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共而不反共——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根源
许剑虹 20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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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李光耀还是李显龙，都认为一个稳定的两岸局势符合新加坡的利益，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台湾走上法理台独路线。当然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只要台湾不走上法理台独或者中共强大到足以把美国从印太地区驱逐出去，“非共不反共”的政策就能持续推行下去，让下面好几个世代的新加坡人持续在美国、中共还有台湾三边得利。
位于新加坡滨海公园里的反共产主义纪念碑，纪念与马共斗争的国家先烈，但这不表示新加坡要与中共交恶。（作者提供）
提到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小国，最成功之处就是懂得如何在美国与中共两大强权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以南洋理工大学为对岸培育下一代的执政精英，另一方面则将樟宜港提供给进出南海的美军舰艇使用。此种军事靠美国，经济靠中共的政策，赋予了新加坡极大的外交活动空间，进而成为面积最小却最为富裕的东协国家。
甚至我们还能从马英九前总统“亲美、友日、和陆”的战略中，看到些许新加坡的影子。而新加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的因素在于李光耀总理从冷战时代以来就采取“非共而不反共”的外交政策。所谓“非共”，意即新加坡共和国拒绝采取共产主义制度，并对以马来亚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内共产主义份子施以坚决打击。
然而在外交路线上，李光耀却不像两蒋父子执政下的台湾那般排斥共产主义国家，相反的却积极同苏联、中共、北韩以及北越往来。不过在与苏联、中共、北韩和北越往来的同时，新加坡又与英美、南韩以及南越维持邦交，并同台湾维持实质关系。新加坡也因为这个政策，得以成为辜振甫、汪道涵、马英九、习近平、川普以及金正恩会晤的地点。
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以扮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为荣，可这样的国家政策却不是始自于新加坡。最早实施“非共而不反共”政策的国家，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日本帝国。大家都知道，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国家，严厉镇压日本、朝鲜以及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可其实却与苏联维持着友好关系。
直到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派出T-34大军向东北、北韩以及库页岛南部发起进攻以前，双方依据《日苏中立条约》彼此都还在对方的首都设有大使馆。日本与苏联甚至还相互承认彼此在中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东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莫斯科也承认满洲国，双方的关系紧密而友善，完全就是李光耀“亲共而不反共”政策的翻版。
日军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的宣传画。（作者提供）
从“反共”到“非共”
事实上战时日本的政策，也是从原本的“反共”到“非共”之间有过一段时间的变化。日本是天皇制国家，而共产主义革命本来就是以推翻全世界的皇室为基本目标，一如列宁在1917年推翻沙皇一样。无论天皇实际上的权力有多大，布尔什维克革命都被日本帝国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头号威胁，也让日军决定出兵俄罗斯干预红白内战。
可日本出兵俄罗斯的目标，与英美等协约国出兵俄罗斯的目标有一点根本上的不同，西方国家纯粹是要扶持反共的白俄势力阻挡共党革命，乃至于恢复沙俄的统治。日本的目的，则是希望扶持谢苗诺夫(Grigory Mikhaylovich Semyonov)在外贝加尔湖的赤塔成立亲日的分离主义政权，即俄罗斯版本的满洲国。
不料美国以尊重俄罗斯领土主权完整为由，居然对反共盟友日本施加政治压力，逼迫日军从西伯利亚撤退。事实上共产主义与否，还是俄罗斯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完整对美国而言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伴随着帝俄的瓦解、德意志帝国的战败以及英法的衰退，此刻日本成为了美国称霸太平洋的唯一竞争者，万万不能让日本掌握西伯利亚的土地和资源。
甚至就连1919年的“五四运动”，日本方面也认为背后煽动中国学生反日的力量来自于美国而非苏俄，所以从此刻开始，美国已被日本视为头号的威胁来源，共产主义不共产主义也就不被纳入日本的安全考量了。于是日本在1925年1月20日与苏联签署了《日苏基本条约》，给予了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外交承认，象征东京的“不再反共”。
然而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却仍以推翻天皇制为首要目标，且朝鲜跟台湾的独立运动亦受到共产国际的鼓舞。所以在日苏建交四个月后的1925年4月25日，日本政府公布《治安维持法》，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施以严厉打击。特高警察对日共、台共以及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人士的大搜捕，反应的就是日本政府的“非共”政策。
1939年的诺蒙罕战役，让日本放弃了“北进”的幻想。（作者提供）
