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Archive for the ‘前事不忘’ Category

检证大屠杀是谁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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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彬(怡和世纪编委)    2018-7-5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76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屠杀”这段历史?被害方的我们越来越少人知道和关心这段历史,然而加害方可从来没有忘记啊!看看那金金发亮的神主牌吧!看看那膜拜战犯的鲜花吧!后港的日本人墓地,曾几何时变成了“新加坡靖国神社”呢!

拜读了周维介在《怡和世纪》第33期的力作《一次沉重的挖掘》后,心中涌起了悲愤之火!这到底是谁干的?76前的新加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能够更深一层地了解这宗名列“世界三大屠杀”之一的事件,笔者翻查和翻译了几本日军史料及历史学者的著作,整理如下,并且给出场人物加上编号,方便阅读。

杀人区

首先,要出动军队开枪杀人,要有军令。当时,能发出这道军令的只有山下奉文的顶头上司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编号1),拿到令箭的山下奉文中将(编号2)要按照他的参谋辻政信中佐(编号3)所拟定的杀掉“半数华人”计划的话,必须吩咐他最得力的左右手分头去干。那么,谁是山下的左右手呢?

这里,让我先简单地介绍山下奉文帐下三个师团的历史背景和他们在新马侵略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1)1888年在广岛创立的第5师团,皇军秘号为“鲤”,由松井久太郎中将(编号4)带领。该师团曾参加过第一次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卢沟桥事变后的太原战,徐州会战,广东作战等,战斗经验丰富。“鲤”就是在12月8日夜晚登陆泰南的宋卡,过后只用一天就攻破了被英军自称为三个月不倒的日得拉碉堡防线,他们也正是在1942年1月11日攻陷吉隆坡,和在新加坡猛攻武吉智马山地的皇军主力。

(2)1907年在福冈县南的久留米市创立的第18师团,皇军秘号为“菊”,由牟田口廉也中将(编号5)带领。这朵菊花,是日本皇族的族徽,能够被赐予的绝不可能是泛泛之辈,他们曾经攻打过青岛占领战,杭州湾登陆战和南京攻城战,被日本人称为“最强军团”。侵略马来亚时,“菊”就是从哥打达鲁登陆,南下攻打关丹,丰盛港的皇军,凶残的这团人,就是在2月14日冲进亚历山大医院屠杀了200名英军伤兵和医护人员的凶手。

大检证受害人后代谢昭思在”听证会“上叙述家人受害的经过。

(3)1891年在东京皇宫创立的近卫师团,皇军秘号为“宫”,由西村琢磨中将(编号6)带领。他们原本是日本天皇的卫兵,后来逐步被调派战场,参加过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后的台湾镇压战,日俄战争,卢沟桥事变后的广东和南宁战等。在鲤和菊的眼中宫是不会打仗的“公仔兵”。他们从越南的西贡出发,途经柬埔寨和泰国进入马来亚参战,就是那一群骑脚踏车,从瓜拉雪兰莪南下攻打马六甲、麻坡、巴株巴辖的皇军。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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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读《大眼鸡•越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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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高(本地知名作家、2015年新加坡文化奖得奖人)    2018-6-17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李国梁有志于重建记忆。重建过程当然涉及如何选择材料、以及重建些什么的问题。由于时空间隔,加上人为的疏远、舍弃,集体记忆往往变得斑驳而破碎。它是珍贵的。如果视日常为展示平台,那么,集体记忆就像“无形展示品”,往来者视而无睹。

李国梁对本地民间文史资料素有搜集和研究,不歇的努力终于又开花结果。《大眼鸡•越洋人》甫出版,并获选“2017年早报书单”。以“大眼鸡”称出海远渡到南洋的帆船,并借以标示书名,凸显此书之视角乃以民间关怀为初衷,形象鲜明。李国梁期盼在新加坡大环境的迅速变化下,以广东先民之足迹为参照,切入并伸展,把“昨日”与“今日”之间的可能联系与对话平台建立起来。作者甚至远赴广东省与海南省各乡镇、福建省猪仔交易处等地搜集材料,对所关注的“人”或“事”进入细节描述,他期盼做到呈现其内在精神。

