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Archive for the ‘前事不忘’ Category

用漫画讲述非官方版本的新加坡建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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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张彦      2017-7-18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0718/sonny-liew-singapore-charlie-chan-hock-chye/
英文原文:https://www.nytimes.com/2017/07/14/world/asia/sonny-liew-singapore-charlie-chan-hock-chye.html

漫画家刘敬贤在他新加坡的工作室里,这里装点著图画,以及他笔下人物的图样纸板。他书写了官方建国故事之外的一种替代历史。(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新加坡——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的建国故事已经变成一个关于严厉之爱的故事。

基本是这样的:冷战中,弱小的新加坡刚刚从比它强大的邻国马来西亚独立出来,为共产主义渗透者所困扰,周围的国家接二连三落入共产党之手,后来它的创始人李光耀战胜了危险的左翼对手,遗憾的是这一过程中许多人被投入监狱,但新加坡最终找到了稳定与繁荣之路。

这个年轻国家的建国叙事在其教科书、大众媒体和电视节目中一再被强调。反对它就意味著,在这个由国家控制大部分资金与各级权力的地方,有可能未经审判就遭到羁押,面临代价高昂的诽谤诉讼,或是遭到极端的边缘化。

但是,关于过去的单一观点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部分是由于一位说话温和的艺术家,以及他以机械人、外星人和蟑螂为主角的漫画。

《陈福财的艺术》(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系列漫画讲述了新加坡最伟大的漫画家的故事,这位名叫陈福财的漫画家在二战后长大,当时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地正在为独立展开斗争,他以一系列短篇漫画记录了那个暴动和抗议的时代,每一个短篇都在向世界各地的漫画家致敬,并且一直在挑战错误观念,让那些被官方版本抹去的无名人物重见天日。

读者慢慢才会发现,陈福财是虚构的,甚至也不那么有名气,而“呈现”其作品的刘敬贤(Sonny Liew)才是真实存在的艺术家。但是,刘敬贤在书中呈现的历史却不是虚构的,他的书所造成的轰动也绝非虚假。自从两年前首次出版以来,刘敬贤的书已被多次重印,在这个国家对自身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慢热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

“当人们问我关于新加坡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时,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漫画家,”刘敬贤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书旨在为新加坡的历史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版本,鼓励读者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所有叙事。” 阅读更多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据时期展览馆与历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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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声远    2017-7-2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旧福特车厂

林少彬君是怡和轩同仁,与他交心,茅塞顿开。五十开外,中等身材,满腹经纶,电脑、摄影、历史、行政,无不精通,且为人直率、谦虚、热忱。1980年获NMB奖学金赴日学习电脑,成为一名专业工程师,后擢升为 Sony 电脑部高管,现负责网络安全一块,摄影,那是他搜集历史资料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他与朋友和大自然相处的的好帮手,图中有乾坤,图中有真谛。历史呢,海阔天空,漫无边界,他却能专注于二战前后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的觊觎、渗透、情报、侵略、战况、占领、暴行、动向等相关课题,长期浸濡,锲而不舍,史料斗量,如数家珍。他给《怡和世纪》和《早报周刊》撰稿,图文并茂,醍糊灌顶,让众人认清日本国主义残杀无辜,罪孽深重。提醒麻痹大意者警惕邪恶势力贼心不改、改头换面、后患无穷。所以,当福特厂旧展馆于2016年初计划重新装修之前,他慷慨捐献200件历史文物,为2017年2月15日开幕的的新馆生色不少。

昭南馆:名不正则言不顺

少彬君说:“我问他们找到什么,还缺少什么,找不到的我想办法。他们们说要以战争为主题。上头交代,讲完战争,要讲复兴。我说对不起,我只收藏日战时期的文献。”

他捐献的珍贵文物,如旧地图、照片、日文杂志和旧报等,有一部分已在武吉知马上段的旧福特厂新馆展示。这个新馆原先以“昭南馆”命名,于2月15日由通讯与新闻部长雅国主持开幕礼,意在配合新加坡沦陷75周年纪念,和发扬保家卫国的精神。当局还安排750名新兵到场宣誓,以壮声势,政治正确自不在话下。“昭南馆”一词是受害国之耻,引起民间诸多非议。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给开幕式蒙上一道阴影。两天后,政府为平息众怒,决定摈弃“昭南馆”这个侮辱性名字。

