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香港文化之都镜鉴

刘晓义    亚洲周刊 2023/2/6-2/12 2023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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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新加坡有意成为文化之都，须考虑三点：文化软基建、培养文化领袖和建立长期网络。

亚洲和东南亚的“文化之都”在哪里？我们的文化政策和战略如何解决该地区的文化交流问题呢？

一座城市被称为“文化之都”是需要根基的，而根基并不会凭空出现。这背后蕴含着历史的底蕴，也包括了官方和民间的文化战略。作为亚洲自由开放的大都会，香港和新加坡在这场文化之都的竞跑中都极有可能脱颖而出。中国国务院于二零二零年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确立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兴地位；而新加坡二零一八年公布的文化政策白皮书《Our SG Arts Plan》也将“使新加坡的全球化”(Position Singapore Globally)列为三大策略之一，并写入国家艺术理事会的使命中。

然而，建立一个文化交流中心的具体策略和挑战究竟为何？本文试以三点进行讨论。

第一，能否将更多资源投放在文化软基建？

一个文化交流中心必须拥有足够的文化“硬”基建。然而，文化基建不仅仅是增加博物馆和表演场地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文化“软”基建。对于新加坡和香港来说，更重要的是搭建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种种交流空间，包括培育人才的平台、文化研究的智库、合作网络的建立等等。

但拥有大大小小的艺术节和艺术中心并不等于搭建了以上的平台。若停留在“呈献节目”层面、停留在短期的绩效，这些平台顶多就是一个“活动中心”，而不能为艺术家、研究者、政策制定者、艺术机构，乃至观众，提供真正可以持续学习及交流的空间。

相对于东南亚的大多数城市，香港和新加坡都拥有资源上的优势，投放大量资源在“丰富文艺内容”上。但在资源规划时，有多少百分比是着眼在长远研究与发展上，有多少百分比是投入到对外交流的软基建的呢？“节目”只能吸引来观看的观众，而优秀的软基建能带来优秀的创意人才。创意人才的聚集，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之都。

第二，我们有没有在培养文化领袖人才？

文化之都需要具有文化视野的人才。香港一直都以“香港演艺学院是亚洲排名第一的表演艺术学府”而沾沾自喜，新加坡也正在筹备新的艺术大学。然而，这些艺术院校培养的，究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化领袖，是具有跨文化视野的管理人才，还是只是基于技能的工兵型人才？

现有的艺术院校能培养得出多少个郭宝崑和荣念曾？对于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位都不仅仅是出色的艺术大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文化网络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思考和身体力行。但文化领袖的策略性思维需要多年的累积沉淀，更需要一个成熟开放的沃土去培养和支持。

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多元化国际都市的基底、语言和文化的优势，使之都有培养文化领袖的天然潜力。但香港和新加坡的艺术院校有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投放在跨文化交流的课程研究、有意识地填补正规艺术院校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艺术节和艺术中心能否也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教育中心？

第三，应当如何策略性地建立长期网络？

对外交流需要一个长期的网络。香港艺术发展局有“文化交流计划”向外推广本地作品；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市场和观众发展拨款”也支持出国巡回。但是，除了更有策略地“走出去”，我们也需要更开放兼容地“请进来”。一个文化交流中心，需要更有文化自信地担任主人的角色，去促成网络的建立。

不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大多数现有的交流也都是一次性，缺乏中长期的规划。这当然和现有的艺术拨款结构有关系。出资方总是要求看到短期的成果和绩效，而文化交流的关键却在于如何建立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网络。

二零一九年，我在“进念．二十面体”和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下，进行了东南亚六个城市的田野调查。这个前哨研究，是对文化环境进行摸底，了解亚洲各地的文化政策、文化交流现状、主要的文化机构及它们面临的挑战。这些研究是进行长期策划和网络建设的第一步。香港和新加坡有无可能支持更多这样的“非演出交流”？

疫情后的文化新机遇

后疫情时代已然开始，新的流动模式必然带来文化交流的新高峰，机遇和挑战扑面而来。“文化交流中心”也好，“文化之都”也罢，当然都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倘若停留在想象，那就永远不成。香港也好，新加坡也罢，都应该大胆地拟定计划、迈出脚步。这两座城市之间除了竞争关系，又有没有可能成为合作关系，共同发展区域的文化交流网络，真正成就“亚洲文化的双城记”呢？问题是：谁来启动？谁来规划？谁来支持？谁来执行？谁来评估？

（刘晓义，新加坡艺术团体“避难阶段”的艺术总监、香港“进念．二十面体”二零二二驻团艺术家，在二零一六年获颁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青年艺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