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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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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首次官方接触是在1961年2月11日总理秘书F J D’costa 致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说明副总理杜进才计划五月访问莫斯科后访问中国,并附上护照详细资料。周恩来指示立即配合办理,但5月12日F J D’costa 通知取消。

李光耀本人于1962年5月在香港与中共官员首次接触,并与周恩来间接对话。1959年后,易润堂成为李光耀与北京主要接触人,并于1962年5月23日通知北京,李光耀希望与“北京的朋友”谈话。北京方面立即配合,由陈毅与周恩来拟定谈话内容。5月28日李氏夫妇偕易润堂与新华社梁上苑、祁烽、谭干、薛景章等人会谈,中共港澳工委与广东省外办虽未参与会谈,但在外围协助并联系北京,因此会谈极有效率。李光耀提出的要求于29日就获得北京答复,双方于30日李光耀离港前再次会谈。

李光耀与中国外交官员首次正式接触应是在1962年9月25日,当他访问柬埔寨时由施亚努(Norodom Sihanouk)安排,与中国大使陈叔亮在机场见面,他们也在国宴上并肩而坐,谈话内容迅速传往北京。

李光耀与北京的互动,1954-1959

由于双方从李光耀执政前就有交往,因此要了解李光耀执政后与北京的关系,应回顾执政前的互动。李光耀进入政坛后,以其左派身份及亲北京的言论,在反共的艾森豪政府留下许多负面印象,怀疑他是地下共党,试图建立亲中的社会主义马来亚(Socialist Malaya oriented towards mainland China)。相对而言,北京对李批判殖民主义、支持华校、强调华人身份,与称赞毛泽东与共产主义等语,皆有详实记载,自然也对李有好感。

李在1957年中旬遭逢人民行动党内斗,对手主要是受华文教育且对传统华人选票有吸引力的派系(也就是所谓的“共党”),因此若李访问中国,将大有利其支持度。人民行动党的党内冲突是公开的,因此允许李访问意味中国对李的支持。

北京十分小心安排李的访问。接待单位是中国人民外交协会,表示把李当外国人而非华侨,是尊重新加坡民族主义的表现。而同意李参加十月一日国庆,等于等于对李在人民行动党内斗中的政治支持。后来李取消中国行的主要原因,应是他取得马来亚共党领袖方壮璧的支持,故毋需再前往中国争取选票。

即使李光耀取消行程,却不影响北京对他的观感。北京形容新加坡当代最有名的“共党”林清祥只是“进步人士”,而李光耀则被形容为“对新中国有好感”。简言之,中共和美国都认为李光耀试图建立一个亲中国家,而李的反殖与族群态度都让中共满意,故愿给予支持。因此李成为总理后,需中国协助时。同样也使用反殖与族群语言争取北京支持。

反殖与族群语言

李光耀刚赢得1959年大选就批评美国金钱介入大选,称赞中共保持中立,而易润堂与陈翠嫦访中更确认了李光耀的亲中态度。廖承志因而承诺易润堂与陈翠嫦将协助李光耀对抗英美,李光耀与其同僚因此也常以英美压迫为由,寻求中国的支持。

例如当新加坡无法履行与中国互访的承诺,总是怪罪英美。需要中国支持新马合并时,就称东姑阿布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不是英美傀儡。但当李和吉隆坡有冲突时,就批判阿布都拉曼听命于英美。惟英美相较,中方多强调美国比英国危险,是新殖民主义者。中方特别欣赏李的反美态度,周恩来称他是政治家,对他寄予厚望,盼他联合英国与马来西亚抗拒美国帝国主义。

李光耀也很注意华人性,首次派到中国的易润堂与陈翠嫦,都是华人教育出身,易甚至曾是“共党”。他们在中国常表现十分恭敬,强调需要中国来提高新加坡的文化,也称人民行动党的婚姻法来自中国。廖承志则表示很高兴由华人李光耀(而非马绍尔)执政。

华人身份如此受欢迎,李1962年在香港与北京间接对话时,全程用他不熟悉的中文与中共对话,称新加的华人对祖国有感情,为了不要伤到新加坡的华人,盼中国支持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李光耀与陈叔亮谈话时,也强调自己常听北京的广播,三个孩子都念华校。陈叔亮因此向北京回报:李光耀公开展现对中国的感情。

总之,1959年执政后,李光耀持续告诉北京自己努力建立一个和中国有类似族群与意识形态的国家。那么,北京要如何协助李?

北京对李光耀的支持

一、国族认同

中国支持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自然鼓励新加坡成为国家。早在1956年,周恩来与陈毅都向马绍尔表示,新加坡是很有希望的国家,盼能与马来亚合并后独立。1959年中国对李光耀也持相同态度。廖承志告诉易润堂与陈翠嫦,北京了解马来人与华人的敏感关系,盼华人与马来人能建立独立的马来亚,因此希望人民行动党与中国的关系保持低调。虽然理论上新加坡还不能有外交关系,但廖提醒“新加坡过早和中国发生外交关系,就会阻碍新马合并。”李光耀必定常向中国表示发展官方关系的愿望,因为周恩来在1962年告诉李相同的话,“中新建交恐怕有困难……我们是可以等待的。”

北京视新加坡为国家,因此遵其华侨政策,视大多新加坡华人为外国人,不断地解释希望华人落地生根,与中国断绝政治关系。在行动上北京以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李光耀访问事,或廖承志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易润堂与陈翠嫦,都是顾及新加坡当时的民族主义与国族认同。这也是为何Geoff Wade 发现李光耀曾告诉伦敦,北京并未试图与新加坡的华人结盟。

