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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政治制度’ Category

第四代领导层须学习的重要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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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谦竹    2018-5-2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80502-1425

如果行动党还没有忘记“分水岭大选”的教训,那就是今天的从政者必须态度谦卑。这是争取建立与民众互信的基本第一步。但是更重要的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行动党不可能再证明且说服新加坡人它拥有所有的答案,而且绝对正确。这就意味着它必须真诚地希望集思广益,征求民间的智慧。要做到这点,它首先就必须改正自己对待忠言逆耳的态度;而且还要学习进一步鼓励辩论,甚至异议。

被官方贴上“修正主义历史学”标签的民间历史学者覃炳鑫利用听证会的机会,在陈情书公开指控人民行动党才是制造假新闻的最大元凶。(Gov.sg视频截图)

第四代领导层须学习的重要一课,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异议。建国时期那种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无情打击的做法,已经不适用于这个时代了。

最近较引人瞩目的例子,当然是国会召开的关于“假新闻、假信息”的公开听证会。内政部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同被官方贴上“修正主义历史学”标签的民间历史学者覃炳鑫的六小时激烈交锋。就这六小时的交锋本身,舆论的批评主要是它偏离了听证会的主题,当然也有对尚穆根咄咄逼人的态度表达不满的声音。

从新闻到历史,尚穆根与覃炳鑫激辩六小时。(联合早报)

持平而论,是覃炳鑫首先挑起这起“事件”的。

他利用听证会的机会,在陈情书公开指控行动党才是制造假新闻的最大元凶,所以不可能不准备面对行动党当局的强势回应;否则就等于坐实了他对行动党的指控。

同时,覃炳鑫在听证会上也被迫承认,他并没有研究包括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要员所撰写的回忆录等历史资料。这对于他的学术专业性当然是个硬伤,也暴露出他或许因为介入社会运动太深,而失去了作为学者应有的距离感和冷静。

但是,尚穆根没有掌握好分寸的对他严加拷问,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气势,在镜头前其实也不怎么讨好。而很不幸的,讨好在现代大众民主是个必要之恶。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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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库转型指数报告书 东南亚政缓经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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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志/编译:Yun-Ling Ko     2018-4-25
https://aseanplusjournal.com/2018/04/25/aseannews20180425/

新加坡总统府(Photo Credit: HargaiNyawa @Flickr CC BY-ND 2.0)

德国智库贝图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近期发布了2018全球转型指数(Transformation Index),针对129个国家的民主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进行评比。

自2003年起,贝图斯曼基金会每两年一次出版转型指数报告,邀请各地专家依照一国的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政府治理三大范围的指标评分制订。2018年发布的报告及是自2015年至2017年间的发展作出评估,此次报告中,转型最成功的前三名分别为捷克、爱沙尼亚、台湾。

根据该报告,东南亚国家的转型情况中,新加坡因为经济转型仍名列前茅,整体排名仍为东协第一,不过新国政治转型上近年增加不少障碍。菲律宾与印尼则在东协排二、三名,而缅甸虽整体转型排在最后,但政经发展上有所进步,整体排名比前次报告上升七名。综观东协十国,政治转型相对于经济转型缓慢,呈现“政缓经快”的发展趋势。

东南亚国家的转型指数

整体排名
国家 政治转型
经济转型
政府治理
24 新加坡 69 6 30
38 菲律宾 50 33 69
45 印尼 43 51 48
53 马来西亚 78 22 54
87 泰国 110 43 95
94 越南 108 69 78
103 柬埔寨 103 96 113
106 寮国 118 86 95
111 缅甸 104 114 92


