身份认同和世界观的基本坐标,更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性,以至于和其它历史遗产相比,纪念殖民遗产总需要更多理由、更多辩护,一不小心还会被冠上充满贬义色彩的“恋殖”帽子。爱国主义和殖民遗产之间的张力对身处后殖民国家的我们来说更是难以消解——如果我们爱这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我们可以同时认可它的殖民者吗?我们可以像纪念新加坡建国那样纪念莱佛士开埠吗?

“万千宠爱”:莱佛士与开埠

让我们暂时回到十九世纪初莱佛士的世界。自十七世纪以来,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一直是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的霸主。他们贩卖奴隶,通过严刑峻法垄断了东印度贸易,莱佛士称之为“荷兰人令人窘迫难堪的暴政”。在对待荷兰人的问题上,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莱佛士并不认同公司力避冲突的保守姿态。受欧洲政局影响,莱佛士曾为保护英国贸易出征爪哇并作为总督进行了短暂的统治,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废除奴隶贸易,引入陪审团制度。然而,他因家庭变故和健康问题离任后,英国还是将爪哇拱手让给了荷兰,改革戛然而止,一切回到了老样子。1818年,他再次离开英国前往苏门答腊(Sumatra)担任明古鲁总督(Governor of Bencoolen)。这一回,他打定主意要在东南亚建立一个足以与荷兰人抗衡的自由贸易体系。新加坡——那个八年前曾路过的小岛——浮现在他脑海中。

他需要来自公司上层或者英国政府的支持。曾经的贵人明托勋爵早已仙逝,但他还是前往加尔各答(Calcutta),尽力说服当时的印度总督黑斯廷斯勋爵(Lord Hastings)在马来半岛拥有战略据点至关重要,为此他不惜冒触犯荷兰的风险。的确,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有利可图的生意是从中国进口茶叶、生丝等销往欧洲,并向中国贩卖印度生产的鸦片。而从事相关贸易的所有船只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出南中国海,往返于广东和印度之间。那么,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建立港口的意义已然明了。黑斯廷斯勋爵先是同意了莱佛士的提议,但很快又反悔了——只是没等反悔信送到,莱佛士已经先一步在新加坡丛林中升起了英国国旗。

新加坡本是柔佛苏丹的地盘,当前任苏丹去世,他的小儿子夺取了王位,并与荷兰人签订契约,不与其他人贸易。莱佛士找到当时柔佛苏丹的兄长,在新加坡的海滩上为他举行登基仪式,推举他为本地苏丹王,并向他租借新加坡归英国东印度公司治理。莱佛士的行为并没有立即得到公司和伦敦的支持。事实上,他们对这个冒进的年轻人十分不满。英国东印度公司写信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他们澄清在新加坡登陆完全是莱佛士的个人行为,并未得到官方授意与支持,并保证他绝不会在岛上久留。有趣的是,正是这封反对莱佛士的信为新加坡争取了最初几年的发展时间——收到信后,荷兰人没有进攻,只等英国人自己撤离。几年之后,当新加坡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管辖变为既成事实,而它作为亚洲绝无仅有的“自由贸易”港口,潜力逐渐显现,加之英国与日俱增的军事信心和日渐高涨的民族情绪,历史的潮流就此悄悄转移了。没人再提撤离新加坡的事,荷兰人也并没有因此对英国开战。

新加坡开埠的过程的确带有莱佛士鲜明的个人色彩,但它后来的发展当然不是莱佛士一人所设计,而是借了资本主义和全球贸易扩张的东风。随着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通航,新加坡成为欧亚航路的亚洲首站和本地区贸易枢纽。经济地位的提升使得英国政府越发重视这个港口,直接注资以改善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建设,重整当时已被秘密社团所裹挟的社会秩序。自1867年新加坡成为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到1919年它开埠的百年庆典,新加坡已凭借自由贸易和马来半岛的橡胶和锡矿出口成为区域贸易和金融中心,也是它今天国际经济地位的雏形。不过,若是没有莱佛士当年以超前的眼光和执着的信念将新加坡的未来与自由贸易之力量结合,这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不知要花落谁家了。

超乎想象:我们的“共同体”

我们以今人的眼光回看,认为莱佛士和英国殖民者为新加坡的现代化助推,这事实判断原本也没有什么问题。但作为价值判断而感激殖民者垂赐,恐怕很难不引起反对。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果实即便被搬运到了新加坡,也只是为上流社会所享用。汽车和电力,就像博物馆和图书馆,并不服务于绝大部分来新加坡讨生活的苦力和小商小贩,而正是他们的劳作支撑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若以举国之名感怀当年只有殖民者和少数精英才享有的先进与便利,不仅消解了历史的复杂性,甚至不免让人觉得势利虚伪。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单单强调伴随着财富而来的剥削和伴随着发展而来的不均,不足以解释殖民遗产和国家纪念之间的紧张关系。诚然,新加坡不仅仅是莱佛士的新加坡,但它也不仅仅是苦力和劳工的新加坡。在讨论国家要如何面对殖民历史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国家是什么。

