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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政府行政’ Category

工人党余振忠吁王乙康看看自己部门内可以如何更好与民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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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民主频道     2019-12-8
https://democraticsg.wordpress.com/2019/12/08/工人党余振忠吁王乙康看看自己部门内可以如何更好与民沟通/

王乙康讲话。《新报》截图

王乙康讲话。《新报》截图

“一党独大比较好”的教育部长王乙康,日前诡异地发言说,“为了让后代都能继续对国家保持乐观及看到希望,政府必须不断与人民沟通交流,理解他们的顾虑。”

他还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的领袖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治国模式,不仅是为新加坡人服务(working for Singaporeans),也把他们当伙伴一起进行服务工作(working with them)。”

工人党无选区议员余振忠讽刺道,王部长应该看看自己的教育部,可以如何与民众沟通,尤其是当比较有争议性的问题出现时,例如最近的小六会考成绩单事件。

一名小六生,在考试成绩公布当天,被级任老师当全班面讽刺因为母亲未缴交仍拖欠的学费,因此教育部扣留该名学生成绩单。

该学生为马来族,属于新加坡收入普遍偏低的族群。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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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8, 2019 at 3:47 下午

政策急转弯 电板车禁令不应该导致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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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沈电霞    2019-11-18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91118-3388

这次决策过程是政府理亏,但国人如果希望社会继续和谐,千万要记得调整心态,以公平和包容的心胸对待自己同胞,特别是弱势族群。

随着禁令生效,有不少电动车骑士在网上分享遭到行人以不友善态度对待的亲身经历。(联合早报)

电动踏板车风波持续了一两个星期,好像快要进入尾声的迹象,这当然跟政府高官议员勇敢跟民众面对面交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展现谦卑的姿态有关——虽然讲到头政策还是没有修改的余地,电动踏板车用户不免非常失望,不仅仅是那些送餐员,还有很多的用户都是这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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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件事当然不算结束,因为虽然给了几千个送餐员一个谈不上好的选择(让他们换电动脚踏车跑在马路上只会增加更多车祸的危险),这个急转弯政策的意思是准备将行人的风险转移给送餐员吗?

真不明白这怎么能叫做解决问题?!此外,另外九万个其他用户的权益,在这次急转弯中完全没有交代,好像也说不过去吧!

我们都同意人行道上行人的安全很重要,毕竟电板车用户平常很多时候也是行人,但是在拿出真正的解决方案之前就贸贸然一刀切,肯定是不及格的决策态度,所以这件事很难算处理妥善。

有受影响民众直接指出,这是选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我也可以想出比他好的办法

20191118 choose the easiest way.jpg

不过,一个更令人担心的现象是在骑车者和不骑车者(行人)之间,随着忽如其来的禁令,出现明显紧张的局面,包括骑车者被行人瞪视,被针对性地批评,甚至推倒。还有双方因为口角而引发的不快、小冲突。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19, 2019 at 4:57 下午

荒腔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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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9-11-17

韩咏梅说:“处理大是大非的课题,不论它有多棘手,这是领袖该有的‘做对的事’精神,哪怕短期内人们不能接受,至于最终是不是对的,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办法让每个人看清楚,就留给历史去评功过。”——话虽没错,问题是:当权者无论做什么事都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自我感觉良好,那才是万劫不复的沉沦。

人民行动党的修辞更进一步了,以前是说敢于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如今是说要推行“对的政策”;李显龙总理更以此说明自己不会把责任推卸给下一代。当然,“不受欢迎”带有贬义,“对的政策”正能量多了。

2019年11月11日《联合早报》社论说:“电动踏板车从11月5日起禁止在所有人行道上使用,这道突如其来的禁令,影响的不仅是拥有电动踏板车者,也冲击约7000名依赖电板车的送餐员的生计,他们到多名部长和议员的接见选民活动上求助。四天后,政府宣布与业界合作,推出总额700万元津贴的过渡期援助配套,鼓励送餐员将电板车换成其他代步工具。”

