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Archive for the ‘前事不忘’ Category

单向历史叙事——形塑好公民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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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克•贝尔顿,苏海米•阿凡迪     译者:林沛     2018-5-15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这是)荒谬的……如果学童对历史知识究竟如何形成,历史和证据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历史学家面对有争议或相互抵触的论点时如何作出取舍等都毫无概念,就硬说他们知道什么历史。只会忆述过去的事件,却丝毫不理解建构叙事所涉及困难或什么是评估叙事的标准,其实一点也不”历史”。不理解论述该具备什么才成其为历史叙事,这样的论述,和陈述传说、传播传奇、讲述神话或背诵诗歌并无二致,两者之间简直无从区分。1

前言

以上引述清楚指出,能忆述往事,不见得就是理解历史。理解历史,要求学生知晓历史学家如何建构对过去的认识,在从事历史论述过程中,对有争议的论点作出裁夺。新加坡学校的初中历史教育,强调学习“新加坡故事”是培育“好”公民不可或缺的功课。2历史课程凸显新加坡各个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新加坡政府与领袖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许多课堂上,“新加坡故事”是以唯一对新加坡过去作出客观与据实描述的面貌,来教给学生的。

这样设计初中历史教育课程,主要是为了帮助年轻人懂得铭感政府过去为应付挑战在艰难中作出决策,珍惜政府所制定出来的有效政策。伟大的领袖为应付挑战挺身而出,他们因发挥必要的领导作用受到歌颂,至于领袖们的决定或政策曾引发什么争议,这些决定或政策对特定人群有什么影响,则鲜少被提及。新加坡历史上的某些大事,譬如1950年玛丽亚事故(Maria Hertough Riots)或1964年种族暴动,常被援引作为新加坡必须有强势治理及强大社会凝聚力的告诫与经验教训。学校里教授的新加坡历史课程,于是被用来服务于公民教育的目的帮助年轻人学会如何对待政府,如何克尽公民的本分,什么特定的社会价值最重要,以及作为新加坡人意味着什么。

不幸的是,历史从来就不是什么顺理成章的事。学校里的历史教育,大多略去存在争议的环节(如冷藏行动,它只被简单提及),或轻描淡写其他课题(如内部安全法令的行使方式或社会主义阵线在新加坡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总是试图避开历史学家在解读新加坡的过去时,不免会面对的疑虑与争论。这种态度,无助于学生理解历史的本质,理解历史学家为进行叙事所下的功夫,理解历史经常是为不同目的服务的。在许多方面,学校里教的历史无非神话,没有多少历史含金量。“新加坡故事”是一个创基神话(foundation myth)——一个关于起源、卓越领袖、扭转颓势与克服挑战的故事——它的作用,在提供一个有助于团结国民的共享神话。3

学术的历史,说到底,和神话是不一样的。史学有不同学派,纂史的方法各有不同。无论如何,多数经验历史学家(empirical historians)认为,历史基本离不开学术规范(discipline)。它是赋予过去以意义的一个系统与严格的方法。历史学运用特定的手法(例如对史料进行批判性分析),围绕着关键概念(例如因果、变化与持续)来组织知识,讲究证据而且严格遵照标准。与此大相径庭的是,“新加坡故事”固然可视为对过去的一种论述,但较精准地说那是个“神话历史”(myth history),是出于巩固对国家绝对忠诚的需要而讲述的一个单向度的故事。

在本章中,我们将检视学校的历史课程,对这个故事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上”,不是“理想化的传说或建国神话,而是从新加坡角度出发的客观历史”这种说法(这是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在1997年说的),4进行批判性的检验。学校里的历史,既然是为了铸造共同国民身分与培育好公民而设计的,它就必然要尽量减少学生发展自行诠释与个人观点的机会。把历史知识当成一个要求学生牢记的毫无歧义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活生生充满争议的课题,学生自然也就无从领会历史讲究学术规范的本质了。