后来,在少彬君出席的一个场合里,读到朋友发来的一则观感短讯,参观者表示“大失所望,图片、文物没有什么创意,对日寇的暴行轻描淡写,还增加了与日本侵略者无关的资料,更遗憾的是图片、影像几乎清一色是英文或英语,观后毫无印象,更说不上产生共鸣了。”少彬君本人亦有同感。这就奇怪了,他不是捐出大批文物,该有看头才对呀。他说了:“当初,我曾直言旧馆英军的东西太多了,日军的货色则无关痛痒。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之前,蓄谋已久,处心积虑,搜集和组织所需的情报,精细得不得了。我捐了相关文献,也安排了课程和培训,说明了文献的意义。具体的布置和展示,我就没参与了。”

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呢?我问。他也毫不讳言:“捐献的200件文物当中,展馆只留下30件,展示出来的更少。问了,说其余170件交给上头,现由国家图书馆保管,小部分存放在展馆的影像里,供学生按钮互动,好玩!当初向我征求文献的,是独门独户的国家档案馆,后来档案馆归属国家图书馆,由通讯与新闻部直接管辖。不怕官,只怕管,连我也胡涂了。那天《早报周刊》发表了几张我捐出的图片,图书馆还来电话,说有捐给我们吗?我苦笑着说“捐了”。现时电脑系统在文物管理上仍存在缺陷,只能输入书名,无法记述书内的图片,所以工作人员无从获知某些重要图片的出处。更糟的是,一旦展厅设计人员只侧重视觉效果,清单内的珍贵文物,在非专业人士眼中,显得又黄又旧,会被误用作墙纸,乃至束之高阁。” 阅读更多 »

新加坡埋葬日本战犯骨灰的墓园还应该保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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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视界    2017-7-20
http://news.nanyangpost.com/2017/07/20_20.html

新加坡中北部后港泉和道,是个住宅区。走进住宅区不起眼的一处,你会赫然看到一个“日本人墓地公园”。这个埋葬着日本战犯的墓园,最近在新加坡引发了讨论。这个墓地由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于1891年捐出为南洋姐的埋葬所。墓地于1987年由新加坡政府宪报成为纪念公园,占地29,359平方米,共有910座墓碑,是东南亚占地面积最大的日本人墓地。

墓地里除了当年在新加坡卖笑的妓女墓碑外,还赫然耸立着二战期间进军新加坡一带的日军战犯的墓碑。

雅虎网站的一篇评论指出,光是其中一个不到一米的墓碑,就是为了纪念135名日军战犯。这些战犯是因为日本占领期间,在新加坡“大肃清”行动中犯下暴行,而在旧樟宜监狱被处死的。墓碑上将这些战犯描述为“殉难者”。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20, 2017 at 11:45 上午

记忆战争——从新加坡旧福特汽车厂二战纪念馆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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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摄影:洛谋      2017-5-26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69115

根据新加坡日据时期历史,日前在旧福特汽车厂的新展览命名为“昭南展馆:战争及其影响”。纪念战争、记忆战争所带来灾难和惨况,一是为了提醒后人未来这样的历史“不要再发生”(never happen again),另一种是“不要再发生在我们身上”(never happen to us again)。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足三个月,英国在东南亚的几个殖民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纷纷失守。1942年2月15日,英军在新加坡的福特汽车厂向日军投降,日军把新加坡易名为“昭南”(Syonan),新加坡亦开始了其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本占领时期。2006年,新加坡政府把当年英军向日军投降之地列为国家古迹,并交由国家档案局负责,在这里开设和二战相关的纪念馆。为纪念二战新加坡陷落七十五周年,纪念馆在2016年闭馆,经历一年的整修与重新布展,于今年2月重新开幕。

国家档案局的策展团队原本把旧福特汽车厂的新展览命名为“昭南展馆:战争及其影响”(Syonan Gallery: War and Its Legacies),然而,由于纪念馆外边的设计,让人容易混淆展览和纪念馆的名称,再加上媒体报导,称纪念馆易名为“昭南展览馆”,引发了不少争议,尤其是来自华裔的反弹。批评的一方认为,“昭南”是日本强加在新加坡的名字,代表着伤痛、苦难和屈辱,以之命名纪念馆,是认可和美化日本侵略。

也有较温和的批评,指出馆方不敏感。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局的上级单位)则认为,展览以“昭南展馆”为名,纵然会引起情感上的不舒服,但能准确反映该段历史。另外,有历史学者则认为,问题不在于“昭南”一词,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也有“幸存于昭南”(Surviving Syonan)展厅,认为如果展览是用“昭南年代”、“幸存于昭南”等能清晰的名称的话,会更为恰当。最后,新加坡政府宣布,把展览名称更改为“日据下的幸存:战争及其影响”(Surviving Japanese Occupation: War and Its Legacies)。 阅读更多 »

