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二•二”大逮捕六十周年

伍依     2023-2-5

“二•二”大逮捕，使左翼组织丧失了杰出的领导人和干部，之后的接班的领导班子已不具备领导能力，作出错误的决策，导致内部纷争不断，逐渐走向式微，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今年是“二•二”大逮捕六十周年，一甲子了，如果二十岁时被捕，今年也就是八十岁了；二十多岁被捕，八十多岁了。垂垂老矣，尚能饭否？

要纪念“二•二”大逮捕六十周年，不能只站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岛上看，也不要只从美西方鼓吹的“民主、人权、自由”去看，更不要寄希望于反动势力的道德自省。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自由”只能是幻想。“民主、自由、人权”解决不了不公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所以，我们应该以国际视野和劳动人民的立场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资本压迫和统治的国际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形式上看，首先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但从内容上看，从来就是国际性的。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会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要从本质上看“二•二”大逮捕，得追溯到1848年2月21日，《共产党宣言》在伦敦以单行本问世。从此，“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最本质的原因是社会主义运动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剥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属性。

1871年3月28日，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是巴黎公社。但是仅仅战斗了72天就失败了。在战斗中，公社社员牺牲了3万人，约2万人被枪杀，被捕监禁约5万人，被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约7000人，一些公社社员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公社社员墙边被枪决，数千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

从巴黎公社开始，一连串的工人阶级运动在欧美国家中就接连出现了。

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189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者举行游行，并决定把5月1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

5月1日的游行，遭到军警镇压，发生了“干草市场暴乱”(Haymarket Riot)或称“干草市场屠杀”(Haymarket Massacre)。在暴乱中，6人被枪杀，4人被绞死，1人坐牢自杀。

五一国际劳动节至今年已经133周年了。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开创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推翻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但遭到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围剿。

所以，列宁说：“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

1921年9月9—15日，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8个国家的82名代表出席会议。会上，保加利亚的女共产党人建议，为了纪念俄国女工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争，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第二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妇女节。

从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五一劳动节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前面都加上了“国际”。所以说，社会主义一定是国际主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欧洲基本打残，美苏两国瓜分了欧洲。苏联占据整个东欧，美国控制西欧，英国人在欧陆的影响力几乎没有了。英国不仅自身实力不济，同时连个给力的盟友都没有了，大英帝国彻底走到了尽头。

1946年2月22日，时任驻苏联代办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提出了对苏联遏制政策。

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正式开启了全球两大阵营的“冷战”大幕，对世界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美苏的冷战开始了。

1949年新中国建立，影响深远。美国开始封堵中国。

1950年7月7日，美国借联合国名义，组织“联合国军”侵略朝鲜。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1952年以后，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以及韩国等国签订了安全条约，构建“岛弧链”。1961至1975年，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

毛泽东主席形象地说：美帝国主义“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因此，中国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以及支援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乃必须之举。

二战后，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大国被打残，殖民地人民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浪潮席卷亚非拉。以亚洲来说，1923年，尼泊尔王国独立；1945年8月17日，印尼独立；1945年9月2日，越南独立；1946年7月4日，菲律宾独立；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1948年2月4日，斯里兰卡独立；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

其中印尼的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马来亚（含新加坡）影响最大，印尼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影响马来人，新中国影响华人。

所以，帝国主义和印尼反动势力对印尼左翼力量的镇压特别残酷。1965年9月30日的政变，据估算，印尼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华侨华人被杀害者约为50万到100万人，部分来源的数据高达200到300万。1963年新加坡“二•二”大逮捕可以归入世界反动势力对左翼的大清洗。马来亚在1968年11月9日，也在一夜间逮捕百余人。

在众多殖民地独立中，马来亚迟至1957年才独立。为什么？因为新加坡是东南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主要要基地，是最大和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是马来亚文化教育中心，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的左翼运动力量最强大。

在“二•二”大逮捕之前，新加坡左翼拥有42个工团，8万名有组织的工人，还有乡村团体（乡联、住联），妇女团体（妇联）和学生团体、文化艺术团体、校友会，青年的活动充满朝气，这是新加坡左翼的优势。

但是，左翼也有弱点。在产业部门（海、陆、空三军）力量薄弱；在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水、电、煤气、清洁卫生、电邮服务、电话局）被黄色工会控制；海员、驳业，码头起落货工人战斗力不强，民族成分复杂，马族和印族工人被右派掌握；英校力量薄弱；民族资本家与买办关系深，很难形成坚强的政治力量；经济情况相对稳定，右派言论和改良主义宣传产生作用。