新加坡:威权倾向有所回升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自2015年李光耀逝世后的第一次大选中大获全胜以来,威权倾向有所回升。例如在2016年五月举行武吉巴督选区补选时,警察曾针对两名人士涉嫌违反“冷静日”规范进行审问。冷静日(Cooling-off Day)为选举投票日前一天,政府禁止所有政治宣传活动。警察针对两名人士在其社交软体上的贴文进行审问,分别是经营政治部落格的Roy Ngerng和政治异议者Teo Soh Lung,这是第一次有违反冷静日规定针对个人的审讯。两位皆表示,问讯时警察并未持有搜索令就前往他的住处,拿走他的笔电与硬碟、记忆卡、手机等,并历经长时间的审讯。新加坡选举局的声明则表示,自2011年规范实施以来,其实在选举中有多次违法行为,过去几起违规多是无心,所以以警告方式处理,然而这次属于严重违规,例如The Independent Singapore网站持续发布与选举有关文章,才下令警察进行调查;而为了调查需要,必须检查电子装置来查看违规者的贴文。很巧的是,这些违规网站与个人的贴文都是支持新加坡民主党候选人徐顺全(Chee Soon Juan)。 阅读更多 »

听殷阿姨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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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8-4-22

所以说“全球遴选”根本是谎言一句,你这个“老人会所”不收“老人”收谁?“同属军人背景纯属巧合”更是睁眼说瞎话;许文远都公开赞扬过港铁和台北捷运,为什么不去那里猎人头(以郭木财的薪金为基准,恐怕大家挤破头都要来),却去找个管理经验等于〇的丘八?呸……

上个星期官媒上出现的假新闻要数这两则:《佘文民谈SMRT新总裁:梁建鸿具领导才能且有心服务》和《新总裁同属军人背景郭木财:纯属巧合》。SMRT主席佘文民说:“经过全球搜寻及严格的遴选过程,我们决定把公司总裁的工作,交给一个具备很强领导能力、又很有心服务SMRT和乘客的新加坡人。”结果《红蚂蚁》的卢凌之搞了张《道听图说》,题目是《“全球”找总裁,结果是这样……》,正所谓“不比不知道,比了吓一跳”。而这边厢郭木财则辟谣说:新总裁同属军人背景纯属巧合——为什么一个路人皆知的事实,他们要假装“纯属巧合”呢?

主流媒体也摆出一副很不解的姿态,到底是做给读者看,还是给上头看的呢?这里就让殷阿姨说个故事给大家听。

话说武装部队奖学金得主,有一种叫做双轨制的职业规划。也就是说在他们军人生涯的下半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武装部队,过去行政部门服务,以适应不同的工作环境。比如最新的准SMRT总裁梁建鸿原本在军中担任三军总长,于2013年退伍任教育部常秘,之后转任国防部常秘,再来才是SMRT的总裁。

最早的三军总长朱维良中将,命没那么好,混了几年外交官的生涯,最后才当上公积金局副主席,油水当然没那么滋润。

那之后几任的三军总长/海陆空总长的足迹,就可以看出这种“犒赏”传统的延续。主要是这些军事高官知道的机密忒多,要他们从最高位置退下来,若不是“老有所养”薪水越来越多的话,恐怕会起贰心转投敌营,对执政者是不利的。所以一些国营大机构就成了这类的“老人会所”。他们的去向主要是两种:一等的转向政治,出来当部长高官(如陈振声、黄志明);二等的转向企业,做很少事拿很高薪。比如去海皇、新传媒、报业控股、SMRT等。 阅读更多 »

毕丹星当选工人党秘书长 下届大选能否守住集选区是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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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千里     2018-4-9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80409-1363

毕丹星从政好几年,相信有不少政治体会,但上任之初,最应该明白的一点是:行动党半个世纪的执政还没有严重的车毁人亡现象发生,一些领域甚至还是不错的。工人党如果仅仅继续守着“叫醒瞌睡的司机”这个工作清单,很快会被电子闹钟淘汰的。到那时候,行动党在国际上被诟病的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还是没有人来督促啊。

毕丹星(右二)如预期当选接任刘程强(左一)出任工人党秘书长,林瑞莲(右一)也连任工人党主席一职。(海峡时报)