重建记忆不使遗忘

李国梁有志于重建记忆。重建过程当然涉及如何选择材料、以及重建些什么的问题。由于时空间隔,加上人为的疏远、舍弃,集体记忆往往变得斑驳而破碎。它是珍贵的。如果视日常为展示平台,那么,集体记忆就像“无形展示品”,往来者视而无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有成教授在他的著作《记忆》中说到,格林柏勒特(Stephen J. Greenblatt)以“回响”(resonance)这个观念说明博物馆或美术馆中的展示品如何超越其有形的疆域而向更广大的世界伸展(页39)。“大眼鸡”的记忆所孕育的情感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价值怎么与现实步调和谐共舞?这样的“无形展示品”怎么让它在国人眼前发生“回响”的力量?记忆是不会完整地存活于日常生活里的。李教授在绪论开宗明义地说:“记忆无所不在,不过记忆又多半零碎、隐匿,乃至于行踪成谜,重建记忆的过程因此繁复而曲折。”李国梁着力所在或正是担心先民的精神价值被遗忘。

《大眼鸡•越洋人》一书旁收博采,巨细靡留,枝节歧出,甚至有些芜杂。李国梁或有心借助于书写记忆以发现过去。他的记述、拼凑与重建,其实可能弥补历史的某个缝隙与断裂。李国梁写的并不全都是他的亲身记忆。他住在新加坡河畔,自小父亲便常带他到牛车水走动,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写道:“自19世纪中叶,牛车水已经成为广东人的集居地,也是新加坡保留得最完整的历史性社区。”(页55)童年的印记,听长辈的追述,加上博览群书以及采访相关人物,他怀想“昨日”并组建他的“记忆”。先民以契约华工(猪仔)与自由身的身份出海求生,那年头,清廷国力单薄,对海外的侨民其实没有能力眷顾。到1891年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才为民请命,仿效美国侨民护照,颁与“黄纸”,先民下南洋终得到法律认可。期间先民的境遇和心情真不是后人轻易能想象的。初始只为求生,赚钱回乡,对当地没有归属感;渐渐产生落地生根的意识,对自己的在地身份不再犹豫。李国梁在前四章列举几个重要事件来勾勒先民辗转迁徙与艰苦打拼,并综述过程中的反思与抉择。譬如更早时候马来王朝与新加坡的商贸往来、拉律事件对星马地域政治与经济发展之影响、中日战争爆发、反殖民地斗争、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以及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国人自信地以在地的视角去检视“昨日”的记忆。李国梁整理出来不少可供大家怀想、反思与传承的人文价值。笔者评述书中几个亮点以彰显此书的意义。 阅读更多 »

新加坡的失乐园:从死路“绝后岛”到天堂“圣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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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8-6-11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3192146

全岛戒备。6月12的“川金会”,将在新加坡的圣淘沙岛举行。图/路透社

全岛戒备。6月12的“川金会”,将在新加坡的圣淘沙岛举行。图/路透社

为了“川金会”的到来,新加坡政府在6月5日,公告将“圣淘沙岛”(Sentosa Island)及其周遭的水陆路交通渠道列为“特别活动区域”;而峰会的预定地点“嘉佩乐酒店”(Capella Hotel),则连同岛上的圣淘沙名胜世界(Resorts World Sentosa)与安曼纳圣殿度假酒店(Amara Sanctuary Resort),列为高度维安的“特别地带”,警方有权执行安检且拒绝人员进入。

紧邻着新加坡本岛南部的圣淘沙,因为只有一条与新加坡连通的道路,被认为在维安上比起早先传出的拟定地“香格里拉酒店”更容易掌握,而建于19世纪的“嘉佩乐酒店”,最早是殖民时期供英国皇家炮兵和海防指挥部官员居住之处,在2009年才成为酒店。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王韦伯(Graham Ong-Webb)认为,选择殖民时期的建筑作为峰会地点,是象征新加坡处在东西之间的交会处,藉此强调星国的中立;而圣淘沙远离了新加坡市中心的“喧闹”,则代表了“和平的渴望”,强烈暗示川金会能带来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成果。

然而,圣淘沙更多的象征意义,或许要从这座5平方公里大的小岛身世中得到解答。

圣淘沙只有一条与新加坡连通的道路,在维安上更容易掌握;而选择殖民时期的建筑——嘉...