其实单这段文字也写得荒腔走板。以前他们把电池驱动的个人代步工具称为PMD,而蓝彬明的禁令也是针对PMD(包括电动脚踏车和电动踏板车),两者都不准在人行道驾驶。莫愁还特地找来《亚洲新闻台》的节目看了视频,证实官方的说法无误,就是不明白为何早报后来一律只称电动踏板车?于是乎近来路上的踏板车都不见了,却还是看到电动脚踏车在送餐,或许就是主流媒体颠三倒四的报道所致,没人愿意花点时间去查个究竟,给点准确的说法。所以社论才会一错到底,称“也冲击约7000名依赖电板车的送餐员的生计”,其实送餐员大多用电动脚踏车,不是电动踏板车。所以“政府宣布与业界合作,推出总额700万元津贴的过渡期援助配套,鼓励送餐员将电板车换成其他代步工具(按:换成脚踏车、电动脚踏车,或是电动轮椅等代步工具(社论结尾))。”——很伟大咩?换成其他就保证不出“板祸”吗?换了之后,过两天部长再禁怎么办?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17, 2019 at 3:50 下午

工人党领袖有多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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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GO Report Analysis    译者:新国志    2019-11-6
https://kueh-lapis.github.io/ahtc-ago-comparison/

工人党领袖应对任何导致公共资金管理不善的行为负责。但是,为什么对待对其他公共资金管理不善的案例却是比较随便呢?为什么公共资金的保管者不关心公共资金管理中的其他失误?……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回答,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些审计问题上针对工人党领袖,是对反对党领袖的不公平对待。

具有重大意义的阿裕尼—后港市镇会案件是针对工人党领袖公共资金管理不善的指控展开的。自2012年以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如此多的关注、精力和金钱,我不禁想知道——相对于总审计署对所有政府机构的审计结果,工人党被指管理不善的规模有多大?

作为一名新加坡人,我希望客观地评估我们纳税人的钱有多少被管理不当,而不管是谁管理不当。

由于总审计署审计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所以我采用了以数据为主的方法,计算了相对于总审计署列出的2012年至2017年所有审计案例,工人党审计失误的规模。(你可以在这里详细了解我的数据收集和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希望将5年的报告(或需几周的时间阅读)总结为一篇5分钟的文章。

(注:所有关于非工人党审计结果的描述都是从总审计署的年度审计报告中逐字逐句提取的。你可以通过查看总审计署的原始报告来验证(我已经为你提供了报告年份和段落编号)。对于与工人党相关的审计结果,它们摘自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的申索陈述书和亚洲新闻台(ChannelNewsAsia)对该问题的报道。)

快速回顾:阿裕尼—后港市镇会案件的要点

针对工人党领袖的指控可分为以下几类:

1. 采购:豁免竞价的理由薄弱。在2012-2013财年,FMSS在没有招标的情况下被任命。在2012-13财年,FMSS共收到660万元。

2. 采购:采购过程中的失误。LST Architects承包了阿裕尼—后港市镇会10个项目,其中有7个项目的价格比Design Metabolists公司的价格要高,但是没有提出合理原因。这导致阿裕尼—后港市镇会额外承付总计280万元。

3. 关联方交易中的失误。据称,工人党领袖建立了一个有缺陷的治理体系,为向FMSS支付不当款项提供了便利。在这3,370万元中,2012-2013财年支付给FMSS 660万元(没有招标),2013-2015财年支付给FMSS 2,710万元(FMSS作为唯一投标的供应商中标)。

在接下来的2个部分中,我将就工人党的失误和总审计署所有政府机构的审计结果,在这3个类别,做一个“苹果对苹果”的比较。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10, 2019 at 11:00 下午

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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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9-10-27

