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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哲学——从香港流水革命之中新加坡对港评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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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9-11-8
https://www.facebook.com/xinguozhi/posts/2504737846279312:80

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强调新加坡作为小国面对内忧外患,前路危机四伏,国家若要生存,其发展便不能有丝毫差错,与此同时,新加坡执政党政府行事强有力,其官员清廉与具仁心,言下之意,是国家由此强势政府带领便能繁盛发展。对新加坡传媒乃至精英而言,褒扬香港抗争者,形同挑战上述以政府为中心的“新加坡故事”,动摇新加坡执政党政府认受性根基,由是观之——特别是当新一届新加坡大选将临,李显龙提出“五大诉求旨同推翻政府论”便显得合情合理。

自香港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后,黄蓝之争不只在香港出现,东南亚华人社群的黄蓝分布,对香港时局的看法也受香港民众乃至香港内外媒体关注。香港网民尤其会留意新加坡针对香港状况的评论,例如8月时,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网上讨论区“连登”便曾刊有以《新加坡官媒:中共解放军进击香港,利多于弊!香港会玩完,但中共会胜利》为题的帖文,文内谈论前《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总编辑冯元良(Leslie Fong)不乏亲中色彩的观点与主张。

新加坡社会上下评论香港现况的观点易受香港民众注意,原因至少有二:第一,新加坡与香港素来被视为比较对象,且在运动期间,香港内外媒体不时报导新加坡如何因香港时局而得益,新加坡舆论自然易被港人留意参考;第二,于香港风雨飘摇之时,相较其他东南亚华人社区的表现,新加坡反应的特别之处,在于狮城政治精英相对积极与踊跃地就香港事务表态。新近例子,是总理李显龙在公开演说指香港抗争者提五大诉求无助解决问题,旨在“推翻香港政府”,此一言论其后广受香港媒体报导,中国网民甚至因而视李显龙为英雄。从香港角度看,新加坡媒体乃至精英的对港观点不无可商榷处,甚至不难被否证,参考价值不如想象般高。问题是,这类新加坡言论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多不是香港人,其framing 实际上犹如新加坡国家发展论述“新加坡故事”的另类演绎,其内容多少附有内政外交功能。

新加坡媒体乃至精英的对港观点基本上离不开三点:第一,香港抗争者被视为“无法无天”的“暴徒”乃至“恐怖份子”﹑被认定是香港乱局的主要问题根源,因为政府权威不容被挑战,社会秩序不能被扰乱,民众生活不能被干扰。香港警察已克尽己职,为制服“暴徒”而疲于奔命;第二,由始至终,中国于香港管治事务里都居于主导地位﹑处于强势位置,香港抗争者与中国政府硬碰硬,是以卵击石,终将徒劳无功;第三,香港乱况是单纯的中国境内内部事务,外国势力对香港处境既不感兴趣,亦无意介入。换言之,香港民众寄望国际社会能为流水革命予提供援助是不切实际;民众力图以所谓“焦土”或“揽炒”方式抗争,只会自毁长城﹑进一步贬损香港在中国之内的战略位置。随中国持续崛起,香港流水革命换取的终将是自杀式悲剧。

按流行于香港的蓝黄分类,新加坡媒体乃至官方立场明显偏蓝——若以香港广告人徐缘的18种蓝丝分类框架察看,新加坡普遍观点的立场相对靠近于“稳定系”的“反暴求稳型”。引用徐缘的话说,“反暴求稳型”世界观是“渴求现状不变,极怕社会出现暴力与混乱,凡事偏向息事宁人,连和理非的游行,也会对他们造成困扰……对一切抗争抱怀疑态度……觉得示威人士只是发泄生活不满的失败者”。这种倾向简化香港问题的新加坡式评论,至少有三大可商榷处:

第一,具新加坡特色的法治观倾向认为权力就是真理,但这种理解不一定能符合法治真义。从新加坡一般舆论角度看,法治之义很简单,就是民众必需守法,民众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不守法就是破坏法治。基于这种法治观,新加坡舆论认定香港抗争者就是问题根源,也就是说,平息香港乱局的重责都系于香港抗争者身上。例如在8月底,《联合早报》以专文报导香港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列显伦(Henry Litton)的观点。列显伦认为,香港抗争者的街头怒火毫无意义,只会令“一国两制”制度无法行之有效,中国北京会因而在“五十年不变”承诺效期过后终止此一有别于中国国内其他地方的香港特殊制度安排。


具新加坡特色的法治观倾向认为权力就是真理,但这种理解不一定能符合法治真义。从新加坡一般舆论角度看,法治之义很简单,就是民众必需守法,民众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不守法就是破坏法治。基于这种法治观,新加坡舆论认定香港抗争者就是问题根源,也就是说,平息香港乱局的重责都系于香港抗争者身上。

