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Archive for the ‘前事不忘’ Category

斧标驱风油与新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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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8-11-2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8/11/blog-post.html

不过时的风油

大坡大马路的梁介福总行

大坡大马路(桥南路, South Bridge Road),老人家俗称“漆木街”,也就是靠近芳林公园的地方,有一栋“斧标驱风油”老招牌标志的建筑物。麦波申路也有一座斧标驱风油的建筑。

麦波申的梁介福工厂

后来我弄懂了。大坡大马路的“斧标驱风油”是行政总行,麦波申的“斧标驱风油”是工厂与栈房。

大家对风行多年的斧标驱风油不会陌生,以前有人回乡(远在中国的家乡),总会随身携带斧标驱风油作为手信。在寄银信、寄包裹回乡接济亲人的年代,斧标驱风油是必备品。上世纪90年代我的中国亲戚来新加坡游玩,回国前特地买了斧标驱风油,他们说这些风油好用,头晕头痛蚊虫蚁咬都适用。他们还说新加坡是原产地,新加坡的斧标驱风油肯定是原装货。

斧标驱风油这个品牌对国人来说,就像是成长记忆的一部分。标签青白相应,印上斧头的透明小玻璃瓶是家居良药。风油以前多数是用来舒缓头痛伤风等症状,如今已经成为电脑上网、长时间使用手机的年轻一代低头族的随身用品。梁介福药业的生意版图拓展开来,在中国多个城市建立起行销网络,告别了购买驱风油当手信的时代。

梁润之来自顺德,那个年代顺德的丝绸缫丝业几乎支撑着整个广东的经济,梁润之也不例外,在广州裕泰祥丝绸店打工,被派到新加坡发展业务。他过后自立门户,碰上1920年代丝绸业不景,才改卖药物。

梁润之跟虎标万金油的胡文虎一样,深知广告的重要性,于是将民间小故事和珍闻趣事打印在传单上。口碑传开来,人们认识了斧标驱风油。

早年的斧标驱风油广告。图片来源:陈来华

斧标驱风油打入回教徒市场

梁介福药业于1928年成立,创办人梁润之从德国医生Schemidler手中获得配制驱风油的药方,以手举起斧头的图案作为商标,做起风油生意。

斧标驱风油除了在华人圈风行外,也推介到其他族群。第二代的梁庆经发现到许多回教徒乘船前往麦加朝圣,除了遇上风浪晕船外,还得在陆路长途跋涉。漫长的旅途上难免会头痛感冒,被蚊叮虫咬,于是上船把风油派送给回教徒,开辟了广大的新市场。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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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想后世纪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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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彬(怡和世纪编委)    2018-10-27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2017年12月31日,政府宣布设立工作组,开始为来临的“开埠两百年”(即2019年)统筹一系列活动,将是“SG50”以来最大规模的举国盛事。

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执行总监陈惠勇表示:

开埠两百年是SG50的前传。我们以年为参照点,除了回顾SG50前的150年,也回到700年前的淡马锡时代,目的是促进国人对鲜为人知的历史有更深切的了解。


100年前

图1:搬迁后的莱佛士铜像和他“眼前”的新加坡海边。

100年前的1919年,刚刚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1918年11月),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英国,有点匆忙地为她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殖民地新加坡举行了一场“新加坡开埠百年大典”,庆典的高潮是2月6日把原本安置在大草场的莱佛士铜像搬移到维多利亚纪念堂大门前。

100年前,不是我们“当家”,殖民地政府说了算,要怎么庆祝就怎么庆祝,当然,主办当局更加不会主动地谈起莱佛士登陆以前的历史了。

那么,200年前,大英帝国为什么要来大老远的新加坡呢?

海上霸权的尾随者——大英帝国

世界史上曾经有过一段被冠上了美丽称号的时代,叫做“大航海时代”,那是从距今600多年前的15世纪开始一直到17世纪为止,任由西方列强用帆船载着大炮,跨洋越海你争我夺“新大陆”的时代。他们的领头羊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随后紧跟的是法国,荷兰和英国。基本上是当年的大船和大炮的比武,奖品是别人的土地和资源。通过一场接着一场的战争,把自己的国旗插遍世界各地。

在我们的东南亚这一带,最早来到的是葡萄牙人,他们在1511年拿下了马六甲。

西班牙人则比葡萄牙人慢了50多年,到了1565年才在菲律宾插上自己的国旗。 阅读更多 »

两百年后再回首——开埠、殖民与现代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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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睿(南洋理工大学公共行政中心研究助理)  2018-10-15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和其它历史遗产相比,纪念殖民遗产总需要更多理由、更多辩护,一不小心还会被冠上充满贬义色彩的“恋殖”帽子。爱国主义和殖民遗产之间的张力对身处后殖民国家的我们来说更是难以消解——如果我们爱这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我们可以同时认可它的殖民者吗?我们可以像纪念新加坡建国那样纪念莱佛士开埠吗? 