今天新加坡华人有71%在家用英语交谈,这个结果是行动党有心造成,因为他们希望拉惹勒南的单语国族早日实现。否则“讲华语运动”搞了40年,越搞越倒退,有可能吗?这障眼法好好用,父传子之后,要子传孙吧。

人一生当中难免会遇上“事与愿违”的状况,原因主要有两个:1、主观努力不够,结局不如想象;2、形势比人强,不敌外在力量,兵败如山倒。然而,“事与愿违”落到政治操弄(spin)手里,却可以拿来卸责,甚至还可以让人觉得威权政治这回变得可爱和容易亲近。

大选接近了,忽然公家/政联机构“亏钱”的消息多了起来。2019年10月24日,报纸说:“建屋局的2018/19财政年常年报告显示,经盈余抵消,上财年的净赤字达19亿8600万元,比前一个财年的17亿1700万元高出15.7%。由于组屋以低于成本价售予国人,加上政府为屋主提供购屋津贴,并拨款翻新,因此建屋局的财务状况向来呈净亏损。”许文远最近说“为了提升地铁的可靠性,地铁营运业者和政府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首先,为了提高地铁效率,地铁营运业者必须提高他们的营运和维修品质:2016年至2017年间,运行整个地铁系统的总支出增加了2亿7000万元。由于乘客所支付的车资并不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各地铁公司其实都在亏本经营。其中,SMRT亏损了8600万元,新捷运(SBS)的地铁部门也亏损了数千万元。政府预计将在接下来5年提供45亿元的津贴,平均一年津贴近10亿元,而这还不包括政府未来建造新地铁线相关土木基础设施所准备砸下的250亿元。”

过去政府教育我们:公共服务部门要能够赚钱才能“永续经营”;所以起价是常态,使用者付费是必然。可是面对选票压力下,他们突然“事与愿违”起来,是不是让大爷您出了一口鸟气? 阅读更多 »

个人代步工具 P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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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9-9-27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9/09/pmd.html

马路如虎口,大家都能理解。行人道也成为虎口,这是安分守己的行人的困境。行人的生命最脆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对于PMD政策,交通部长许文远表示,政府允许骑士使用个人代步工具,完成最后一里路。这最后一里路,是否有夸大之嫌,成为顺理成章的托词,结果将短短的路程建筑在广大民众的安全隐患上?

伍碧红当国会议员时,在淡滨尼“成功试验”行人与脚踏车共用行人道,2010年荣升为新加坡第一个步行与脚踏车市镇。从此以后,在区内走动必须身手敏捷,左闪右避,在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却仍要战战兢兢。

试验成功的市镇为日后的人车(个人代步工具:踩踏式滑板,电动滑板车,电动踏板车,电动独轮车,电单车)共用行人道合法化铺路。

出席“block party”时,我跟伍碧红交流看法,发现她言不由衷,未几便借机开溜了。只能想象她“主动”提出在淡滨尼试验人车共用行人道,并向国会汇报试验成功,所说的未必是心里话。

在共用行人道条例未合法化的时候,尤其是组屋区的行人道,对行人而言已经危机处处,合法化之后PMD(个人代步工具)横行,频频制造意外,行人必须时时刻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在安全的行人道上一点都不安全。

当公民缺乏道德的时候

我相信一般民众都有公民良知,会负责任地使用个人代步工具。但也有一般民众缺乏公民道德意识,自认合法而无视他人安全。

我们的公路无法负荷那些不需要熟悉公路安全准则和考驾照,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个人代步工具使用者,我们的行人道同样无法负荷这些藐视行人安全的使用者。

行人无辜受害,有冤无处诉,只好由议员代言。今年8月的国会,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发表部长声明,表示政府不打算禁用PMD,因为PMD提供廉价方便又环保的出行选择,不过政府会“确保”PMD使用者能够负起安全使用的责任。