圣淘沙只有一条与新加坡连通的道路,在维安上更容易掌握;而选择殖民时期的建筑——嘉佩乐酒店——作为峰会地点,象征新加坡处在东西之间的交会处,藉此强调星国的中立。图/联合报系

圣淘沙远离了新加坡市中心的“喧闹”,代表了“和平的渴望”?图/法新社

圣淘沙远离了新加坡市中心的“喧闹”,代表了“和平的渴望”?图/法新社

没有希望的绝后岛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黄锦树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中,收录短篇小说《对不起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其中写到一段虚构的媒体报导: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伟大英明的林清祥总理日前发布特赦令,释放马来亚人民共和国最冥顽不灵的反革命分子李关跃(译音)。但仍限制住居于绝后岛,暂时不得申请出国,也不得接见最爱兴风作浪的外国记者、作家、现任及前任政客,及一切可能违反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黄锦树笔下要断除一切可能的“绝后岛”——也就是今天的“圣淘沙”。 阅读更多 »

为时代而歌——独立前的本土歌曲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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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8-5-27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随着时间流逝,记忆也流失,活在滑指便能攫取种种信息的当下,我们未必能感知七八十年前本土曾经的抗日歌曲,以及人们为时代理想而作的歌。那年头的青春是飞扬的,火热而直白,把这些旋律摊放在安逸的环境里,那种表述根本无法虏获人心。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节奏、品味和诉求,但这些歌都孵化于本土,敲打出那时代的声音,它存在着,铁一般的事实,不容你否定它不是我们的歌。

1960代新加坡市区鸟瞰图照。(Courtesy of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在电视还未普及的年代,人们消遣时间的摩登方式,是听广播。那一方小盒子,不管是覆盖全岛的官方电台,还是在人口密集地区才能收听到的“丽的呼声”,所播放的新闻、戏曲、广播剧,都有它庞大不挑食的听众群,像王道、黄正经、李大傻的闽南潮州广府方言讲古,那是明星级的广播大咖,拥趸不可计数。

1963年底电视登陆新加坡,信息传播与消闲娱乐有了新渠道,那是惊天动地的变化,声影结合的休闲模式颠覆了人们平静的生活。而今半世纪过去,我和老华校聊起这段往事,大家津津乐道的,不是青涩的黑白电视影象,而是聆听广播的点点滴滴。那段听歌的岁月,穿街走巷的歌曲是如此紧扣着人们的生活,它舒缓了压力、慰藉了心灵、丰富了生活的内容。毕竟消闲方式有限,扭开收音机,它播放曲艺、新闻、体育、土产行情等等节目,人们都不介意——不论是被视为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传统美声的艺术歌曲、民歌与西洋歌剧;或是源于大江南北的方言戏曲。声音从盒子里流出了,就入耳。即便是宗教节目“天国之声”插播的神歌圣曲,也不排斥。

因着这样的背景,那代人听歌的范围广,中外左右、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旋律都有接触,觉得不同乐种,有各自的好。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处于政治活跃的阶段,工团的聚会或抗议活动,学校的叙别会或野餐等等场合,以歌抒意是凝聚力量、激发情感的有效方式。于是,热火朝天的环境里,各式各样的歌曲声声入耳,人们的脑海便留住了时代的多元旋律。