新加坡河(林少彬提供)

众声喧哗:“复调”的历史

1811年夏天,当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第一次望见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小渔村时,他正在前往爪哇岛的征途中,准备为保护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贸易而战。彼时的欧洲,拿破仑的铁骑踏破了荷兰的防线,荷属爪哇转而成为法兰西帝国觊觎印度、争夺远东利益的跳板。当时的印度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命莱佛士准备进攻爪哇,先发制人地解除对英国的威胁。当这支由八十一艘战船组成的舰队掠过新加坡海岸时,岛上的渔民若偶然瞥见,必定惊于其浩浩荡荡,目送其一路向南,谁知八年之后,舰队的年轻将领将登上自己身后这座小岛,改写它的命运?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岛上的人们又将如何纪念——或者说,是记忆——这场历史性的邂逅呢?

关于莱佛士和英国殖民的历史意义现在似乎成了颇具争议的话题。2017年五、六月间,《海峡时报》连载几封来信,讨论新加坡该以何种态度面对殖民历史。有人主张“勿以殖民为耻”,因为是莱佛士让新加坡从名不见经传的渔村成长为东南亚贸易的枢纽。现代新加坡的精神及其社会人口结构都于殖民时期发端和奠基,我们理应拥抱并传承这段历史。有人却认为,将莱佛士推崇为现代新加坡之起源颇为不妥。英国人并非为改善本地民生而来的救世主,而是为大英帝国牟利;宗主国让亚洲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为“次等人”听命于它,但它却无力抵挡日本军国主义侵犯。这些屈辱辛酸催生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新加坡——真正的现代新加坡。

如何面对殖民历史并非新加坡独有的问题,整个东亚、东南亚和近代史都围绕殖民和反殖而展开。在后殖民时代的语境中,民族国家和主权这些“舶来”概念不仅替代了王朝、天下这些“土生”概念成为我们身份认同和世界观的基本坐标,更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性,以至于和其它历史遗产相比,纪念殖民遗产总需要更多理由、更多辩护,一不小心还会被冠上充满贬义色彩的“恋殖”帽子。爱国主义和殖民遗产之间的张力对身处后殖民国家的我们来说更是难以消解——如果我们爱这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我们可以同时认可它的殖民者吗?我们可以像纪念新加坡建国那样纪念莱佛士开埠吗?

“万千宠爱”:莱佛士与开埠

让我们暂时回到十九世纪初莱佛士的世界。自十七世纪以来,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一直是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的霸主。他们贩卖奴隶,通过严刑峻法垄断了东印度贸易,莱佛士称之为“荷兰人令人窘迫难堪的暴政”。在对待荷兰人的问题上,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莱佛士并不认同公司力避冲突的保守姿态。受欧洲政局影响,莱佛士曾为保护英国贸易出征爪哇并作为总督进行了短暂的统治,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废除奴隶贸易,引入陪审团制度。然而,他因家庭变故和健康问题离任后,英国还是将爪哇拱手让给了荷兰,改革戛然而止,一切回到了老样子。1818年,他再次离开英国前往苏门答腊(Sumatra)担任明古鲁总督(Governor of Bencoolen)。这一回,他打定主意要在东南亚建立一个足以与荷兰人抗衡的自由贸易体系。新加坡——那个八年前曾路过的小岛——浮现在他脑海中。 阅读更多 »

华小可惦记之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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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8-10-7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百年前中国华族移民千里南下,蝇营狗苟讨生活之际,受到不曾有过的陌生语言环境冲击,不免惦起自己原有的那点身份,忧心随着时间推移,后生们会悠忽忘祖,活成一个不知有秦汉的新人类。因此,物质条件虽不尽如意,仍想方设法保有自己所认知的有限香火,祖传的之乎者也、三字经、幼学琼林便时显时隐地从人们的脑际掠过,随后源于中国的私塾模式便移植到了南洋赤道小岛,以华南方言为童子开示弟子规与百家姓。方言私塾或书塾,就此成了新马华校的雏形。百多年前它游离不定、游兵散勇的状态,蘸着狭隘的地域观念,因此多数的平民子女都被隔绝于门墙外,加上它的教育内容过于落后窄化,无法跟上西方新式教育的步伐,终于迅速被时潮所淘汰。滥觞于1900年代的新式华文小学成了本地华社的教育新载体,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从体制到教学内容,它都向当时的中国教育看齐,以它为马首是瞻。