毕丹星一如预期当选工人党秘书长,被一些人视为重大的政治事件。

咳咳,在眼前来说当然是重要的,不过这件事在新加坡历史上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工人党在他领导下能不能突破很多困境,最近的一个挑战就是在两三年后的大选中保住阿裕尼集选区和后港区议席,如果选战结果是失去集选区,那不仅代表他个人的失败,连带工人党的前途也将非常不乐观。

想当年,刘程强领军打下阿裕尼集选区,当然是一个历史分水岭,然而七年过去,工人党不仅在理念和号召力方面完全失去2011年之后几场补选过关斩将的气势,反倒陷入市镇会财务风波的被动中。这几年,执政党连连出招,步步进逼,反对党的空间越来越小,作为战斗经验最充足、资源最丰富的反对党,工人党在选民支持度方面,似乎不进反退,为什么?

“刘程强路线”太保守?

刘程强(左)拿着写满工人党员祝语的感谢卡,与新任秘书长毕丹星合照。(海峡时报)

一些人士认为,长期以来,刘程强对内对外的保守路线在近些年越来越面对新进干部和支持者的质疑,在人才选用上越来越重视高学历与专业,这点甚至在2015年大选引发部分选民质问是与行动党看齐。内部也有消息指出,工人党中央过去限制党员,至少是议员,对外发言的自由,引起某种不满,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某种程度的一言堂。此外,刘程强领导下的工人党对于攸关反对党政治兴衰的课题和事件,例如言论自由、网络空间、司法独立之类,似乎关注不大,反应不多。

三年前的大选前夕,刘程强提出“掌握民权,把握未来”的口号,然而民权这样的概念,如果不是长期的谈论,叫新加坡选民如何能够明白它比面包更值得珍惜?工人党长期以来失去诸多对选民的机会教育,令人不敢置信它对这些理念有真诚的信仰。

如果工人党不相信这些理念价值,并且准备付出代价加以捍卫,那么人民选择工人党的理由是什么?它的管理能力超强?它比行动党更清廉?或者就只是“赌烂”行动党?是这样吗?这是刘程强时代的工人党令笔者感到不安的地方。

毕丹星无挑战下当选可喜还是可悲?

新领袖上台本来是值得庆贺的事,然而毕丹星在没有挑战甚至陈硕茂也说让贤的情况下“当选”,难免是一件有瑕疵的事。就在去年,当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很多人对哈莉玛在保留名额的情况下出任总统,表示不满意。此番毕丹星没有对手,当然很可能说明他在工人党内众望所归。令人担心的是,如果这番局面是源于对该党内同志“不分种族宗教团结一致”的信念有所怀疑,因而刻意安排,就不免可悲了。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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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团结的反对党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9, 2018 at 2:45 下午

新加坡最大反对党,我也有第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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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振义    2018-4-8
https://mp.weixin.qq.com/s/o1Vtg9wjG85ybbFRXSXrGw

工人党是新加坡主要反对党之一,是目前唯一在国会里有选区议员议席的反对党。

与新加坡大多数政党一样,工人党党魁是秘书长。自1957年11月成立以来,工人党经历过三任秘书长,第三任是刘程强(任期:2001-2018)。第一任是马绍尔(David Marshal,任期:1957-1972),第二任是惹耶勒南(Joshua Benjamin Jeyaretnam,简称JBJ,任期1972-2001)。刚当选秘书长的毕丹星是第四任。

刘程强是华校背景。他中学毕业于中正中学,后进入南洋大学。由于南洋大学关闭(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今天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刘程强于1981年毕业于国大中文系,获得荣誉学位。毕业后担任几年华文教师,因不认同教育政策而辞职,后下海经商。

刘程强1982年加入工人党,后来成为组织秘书。1988年首次参加大选,以42.2%得票率落败。1991年,刘程强以工人党副秘书长(副党魁)身份参加大选,赢得后港国会议席。此后,1997、2001、2006、2011、2015几届大选连续胜利,并于2011年大选第一次为反对党赢得集选区国会席位,震惊岛国。