单向叙事的神话,提供一个齐整、易于控制的关于过去的记述,却也剥夺了学生或老师对复杂往事进行推敲,及阐释事物的实践机会(这是生活在21世纪的必要技能)。其结果是,学生势必把历史视为国家宣传、不生动、烦闷且毫无实际价值的东西。

历史教育与公民身分

体味与理解历史,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然而不仅如此,历史学习同时也培育能把时事放到历史语境下去理解,利用历史思维进行分析的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s)。分析并理解社会课题、现行政策与当代辩论,离不开历史观点,考虑事态形成的因素,掌握其历史根源与缘由,认识有关课题与特定决策在当时是如何发展及作出的。好的历史教育,可培养出具批判性思维,有能力援引历史作为判断依据的知情公民。

历史性地理解,意味着能够把历史知识与理据,运用在课题上或据以从事关于过去与当下课题的辩论中。它意味着能够实际运用历史思维,譬如用来分析与诠释一组信息来源(含媒体文档、政治漫画、影像记录、照片等)。历史性地理解,也包括对重大与重要事件、人物、课题作批判性的思考,从不同角度进行检验,对过去与当前课题及行动的前因后果作出全盘分析。简而言之,学生可以通过历史性的理解与思维,对他们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作出合理判断。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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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评议会之细说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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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8-4-21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0952

回顾历史,不难知道,否定南大学位与成立南洋大学评议会是一个有所计划的政治安排。明显的,否定南大学位是一个设定的饵,为的是要引诱南大当局上钩。南大同意接受审查大学教学水准,正是掉落以学术水准否定南洋大学学位,一个英国人设定的圈套。

历史发展有其一定的轨迹,是有其因必有其果之所以然。南洋大学评议会建议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文凭,是一个必然的政治结果。这一个历史必然性的根本是政治考量,完全与南洋大学的大学教学,办学行政效率等等的实际情况,全然无所关系。

这一个南洋大学历史的真相,可以从南洋大学评议会的历史轨迹,探索求证。

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正式倡议设立一间华人大学。四天之后,1月20日,殖民地大学以有计划开办中文系为理由,反对创办华人大学。仅一个月时间,即1953年2月16日,英殖民部大臣在英国国会答问时说:在现阶段的马来亚政治发展,创办一间华文大学会与殖民地培养马来亚共识的政策背道而驰。

这先后两个意见都是明确的在反对华人办大学。前者试图以设立一个中文系来取代一所完整的华人大学,是以小博大的如意算盘。后者则是期待以堂皇的政治理由来推翻华人办大学的计划。

两个月后,1953年3月24日英国高等教育委员兼马大倡办人,重复马大副校长先前的反对立场,主张先集中力量,将马来亚大学加以充实,之后,再办第二所大学。这说明了反对创办南洋大学,是英国人的一个坚定不移之政治立场。

由于无法获得殖民政府的支持,南大创办人于1953年3月26日,决定根据公司法令注册南洋大学私人有限公司为大学取得法人地位,正式展开办理大学事务。

南洋大学私人有限公司的实际存在,迫使殖民政府就华人大学一事,制定政策指导思想与策略,作为教育部准备实际的行政规划与应对方案。阅读全文»

回顾30年前的一场“文化再生运动”兼记1987年曲阜儒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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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2018-4-20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从集体道德焦虑到“文化再生运动”

新加坡于1965年“挥泪”独立。面对在逆中求存的诸种挑战,包括失业、住房、交通、医药、教育设施等等问题,举国上下,励精图治,努力解决基本问题。在工业化政策下,很快实现初段经济起飞;同时进行都市重建,提供平民化的公共住宅以及基本交通设施,初步满足了国民衣食住行的需求。到了70年代后期,新加坡已经跻身“新兴工业国”之列,平均国民所得在亚洲位居第二,仅次于日本,可算是个小康社会了。

但是由于早期建国历程偏重经济发展,忽视精神和文化建设,在高速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许多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受到冲击,诸种社会问题(如犯罪、嗜毒、色情、离婚等)随之萌现,激起政府当局和社会领袖的反省和忧虑,乃出现了集体道德危机意识。