不过,解构香港问题的相反法律观点却没有得到新加坡舆论同等重视。处理刑事法(criminal law)案件达四十年之久的资深大律师骆应淦(Lawrence Lok)在10月中于香港《南华早报》发表评论Condemning protest violence in Hong Kong won’t solve the problem – not when police are part of the problem,文内清楚指出法治之义关键系于有权者行为能否受法规约束,而在香港反修例运动前后,有权者的作为正是香港乱局主要问题根源——政府行事轻率妄动﹑不严守既有程序,香港警察执法近乎完全不守制约,这都是民众怒火无法熄灭的重要原因。骆应淦继而认为,谴责香港街头怒火于事无补。

事实上,可与骆应淦观点作对照的法治观早已被写入香港中学通识科教科书之中,教科书如此解说法治:“守法并不等同于维持法治:一些法律可能与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则产生冲突,因此只遵守法律以外,还要对现行的法律制度、执法机关作出监察、检讨,并主动提出修正,使之符合法治精神的真义。”不过正如新加坡学者Jothie Rajah在其著作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分析,在强势执政党政府以护卫国家生存之名治国的情形下,权力机关受法律制约并非新加坡惯常拥护的法治核心定义。亦正因为此,反修例运动前后引爆社会怒火的各种香港乃至中国权力机关践踏制度的行径,从来不是新加坡舆论分析香港问题的切入点,警察如何违规,从6月至8月支持抗争者行动升级的香港社会民意何以有增无减,警方过份使用武力如何有力地延续香港社会怒火,香港中产何以如美国大报Wall Street Journal 报导所指奋勇支援香港前线抗争者,乃至中国政府在2015与2017年如何蔑视香港一国两制,擅自在港跨境执法,引发铜锣湾书店事件与令身居香港的中国亿万富翁肖建华在香港人间蒸发等种种案例,统统不曾受新加坡舆论重视。

第二,具新加坡特色的现实主义(realist)世界观认为,一地力量系于其版图大小与人口多寡,故此认定中国与香港实力悬殊,香港抗争终将徒劳无功。前新加坡外交官 Bilahari Kausikan(比拉哈里)在7月初发表于香港《南华早报》的评论Harsh truths for Hong Kong: extradition bill protests will not achieve anything,便是演绎这种新加坡世界观的绝佳例证。我已指出,Bilahari Kausikan 的分析盲点在于他错误预设中国政府于香港反修例运动中拥有绝对优势﹑居主导角色。事实上,早在6月,中国行为已能否证 Bilahari 之说。当时香港《经济日报》曾引述《日经亚洲评论》﹑以《【反送中】揭中央对“反送中”软化内幕:上海未能取代香港》为题作报导,指在中美贸易战之中,中国仍须利用香港以满足国家战略需要,故此被迫在G20峰会前需软化其对港立场。7月初路透社的独家报导甚至显示,其时香港的中美共治色彩已清晰可见。

Bilahari所以误判,固然是因为他没有充份理解香港于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有何战略位置﹑香港抗争者缘何能有空间与时间以“边缘政策”(Brinkmanship)方式与中国政府周旋,但他对香港时局的误判事实上也曝露了新加坡现实主义世界观的含混一面。Bilahari 并没有完全认为,所谓现实主义,就是较弱小一方面对强大力量之时须以绥靖方式求存。在2017年,另一新加坡外交官员 Kishore Mahbubani 曾在评论Qatar: Big lessons from a small country中指,于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再不能以强硬姿态应对大国。当时 Bilahari 对之反应极大,他将这种观点眨为“糊涂,不实,甚至危险”(”muddled, mendacious and indeed dangerous”)。比拉哈里认为,新加坡今天的国际地位,绝非源于退让﹑偏安﹑屈从心态。

第三,新加坡精英首要关心的并非香港事态发展之脉络,他们更着重的,是如何利用香港案例警醒国民国家发展需留心之处,这也是说,中国治下香港一国两制所衍生的种种张力并非他们言论的重点所在。新加坡外交官许通美(Tommy Koh)最近发表的评论The crisis in Hong Kong: A quest for understanding虽然较有别于其他新加坡舆论论调,较强调新加坡对香港人的善意﹑较不只从执政者角度切入分析,但他对作为当下香港时局重要背景﹑与一国两制之执行状况相关的中港矛盾仍然着墨甚少。

