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从国文国语到华语华文的转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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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9-11-13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虽然新马的“华文”、台湾的“国文”、港澳的“中文”与中国的“语文”,是“Chinese Language”在各自教育体系中不同的称谓,但是它们所指的都是汉语的学习。称谓有别,是政治催化的结果,里头有历史的积淀与沧桑。它不似“公仔面”之于香港;“泡泡面”之于台湾;“快熟面”之于新马;“方便面”之于中国大陆,只是地域的用词差异,不具复杂的政治历史元素。

华校百年,它所使用的“华文科”课本以及它的科目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透露着不同的政治认同信息,把这些片段缀串,便能勾勒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轮廓。新马华文教育与中国脐带相连,它一起步就毫无保留地复制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后来的本土化进程,则甩不开新马政治的影子。当地的政治晴雨潮汐,强力地主导着南洋华校的枯荣,这一文化现象也同时反映于当地华文报章的成长生态上。

本地华校以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与中国旧王朝结束的历史发展齐肩并行。1912年清朝覆亡前夕,西潮涌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面临海啸式的冲击,教育也一并受到西方时潮洗礼。1916年推广白话文的概念浮现后,蔡元培等人于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新主张,并敦促北洋政府在文化与教育上落实“国语”,以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国语运动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白话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符号等等新事物陆续出炉,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汉字拉丁化等等事项旋出缤纷的文化光环。191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式学堂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直接影响了南洋华校的变异,以私塾、学塾为核心的教育城堡迅速崩塌,新学堂在二十年代春笋般生长在南洋的土地上。

一切从《字课图说》开始

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刘树屏编写的《字课图说》。

新式学堂在发育“变声”的阶段,语文科目所使用的课本,其实并非冠以“国语”或“国文”的名堂,主导着“读书识字”内容的科目称谓,是《字课图说》——这是教育转型、发育的“尴尬”阶段所使用的识字教本,这些“启蒙学堂字课图说”,担负着开启儿童心智的先锋责任。

作为启蒙第一步,《字课图说》的内容自然以汉字的学习为基础。所谓“读书先识字”,掌握汉字的形、音、义,是进阶中文世界的门槛。作为语文入门教材,《字课图说》犹如一册文图并茂的字典。每个单字的内容都包括读音、释义、构成词以及示意图四部分。《字课图说》的凡例,说明它是“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它挑选了三千汉字作为学习材料,“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

据石鸥编着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描述,1901年上海的“澄衷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式学堂。当时澄衷学堂的校长刘树屏编写了《字课图说》作为识字教本,可视为中文教科书的雏形。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印了《蒙学读本全书》,内容由浅渐深,楷书石印,附有插画。以当时的审美标准而言,那不是普通的美,因此面世后广受欢迎,被誉为同时代最完备最漂亮的新式教科书。

1906年“国文”称谓首次登场

《国文》正式成为语文科目名称,该是1906年左右的事。石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收集到的最早《国文》版本,是1906年学部图书编译局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及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同个时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用的也是“国文”的称谓,可见当时中小学都共同使用“国文”之名。

当时新马是英国的殖民地,神州大陆却是当地华人心中坚定认同的祖国。一路来,清朝政府都有派遣官员南下巡查南洋华侨教育的传统,这种做法并没有因大清王朝的覆亡而中断。接棒执政的中华民国或北洋政府也都以扶持海外华侨教育为己任,一如1949年以前南洋各地的中文报章,绝大部分都无法摆脱民国政府的幕后操作,总编辑多通过政府举荐或委任南下执行任务,报章封面版都冠上“中华民国”的国号。华文教育这块文化蛋糕也是如此,1950年代以前,许多华校校长都由中国方面举荐,华校使用的各科课本也清一色来自中国,内容自然以中国为主轴,就像新马英校使用的教科书,也来自“祖家”英国,这都是殖民时代本土意识模糊、欠缺编印教科书条件的结果。既然以中国为认同对象,沿用来自中国课本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当“国文”称谓在中国登场了,南洋华社自然全单照收。由于国民政府主导着海外华侨教育的意识型态,因而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国人、三民主义、国语等概念遍布于教科书里。这种政治教育南移现象,在南洋维持了约四十年光景。