以亚答屋起步的华校

华校是粗生粗养的。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板屋校舍”是许多华文小学的独特标签,尤其是市区外的这类学舍。而当时的英文小学,都是亮眼的钢骨水泥建筑,两者对比鲜明,外形落差极大。新加坡独立以前的市区范围不大,大坡与小坡是核心的繁华地带,商圈、机关单位云集,多的是钢骨水泥建筑,档次低一些的,好歹也是锌板屋。实龙岗路衔接着小坡梧槽,惠泽于市区,也长成个“钢骨水泥丛林”模样。至于河水山这类地带,虽然离市区不远,但只能算是“乡村”或是“贫民窟”,一眼望去,尽是横七竖八“星罗棋布”的亚答屋。由于亚答屋用的是易燃建材,屋顶是晒干编织成的亚答叶,屋身是单薄的木板,容易引发火患,像1961年那场烧了两三天的大火,祝融一发飙,就在岛国历史留了名。

河水山大火烧毁木屋区的年代,恰是华文教育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的尴尬年头。那时,英国人酝酿撤离,本地英校的人口反而冲破闷局,超越了华校,并且逐渐拉开了差距。目睹此景,华教圈里人们心情虽五味杂陈,但仍没有完全放手的意思。一些人心中,仍燃烧着办学的火焰,但更多人的母语教育热情,像河水山浇灭了的火苗,只剩遗烟。

亚答屋、火、烟灭。政治的演变不是定时定点的季候风,有时候无法预知风要往哪个方向吹。本地的华文小学,兴于一百年前,盛于二战前,衰于战后,亡于独立后二十年。沧桑路途百余年,板屋校舍始终是大多数华小的形象特色。新加坡摆脱殖民地统治当家作主之后,华校没有迎来脱胎换骨的新气象,而是屋漏之后的崩塌。时代没有选择华校,这一页历史也就翻了过去。不是耽于悲情。家业没了,无以为继,心海里留存的一点非物质记忆,或许还值得一书,留着让日后有心的过客匆匆一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读于公立孺廊学校,典型的乡村板屋小学。在亚答屋居多的乡村,校舍盖着锌板屋顶,室内架着天花板,板墙木窗,够豪华了。一年级上“唱游”课,多数时候老师领我们越过篱笆到橡胶园去。安静的胶林里有一条小溪,一旁的空地上横着倒下的大树干,我们随意坐下,老师在这里教我们唱歌玩“老鹰捉小鸡”。四年级时,美术老师领我们越过另一面篱笆去写生。那是一处茅草丛生的小土坡,长长泛白的茅草花盛开时,回望校舍,会有一丝幸福感浇上心头。我长大后看过一组老照片,见识了母校创建于1930年的最初容颜。明白了一所学校的诞生,虽然寒伧,却没有“人穷志短”的自卑心——那是一丬借用杂货店来开坛讲课的空间,一座独立低矮的亚答屋,覆盖着亚答叶,屋身是粗糙的木板,没髹刷灰水,你不禁想起两千多年前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安贫乐道。吾道不孤啊。小岛乡村的华小,初始多是这般模样的。再拮据些的,便借用戏台上课。戏台一年搬演几回酬神戏,答谢神恩之余,多数时候闲着,摇身变成莘莘学子的露天教化之地,神明还是点头答应的。华文小学,十之八九起步时像个摊贩,在不起眼处搭个粗糙棚子就开档营业,一分一毫地捡,背后是华社先人对教化之梦的坚持。社会越落后,办教育的欲望越旺烈,尤其是离开母国千里之后,他乡异地有允许呼吸的窄小空间,自力自强可是恩泽子孙的大事,养而不教,有愧于列祖列宗。“识字记账打算盘”,为子女改善生活谋出路的现实观点,搭配着传承母族文化的考量,是人们认为在水之南两全其美的教育良方。

