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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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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2-2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882

王赓武说报告书要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教育。是的,的确应该如此,但是,问题是南洋大学已经是一间重视和强调多元文化的大学,而非王赓武诬蔑的单一华人文化的大学。

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的官方规定工作范畴是:检讨课程之编排及各科内容,按社会需要修正课程。但是,语文问题却是王赓武报告书的一个重要焦点。即便是在多年后,王赓武就有关报告书课题的三次谈话,都是始终离不开南洋大学和语文教学之间的纠葛问题。

为此,有必要先了解王赓武说了些什么,所为何事?还有,王赓武说法是如何的脱离事实?

王赓武与博士生(2017)的访谈指出,前两份报告书时,新加坡还只是个殖民地,之后,当他们做关于南大的报告书时,新加坡已经建国正式参与了马来西亚。因此看远一点,马来语是国语,不能不学,因此才会在报告书里对马来语强调颇多,……。

王赓武与谢诗坚(2003)谈话。大意是说,南大强调单一语文教育不符合国情,不容易与国际接轨,南大若强调双语或能培育出三语人才,便可以拥有它的优势,因为新大推行的是单语教育。我们的整个原意是把南大打造成与新大相同地位的大学。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教育。我们没有从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让它成为一间英文大学这个角度看问题,但应该作适当的调整,让毕业生能够直接与外国的大学沟通和衔接。毕竟英文是国际用语。

王赓武接受《学苑》(1986)访谈说,马来亚的母语是马来语,非英语,故报告书提议南大成立马来语系,……因为大家都是华校学生,华语不成问题,这是我们当时的信心。……不管在商业(英文可能也重要)或在政治上,马来语力量很大,一定要懂。

《学苑》对于南大由一所中国人的大学,或是保存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大学,转为一所近似英式的大学的质疑,王赓武的回答是:“这点并非报告书的原意,报告书是以华文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但是我们为追求双语教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华文是南大的基本语文,报告书亦有此意。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利用语言中心,加上马来语系鼓励同学。当日懂英文的人不少,华校亦念英文,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的英语应有把握。而马来语的注意则太少,所以鼓励同学重视大马的国语。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华语撇开,重英轻中。但后来何以形成这个现象呢?那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

简言之,王赓武是在说,一,南大必须学习马来文,因为马来文是国语。二,南大必须强调英文,因为英文是国际语言。三,南大不必重视华文,因为华校生已经掌握华语文。

1、王赓武拿马来文说事,是乌贼伎俩利用混淆视听来模糊焦点和节外生枝。事实上,王赓武报告书和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无关,马来文是国语之说似是而非。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观点是不折不扣的胡说八道。历史教授竟然可以如此的胡扯历史,确实令人大开眼界。

《杨贵谊回忆录》南大的马来文:在马来文系(1968-1974年)未正式开办之前,即从1958年开始,现语系已经设有两年制的马来文选修课程,课程分为马来文一和马来文二。全校各系学生都可以修读。学生们对这门课程的反应非常热烈。据统计,选修者高达全校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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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老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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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7-12-1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12/blog-post.html

回顾1970年代一些左倾思想青年的抉择,主要是来自那个年代的一股无法抗拒的思潮。接触过的人士都清楚,那时候的运作模式是通过关怀“小弟弟小妹妹”、团友和工友开始,熟络后进入“谈心”、“捉思想”的阶段,剖析社会动态,学习思想主义等,决意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国家。经过“骨干”的辅导与观察,获得“领导”的信任后,才根据各人的能力,赋予各项任务。有些文青发觉被当局监视,甚至到家中搜查,心里一慌,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跟着前人的步履,收拾细软进山了。

“东方红,太阳升”

谈到过去激昂澎湃、理想与遗憾相互交织的反殖与对抗的年代,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黎上增提起上世纪70年代初,曾经有一位 Chua XX(蔡某某)的军官同僚,为了理想而放弃读大学的机会。黎兄表示该同僚选择以“自我激进”的方式翻阅红书,献身改革社会洪流,加入马共,后来就不知所踪了。由于时日已久,拼写出来的名字可能会有出入。