放弃“北进”走向“南进”
“非共而不反共”政策的成功，还反应在日苏双方“九一八事变”后极度回避兵戎相见的政策上，国民政府曾为了收复中东铁路在1929年与苏联兵戎相见。为此中华民国还一度与苏联断交，直到1932年才又恢复外交关系。结果关东军在1931年向东北发起进攻时，苏联红军不只没有出兵阻碍日军，还允许日军使用中东铁路向北运兵打击马占山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为了回避与日本爆发冲突，史达林尽可能满足日军的要求，甚至在1935年把中东铁路卖给了满洲国。然而希特勒的上台，却让史达林从忧虑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联手夹击苏联的角度出发，决定向领导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蒋中正提供援助。史达林同时还迫使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接受蒋委员长领导，显见意识形态无论对日本还是苏联都是次要的考量。
然而对陷入中国战场泥沼的日军而言，想要逼使蒋中正投降的先决条件是切断列强对国民政府的援助，而当时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的国家同时包括了苏联和英美。那么是要向北进攻苏联为优先，还是向南进攻英美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为佳？为此日本陆军、海军与外务省争论不休，直到1938年与1939年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爆发的两场领土纠纷，才让日军认知到苏联的实力。
在张鼓峰与诺蒙罕爆发的两场边境冲突中，日军都遭到苏联红军挫败，让大本营完全认知到日本不具备与苏联打大规模地面作战的工业能力。外加史达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8月23日签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案例，让日军方面了解史达林是不受意识形态拘束的现实主义者，同样采取极权制度的两个国家并非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相反的民主国家美国，却逐渐取代苏联成为在背后支持蒋中正把战争打下去的影舞者，且美国自日俄战争结束以来，实际上就已经是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头号竞争者。从一次不同时与两个敌人交手的考量出发，日本在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与苏联结束敌对状态，正式走上“非共而不反共”的外交路线。
日本外相重光葵主张承认中共，拥抱中华民族主义才能让日本脱离中国战场的泥沼。（作者提供）
对中共从镇压到承认
与苏联交好，却对日本本土、朝鲜以及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施以严厉的打击，确实足以证明日本走上了“非共而不反共”的道路。不过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日军对中国占领区里的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于8路军在华北的根据地仍实施无情的扫荡。这样看来，似乎不反共的外交政策尚未被日本认真贯彻。
导致日军与苏联交好，却仍与中共为敌的政策首先来自于日本政府内部决策的不统一，外务省已经洞察到中共是民族主义力量，并非100%听从苏联指挥，主张给延安外交承认。可是日本军方，尤其是华北的日本军方认为中共若不是苏联的傀儡，反而应该给予更严厉的清剿，因为苏联已经不再反日，可中共仍在高喊抗日口号。
另外由于日本在沦陷区扶持了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与美国争夺“一个中国”的中华民族主义话语权，支那派遣军必须持续对试图挑战亲日政权的8路军、新4军予以压制。共军未必会认真与日军作战，对汪政权却能构成不小的威胁，令希望靠和平建国军来维持中国占领区治安，好让更多驻华日军开往太平洋战场投入对英美作战的日本政府充满压力。
不过到了1943年1月9日，伴随着汪精卫政权对英美宣战，支那派遣军逐渐调整开战初期的反共政策，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解，好将一切资源用于打击英美以及英美在中国的代理人蒋中正。汪政权在1943年2月被允许移除在国旗上写有“和平、反共、建国”的黄色小旗帜，象征南京国民政府抛弃反共政策，中共特工潘汉年也在76号特工李士群引荐下拜会了汪精卫。
到了1944年11月，战局发展对日军更为不利，外加汪精卫去世后，南京国民政府呈现分崩离析状态，以外相重光葵为代表的日本政要认知到中共不只不是苏联的傀儡，还是中华民族主义的真正代表，于是做出了赋予延安政权外交承认的决定。换言之“非共而不反共”的政策，在1944年11月7日成为了日本的外交现实，虽然从改变日本战败命运的角度来看为时已晚。
朴正熙虽然是大独裁者，却致力于推动两韩问题和平解决。（作者提供）
推行“北方政策”的朴正熙
“非共而不反共”的政策没能改写日本战败的结局，但是却让日本避免了如同纳粹德国那样陷入同时与美苏“两面交战”的不利局面。等到苏联在1945年8月出兵东北时，日本战败已成既定事实，也谈不上有所谓“两面交战”了。日本帝国固然是瓦解了，但是“非共而不反共”的政策却影响了许多在战时选择与日本合作的东亚民族主义者。
最早试图推行“非共而不反共”政策的战后东亚领袖并非李光耀，而是在1960年靠着军事政变上台执政的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早年曾效力满洲国的朴正熙，是以反共少壮派军人的身份起家，并且在任内极力推动与美国、日本的合作关系。然而他却没有像前任总统李承晚一般，坚持与北韩乃至于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势不两立的立场。
相反的，大韩民国正是在朴正熙任内调整了李承晚武力统一的政策，转为追求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因此南北韩的正式接触，并非始自于金大中与金正日，而是从朴正熙与今日成时代的红十字会谈判开始的。双方先是在1972年7月4日签署了以推动和平统一为目标的《南北共同声明》，随后朴正熙又在1973年6月23日明确表达了不反对两韩一起加入联合国的立场。