1919年《国语》的称谓出现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1919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新体国语教科书》,这是第一套系统化编印的白话文教科书,中国的语文教科书由“国文”改为“国语”当从这套教科书开始。《国语》的称谓登场之后,并没有即刻全面取代《国文》,而是先处于一种并存的状态。

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改“国文”为“国语”,并通令全国所有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用语体文(相对于“文言文”而言,即白话文)书写;高等小学则“国语”与“国文”并存使用。同年四月,又通令全国各地,从1922年起,所有国民小学各科目的教科书一律改以白话文书写,文言文教科书至此走上末路穷途。不久,北洋政府又颁布新式标点符号政令,商务印书馆随即推出采用新式标点符号的《新法教科书》。

那个时期新马华校使用的商务印书馆高小《复兴国语》第3册有一篇值得注意的课文,篇名为《国语究竟是什么》,它针对时人对“国语”一词的错误认知提出批评:“国语的重要,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可是另外又有许多声浪,跟着国语的声浪同时并起:什么白话文啦,语体文啦,普通话啦,弄得一般人对于这些名词的观念,模糊不清,以为它们就是国语,其实错了。”

这篇课文认为,“国语”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它是全国各地都能听得懂的语言;二、它的音调简单,容易模仿。“北平语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所以国语是以北平话做标准。它的意义,又有两个方面:用北平语口头说出来的,叫做国语;依照国语的语法在纸上写出来的,也叫做国语。因为国语是言文一致的。”

虽然官府于1920年明令把《国文》改为《国语》,但是当时市面上仍然可见到《国文》课本。1935年上海耶稣会在徐家汇经营的土山湾印书馆,就承印过由徐家汇圣教杂志社编辑的《国文新课本》,该书于1915年初版印刷。

《南洋国语》出现的背景

1920年代以前,中国教育单位已经关注南洋华校使用的课本是否适用的问题。当时代表北洋政府下南洋考察华侨教育的中国教育家黄炎培,返国后写成《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强调华侨教育应确保华侨子弟对当地社会有足够的认识,以便他们到社会谋生时有所助益。他认为“现行侨教教科书不适用于南洋,宜须调查社会情况,据实改编,以求实效”。因此他倡议各地华侨教育团体组织教材调查部,共同调查当地情况以作为编写教科书的参考。黄氏的看法,聚焦于教育的内容是否能让华侨子弟投入社会时有所受用,因此他的华侨教科书改革建议并不涉及政治国家认同问题。

认为中国国内通用版教科书不适用于南洋的黄炎培。

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沈百英在《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与商务印书馆》中透露:“商务印书馆主编人本对华侨教育十分重视,由此想到把国内的教科书改编为华侨小学用书。知道我对南洋情况不十分熟悉,特请几位侨民教师做我的顾问,把课本中不合当地风俗习惯、不合当地起居生活的逐一加以批注,并把需要的参考书寄到上海,由我细细改编,改正后再寄去复核,认为满意了,才正式出书。”

专供南洋华校使用的教科书究竟起于何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张人凤在《追溯南洋华文教科书》(收于《开卷有益润物无声:新加坡华文教科书图示目录》一书)中指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南洋国语教科书”初级小学第二册版权页有“民国21年6月国难后第一版”字样,认为“它直接证明了1932年初,国难后商务就开始出版专供南洋华侨使用的教科书。甚至可以这么推论,很可能在1932年国难之前,南洋版教科书已有出版。”