为了抗拒西方文化(当年称为“西方歪风”)影响,政府自70年代后期开始,推动几项社会运动,包括礼貌运动、敬老运动、讲华语运动等,我统称为“文化重生运动”。这些“运动”都在1979年推出,而且长期进行,并非偶然,而是清楚反映新加坡建国历程从7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1980年代轰轰烈烈推出的“儒家伦理”运动,更是一个引起国际瞩目的特殊案例。

“八月群儒会星洲”

1979年是新加坡教育当局开始筹划整体教育改革的年头,先后提出了《教育报告书》(吴庆瑞)和《道德教育报告书》(王鼎昌),就中小学道德教育做出全面检讨,重新制定道德教育课程。

1982年1月,教育部宣布将在1984年推行“宗教课程”,中三中四学生须就五种宗教课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兴都教以及“世界宗教”)选读一科。一个月后,在总理李光耀的建议下,教育部宣布增加一门“儒家伦理”课程。当年的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说他接到李光耀的建议之后,“苦思两个星期”,最后接受了李氏建议。

儒家伦理虽然只是中学道德教育的一个选项,但是它后来的发展,远远超过课程发展和师资训练。政府当局很快将它推动到全民公民教育和社会运动的层次。以这个“运动”发展之快,可以说是早已蓄势待发,影响不但及于新加坡华族社群,事实上很快扩及全国,甚至引起国际各界的注意。 阅读更多 »

“我多么希望它真能实现”:詹姆斯•普都遮里的政经思维 vs 新加坡发展模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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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国泉(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译者:林沛     2018-4-10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通过詹姆斯•普都遮里,回溯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的史实,开拓了探索诸如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与国家发展等理念,对本地历史上不同人物意味着什么的替代途径。……今天对普都遮里奋斗经历的挖掘,是对新加坡曾经有过可行的政治经济替代模式的提醒,那就是普都遮里曾经提出的,有别于威权“新加坡模式”的建议。

新近围绕着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史实的辩论,竟重现冷战时期的话术套路,令人纳闷。政治上备受压迫的左翼资深人士,试图说出他们那一方的故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代表政府的论者们却对他们的前“共产党”对手,按照陈旧的摩尼教式非黑即白的两分法作出指责,未免叫人讶异。好吧。在辩论时,“我”或许必然要有选择性地强调那些于“我的”历史论述有利的人与事。既然如此,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全面确认1960年代曾经有过的,来自各种不同政治光谱,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具有重大正面意义的意见,以此郑重介入有关辩论。针对冷藏行动公开进行的激烈交锋,对不曾经历过相关事故的一般读者帮助不大,这些读者更想知道的也许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加坡与马来亚人民,为什么和怎么会对他们共同的未来持有如此强烈与互不相容的观点,以及这些分歧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立足于殖民地解密档案的一组新的学术论著,针对当地与来自殖民地宗主国的个别人士,如何操纵冷战制裁与安全机制来达成他们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利益,已作出了相当客观的重新建构。然而,这些可敬的学者在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李光耀和他的左翼对手之间的斗争,还是有所不足。而这,恰恰是新加坡社会关心的课题。李光耀和林清祥之间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根本理念的差异,譬如采用什么后殖民发展模式,国家及其政治角色,对殖民地所遗留下来的种族、语文、民族意识等问题应如何处理?当代东南亚从事社会政治工作的人,无不为这类既存问题产生纷争,经常为此斗个你死我活。事后回顾,本区域几乎所有新生国家,都曾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因这类问题的困扰而被推到战争边缘,受纠缠的跨期甚至更长更远。

在本文可容纳的篇幅内,我想重构一段介于1956年至1961年,两名新加坡顶尖政治经济学知识分子之间如何合作,及最终如何分道扬镳的鲜为人知的经历。这里说的是吴庆瑞(Goh Keng Swee)和詹姆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我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思维方面:这两人如何借鉴全球关于第三世界如何发展的理念,循此构思马来亚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的未来。吴庆瑞是大家都熟悉的,殖民地时期社会福利部官员出身的经济学家,后来成为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的政治家,以及新加坡经济的先驱建筑师。因此,本文将以普都遮里作为焦点,我在研究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Socialist Club)历史的过程中,偶然接触到他的有关经济思维的材料。普都遮里是该俱乐部的创会会员。有别于其他诸如和马来亚合并、工人权利或国民教育系统用语等问题,关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结构替代模式的辩论,在当下通行的历史研究中不太受到关注。