没想到金日成出尔反尔成性，后来又派杀手试图刺杀朴正熙，结果却导致朴正熙夫人陆英修身亡，导致南北韩双方关系再度破裂，但朴正熙总统仍坚持将“非共而不反共”的政策，努力推动与苏联、东欧华沙公约组织国甚至于中共的“关系正常化”。他的努力最终因为他本人在1979年遇刺身亡而失败，但还是为全斗焕和卢泰愚两名接班人所继承下去，并且在90年代达标。
当然执行“不反共”政策的前提是“非共”，这代表大韩民国政府在朴正熙与全斗焕、卢泰愚等军人政权领导下仍对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施以铁腕打击。南韩在寻求与北韩关系有所推进的同时，针对38度线以南的民主运动以武力压制的态度来因应，导致光州事件的悲剧上演。这种对待共产主义运动内外有别的态度，想必是朴正熙总统从他在满洲国军服役时所学习而来的经验。
相信这张作者2018年拍摄的照片，能让大家知道新加坡掌握的航道对全球贸易有多重要。（作者提供）
东西两阵营的桥梁
纵然南韩想同时与资本主义还有共产主义阵营友好，北韩的存在终究让南韩无法将“非共而不反共”政策贯彻到底。南韩前总统文在寅致力推进与北韩的和解，甚至还设法让金正恩与川普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晤，但所有的努力都因为金正恩发疯炸掉了开城工业区而付诸东流。如今大韩民国在的尹锡悦总统带领下，又回归到传统的亲美反共政策。
只要北韩不放弃以武力统一南韩，无论南韩如何民主，如何调整与俄罗斯还有中共的关系，都不可能做到全面的“不反共”。毕竟南北韩都是致力于以自己的政治制度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分裂国家，实现民族统一的前提都是将对方的政权彻底消灭。反倒是新加坡共和国，因为具备大韩民国所不具备的地缘优势，能更无政治压力般的扮演东西两阵营接触的桥梁。
李光耀与朴正熙一样，二战时效力日军阵营，又曾在战后初期与马共合作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自然能比蒋中正和李承晚更加跳脱反共意识形态的包袱。然而朴正熙以降历届南韩总统推动和解政策的失败，让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很多时候比这个国家采取的意识形态更能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位于马六甲海峡航道上的新加坡正好有交通上的优势。
马六甲海峡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航道，每年平均有10万船只载运全球40%的货物穿越这条海峡，就连中共都有80%的能源进口都仰赖马六甲海峡输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强权会希望战争在新加坡与其周边国家爆发，让李光耀从一开始就有操纵的空间。此外新加坡人口结构以华人为主，又经历过英国百余年的统治，先天上就是东西文化最好的交会点。
地缘与文化的两大优势，让新加坡能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又能同时与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权交往。不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加坡，对外采取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并与美国推展军事合作，防止中共或者任何单一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坐大。但是对内方面，李光耀父子仍采取所谓开明专制，防止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反对势力挑战人民行动党的永久执政。
“非共而不反共”能持续多久？
以目前的情况下来看，新加坡这种特殊的存在符合各方利益，即便是在美国与中共对峙日益严重的当下依然是如此。美国的政策向来是避免与另外一个拥有核子武器的强权开战，中共虽然不满意现有的印太秩序，想要建立更符合自己发展的“新常态”，但目前实在不具备与美国撕破脸的能力，所以双方都需要新加坡。
新加坡做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又同时与两岸发展关系，对美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足以平衡东协与中共之间的稳定力量。经济繁荣的新加坡不只证明了资本主义体制在东亚社会的可行性，还是美国在军事上前进南海的重要据点。不过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纳入美式价值观的同时，新加坡又维持开明专制的统治体系，拥抱美国却又不得罪中共。
因此新加坡的富裕，同样可以让中共向世人证明自己实施的政治制度仍有可行性与未来性，美式民主价值不是唯一一条通往繁荣之路。新加坡不只与美国还有中共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同时还跟台湾维持密切的实质关系，双方的军事合作也没有在新加坡和中共建交后瓦解。共同的华人背景以及反共的历史记忆，使双方紧密的关系不至于因为新加坡的亲共而断绝。
然而无论是李光耀还是李显龙，都认为一个稳定的两岸局势符合新加坡的利益，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台湾走上法理台独路线。当然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只要台湾不走上法理台独或者中共强大到足以把美国从印太地区驱逐出去，“非共不反共”的政策就能持续推行下去，让下面好几个世代的新加坡人持续在美国、中共还有台湾三边得利。
李光耀在世的时候，甚至提出台湾应该接受邓小平“一国两制”，却遭到从蒋经国到马英九等历届中华民国总统的拒绝。这也应证了中华民国终究不是新加坡共和国，无法真正做到为了商业利益放弃掉自己的法统。此种自认为中国正统政府的心态，也让中华民国政府难以成功推行“非共不反共”政策，关于这个议题我们留到以后再讨论。
（作者为军事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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