例如,虽然许通美文内提及香港政改论争,但他并没有清楚说明论争的背景事实上与一国两制下《基本法》内容应如何被解读的中港矛盾有关。《基本法》第四十五条与第六十八条均订明,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终会经由“普选”产生,《基本法》附件亦指2007年后香港可以开始商议“普选”时间表与路线图,但最终中港双方对何谓“普选”乃至实现“普选”程序无法抱有共识,“普选”继而变得遥遥无期。在此脉络下,中国政府其后屡欲在港扩展国家权力,中港之间的一国两制矛盾随之而日益加深,香港流水革命其实只是香港对中国统治日积月累已久的不满情绪之爆发。许通美文章当然没有仔细处理香港这类复杂脉络细节,他只在文内作粗糙结论,指香港抗争者要求政府接受所有诉求并不合理,这与上述李显龙言论同出一辙。

现任新加坡内务部与律政部部长尚穆根(K. Shanmugam)在9月底演说谈香港时局对新加坡管治的启示,虽然这篇演说没有如一般新加坡舆论以谴责香港抗争者为内容重心,但这更能显示新加坡精英力图借用香港时局为国民重温国家发展基本教条的用意。尚穆根总结的三点教训都与何谓良好政府之问题有关,按其观点,政府需了解社会问题根源,不将政治问题推给警察处理,杜绝假新闻,方能实现善治。

以上三点都说明,新加坡对港评论不无预设立场。更值得疑问的是,何以新加坡精英在香港动荡之时再三强调这些观点?新加坡政治学者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过去对新加坡管治模式的研究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有别于香港社会对新加坡威权管治的一般印象,陈思贤认为,新加坡执政党政府若要延续其霸权(hegemony)地位,需更倚重的不是威迫力量,而是能游说大众接受家长式管治的“新加坡故事”国家发展论述。这里所指的霸权概念过去因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而变得更具影响力,大意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若能建立某种文化共识,针对支配者的潜在敌对力量便能被化解。新加坡政府着力建构“新加坡故事”,便是为与社会建立某种对国家政治秩序理解的共识,方便政府施行精英威权管治。但这亦意味,即使在威权之下,新加坡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仍会因官方论述受民众挑战与质疑而生变数与暗涌。

由此角度看,新加坡舆论不断评论香港时局,对新加坡内政而言有两大功能:第一,巩固既有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第二,预防“新加坡故事”所衍生的社会矛盾随香港事态愈演愈烈。

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强调新加坡作为小国面对内忧外患,前路危机四伏,国家若要生存,其发展便不能有丝毫差错,与此同时,新加坡执政党政府行事强有力,其官员清廉与具仁心,言下之意,是国家由此强势政府带领便能繁盛发展。对新加坡传媒乃至精英而言,褒扬香港抗争者,形同挑战上述以政府为中心的“新加坡故事”,动摇新加坡执政党政府认受性根基,由是观之——特别是当新一届新加坡大选将临,李显龙提出“五大诉求旨同推翻政府论”便显得合情合理。事实上,李显龙也不忘借用香港现况演绎官方“新加坡故事”里的国家生存危机论——他在10月中指,如果新加坡面对“类似香港的焦虑与社会分裂状况”,“更小和更脆弱的新加坡”下场将会更凄惨。

不过,至近年,“新加坡故事”所衍生的社会矛盾已渐受新加坡民众关注。这种矛盾源于两点:第一,新加坡管治精英逐渐过于倚重市场至上主义,国内贫富悬殊问题加剧,社会怨气随之而增;第二,自200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愈加希望培养国民的积极公民意识从而增强国家韧性(resilience),且政府也需要以增强民间咨询方式来巩固自身霸权地位,国民问政空间因而被扩大。这两点都意味,在强调强势政府存在必要性的新加坡管治模式之中,新加坡国民已有更多诱因提出有异于官方的“新加坡故事”,新的政治乃至经济秩序想象因而能在社会被蕴酿与发酵,故此从新加坡政府角度看,香港民众力抗政府所引发的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自有需要被控制。为此在9月,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有关新加坡政治抗争史﹑名为“新加坡的异议与抗争”(Dissent and Resistance in Singapore)之课程被勒令取消。

新加坡外交工作同样受益于新加坡舆论反香港抗争者的言论。近年新加坡所面对的一个外交难题,是中国多视新加坡为“华人国家”,认为新加坡有义务于国际场域之中配合与支援中国。但自南海冲突爆发起,中国便不满新加坡立场过于亲美,2016年新加坡装甲车被扣留于香港﹑2017年中国没有邀请新加坡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都不免令新加坡为中国之强势与向自身施压而感到焦虑。今年9月底,新加坡与美国续签防务协定,在协定之下,美国军队可继续使用新加坡的空军与海军基地至2035年。新加坡传媒乃至精英在此前后就香港时局发表种种相对亲中国政府的言论,其实也是一种相对廉价的外交政治保险。

我们不时听到“论述”二字。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之中,新加坡对香港抗争者行动的表态,大概演示了“论述”的政治乃至外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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