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国家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已成为如此强而有力的神话,导致我们的历史论述不太留意政治经济学上的其他替代观念。我们对成功一般作技术上的解释:归功于人民行动党领导有方,制定了健全的经济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文献倾向于强调政治事变,譬如1961年人民行动党的内部分裂,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这些事变,促使政府集中力量追求建立在外来投资上的“新加坡模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本文通过审视普都遮里截至1961年人民行动党党内分裂前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理念,对上述两个“新加坡模式”的神话提出质疑。

1960年新加坡自治政府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讨论设立共同市场,站立者为吴庆瑞,坐者右1为詹姆斯•普都遮里。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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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汹涌——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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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河(资深文史工作者)     2018-3-29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是骑在老虎背上共党分子作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

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陈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19548月合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群众运动中来。

1952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助建立人民行动党。个人对这种说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回忆录,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共产党员。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色。5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 阅读更多 »

加东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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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8-3-9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8/03/katong.html

2017年11月4日,宗乡总会主办的郊游日,我们四位博物馆义务导览员跟90人的团队一起穿街走巷,来到加东这个“土生华人区”。

加东(katong)的意思是海滩的波纹,可见过去这里碧海秋波,是个罗曼蒂克的好地方。至于加东有多大?民间的共识是从加东公园(Katong Park)到实乞纳路(Siglap Road),南北以马林百列(Marine Parade)与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为界。

上世纪50年代,每逢周末假日,年轻人相约到加东野餐游泳

加东距离东海岸公园约一公里,但是半个世纪前,加东就座落在海边,宏伟的郊外别墅,名人故居夜夜笙歌,简朴的马来甘榜,华人的渔舟唱晚,打造着悠闲生活的风情。九皇爷诞辰到了,巴耶里峇葱茅园的信徒浩浩荡荡,游行到加东海边迎神送神。周末假日,年轻人相约到这儿野餐游泳,为加东增添热闹的气氛。加东的东海岸路(East Coast Road)是海岸最佳的见证。

东海岸路上有独立式的加东奥迪安戏院,乐斯戏院和丽宫戏院,为附近居民提供大众娱乐。上世纪90年代初费玉清来新加坡登台,丽宫戏院就是小哥的福地,师奶带着鲜花哨子来捧小哥,场面十分轰动。

建在“海上”的组屋区

新加坡独立后,附近山丘的土壤将加东海滩填平,兴建马林百列组屋区,东海岸公园大道为来往樟宜机场与市区的人士提供环海的风景线。海上商船熙熙攘攘,天气好的时候还可眺望廖内群岛,偶尔水中央出现龙卷风,为生活增添另一番姿彩。

马林百列是本地第一个兴建在填土地带的组屋区,如今这里有约7,800间组屋与两万多居民。1972年第一批组屋落成后,居民开心地迁入“海上”的新家。没多久,发觉到窗户特别容易生锈,住上没几年铁框一片片地剥落了。原来海边的空气潮湿,海风带着咸味,普通钢铁经不起腐蚀,必须改用与一般组屋不同的防锈材料。

从椰林到“阿公的路”

加东的发展史跟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分不开。早在1823年,发夸尔被莱佛士革职之前,他的女婿Francis James Bernard买下了加东的土地来开辟椰园。热带的沙滩气候最适合椰树生长,难怪从芽笼河往东行,一路都种满椰树,大园主拥有的土地几乎等于半个碧山镇。

19世纪的加东跟财富与地位分不开,富裕的洋人、犹太人、欧亚族群、锡兰人、土生华人和南来先民纷纷到加东安家,战前的主要居民则是受英文教育的中上阶级。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包括殖民地时代的第一任警监Thomas Dunman (Dunman Road,德明中学),葡萄牙医生Jose d’Almeida(莱佛士坊的D’almeida Street),三国领事胡亚基(黄埔)和地主周如切(Joo Chiat Road)等。