二战前后,新马华人的认同意识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生活在殖民地土地上,人们在政治上认可中国,文化上吮吸着母国的乳汁,本土华人社会与中国的关系仍是密不可分,各种形式的文化都呈现自然承接的状态,音乐也不例外。这种文化的主脉支流共生现象,从初始的紧密联系,到后来的疏而不弃,没有断流。

上世纪民国初建,中国国难重重之际,冼星海与聂耳这两位中国现代音乐的指标性人物与新马挂了勾。

《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者冼星海在新加坡度过了七年的童少岁月。1911年,星海他娘带着他从广东来新加坡讨生活,就读于大坡的养正学校,被老师挑选进入军乐队训练,他就此踏上了音乐之路。1934年,聂耳所创作的电影主题曲《毕业歌》由陈波儿唱红大江南北,这位陈波儿,与新加坡有点关联。本土诗人槐华回忆他四十年代念四年级时就爱听这首歌,后来才知道陈波儿是“潮州姿娘”,她的父亲是大坡二马路(今之新桥路)44号“四顺耀记”的老板。比这种人地关系更重要的,是早期本地华校与中国教育的直接挂勾,从学校的制度操作到教科书的采用,都源于一个系统,中国音乐教育的内容也因此直接移植本地,形成内在共生关系。

日本侵华刺激了本地抗日歌曲创作

中国与新马音乐的内在联系,随着政治形势迅速演变而更为具体。三十年代,日本对脆弱的神州大地狼窥虎视,七七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华抗日的决心,歌乐瞬间成了激起同仇敌忾意识的利器。抗日,七十年前中国土地上一次浩大的集体国民行为,也在海外华人社会荡出波澜,形成华侨社会关心母国安危的主旋律。新加坡的“爱华音乐社”、“爱同校友会合唱团”与“铜锣合唱团”等新兴音乐团体,正是在这种抗日氛围中诞生,它们以文化的鼓槌,奋力击响时代的战歌。

侨领陈嘉庚组织了南洋华侨,以大量的筹款活动作为三十年代华社抗日的主轴。他邀来成员逾百的“武汉合唱团”到南洋演出,成功赢得华侨对抗日的认同与支持,此行也让更多音乐人才聚集星洲,播下音乐的种子。武汉合唱团在中国成立时,团名的提议者李豪女士后来也落户新加坡,为本地音乐奉献了超过半世纪的光阴。前不久,九十五岁的知名华商郭鹤年出版自传,第二章“武汉合唱团”便道出1938年该团在一年多时间里,到各城镇演出的强烈反响。他本人因为“看过多次演出,并与乐队队长夏之秋成为了好朋友。” 阅读更多 »

单向历史叙事——形塑好公民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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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克•贝尔顿,苏海米•阿凡迪     译者:林沛     2018-5-15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这是)荒谬的……如果学童对历史知识究竟如何形成,历史和证据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历史学家面对有争议或相互抵触的论点时如何作出取舍等都毫无概念,就硬说他们知道什么历史。只会忆述过去的事件,却丝毫不理解建构叙事所涉及困难或什么是评估叙事的标准,其实一点也不”历史”。不理解论述该具备什么才成其为历史叙事,这样的论述,和陈述传说、传播传奇、讲述神话或背诵诗歌并无二致,两者之间简直无从区分。1

前言

以上引述清楚指出,能忆述往事,不见得就是理解历史。理解历史,要求学生知晓历史学家如何建构对过去的认识,在从事历史论述过程中,对有争议的论点作出裁夺。新加坡学校的初中历史教育,强调学习“新加坡故事”是培育“好”公民不可或缺的功课。2历史课程凸显新加坡各个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新加坡政府与领袖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许多课堂上,“新加坡故事”是以唯一对新加坡过去作出客观与据实描述的面貌,来教给学生的。