马共被官方视为破坏社会和平的武装份子,“山老鼠”、“恐怖分子”等成为民间反共人士对他们惯用的标签。

民主灭亡:马来西亚当代艺术家对“五一三”的反思。摄于加坡国家美术馆

随着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别于1957年与1965年独立,马共原来的反殖,争取新马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正面对着何去何从的困境。1969年发生在吉隆坡的“五一三”种族暴动事件为马共提供了新动力。

当时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大选,反对党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阵的前身)。由于受到选区划分的局限,反对党虽然得到多数票,但只取得36%的席位。5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庆祝胜利游行,惹怒了一些巫统的激进党员,举行反示威。5月13日,两派人马在文良港街头短兵相接,演变成流血大暴动。

根据官方数据,这场持续数月的种族冲突造成196人死亡(华族143人、马来族24人、印族13人,另外16人无法辨认),439人受伤(其中18人枪伤),9143人被捕(华族5126人、马来族2077人、印族1874人,其馀为外国人,包括巴基斯坦、欧洲、泰国、新加坡等),警方相信被捕者当中,有93人为马共。此外,221辆车及753栋房屋被毁。

“五一三”在没有酝酿的情况下发生,并且蔓延至新加坡,并不是马共或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值得注意的是“五一三”并不包含民族解放的斗争或反共的意识,而是牵涉到种族利害关系。事后,马来西亚全国行动理事会发表了《五一三悲剧》白皮书,把事件的根源归咎于种族经济的悬差与族群分化,并通过宪法确定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这样的后续让马共找到新的动力,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采取“新的武装动向,主要目的在于制止吉隆坡当局继续执行英国余留下来的殖民地战争政策,以争取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方山,《马泰边境风云录(第一集):根据地重整旗鼓——新时期•新方针》)。马共利用紧张的局势来扩大活动,争取对种族肤色深感不安的民心,使马共党员增长了一倍。

1970年代的新马华人圈兴起一股独特的思潮,由于社会贫富悬殊,本地有好些年轻人接触了倾左的书籍册子,以及暗地里传阅《燎原》、《东方红》等马共出版的“进步刊物”。他们怀着“民主主义”理想,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后来因各种原因,有些“进山”参与马共斗争,有些被内安局扣留了。

当时我带着弟妹们到住家附近的社阵幼儿园读书,坐在课室后面,学会了红卫兵的造型,也跟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只觉年少的心也飞扬起来。至于一脸正气的年轻老师,换了一批又一批,每三几个月后就不知所踪了。多年以后,多认识了一些当年的左翼青年,往事如烟,对过去已经放下的一组人,坦然地回忆那段年轻的经历。

黎兄口中的蔡先生,我素昧平生。“寻人”的过程中,获得贵人提供其他资讯,让我串联了过去文章中提过的一些小故事,补充了理想年代的部分轮廓。

1961年社阵发起人合影。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青盟与六突

通过勿洞和平村、友谊村、前马共等渠道询问有关蔡先生的行踪,都说此人应该没有上到边区。根据他身为武装部队军官的背景,很可能被纳入为突击队员,下场不外是:(1)中途脱离队伍,隐居某处;(2)游击战中被击毙了;(3)被内部处置了。至于是否会有第四个可能性,易名后继续留在和平村呢?他们都说机率不高,因为组织保留着所有同志的记录。

据行内人士透露,1970年代初,新加坡有一支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新青盟,Malayan New Democratic Youth League)的马共外围组织,本地有近百名成员。1974年,新青盟跟第六突击队(六突)的司令员张佐取得联系,为日后安排成员进山铺下渠道。新青盟进去的,几位牺牲了,一位被内部枪毙,一些留在和平村。和平村有一个叫做泰和联的组织,是泰国和平联合会的简称,包括合艾和平联谊会、苏基琳和平村、勿洞和平村。

新青盟的主要活动是吸纳新成员、搞学习、捐赠金钱、军用品、云南白药,以及安排成员进山。那时候有些组屋的信箱会莫名其妙地收到批判马列主义的传单,这可能是新青盟和其他外围组织于夜半三更所进行的活动。新青盟的传单跟70年代初脱离马共中央的马列派和革命派对证,可以肯定新青盟隶属中央派。