离开了乡土,华族先辈从生活中深切体会到文盲的缺憾。我村子里的老大娘与母亲侃大山,常落下“不识字最惨”的话语,她说的不只是自己,包括她三名亲生子女在成长的年代“没书读”,而今只会看“尪公”(图画)不会“读报纸”的无奈。她不时给村口那些为学校出钱出力、赤膊穿黑粗布唐裤的校董点赞,逢村童围绕身边,总是不忘耳提面命,规劝他们好好“读册”,将来才能“快活”。我想起早期华人社会流行的闽南方言《过番歌》,里头有一句“卜做财副呣捌字”(要做文员不识字)的感叹――不识字,只能活在现实底层,没有出头天。 阅读更多 »

一个新地缘机体的建构——重新审视新加坡的开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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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河     2018-9-24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段英国人试图在马来世界的地缘政治中,通过一个一个条约的签订,打造出一个新的地缘机体,并通过与其他西方列强划分势力的条约,把新加坡从马来世界分离出来,纳入列强所制定“国家秩序”当中。新加坡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边界、领土、主权重新被确立,新加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安排下,旧的主权沦落了,但是另一个新的主权意识却被唤醒。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一提到莱佛士对新加坡的开埠时,总是不乏赞美莱佛士的“高瞻远瞩”和“丰功伟绩”,甚至赞誉他为新加坡的“开国功臣”。1819年开埠后,历史赋予新加坡自由港和殖民地双重的身份,在我们主流的历史叙事中,主要强调新加坡是怎样从一个“仅仅150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自由港,说的是英国人怎样把一只丑小鸭变成一只天鹅的浪漫神话;另一方面它的殖民地的角色却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英国殖民权力怎样通过军事和非军事力量,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干预当地政治体系,重新人为地划分当地的地理疆域,通过缔结条约具体规划新加坡所应有的模样,从马来地缘政治中形塑新加坡这样一个新的地缘机体,这个殖民地身份形塑的过程,完全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

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段在马来世界建构新加坡这个独特地缘机体的历史,这里用了“建构一个新地缘机体”显得有点学术化,假如借用文西•阿都拉(Munsyi Abdullah)在《阿都拉自传》(Hikayat Abdullah)里所说的“造国”(Membuat Negeri)来说明,相信会比较具体和容易理解。历史叙事很难避免掺杂政治因素,因此往往成为政治权力的话语工具,独立后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没作去殖化的梳理,很自然地就会作出要全面继承莱佛士所代表的殖民政治遗产的誓言,也难免会对殖民的“良政”充满美好的历史想象。明年新加坡即将迎来莱佛士开埠二百周年纪念,际此时节,重新审视新加坡被殖民的历史,特别是莱佛士开埠新加坡的前因后果,显得非常必要。

每当读到莱佛士开埠新加坡这段历史时,脑海里总会浮起这则阿拉伯寓言:一个阿拉伯行商在寒冷的夜晚,停驻在广袤无边的沙漠,他在帐篷里点火取暖准备入睡,一只骆驼走近帐篷对着商人说:“外面很冷,您行行好让我伸进一只腿取取暖吧。”商人怜悯它,同意了。过了不久,骆驼向商人说:“让我另一只腿也进来取取暖吧。”商人再次同意了,可是又过了不久,骆驼进一步提出让它的后半部身体也进来取暖,好心的商人又同意了,怎知骆驼把后半身伸进来之后,竟然用一双后腿把商人撵出帐外,把整个帐篷据为己有。

西方殖民逻辑的生成

二百年前,莱佛士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到新加坡?他又为什么会看上新加坡并百般设法得到它?这一切都肇始于西方列强十五世纪末的殖民竞争。1494年葡萄牙与西班牙签署《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在大西洋上划定一条地球子午线,子午线以东的海洋和陆地的资源属于葡萄牙,以西则归西班牙。1497年在高利润的香料贸易驱使下葡萄牙探险家达迦马(Vasco da Gama)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到达印度,从此揭开了西方世界“历史大发现”的序幕。十六世纪初,这两个西方强权又在太平洋划出另一条子午线,进一步细分它们的势力范围。过后荷兰、英国、法国也先后加入瓜分世界的角逐,遂有国际公法和海洋法的出台,目的是完善它们的殖民逻辑,合理化它们的殖民占领。

天猛公屋前操场,签约仪式在此举行。(档案图)

