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华情意结

忠    20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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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阿公（北方人称爷爷）从中国同安英村来新加坡，我阿公早年往生，父亲也没有多提，所以我认识不多。

父亲二战前在新加坡出生，在本地经历了二战和新马合并分家的年代。他书读得不多，小学也不知道有没有毕业，但是当时在“革命进步”的思潮下，受到一些新青年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也是一知半解的，还是对中国为家乡，有些梦幻理想的期盼。我们在中国也没有直接有亲属关系或者联系的亲人，所以父亲也没有探亲或者回乡的概念，最后在新加坡终老。

我算是新加坡第三代移民。因为我们祖辈是中国移民，我们在新加坡政府人口统计上归类为华族。我们家居多讲福建话（闽南话？河洛话？），在政府“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政策下，与同学朋友开始转用华文华语沟通。除了在学校必须使用英语外，我多使用方言和华语沟通，直到八十年代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英文教育和通用语政策。

除了使用华文华语外，我在高中参加了中文学会，大学进入中文系念书，还参与了当年大学中文系同学会的草创期。因此我可以说是受到了中华历史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成长。那个年年代，对于我来说，华文、华语、中华文化历史，都是一种文化历史种族的传承，是一种不涉及与政治经济的单纯背景。我就是在这样的华文华语的背景下长大。

大学毕业我工作了好几年，在2002年我辞职进行三个月的独自背包旅行。那时刚好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我旅行的时候，碰到的很多欧洲人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像美国一样霸权世界。我根据中国近代史向他们说明，中国在近代史上几乎是被英美、俄国、日本等国家欺负。如果放眼更早的年代，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以朝贡的方式进行邦交。如果从这样的脉络来看，中国崛起大概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太大的问题。

大概是因为中国加入WTO的关系，经济渐渐发展起来。中国人出国的机会也增加，在国外出了一些丑。大概就是吃自助餐抢着吃好料，然后带着鲜肉或者蔬菜，想要从机场出关，被查获就现场和工作人员闹。这些状况跟80和90年代，刚刚富起来的新加坡人一样。当时新加坡人出外旅行，也因为吃自助餐打包和带走酒店饭店住处的电器或者毛巾，令人诟病。所以我其实对于这类新闻是一笑置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