张佐的回忆录谈到1975年在淡不灵山林召开了第一次新青盟领导人会议,与会者共七人,其中三人来自新加坡(阿良、哲明、X新),从各人的汇报中得知,新青盟成员共约170人。

搞工作必须“捉思想”,因此会议上张佐排解了与会者人事间的矛盾、不能谅解和团结的问题,以及个别干部对斗争的信心动摇、行事消极等现象。至于阿良、哲明、X新,显然都是化名。

根据《马•南洋商报》(2015年4月7日),1973年,六突于金马仑成立时,只有约三四十人。发展到全盛时期,拥有140余名战士。不过这是一场缺乏武器的武装革命,有些新兵在分不到一支手枪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来完成革命的字面意义。六突前后共损失了168名成员,单是死在保安部队枪下的就有将近一半。1987年底,张佐潜入吉隆坡,进行城市统战工作,1988年3月2日被捕。不久之后,彭亨森林里的六突战士全被诱俘,当时部队有89人。这支半岛境内最后一支,也是实力最强大的突击队最后以和平方式瓦解了。

初步推测蔡先生可能加入了六突。阅读全文»

假如有人要你不谈某些事情——程异的新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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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华彪     译者:万章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88253147977749&set=a.187144434755296.44973.100003792230386&type=3
原文: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7/11/25/if-someone-wants-you-to-not-say-something-an-evening-with-jeremy-tiang/

获奖的新加坡作家程异(Jeremy Tiang)在伦敦发布了处女作小说《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并发表演讲。他的小说跨越了七十年,程异通过书中几位主要人物探讨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左派活跃份子的生活和思想。

读过他的小说后,我好奇地想要知道他的构想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促使他选择与他这一代人格格不入的主题。

在享用美酒的当儿,我从他回答主持人在发布会上的提问进一步了解了他的写作经历。

有关紧急状态的历史背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过去的几十年,从历史课本所学的,父母为我们所讲述的,老师为我们所讲授的,以及政客们一而再再而三所讲的,这一切也许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论述。

所以我甚至不想去纠正已经记载下来的记录,只是向大家提示这些记录也许会经不起质疑。

“你不须对它们下判断,你给它们一个说话的机会。”

首先,政治人物也是人,在我加入其他特质之前,先创造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在五十年代,新加坡会发生什么事或朝那一个方向走去是不确定的……它可能轻易地走上更加左倾的方向,往一个更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走去……那个年代共产主义者的确很受欢迎,所以回头看当然很容易说共产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这是五十年代,是在许多使我们把共产主义与某些特质联系起来的事情发生之前……在残酷战争和殖民主义之后,承诺平等公正似乎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意识形态,我想提醒大家,很久以前在新加坡,选举之前我们是不知道谁会胜出的。(发自观众的第一阵笑声)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27, 2017 at 6:31 下午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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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2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823

历史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扭曲和杜撰历史必然是徒劳无功。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中的华文教育历史,尤其是南洋大学历史,是一部被严重误导的,充满半真半假,以假乱真的鱼目混珠历史。

要甄别历史的真实虚伪,并非难事。其实,只要足够的细心聆听,历史是会从被编制的谎言之中,脱颖而出,还原自己的本来真面目。

李淑飞(2017:P 194):“王赓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李淑飞(2017:P 195):“……但王教授回忆称自己当时在吉隆坡看了后,明白是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王教授称自己不属于政治团体,和政治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是比较天真的,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来对南大进行建议,因此当时只是在吉隆坡说自己的报告书不适用于新加坡独立后的南大,但却并未参与到这些论争中去。”

在此,王赓武描绘的历史场景是: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华社基于是人口75%的族群,诉求华人语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化;即华语文取代原有英语文。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华人族群的意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由于华人的政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华人报章和南大生在根本没有看过王赓武报告书的情况下,就盲目的批评和抗议。

还有,就有关李光耀面对的政治局势。王赓武说,施行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

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如此说法是一派胡言。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王赓武颠倒是非因果,把政治受害者,塑造为政治事件的麻烦制造者。而作为问题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却连影子都缺席了历史的审判。阅读全文»

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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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1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764

历史教授王赓武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判断,和真实社会现实之间,有着令人难于置信的偏差。实况究竟如何?看看王赓武说了什么而事实又是什么,相互验证结果,真相不难理解。