1932年,中华书局也顺应环境需要,在中国国内通用版的《新中华小学教科书》基础上调整内容,推出《南洋华侨小学课本》。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洋华校教科书的主要供应商,它们调整南洋教科书,或许受到黄培源视察南洋华校后的建议所启发,或许受制于殖民地当局查禁教科书的压力,不论情况为何,这种改变使本地华校教科书从“中国编印的中国国内通用版”,转入“中国编印的南洋专用版”的时代。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华校教科书的看法可不一样,管治新马的英国与殖民印尼的荷兰,在乎的是南洋华校课本里所灌输的意识形态与认同问题,它们并不苟同“三民主义”的政治内容。二十年代开始,它便主张教材不该高度集中于中国内容,应当积极强化南洋以及西方元素。黄昆章在《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中提及1930年荷兰殖民地官员对印尼华侨社团发言时,直白“此地系荷兰殖民地,办理学校应遵循荷兰政府教育条例。所谓三民主义,只行于中国。在荷政府监督之下,学校儿童,不应灌输反帝国主义思想,此后荷兰政府当严厉禁止。”这是荷兰殖民者的严词警告。同年,新马迎来了英国委任的新总督金文泰,他与荷兰当局的管治思想并行,一到任就雷厉风行处理华校教科书问题。他在1928年查禁若干中国编印的教科书基础上,加大力度,迫使中国方面的教科书出版商改弦易辙。1930至1934年金文泰总督执政间,被查禁的华校教科书高达上百种。

殖民地当局断定,华校直接采用中国编写的教科书窄化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也不利于南洋本土意识的成长。为消除官方疑虑,教科书编写者有了修订课本的行动,除了在课本封面加上“南洋”一词,画面添加代表南洋特征的椰子树,并注明“南洋华侨小学适用”之外,也在一些篇章里使用花蒂玛之类富有当地色彩的人物名字,或增加介绍南洋风物的课文,以强化教材“南洋化”的份量。1940年代由中、港或是新加坡本地书店出版的华校课本,封面上都有“经马来亚、新加坡教育部审定”的字眼,留下殖民地政府插手教材内容、倡议教科书本地化的痕迹。尽管如此,调整后的教材内容仍保有灌输国民政府意识形态的内容,殖民地管治当局对这种改善状况并不满意。于是四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官方另辟蹊径,委托多个委员会评估华文教育,之后所发表的报告书都积极建议把英校课本翻译成中文供华校使用。

面对殖民地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的《复兴国语》第三册第一课《国旗歌》,一如既往地歌颂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国旗挂起,青天美丽,白日光明,红光照满地。
国旗飘飘,青天高高,白日光明,满地红光照。
国旗国旗升空中,青天白日满地红。
国旗国旗我爱你,对你立正一鞠躬。

紧接着第二课《英国旗》,介绍了英国的“米字旗”:

英国旗,真美丽,
两个十字交叉起,
下面衬着蓝色底。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
团结一致不分离。

1949年商务出版的《复兴国语》的第一课《国旗歌》与第二课《英国旗》

这种同时在课本里介绍中国与英国国旗的处理方式,在新马华校教科书里极为罕见,尤其是中国版的教科书。估计介绍两种国旗的做法,有其政治考量。上述课文只有短短五行,描述英国国旗的特征之余,只是中性地表达英伦三岛不分离的状态,不似第一课介绍中华民国国旗时,具有向学生灌输爱国旗、敬国旗的意识。

除介绍国旗之外,华校教科书里灌输“中国人”、“华侨”观念的课文都不曾缺席。例如1948年世界书局《国语》第一册有三篇课文分别灌输“中国、中国人与中华民国“的认同意识。第23课:“你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是中国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第24课:“你要爱中国,我要爱中国,他要爱中国,我们大家都要爱中国。”第25课“:我是中华民国,我爱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华书局高小《国语》第一册第一课《咱们都是中国人》—学校开学时校长宋老师的训辞:今天举行始业式,我要对你们说的话,只有一句,就是:“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也有姓张的,也有姓王的,也有姓李的,也有姓赵的……”海外华人与母国血缘关系的情感教育,就这样输入海外华校学生的血液里。