因为马来亚（含新加坡）的重要性，英帝因而采取分而治之政策，以巩固对新加坡的控制，利用新加坡监视联合邦和东南亚其他殖民地，削弱华族工人阶级和马来农民的联系，新加坡成为英帝进行侵略和掠夺基地，新加坡是英帝的神经中枢。所以，英帝称新加坡是“堡垒殖民地”。

由于英国在二战后，国力消耗极大，已经无力直接统治殖民地，于是开始寻找和培养代理人。

在马来亚找到了马来封建集团（巫统，1946年成立）、印度人资产阶级（印度国大党，1946年成立）和华人（马华公会，1949年成立）；在新加坡着力培养李光耀、吴庆瑞、拉惹勒南。在北加里曼丹，由于原住民还处于部落状态，左翼力量大都是华族，无法找到代理人。

李光耀从1952年起通过阿力佐西，受庇护于英国情报组织的羽翼下，把自己的政治命运跟殖民统治者的利益维系在一起。在英帝政治部的安排下，李光耀为左翼学生、工人打官司，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华惹》案件和华校中学生“五•一三”事件，以及邮政工人罢工都是由李光耀代为辩护，赢得了声望，有了政治资本，混进了左翼队伍，在左翼力量的帮助下，于是成立了人民行动党。

傅树介说“行动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伪组织”，想不到马共被莱特渗透破坏，新加坡左翼被李光耀渗透，两者命运相同，败得很惨。

李光耀等人组织人民行动党，一方面计划如何逐步掌握英殖民政府逐步移交的政权，另一方面考虑如何瓦解和收编左派合法组织力量，以及彻底消除马来亚共产党及其地下组织对左派合法组织力量的影响。

行动党成立后，为要标榜是反殖民主义，是社会主义政党，就难免要面对各种矛盾。

一是同英帝的矛盾，二是同吉隆坡政权的矛盾，三是同新加坡左翼的矛盾。怎么处理这三种矛盾呢？

向英帝和吉隆坡政权妥协退让，对新加坡左翼是从思想上、理论上瓦解，削弱影响，最终消灭。

行动党内部左右矛盾的原因是什么？

一是不同阶级利益所产生的纲领和政策之间的矛盾；二是左翼要继续贯彻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彻底消灭英帝势力；三是右翼要与英帝妥协，争取时间巩固地位；四是左翼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五是右翼害怕群众，竭力限制和约束群众运动。

基于李光耀右派分子从根本上就秉持英国人的旨意要消灭左翼力量，当然就有分裂。在芳林和安顺补选中，行动党在左翼的支持下仍然失败，行动党一些上层领导私下说“我们宁可失败，不要左翼支持”。李光耀觉得不需要依靠左翼力量了，便加紧了清党的步骤。

但行动党右翼万万想不到的是，清党后行动党政权面临极大危机。

1961年，李光耀紧急召集立法议会开会，辩论合并问题，并提出对政府的“信任动议”，李光耀争取到行动党26位议员的支持，“信任动议”仅1票之差获得通过，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李光耀把在信任动议中投弃权票的13名左翼议员尽数开除，并解除对林清祥等人的任命，开除各个行动党支部，以及建国队、人民协会等群众组织的左翼干部。原本行动党只维持少数议席执政，一分离，更加深危机。

社阵成立时，人民行动党的51个支部中有35个支部转投社阵，23名组织秘书中有19名追随社阵，以及庞大的工团、文化团体、校友会、学生团体等民众组织支持。行动党总部几乎所有的组织秘书都参加社阵,人民协会和属下的联络所管理员和建国队倒向社阵。

吴庆瑞哀叹：“令我们惊奇的是，他们破坏我们所有组织的轻而易举、神速快捷，在两个星期内，使我们一无所有，荡然无存。”“不但丧失了支部、组织秘书、民众联络所、建国队……这一切。而且也没有同这些人斗争或击败他们的任何希望。”

吴庆瑞对杜进才说：“进才，一切都完了！我们这些年来所建的每一样东西——都完了！只是这么一击，我们就倒在地上。”

杜进才说：“我刚从哈里那儿来，他正像你一模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天花板！”（吴素珊《吴庆瑞传略》）

社阵庞大的组织力量，是对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致命打击。英国情报部评估，社阵可以在大选中击败行动党，这导致巫统领袖担心，社阵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新加坡左派力量最终会扩大到马来亚。