这样设计初中历史教育课程,主要是为了帮助年轻人懂得铭感政府过去为应付挑战在艰难中作出决策,珍惜政府所制定出来的有效政策。伟大的领袖为应付挑战挺身而出,他们因发挥必要的领导作用受到歌颂,至于领袖们的决定或政策曾引发什么争议,这些决定或政策对特定人群有什么影响,则鲜少被提及。新加坡历史上的某些大事,譬如1950年玛丽亚事故(Maria Hertough Riots)或1964年种族暴动,常被援引作为新加坡必须有强势治理及强大社会凝聚力的告诫与经验教训。学校里教授的新加坡历史课程,于是被用来服务于公民教育的目的帮助年轻人学会如何对待政府,如何克尽公民的本分,什么特定的社会价值最重要,以及作为新加坡人意味着什么。

不幸的是,历史从来就不是什么顺理成章的事。学校里的历史教育,大多略去存在争议的环节(如冷藏行动,它只被简单提及),或轻描淡写其他课题(如内部安全法令的行使方式或社会主义阵线在新加坡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总是试图避开历史学家在解读新加坡的过去时,不免会面对的疑虑与争论。这种态度,无助于学生理解历史的本质,理解历史学家为进行叙事所下的功夫,理解历史经常是为不同目的服务的。在许多方面,学校里教的历史无非神话,没有多少历史含金量。“新加坡故事”是一个创基神话(foundation myth)——一个关于起源、卓越领袖、扭转颓势与克服挑战的故事——它的作用,在提供一个有助于团结国民的共享神话。3

学术的历史,说到底,和神话是不一样的。史学有不同学派,纂史的方法各有不同。无论如何,多数经验历史学家(empirical historians)认为,历史基本离不开学术规范(discipline)。它是赋予过去以意义的一个系统与严格的方法。历史学运用特定的手法(例如对史料进行批判性分析),围绕着关键概念(例如因果、变化与持续)来组织知识,讲究证据而且严格遵照标准。与此大相径庭的是,“新加坡故事”固然可视为对过去的一种论述,但较精准地说那是个“神话历史”(myth history),是出于巩固对国家绝对忠诚的需要而讲述的一个单向度的故事。

在本章中,我们将检视学校的历史课程,对这个故事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上”,不是“理想化的传说或建国神话,而是从新加坡角度出发的客观历史”这种说法(这是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在1997年说的),4进行批判性的检验。学校里的历史,既然是为了铸造共同国民身分与培育好公民而设计的,它就必然要尽量减少学生发展自行诠释与个人观点的机会。把历史知识当成一个要求学生牢记的毫无歧义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活生生充满争议的课题,学生自然也就无从领会历史讲究学术规范的本质了。

单向叙事的神话,提供一个齐整、易于控制的关于过去的记述,却也剥夺了学生或老师对复杂往事进行推敲,及阐释事物的实践机会(这是生活在21世纪的必要技能)。其结果是,学生势必把历史视为国家宣传、不生动、烦闷且毫无实际价值的东西。

历史教育与公民身分

体味与理解历史,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然而不仅如此,历史学习同时也培育能把时事放到历史语境下去理解,利用历史思维进行分析的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s)。分析并理解社会课题、现行政策与当代辩论,离不开历史观点,考虑事态形成的因素,掌握其历史根源与缘由,认识有关课题与特定决策在当时是如何发展及作出的。好的历史教育,可培养出具批判性思维,有能力援引历史作为判断依据的知情公民。

历史性地理解,意味着能够把历史知识与理据,运用在课题上或据以从事关于过去与当下课题的辩论中。它意味着能够实际运用历史思维,譬如用来分析与诠释一组信息来源(含媒体文档、政治漫画、影像记录、照片等)。历史性地理解,也包括对重大与重要事件、人物、课题作批判性的思考,从不同角度进行检验,对过去与当前课题及行动的前因后果作出全盘分析。简而言之,学生可以通过历史性的理解与思维,对他们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作出合理判断。 阅读更多 »

南洋大学评议会之细说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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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8-4-21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0952

回顾历史,不难知道,否定南大学位与成立南洋大学评议会是一个有所计划的政治安排。明显的,否定南大学位是一个设定的饵,为的是要引诱南大当局上钩。南大同意接受审查大学教学水准,正是掉落以学术水准否定南洋大学学位,一个英国人设定的圈套。