有关“华侨”的课文,各版本的《国语》与《常识》课本里都不缺。例如1938年世界版的《常识》第三册便有《华侨》、《华侨的爱国精神》与《小商店》;1947年中华版《国语》第八册《第二故乡》等等,但最具代表性的篇章是1949年商务印书馆《南洋国语》初小第七册第18课《“华侨”两个字的意思》。这篇课本相当具体解说了“华”与“侨”的意义,从“华”字是“中华”的简称,带出“原来我们的祖国叫中华民国”,并从“华侨”一词,引出“唐人”是海外华人的古早讲法。

当课本进入了强化本土素材的阶段,这些“经新加坡与马来亚教育部审批”的各个版本《国语》教科书,无一例外地选择以风土人情介绍为目标。例如1948年南洋书局《国语》第三册第一课《南洋的花和虫》:“南洋花卉多,多得看不了。奇异的形态,美丽的颜色,别处找不到。南洋昆虫多,多得说不了。奇异的形态,美丽的颜色,别处找不到。”倘若抽去“南洋”一词,课文的内容便显得概念化,无法感知所谓的南洋特征。

1947年中华书局南洋华侨小学《国语》第六册第33课《南洋好》,也只靠最后两行,通过芭蕉、榴梿以及华侨在南洋开荒立业来凸显南洋色彩:

南洋好!南洋好!南洋岛屿藏珠宝;火山瀑布世所稀,沧海波涛景更奇。
南洋好!南洋好!天气晴明阴雨少;终年昼夜且平分,作息时间有定程。
南洋好!南洋好!草木青葱长不老;旧花不谢新花继,万紫千红真美丽。
南洋好!南洋好!自然音乐真巧妙:听完燕语又莺歌,唧唧虫声夜夜多。
南洋好!南洋好!果实累累吃不了:凤梨甜蜜芭蕉香,榴梿更是果中王。
南洋好!南洋好!南渡华侨历史早;祖宗辛苦开基业,发扬光大我之责。

二战后“国语”一词面临挑战

二战终结后,政治形势的演变快得令人措手不及。国际政治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尖锐对立,东南亚诸国的左翼力量日益坐大,政治势力不可小觑。面对马共的挑战,1948年英国人在马来亚实施了紧急法令,严厉管制社会,华校也是当局关注的对象。1949年,中华民国败退台湾,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政治终结了海外华人与大陆的教育关系,新马华校高中毕业生前往中国升学的管道封闭了,华文中小学师资的来源也告断绝,加上此时新马本土意识燃起了烈火,多方夹攻下,过去华校仰赖进口教科书的做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几年间时局的快速演变,让《咱们都是中国人》之类的篇章内容显得不合时宜,这是何以1948年“紧急法令”实施之后,殖民地当局插手改革华文教育的主因。1950年,在倡议“马来亚化”的大旗下,教育当局委任了若干委员会,先后发布了“巴顿教育报告书”与“方吴报告书”,对长期来不受管的“方言学校”发出重编教科书的讯号。

1952年由方卫廉(William. P.Fenn)与吴德耀联合撰写的《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惯称《方吴报告书》,英文题为“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ans ”)发表了,它批评当时新马华校直接使用中国课本的其中一个弊端,便是教材所灌输的思想不利于推广效忠马来亚的意识。方吴报告书倡议华校课本马来亚化,明显是一种政治诉求。它期待重编后的华校教科书,能为马来亚本土化服务。这个改变,弱化了原本教材中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同年,马来亚教育部根据方吴报告书的建议,成立了“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和“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这两个小组,处理重新编写教科书的问题。新时潮下,“国文”、“国语”这块牌匾必须更换,才能在新的政治游戏中保有生存空间。