文化大坡之书店篇(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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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5-29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粗略统计,大坡有过百余家大小书店,这组可观的数目,不免让人寻思:一个曾经脏乱的区域,一个困顿的环境,何以能让书香流溢?我并非半世纪前热火朝天年代的历史现场参与者,阅读种种观点的材料之后,我感悟到时代“躁动”的力量,造就了庞大的读者群,为书籍顺畅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社会活跃氛围催化了求知欲望,文化程度不高的家长体认到教育的不可缺,人心态度引向正道。一切,阳光普照。

吉宁街书店板块

与桥南路十字交错的克罗士街(俗称吉宁街)起于罗敏申路交接处,横过直落亚逸街与桥南路接口,短短一两百公尺,在七十年代以前聚生着不少小书店,形成一道特色街景。吉宁街的书铺,以生活书店受人青睐。它与邹韬奋等人在中国创办的生活书店有关,1932年通过上海书局引进新加坡,由刘国梁与温平负责打理。1948年出版的《韬奋文录》封底内页注明该书由生活书店总经销,并写明新加坡分店的地址为吉宁街40号A。

根据已知的信息整理,曾经沿着吉宁街兜售文化的书店有英华图书(40号A)、光明书局(123-125号)、时代书局(129号)、1939年创立的开明书局(135号)、现代书局(141号)、星星书局分店(154号)、1937年成立的良友文具社(155号)、张戴磷的新亚书局(155号)、星洲书局(156号)、华联图书(156号)、友联文具社(156号)、通商书局(160号)、上海书局创办由方志勇与饶力吉负责的新生书局(166号)、三十年代成立的马华教育用品社(168号)、胜利书局分店(168号)、新的书店(170-172号)、黄培友创立的永强文具有限公司以及杨圣凯所创的岭南教育用品社。

华联图书的负责人之一是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罗中才,他在华联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销售教育供应社编印的教科书。吉宁街有一间名字别致却鲜为人知的青鸟书店,于1939年成立,由创办人之一的饶力吉担任经理。就五六十年代的氛围而言,小书店虽非红花,却是光泽亮丽的绿叶,荡漾着的时潮,也在这些小空间里留下光影——某日,杨善才先生出示了一张1962年左右拍摄的珍贵照片,显示克罗士街马华教育用品社的职工及工会同志“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友”,在店门前罢工的情景——阳光青春的脸庞、横挂的抗议布条、满墙的标语,定格了那个时空叫人熟悉的画面。

笔直的吉宁街过了桥南路交界点,往上走便是今日的克罗士街上段(俗称海山街)。海山街为人所知,因为日治时期这里是一个令人心惊胆破的“生死界”。当时恶名昭彰的“大检证”,以“肃清”之名滥杀无辜华人的检查站之一,就是在海山街。今日唐城坊街口对角的芳林坊空地上,立着一块不起眼的碑文,记录这段肮脏且无法遗忘的历史。海山街承接着吉宁街,当年也有不少书局在此经营。在海山街口,大约是今天唐城坊的位置,有一间诚信书局,是世界书局前职员伍振华所创办,专门代理香港杂志《今日世界》,这份杂志由美国新闻处资助出版。海山街的书店计有南方书局(23号)、星星书局、苏炳书局(27号)、潮州书局、美美图书公司、廖振兴文具书店以及1927年郭陶创办的小小书店。而今,沿街的战前低矮店屋早被拆除重建,小书店也已散伙,只剩下前报人郑文辉与作家蓝玉夫妇共同经营的蓝点图书公司。 阅读更多 »

《1987新加坡马克思主义阴谋30周年》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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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素兰     译者:林康    2017-5-22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7/05/22/
原文:http://www.nandazhan.com/zj/cons010.htm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让新加坡人了解198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而自行判断一个导致必须采取“光谱行动”,抓捕22人及两名被捕人代表律师的所谓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究竟是否真实存在。

前言

1987年凌晨逮捕16人的消息传开,举国为之震惊。以“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为代号,援引内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进行的大逮捕,宣称是一项维护国家安全的举措。尽管如此,在行动中却没有搜获任何武器与炸药。破晓时分一举拿下16人,仿佛这还不足以震慑国人,一个月后另有六人落网。这六人遭难,只不过因为公开发言反对第一次逮捕或参与营救被捕者的运动。