所以，李光耀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死缠烂打，逼着东姑表态。东姑回忆：“他在我的客厅，我的餐桌前，甚至我的睡房，不管早晨，中午还是夜晚，直到我答应‘合并’才让我去睡。”

在争取到吉隆坡政权的同意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联邦后，处于悲观绝望的吴庆瑞说，马来西亚“东姑的演讲（指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联合邦总理东姑•阿都拉曼在新加坡艾德菲酒店所谓历史性的演讲）就像一条丢给在海里快淹没者的救生索”。

李光耀为何不顾新加坡人民的利益急于合并？一是急于与反殖力量对着干；二是行动党政权风雨飘摇，通过合并来解困；三是借助殖民主义势力铲除左翼力量；三是通过马来西亚计划摧毁或消灭新加坡左翼运动。

为达到目的，李光耀终于同意大逮捕。大逮捕的目的就是肃清共产党人，将整个左翼领导层和所有组织连根拔起，确保顺利实行马来西亚计划。李光耀想在来届新加坡选举之前，将其政治对手一举消灭。

但是，李光耀担心，逮捕一旦完成，英国将可自由选择替代领袖，社阵遭摧毁，英国人可能考虑由另一政党在新加坡执政，又担心东姑可能与林有福秘密串谋，意图在8月31日之前逼人民行动党政府下台。

因此，李光耀提出三个条件：联合邦如所计划般进行合并，不能拖延；支持新加坡落实白皮书的合并建议；在经济事务上支持新加坡，特别是共同市场。

然而，李光耀又不愿意付出政治和道义代价，于是便提出两点建议：逮捕以泛马基础和同样规模进行；联邦必须全面负起发动逮捕的责任。

李光耀在和英国人、吉隆坡政权讨价还价之下，三方同意逮捕180名新加坡人和50名马来亚人。李光耀认为行动要严厉和坚决，亲自检查联合名单并与内政部长王邦文配合修改，以便多加28名，最后由政治部主任减至15名。李光耀还要求逮捕林建寿和布斯达曼，目的是要除掉在马来亚国会的劲敌。就是说，在政治上对李光耀构成威胁的领袖，都要包括在逮捕名单内。

三方还把被捕者分成三类：A类有100人、B类51人、C类21人。李光耀建议要逮捕的总人数达到169人，其中包括所有A类人物，除了6名议员之外。另42人是从B和C类挑出来的，其中包括人民统一党的3名党员。李光耀坚持，被逮捕的其中29人，应被限制在马来亚居住。其中，方水双、兀哈尔、多米尼•普都遮里、曾超卓、林使宾、陈德华、方明武、林文才驱逐；林清祥、兀哈尔、林福寿、傅树介、曾超卓、黄循立等人在新加坡监禁。

要怎样让民众接受大逮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工于心计的李光耀希望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才进行逮捕，如此就可把引起的谴责矛头指向吉隆坡；李光耀将逮捕视为一项政治行动，而不单纯只是一项安全行动；李光耀建议执行挑衅计划，逼使左翼采取非法行动，从而让三方政府通过内部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

林清祥没有上当，全民投票后，一直呼吁要进行宪制斗争。

但是，新加坡1962年9月1日“全民投票”结束不久，1962年12月，文莱人民党起义（有人研究，文莱的起义是英国情报部门策动的，英国可以乘机镇压。文莱人民党主席阿查哈里已被收买，投靠东姑）。社阵发表声明支持文莱人民起义。李光耀认为“文莱起义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千万不可错失。”并表示，将利用华人对印尼的怀疑和恐惧，把社会主义阵线与印尼的反马来西亚运动联系起来。三方同意将逮捕行动与文莱起义联系起来，声称社会主义阵线乖离宪法，指控社阵在新加坡涉及暴力阴谋以发动革命。

于是，仅过两个月，1963年2月2日，大逮捕开始。左翼政党、工团、校友会、乡村团体、文学艺术团体、新闻界、华校中学生、教师、南大学生等等精干一夜间被送进了监狱。

“二•二”大逮捕，是对左翼运动致命的一击，彻底摧毁了左翼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把马来族和印度族彻底排除在左翼队伍之外，左翼细胞组织几乎近于瘫痪。再到后来，连受英文教育的人也退出了左翼队伍，只剩下华校生苦苦支撑。

“二•二”大逮捕，使左翼组织丧失了杰出的领导人和干部，之后的接班的领导班子已不具备领导能力，作出错误的决策，导致内部纷争不断，逐渐走向式微，最终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