李光耀知道北京期待他结合马来人与华人建立国家,自然会利用北京对付来自华人与马来人的挑战。

二、社会主义阵线

要结合华人与马来人,首先要能成为华人领袖。人民行动党内许多与李不睦又受华教的政治人物,在1961年另组社会主义阵线。前述1958与1961年李光耀与杜进才请求访问中国,时间上刚好反映人民行动党内斗。中国两次都接受访问的要求,表示是支持李光耀,而非“共党”。

李在香港与北京的对谈,时间上也正值他与社会主义阵线为合并问题斗争的高点,当他知道北京迅速答应他派贸易访问团去中国的要求,中方发现他“情緖似乎很好”。李应是把派团事当备案,准备社会主义阵线在合并公投占上风时再启动,但人民行动党在公投中获胜,贸易团事也一直搁着。

经中国不断地追问,易润堂在1962年12月赴香港与新华社社长梁威林谈访问事。出中方意料之外,李改变原来计划,要求要在1963年五一劳动节访问中国,且希望周恩来公开邀请。周恩来开始怀疑,要求谈判人员查清楚。中方决定先派人到新加坡与李光耀直接谈。易润堂先于1963年2月表示欢迎,后又于3月表示受到英人阻挠。北京感受不到诚意,故暂时搁置访问。

李光耀主动要求访问中国也有国内政治背景。李和吉隆坡与伦敦从1962年12月起就计划以反共为名,对社会主义阵线大逮捕,最后在1963年2月实际进行。如果周恩来公开邀请就等于同意这个行动。此外,逮捕之后北京仍继续和李商议访问事,可见根本不在意这些“共党”。

三、东姑阿都拉曼

马来人对任何中国事务都很在意,因此也特别容易被操作。1961年李光耀面临党内挑战时,在四月警告东姑若无合并计划,新加坡很快会落入共党之手,五月东姑就宣布合并计划。杜进才取消1961年五月的访问,应就在于李光耀已取得吉隆坡对合并的支持。因为在这个敏感时期,杜进才访问中国虽有利华人支持、但也会影响吉隆坡的态度。

北京一直非常配合李光耀处理马来人的关系,在香港会谈时,北京认为李想在合并后在马来西亚政治更上层楼,故同意李派遣新加坡访问团赴中的理由之一,就是想提升他在东姑面前的地位。不过合并公投结束后,李对东姑阿都拉曼的态度转为对抗,李和中国的关系就成为骚扰东姑的工具。

例如李在回忆录中,批评东姑在1964年初,对他与周恩来的信件往返事,反应过于激烈。但从中国的档案中看来,东姑的强烈反应是李光耀和北京共同设计的,目的是增加新马摩擦。华人与马来人互相怀疑不久后就形成流血冲突,也促成1965年的新马分家。

独立时刻

独立时李光耀透过高德根要求北京能发“一张贺电使新加坡一百余万华人高兴”且以“一贯爱护华侨的心情爱护他”。顺着这个爱护的心情,对人民行动党也要“爱屋及乌”。李特别告诉北京,美国没有介入,但英国已先同意独立,声称再十五年内新加坡将一统沙巴、沙劳越,汶莱及马来西亚成立新国家。以上皆与韩素英访问周恩来的内容类似。

李光耀也希望中国协助排斥马来西亚参加亚非会议,因为“新加坡地位提高,可以搞垮东姑”,但中国拒绝。中国支持新加坡独立,但没有必要多伤害马来西亚。

新加坡独立时北京初步决定承认,也透过中国银行行长南汉宸发出友善声明,但承认事还是需要印尼同意。高德根在香港传讯时,陈毅正在雅加达努力说服苏卡诺承认新加坡,“我们是主张承认新加坡的……新加坡人民要反帝反殖,不能使新加坡人民失望,要支持新马人民和真正的进步力量”。但是苏卡诺拒绝接受李光耀是进步力量的说法,因此陈毅只好决定“你们先承认,我们后承认,你们拖,我们也拖。”

新加坡知道北京的善意,因此杜进才、王邦文、S. Rajaratnam到肯亚与坦桑尼亚向北京传讯,要求中国不要听信印尼,重申新加坡反殖,批评马来西亚歧视华人,期望中国尽早承认。但是中国大使已获北京训令,只能强调双方关系总有一天会改善。

结论

新加坡内阁部长们在1965年10月传讯北京时,印尼正开始革命,1966年6月就承认新加坡。在此同时,中国外交开始激烈左倾,而独立后的新加坡因经济需要,开始向华盛顿靠陇。李光耀分别在1967,1968与1969访美。新加坡靠向华府,故不再是亲中也不再是反殖,北京对新加坡的激烈批评也是由此而起。主流学界不应以1966年后的中新关系,概括之前北京与李光耀的关系。中新间1970年后的接触,其实是老友重聚。

1965年之前,缺乏清楚的证据证明中国利用海外华人的忠诚思维对抗李光耀,但李光耀却清楚地利用海外华人的忠诚思维,做出要建立第三中国的姿态,争取北京的支持。北京重反殖胜于推动共产主义,因此沉默地支持李光耀,而非所谓“共党”。北京配合李光耀的政治需求,当新加坡“共党”被镇压时坐壁上观,暗助李光耀对马来人的策略,也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

因此,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本文英文原文与注解请参考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hina-quarterly/article/love-the-tree-love-the-branch-beijings-friendship-with-lee-kuan-yew-19541965/81D4D80242CEF91D2E0B067EA840D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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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主要依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梳理北京与李光耀由1954年至1965年的交往历史历程。这正好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时间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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