周炳镜(Philip Chew)是周如切的曾孙。由于如切路是他的“阿公的路”,因此对如切这个地区作了深入研究。原来20世纪初,殖民地政府跟周如切商讨在他的椰园开辟一条公路,从东海岸通往芽笼士乃。周如切表示我的土地是不卖的,但你们可以建路,日后就有了以他命名的如切路,如切台、如切巷等。交通便利了,椰林逐渐消失了,周如切的名字则跟加东连为一体了。

如切路附近以名人命名的支路还有Ean Kiam Place(陈延谦,慈善家),Marshall Road(马绍尔,第一任市委会主席),Onan Road(Onan bin Rajidin,建立回教堂),Koon Seng Road(钟坤成,房产中介先驱)等。阅读全文»

新加坡前政治拘留者纪念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

with one comment

韩俐颖(Kirsten Han),汤姆怀特(Tom White),覃炳鑫(Thum Ping Tjin)    2018-3-12
https://pnn.pts.org.tw/main/2018/03/12/新加坡前政治拘留者纪念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
英文原文:https://newnaratif.com/journalism/remembering-coldstore-singapores-former-detainees-speak/

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至今已经55年了。在这场大规模逮捕行动中,有超过110人被捕,当中包括活跃参与反对英殖民统治的人士、职工运动者、学生和党派人士。

逮捕行动以“反共”的名义,严重打击新加坡左翼反殖民运动,并摧残了当时的主要在野党——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当年在立法议会的51席位中占有13席。由时任总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占有25席)。在行动中被捕的人士当中,有些从未经过司法程序,被扣押长达10余年之久。“冷藏行动”仍是新加坡史上最大一场逮捕和拘留行动。

在过去数十年,有关左翼分子的活动事迹,在新加坡官方叙述中大部分被遮掩或磨灭。根据2015年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是最被新加坡人遗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新加坡老左异仍然牢记着这段历史:每年的农历新年,“老左”都会举行团聚午餐会。对于他们而言,这个聚餐会是与战友相聚和回顾当年的场合。

今年 New Naratif 在新加坡“老左”的农历新年聚餐会上,借机采访了一些前政治拘留者,与他们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并附上他们的照片。在访谈文章里我们同时并列了政治部,也就是当年“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Singapor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的档案资料评注。该会当时由7人组成: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和2名高级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包括李光耀在内的3名行动党政要,及马来亚联合邦内政安全部长,敦・伊斯迈尔医生 Tun Dr. Ismail。“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就是负责政治逮捕行动和拘留的决策机构。New Naratif 提供的政治部解密资料取自英国国家档案馆

蔡炜伴

蔡炜伴被拘留时仅23岁,当年是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会员。(Tom White)

他们要我签署文件“背弃”共产主义;他们说(政治部)如果拒签,就不会释放我。

我当时是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的成员。我被监禁大约10年。我在不同的监狱里待过。其中包括樟宜监狱、女皇镇监狱、中央警署、樟宜明月湾中心(一所设在樟宜监狱内、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拘留所。现在已经关闭)。我并没有受虐待;但是,我被单独监禁了3个月。

英国档案资料

保密级别:涉嫌为共产主义份子

最先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中正中学求学期间,后来是新加坡中学学生联合会的活跃分子。1956年新加坡中学联被封禁时,由于涉及学校的亲共活动而被开除。

于1959年第一次进入纺织工友联合会成为受薪秘书。或许是按照马来亚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在1959年大选时,由于行动党领导层出现分裂,主张亲共工会领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大选的推动者之一。但不知何故,虽然已经敲定一些候选人,不过终究没有提名参选。

1960年6月,他在亲共的泛星职工联合会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负责该工会《泛星报》刊物的出版工作,同时特别积极地训练工会干部,灌输共产主义理论。1961年11月,他担任新加坡书报印务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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