无桩共享脚车横行霸道的时候,让人觉得有关当局对这些颠覆人身安全的运作模式反应迟钝,束手无策。这些共享脚车在组屋区逐渐销声匿迹,不是因为有良好的对策,而是公司的负责人赚了一笔之后,宣布公司破产而结束营业。取而代之,大行其道的PMD价格廉宜,销售量大,经济低迷的时候,可以让一些商家喘一口气。至于对行人的安全,就跟共享脚车的情形一样,有关当局没有对策良方,从将近10年前推行人车共道以来,都没有办法确保安全过。

PMD量大,而且神出鬼没,使行人越来越紧张。当安全不再安全的时候,要多少人受到惊吓,受伤和死亡来满足一些人“最后500米”,“最后1公里”之类的代步理由,满足一些官员议员所说的经济效益?走一段路难道不好吗?阅读全文»

外包 (Out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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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9-8-2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9/08/outsourcing.html

照顾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是政府的责任,外包不论得当与不当,都会对民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许三十年前颠覆国际的“核心竞争力理论”有必要调整,譬如增加第五项“社会责任与良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昌伟的〈把公共服务与管理外包的迷思〉发表于《怡和世纪》第38期2019年1月,文中提到:“记得二十几年前刚上大学时,正值政府开始把一些公共服务私营化,并打出“全民拥股”的口号,让国民拥有新电信的股票。当时在上一门经济学的课,教授首先问一个问题:政府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教授列出好几个可能性,包括通过私营化增加效率等等。在和学生经过一番讨论后,教授又通过各种数据推翻这些假设。最后教授得出的结论是,让全民拥股,人民和政府就形成一命运共同体,到了大选的时刻,人民在打算投反对票的时候,就会更为谨慎。”

纵观这些年来的社会变化与政策U转,公共交通外包对民生的影响最大。选票是双面刃,一方面可以通过“人民和政府命运共同体”来争取选票,另一方面也可以因共同体正在沉没中而流失选票。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最终不得不重新接管沉沦中的公交,动用公众资源来提升公交的可靠性,结果确实看到情况在改善中,地铁南北线追上台北与香港的水平。

公共服务外包

公共服务从开始崇尚外包(outsource)到进入高峰期的时代,我都在公共机构工作。直到炒老板鱿鱼时,参与过外包项目,领导过外包项目,也到一些企业公司考察后取消拟议中的外包,对“私营化”的内部考量有些认识。细节属于“商业机密”,但谈谈大方向应该是没有碰触到底线的。

谈到公共服务外包,就不能不回溯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个流动通讯冒起的年代,Disruptive Technology和 Disruptive Innovation是惯用的江湖术语,中文可译为颠覆性技术,颠覆性创新或者破坏性创新。Harvard Business Review常发表哈佛学者的“引导世界潮流”的文章,通过成功的个例来推动颠覆性的工商管理模式革新。新加坡的高官大多会到哈佛取经,浸濡于世界顶尖的商业脑袋几个月。

那个时候正是“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 global citizen)冒起的年代,人才的流动性特别大,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四海为家处处家。人才对家国的观念模糊,金钱回报往往成为人生的首要考量,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硅谷(Silicon Valley)是其中一个做发财梦的例子。在那个全世界掀起移民狂潮的时代,企业往往面对人手不足的困境,随之而起的自然是“留住人才”(talent retention)的一大套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以本地来说,整个市场都缺人手,政府部门首当其冲。追究其因,虽然部长的薪金跟最高薪人士挂钩,但薪金模式并没有贯彻到下层,造成行内“贫富悬殊”的局面。公共部门行政工作繁琐,员工的薪金架构比不上跨国企业,调整的步伐过慢,不像现在高薪加花红,令许多私人企业员工眼红。

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哈佛模式可谓及时雨,理论上将公共部门的工作外包,便可以腾出人手(free up resources)来思考为国人开创新机会,做些高增值的事情。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2, 2019 at 3:0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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