西方列强的殖民逻辑是如何生成的?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论及“西方文明”如何将其政治组织和知识形态上升为普世的标准时这么说:“这些标准所设置的时空等级将非洲以及大洋洲(还有其他土著)等无国家的社会置于‘化外’,将亚洲社会定义为‘半文明’,而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处于文明的最高端。”由这套文明等级论所衍生的“无主荒地”法理,那些被西方人视为“野蛮人”的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原住民,他们的土地就被归为“无主荒地”,而根据西方国际法认可的“占领说”,谁先发现这块土地,谁就有权合法占领。但是在东南亚这些“半文明”地区,“无主荒地”法理就失去效用,就必须以贸易通商为名,以签订条约的方式,实行“土地割让”。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扩张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对当地的资源和市场实行划分和占有。

莱佛士在写给汤姆斯•梅铎(Thomas Murdock)的信中就这么说:“知识就是力量,在文明国家和愚昧国家的交往中,前者必须也一定成为统治者。”莱佛士这种观点赤裸裸就是“弱肉强食”白人至上的帝国主义观点,和我们教科书传达的莱佛士形象落差很大,对比阿里夫•德里克所说的西方列强的殖民逻辑,两者之间何其相似。莱佛士的信札中,不乏这类“白人至上”观点的陈述,这里只略举一二。 阅读更多 »

当历史遇上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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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2018-9-20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官方对这类被定义为修正主义史学的历史叙述所表现出的敌意以及所采用的反驳方式,无疑会让有志于在官方论述之外寻找对那段历史的不同解释的人裹足不前。“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对大多数历史学者而言毕竟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在权力面前,不管是不是真的会“惹祸上身”,大多数人当然会“宁可信其有”并选择明哲保身,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新加坡人无法更为全面地认识我们的建国史。

当年去哈佛念书的时候,和导师第一次见面,他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学中国历史?

记得当时自己找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我来这里是希望能学习西方历史研究的方法(method)。

导师笑着说,那你来错地方了。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西方”的研究方法可以教你。我的方法就是细读史料,分析史料,然后看看有没有可能从中发现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如此而已。

看待史料和问题的视角

看我一脸茫然,导师接着说,我倒是可以教你看待史料和问题的视角(perspective),这可能是你在中文世界比较难学到的。初来乍到的我,自然不明白导师所谓的perspective究竟所指为何,但在日后的学习生涯中,终于逐渐领悟到老师的意思。

例如第一学期上《唐宋史料导读》这门课,因为要讨论宋代的教育,我们几乎一整个学期都在研读《宋史·选举志》,一句句读,一句句把古文翻译成英文。在过程中,老师引导我们从西方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出发去解读史料。于是我渐渐明白,历史学家对同一份史料的关注点,往往会因为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的不同而有差异。

举个例子,诸如“宋朝究竟是不是一个帝国”(Was the Song dynasty an empire)这样的问题,是中文世界的学者一般不会问的问题。宋朝帝国,因为其最高领导人是皇帝。可是当西方学者这么问的时候,他们是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以罗马帝国作为参照点的。这看似“无厘头”的问题,实际上蕴含了对宋朝作为一个政体的思考,也引申出以“帝国”翻译empire是否合适的问题。以这种问题意识为基础,在面对史料的时候,思考的角度就会有所不同。

因此,历史学家的眼光,必然受到本身所处的特定环境的影响。如果有人告诉你,好的历史研究一定是“客观”的,那就说明此人完全不懂史学。因为历史研究在某种层面上说都是“主观”的。 阅读更多 »

本地摄影师通过照片 记录正在消失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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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媒8频道新闻    2018-8-26
https://www.channel8news.sg/news8/lifestyle/20180826-sg-soh-photograph/4112436.html

本地摄影师Darren Soh举行建筑摄影展,所展出的作品主要是我国独立初期在1960和1970年代所建造的建筑物。Darren在接受《亚洲新闻台》访问时说,本地7000栋受保留的建筑物中,只有15栋是国家独立后建造的建筑物,他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让公众重新去思考对城市更新的想法。

自2006年以来,Darren一直会定期回到联邦弄(Commonwealth Close)拍摄这里的一座组屋。联邦弄第82座组屋是他5岁以前所居住的地方。

“每次买了新相机,我都会去那里拍相同的照片。我一直坚持这么做,因为我担心有一天,政府会突然宣布,把这座组屋拆了。”

建于1963年的联邦弄第82座组屋

从金文泰1道第406座的老旧组屋,到梧槽坊(Rochor Centre)四座色彩鲜艳的建筑,这些景观都出现在Darren这次摄影展上的作品中。

建于1977年,在2017年拆除的金文泰1道第406座组屋

建于1977年,在2018年中开始拆除的梧槽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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