著名学者、东南亚问题专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国家称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旨在强调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民族国家——其实是主观构建的产物。当今世界,再小的国家,例如新加坡,也不是所有人认识所有人的熟人社会。身处不同社会阶层、说不同母语、沿袭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只有通过想象才能产生归属感。现代沟通工具,从印刷媒体到手机屏幕,都是展开想象的空间,而阅读同一种文字更是展开想象的基础——任何国家叙述都可以通过共同文字和现代传媒直达普罗大众的内心,构筑属于整个社群的身份认同。而促使我们去想象这种共同归属的又是什么呢?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近代史上,正是殖民统治的刺激让这里的民族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用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话说,他们从无意识的“自在”的民族变为了有意识地“自为”的民族,而后才会有“民族自决”的诉求,才会有反殖运动和独立建国。但同时,民族的自我意识既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对它的一种威胁,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里——如果基于民族自觉可以建构独立国家,那么要如何处理占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呢?作为一个建构的概念,主观认同是判断归属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多民族国家更要仰仗超越个体差异的国族和集体意识,才能有足够的凝聚力;而爱国主义更是多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如此说来,正是反殖运动催生了我们“想象的共同体”,让新加坡从“旅店”成了“家园”,让岛上的居民从“过客”成了“主人”。然而,新加坡独立后的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又是基于对殖民遗产的充分利用。我们并没有将国族意识推向极致,把英国留下的一切推翻。相反,英文成了新加坡的行政权力语言,不仅传递了跨族群的国家想象,也将新加坡编织进更广泛的英语世界网络,以维系其枢纽的角色;而自由贸易至今仍是新加坡的标志性特征。从国旗国歌到领袖先贤,我们以国家之名所作的任何纪念,本质上都是为了强化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强化彼此的归属感。解读历史遗产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果我们对殖民时期做“好”还是“坏”的简单价值判断,并不能满足新加坡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对其历史叙述的要求——今天的新加坡不仅脱胎于十九世纪自由贸易的力量,也离不开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反殖和独立运动。莱佛士和他所代表的英国殖民统治,既是开创现代新加坡的先驱,也是让它浴火重生的劫。

新加坡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为世界所熟知,莱佛士自然功不可没;然而,作为一个共和国立足于世界,却不是他所能设想的。我们要纪念的不是莱佛士的个人成就,不是英国殖民的“善”或“恶”,也不是对具体殖民政策的延续或改革,而是那段经历对于新加坡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义,是两百年前的开埠何以成为新加坡命运之转折——它将这个小岛与历史洪流紧密相连,让它从此不得不努力弄潮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人为反殖和建国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对殖民统治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扬弃的继承和超越,是继开埠之后,再次顺应并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

两百年后再回首,莱佛士的白色塑像映着新加坡河粼粼波光。它代表着我们“想象的共同体”的来路。至于前途,还要靠我们自己的眼光和信念去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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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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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必纪念来付斯登陆新加坡。。。。。

    华校

    十月 19, 2018 at 2:48 下午

  2. 环手抱胸神运筹,只隔言语不隔愁。
    穷寇垦荒破浪尖,名士开埠出风头。
    孤身尚拥乡国梦,铜躯犹披帝尘裘。
    维多剧院人乏酒,站姿经雨思悠悠。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德仁

    十月 19, 2018 at 7:07 下午

  3. 当年莱福士开发新加坡,只是为了替大英帝国建立东南亚中转站,而外国人只是英殖民地政府吸引来的劳工。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劳工赚到钱后没有回国安享天年?为何要落地生根,把家建立在此?原因在于当时国民党败退台湾,整个中国大陆被共产党统治。在新马的华人都生活在殖民地的民主社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很推崇,当时他们都不想回去受共产党控制的祖国,所以才逐渐把国籍改为新加坡/马来西亚。而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并不欢迎他们,所以千方百计压制华校。也因此导致反弹,华人群起支持华校,这也就是华社与政府之间的摩擦加深,更触发了反殖民地浪潮。
    怪的是,独立建国之后,国家脱离了殖民地统治,但却延续了殖民地的教育方向,以英语为媒介。而推崇民主的华校,竟然成了共产党的温床?当时的说法是,用英语可以直接接触先进的西方社会,与他们学习。就这样,英语成了我们唯一的教育与官方语文,而母语就成了家庭语和巴刹语的程度。

    非政客

    十月 21, 2018 at 2:42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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