历史发展有其一定的轨迹,是有其因必有其果之所以然。南洋大学评议会建议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文凭,是一个必然的政治结果。这一个历史必然性的根本是政治考量,完全与南洋大学的大学教学,办学行政效率等等的实际情况,全然无所关系。

这一个南洋大学历史的真相,可以从南洋大学评议会的历史轨迹,探索求证。

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正式倡议设立一间华人大学。四天之后,1月20日,殖民地大学以有计划开办中文系为理由,反对创办华人大学。仅一个月时间,即1953年2月16日,英殖民部大臣在英国国会答问时说:在现阶段的马来亚政治发展,创办一间华文大学会与殖民地培养马来亚共识的政策背道而驰。

这先后两个意见都是明确的在反对华人办大学。前者试图以设立一个中文系来取代一所完整的华人大学,是以小博大的如意算盘。后者则是期待以堂皇的政治理由来推翻华人办大学的计划。

两个月后,1953年3月24日英国高等教育委员兼马大倡办人,重复马大副校长先前的反对立场,主张先集中力量,将马来亚大学加以充实,之后,再办第二所大学。这说明了反对创办南洋大学,是英国人的一个坚定不移之政治立场。

由于无法获得殖民政府的支持,南大创办人于1953年3月26日,决定根据公司法令注册南洋大学私人有限公司为大学取得法人地位,正式展开办理大学事务。

南洋大学私人有限公司的实际存在,迫使殖民政府就华人大学一事,制定政策指导思想与策略,作为教育部准备实际的行政规划与应对方案。阅读全文»

回顾30年前的一场“文化再生运动”兼记1987年曲阜儒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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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2018-4-20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从集体道德焦虑到“文化再生运动”

新加坡于1965年“挥泪”独立。面对在逆中求存的诸种挑战,包括失业、住房、交通、医药、教育设施等等问题,举国上下,励精图治,努力解决基本问题。在工业化政策下,很快实现初段经济起飞;同时进行都市重建,提供平民化的公共住宅以及基本交通设施,初步满足了国民衣食住行的需求。到了70年代后期,新加坡已经跻身“新兴工业国”之列,平均国民所得在亚洲位居第二,仅次于日本,可算是个小康社会了。

但是由于早期建国历程偏重经济发展,忽视精神和文化建设,在高速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许多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受到冲击,诸种社会问题(如犯罪、嗜毒、色情、离婚等)随之萌现,激起政府当局和社会领袖的反省和忧虑,乃出现了集体道德危机意识。

为了抗拒西方文化(当年称为“西方歪风”)影响,政府自70年代后期开始,推动几项社会运动,包括礼貌运动、敬老运动、讲华语运动等,我统称为“文化重生运动”。这些“运动”都在1979年推出,而且长期进行,并非偶然,而是清楚反映新加坡建国历程从7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1980年代轰轰烈烈推出的“儒家伦理”运动,更是一个引起国际瞩目的特殊案例。

“八月群儒会星洲”

1979年是新加坡教育当局开始筹划整体教育改革的年头,先后提出了《教育报告书》(吴庆瑞)和《道德教育报告书》(王鼎昌),就中小学道德教育做出全面检讨,重新制定道德教育课程。

1982年1月,教育部宣布将在1984年推行“宗教课程”,中三中四学生须就五种宗教课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兴都教以及“世界宗教”)选读一科。一个月后,在总理李光耀的建议下,教育部宣布增加一门“儒家伦理”课程。当年的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说他接到李光耀的建议之后,“苦思两个星期”,最后接受了李氏建议。

儒家伦理虽然只是中学道德教育的一个选项,但是它后来的发展,远远超过课程发展和师资训练。政府当局很快将它推动到全民公民教育和社会运动的层次。以这个“运动”发展之快,可以说是早已蓄势待发,影响不但及于新加坡华族社群,事实上很快扩及全国,甚至引起国际各界的注意。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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