李淑飞(2017:P 194):“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年7月25日。”

在此,王赓武说,新加坡独立后,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换言之,1965年后,华社以为因为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华文有可能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主流语文。

王赓武的理解,并非就历史现实来解说社会现象,纯粹是从预设政治立场提出主观判断。

1、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包括华人文化教育历史的演变,在整个新加坡历史里头,没有出现过断层现象,除了昭南岛年代有所停顿之外,所以无必要区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华人教育现实。更何况,1965年前后的新加坡都是李光耀在担任总理职务。还有,李光耀在1964年11月9日的南大演讲承认:新加坡拥有教育自主权。换言之,吉隆坡中央政府无权规范,李光耀在新加坡设定的教育政策。因此,李光耀干预南洋大学的决策,和新加坡的加入与退出马来西亚无关。

可见,王赓武选择要细分独立前后历史,是和新加坡历史,或者说,南洋大学历史没有关系。

王赓武夹带私货的目的,是在企图模糊糊和推卸,王赓武报告书对摧毁南洋大学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王赓武在三个不同场合,一直重复同一观点。

李淑飞(2017:P 195):“没想到九月份新加坡政府把报告书公布,说准备接受,当时自己很惊奇。王教授称既然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报告书根本就应该作废,然而过段时间看报纸才发现却成了很大的事情。”

谢诗坚(2003.07.11):“其实,你看时间表,王赓武报告书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这就是说,在新加坡独立后不久,报告书才成为公开的文件。严格来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我的报告书就失效了。因为我们是根据马来西亚的环境和现实提出这份报告书。我不知道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报告书,在事先我毫不知情。”阅读全文»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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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11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700

在历史事实下,历史教授王赓武,拿我不是新加坡人来开脱王赓武报告书的历史责任,那可是一个十分滑稽的悲剧性历史笑话。

香港大学《学苑》之《王赓武校长谈南大事件》是1986年8月14日上午,刚抵达香港大学的王赓武在校长会议室接受学生会就南大事件的访问记录。文稿声明:访问稿尽量保留愿(原)意,不加任何演译,使大家能似在细听王校长娓娓道出二十年前的一段难忘往事。访问稿全经王赓武校长审阅。

学生会共提十一个问题,第一道问题是:

访:王校长当年以哪种身份进入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与政府有何关系?

王: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在当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历史。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另外,要特别注意两点:(一)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象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二)你明白新政府为什么(不)把这报告书作废,因为已不相干,(所以)可能他们有其特别的理由,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报告书五月呈上,八月新退出之后报告书一直没有公布。等了一段日子新独立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却没有真正执行。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在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16, 2017 at 9:13 下午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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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4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646

王赓武把王赓武报告书危害南洋大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彻底的改头换面为,造福南大的毕业生,让他们享有平等待遇。如此颠倒是非黑白的狡猾言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行径?

《联合早报》副刊2007年1月7日《历史事件要角回首往事》吹捧王赓武:“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尤其是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能回避一时,难回避一世,在生之年回避得了,长眠九泉之后,别人还是会旧事重提,拿来议论一番的。那时,如果别人对他不公正,他就没法为自己辩解了。研究历史的人深知历史学家的厉害,我们常常说对某个名人“盖棺论定“,参加“论定“的人当中,历史学家从来不缺席。王赓武教授对于自己涉入很深的历史问题,选择了面对而不是回避,这正是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按早报的溢美之词来看,王赓武很有必要对南洋大学历史记述中的模糊不清之处有所澄清。

1、《王赓武报告书》有关大学学制的改变,王赓武本人有着两个不同的说法。

其一,2017年,李淑飞《语文政治、国族建构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权力重构:以南洋大学教学媒介语问题为研究主线(1959-1975)》183页:

王赓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表示,他的同学王邦文当年找他时,他们之间并未正式谈及要处理南大学制问题,然而在具体研究南大学科、课程时又不得不触及学制问题,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因为他们课程委员会的理想是如何让南大的毕业生给大家都接受,不能说你是南大毕业就给你少一些钱,并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这就不能不谈学制问题。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11, 2017 at 4:3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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