被扣者面对的指控十分奇特。他们被指责有共党联系(见《海峡时报》1987年5月22日报道),意图利用合法与正当注册的团体(含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团体),来达到建立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目的。政府宣称被捕者其中有多人,也企图利用罗马天主教会来“颠覆新加坡既有的社会与政治体制,采取共产统战策略,目的在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奇怪的是,在长时间的侦讯与刑求下,许多被扣者最终被迫承认他们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受友人“利用”。更奇怪的是,根据官方后来的披露,让政府感到不满的其实是四名天主教神父,而不是16个被捕的人。

逮捕发生后,让新加坡政府始料不及的是,来自人权机构、教会、新加坡国外的政府与个人、国际媒体的声明,以及对新加坡虐待囚徒的控诉竟如雪片飞来,使他们逐日、逐周、逐月为驳斥这些而疲于奔命。被扣者的朋友迅速建立起世界性的网络,进行反驳官方指控,为被扣者的人格作证,揭露被扣者遭受肉体刑求与精神虐待这一类的工作。新加坡驻外使馆和新航办事处,不断因此事面对质疑与抗议。美国、日本与欧盟国会持续关注与这次逮捕相关的信息。新加坡驻外大使与部长们,无法逃避针对官方如何对待囚犯、以及同民主国家法治相抵触的在不经审判情况下强行拘押等问题的质问。

官方分批释放了被扣者,但释放的条件是被扣者必须同意先上电视,接受事前彩排好的所谓访问。截至1987年12月底,除了钟金全(Vincent Cheng Kim Chuan),所有其他人都获释了。 阅读更多 »

文化大坡之书店篇(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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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5-26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新加坡的华文书店式微了二三十年,之前有过长达半世纪的荣景。它兴旺的年头,书店的密度以大坡与小坡为最。五十年代是大坡小坡书业兴衰的临界点,50年代以前,大坡书店一枝独秀;50年代以后,小坡书业异军突起。根据1941年的调查,那时新加坡的华文书店有21家,全都落户大坡。

从小坡通往大坡的埃尔金桥 (Source: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我和建筑师朋友闲聊古老的新加坡,他提起一名马来籍建筑师曾在专题演讲中旁征博引,抛出发人深省的疑问:牛车水为何称为“中国城”?华人占百分之七十五的新加坡,按理说全岛华人处处,无所谓华人“聚居”某处的现象。牛车水是包容的,各大种族的庙宇建筑,颇具规模的华族天福宫、桥南路的印度马里安神庙、恭锡街的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印度庙,还有摩士街与桥南路交界口的詹美清真寺、直落亚逸街的阿尔阿布拉印度回教堂(Al-Abrak Mosque),都座落在这繁荣的商业核心地带。牛车水,是城市中的乡土,它的名字与早年印度人在这里用牛车售卖食水的历史息息相关。牛车水之名,为各民族所有,而“大坡”的称谓,显然是华人社会对这个地带的心情共识。

大坡,是个人们熟悉却不精准的概念。笼统而言,从小坡方向过了新加坡河上的埃尔金桥(Elgin Bridge),便是大坡的“势力范围”。由于“大坡”是华族社群的惯称,约定俗成。因此它的地界标准,自然没有官方的版本,也就无所谓标准答案。仿佛过了埃尔金桥,桥南路左边,以直落亚逸为沿;右侧,以马真街(Merchant Street)为限;向前,延伸至广东民路,把这方状地带纳入大坡的范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大坡为人所熟知的大马路(桥南路)、二马路(新桥路)、余东旋街、尼路、直落亚逸街、吉宁街(克罗士街)、海山街(克罗士街上段)、奉教街(钮马吉街)、单边街(必麒麟街上段)、广合源街(宝塔街)、戏院街(史密士街)、山仔顶(珠烈街)以及已经消失的豆腐街(珍珠街)等等小街大道,尽在方圆之内。一些资料显示,欧南园、合洛、丹戎巴葛区、紧靠着直落亚逸由海湾填土而生的丝丝街和罗敏申路,甚至红灯码头(哥烈码头)也是大坡的势力范围。

也许我们也可换个视角,根据过去大坡华族方言群聚居与行业分布,勾勒出三个方言板块,或可具体说明这个地区华人的生活形态。闽南方言板块以直落亚逸、厦门街为核心;粤语方言板块以余东旋街、桥南路以及广东民路之间的街巷为中心;潮州方言板块则沿着驳船码头(Boat Quay)至克拉码头(Clarke Quay)一带的短街小巷构成。这些方言区块里的饮食、会馆、梨园、学校、商业类型、私会党地盘都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色彩,而其中的书业、报社等精神文化单位,反而较能超越方言地域观念,为华族文化传播凝聚共识。新加坡能成为当年南洋华人文化的汇点,与草根味浓烈的大坡能维持精神层次的文化繁荣密不可分。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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