放弃“国语”的称谓,与“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密不可分。在反殖民地统治的新政治诉求中,“马来语”被认定为“国语”,因此新马华人原本以中国汉语为认同对象的“国语”必须易名;“南洋”这一通用词,也因二战后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等地先后独立而失鲜。

面对政局变化,“语文”、“中华语文”、“中文”与“华语”等称谓浮出了台面,在好几年时间里,它呈现并存的状态,没有统一使用的规定。我们看到五、六十年代马来半岛争取独立、新加坡酝酿自治到马来西亚成立的时段里,华校语文科课本的封面称谓用词多为“华语”,而成绩册里语文科的称谓,或其他官方资料则以“中文”为名。以“中文”为称谓,与当时同为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惯称平行。“中文”是“中国语文”的泛称,长期来在香港社会广泛使用,“中文科”的用法目前仍留存于香港的教育体系中。本地教科书以及科目名称使用“华语”这一称谓,则始于1950年代,终于1980年左右。

在马来亚本位的诉求声中,“华语”的称谓首次在华校课程中亮相。1959年新加坡还未成为自治邦之前,虽然已经放弃了“国语”与“国文”的称谓,但在数年的过渡期里,小学的语文课本比较全面地使用“华语”的称谓;中学语文新课本出炉时间较晚,因此继续使用旧教科书,名称不变。之后,中学课本甚至出现几种不同称谓的短暂现象。

1959年教育部发布华文科课程纲要时,使用的是“中文”一词。纲要的全名是《英、巫、印小学及中学中文课程标准》(SYLLABUS FOR CHINESE IN PRIMARY & SECONDARY ENGLISH, MALAY AND TAMIL SCHOOLS),里头有一篇名为《在非华文学校教授中文所应注意的几件事》的教学指引,文题上“华文”与“中文”并用。这让我想起那个年头的语文科目,在课程上以及成绩册里的正式称谓,究竟为何?近日我出席华文教育学会(前华校联合会)的活动,遇见谢泽文老长官,问他五十年代求学时期成绩册上的语文科称谓,他回说是“中文”。那时新马政治进入了争取自治与独立的阶段,“中文”一词较为中性,可回避政治上的敏感。

1955至1966年这段期间,一般上小学课本极少数版本使用《华文》,大多数使用《华语》。小学课本以“华文”为名的有1960年中华商务版以及1962年教供版的《华文》,之后它们新编的小学课本也改用《华语》之称谓。南洋书局于1965年10月初版,1966年发行的小学教科书《星华语文》是少数在独立后以“语文”冠名的课本。

至于中学课本,则未发现以《华语》为称谓的例子,一般是使用《华文》、《中学语文》或是《中文》命名。世界书局在1950年代后半期出版的中学教科书,几乎都把原有的“国文”改为“语文”,这包括1956年的《初中语文》、1958年的《语文精读课本》。1959年教育供应社的《中文精读课本》则以“中文”一词冠名,与教育部颁布的“中文课程纲要”互相呼应。

自治邦时代:“华语”摆脱中国意识

新加坡自治后,“五星伴月”的红白邦旗跟着出现。

新加坡从成立自治邦过渡到加入马来西亚期间,华校课本里仍存有“马来亚“的概念,这现象值得关注。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地位时,马来半岛已经在两年前以“马来亚联合邦”之名独立,新加坡的国防、内政与外交仍操控在殖民地政府手上,但自治邦政府的公文,还有“马来亚”的行文痕迹。教育部颁布的《新加坡华文小学华语课程标准》中的“教学目标”第十一条是“使儿童认识本邦各民族的生活及其传统的风俗习惯”,第十三条说明“使儿童具有马来亚意识及爱护本邦的精神。这两条行文“本邦”与“马来亚”并用,透露了在那个政治仍不确定的年代,“新加坡”与“马来亚”的连体关系依然保存。无论如何,“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介绍自此从课本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五星伴月”的红白邦旗。五邦出版社1961年编印的《华语》五下册第一课《邦旗颂》,带出了本土意识的新气象:

红白邦旗天上扬,
邦旗红里出新月,
新月伴着五颗星。
红色是勇敢,
白色是纯洁,
新月代表气象新。
五颗星儿意义好,
民主、平等、进步、公正与和平贵如金。
可爱的邦旗啊!
你带来了新希望,
鼓起我们的信心。

“我们是中国人”的观念在本地华校教科书里“驻扎”超过半个世纪之后,终于退役,“新加坡人”的概念也随着《华语》的登场而出现。五邦《华语》二下第一课《那里人》:

你是那里人?
我是新加坡人。
你住在那里?
我住在牛车水。
你爱吃什么水果?
我爱吃榴和山竹。
你的朋友是谁?
山米哈山和小和。

独立后教科书的称谓

新加坡建国初阶,华校教科书继续由海内外民间出版社出版。进入1970年代,进口课本的颓势恶化,教科书本土化从“中国编印南洋专用”转折,进入“本地编写本地使用”的阶段;从民间出版,纳入官方主导编印的轨道。独立建国后的华校教科书里,“国旗”仍是培养国家意识的素材,它从中华民国、新加坡邦、马来西亚进入了共和国的认同新里程,一些新的国家价值或国家观念也适量地在课文里出现,其中以“升旗礼”与“国民服役”这两大主题最为突出。

科目称谓,也随着新加坡独立而转变。“华语”之名,从1950年代后半期使用至1979年左右,被“华文”全面取代。教育出版社1979年12月初版的小学课本,让小学《华文》的冠名,得以“重见天日”。独立后,以英文为主,母语为副的双语政策一锤定音。“华语”一词的定义,渐渐脱离“言文一致”,不再同时包括“语”和“文”,更偏指向口语。学校里的华文科开始根据水平要求划分,而有了“华文(第一语文)”和“华文(第二语文)”的称谓。语文源流还未统一时,华校所修读的华文,称为“华文(第一语文)”,英校的华文则是“华文(第二语文)”。

华文(第二语文)用词究竟始于何时,具体的资料不易寻。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教科书资料,1964年新加坡独立前,世界书局编印供英校使用的《中学华文》,封面印有“Chinese Course”字样,但没有“华文(第二语文)”的称谓。两年后它所出版的同类课本,也只是在封面上标明“第二语文”的字样。

1979年,新加坡教育体制里出现了“特选学校”这一新品种。“特选中学”与“特选小学”的华文科,被冠以“华文(第一语文)”之名,其余学校的华文科,则称为“华文(第二语文)”。这是华校系统结束前的状况。之后,“华文(第一语文)”与“华文(第二语文)”的称谓也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高级华文”与“华文”的名称,“第二语文”的瓶子走进了历史,里头的酒味,没有变质。

小结:

虽然新马的“华文”、台湾的“国文”、港澳的“中文”与中国的“语文”,是“Chinese Language”在各自教育体系中不同的称谓,但是它们所指的都是汉语的学习。称谓有别,是政治催化的结果,里头有历史的积淀与沧桑。它不似“公仔面”之于香港;“泡泡面”之于台湾;“快熟面”之于新马;“方便面”之于中国大陆,只是地域的用词差异,不具复杂的政治历史元素。曾经,华校女老师穿着旗袍的民国女子形象,举手投足的尔雅,把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的文化烟雨重现于南洋的热带雨林。几番周折之后,雾霭终归是被南风吹薄了。尘埃落定,蓦然回首,它从“国文、国语”到“华语、华文”,一笔一泼墨,都蘸着政治的墨痕。

一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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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文国语耀祖神,华语华文光宗人。
    黄河长江渊远地,大陆南洋流长新。
    五洲共享汉字美,四海同庆一文春。
    泡泡公仔方块面,更教舌尖齿唇亲。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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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仁

    十一月 15, 2019 at 11:38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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