刘程强吊唁用的挽幅

刘程强三十年多来参政,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很接地气。首先表现在竞选期间,他极其流利的潮州话政治演说打动了后港一带选民,后港本来就是潮州人聚居较多的地区。他虽然华校出身,浸濡政界卅年,英语虽然有较重潮州口音,但已经十分流利,无论在国会里与执政党部长或议员针锋相对,或是接受电视采访,毫无问题,而且思路清晰,反应很快。

刘程强接地气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他选区内只要有居民到市镇理事会去租用组屋底层空间办红白事,他一定亲自到场吊唁或祝贺,如果是吊唁,必定送上挽幅。此举十分亲民,肯定拉近了他和选民的距离。据说后来执政党的一些议员也沿用了。

刘程强刚出道时,辩论风格十分激烈,媒体赠予“潮州怒汉”封号。但,刘程强是明白人。在他之前,工人党在JBJ治下,屡屡陷入官司,主要是因为JBJ经常对总理、部长们发表没有根据的指责,在对方要求道歉并撤回不实言论之后,JBJ加以拒绝,因此被告。被告之后肯定败诉。刘程强不用这类激进手段,而是深耕基层,因此,一路稳扎稳打。工人党在刘程强十七八年治下,应该没有出过诽谤案。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9, 2018 at 1:26 下午

莫怪社媒,垄断国家权力才是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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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华彪     译者:万章     2018-4-2
https://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418071
英文原文: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8/03/30/facing-up-to-the-ills-of-a-captured-state-not-the-social-media/

在过去六十年里,庞大数据被用来进行对选区边界的变更,从而破坏原本就脆弱的反对党做出的任何努力。有了政治控制的所有强大工具,还有被牵着鼻子走的媒体的唯命是从,目前根本就不需要利用如剑桥分析的服务。整个国家机关就如一个出类拔萃的剑桥分析。

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了题为《面对社交媒体的弊端》的社论。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例子。

当剑桥分析及其相关的公司攫取了数百万脸书用户个人资料的消息传开时,西方人感到被侵犯与愤怒。据报道,这些资料被利用来影响美国、英国和其他地区重要选举的结果。

这种愤慨不仅仅是因为个人资料被滥用来赚取利润。脸书出现前的几十年里,我们银行户口的详细资料已经被出卖给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来评定我们的财务信用。没人因此皱起眉头。同样的,公众也不会提出道德上的反对,我们甚至还同意让未来雇主从警方资料库中查询我们是否有犯罪前科。很少有人提出反对,即使有的话,通常也只是针对准确性,或因事过境迁而变成无关痛痒。人们默许这些违反隐私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是必要的。一旦发生差错时,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透明度和补救的程序可以遵循。

那么这一回是出了什么问题呢?脸书攫取我们的个人品味、生活方式和政治倾向的信息,是为了预测我们的投票意向吗?在脸书和剑桥分析攫取庞大数据之前,成熟的民主国家的政党是挨家挨户,以及在投票站外收集选民投选习性的数据。这些数据被仔细的收集起来以备下次选举中使用。至今政党仍然采用这种做法,这些数据也同样地被输入强大的电脑来辅助针对性的拉票活动。

这些担忧其实同脸书用户资料被商业机构利用无关。所有脸书的用户都被视为已经同意让脸书与第三方将他们的资料作为商业用途。从英国信息专员公署(ICO)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是剑桥分析是否“非法攫取了数百万脸书用户的资料,并在政治活动期间用它来分析和瞄准选民”。因此,高等法庭颁发了搜查令,剑桥分析的办公室被高调搜索,公司也接受调查。要构成非法罪,数据的转手和使用必须是在没有得到用户的同意下进行,并且超出了允许使用的范围。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8, 2018 at 4:59 下午

暗流汹涌——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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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河(资深文史工作者)     2018-3-29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是骑在老虎背上共党分子作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

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陈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19548月合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群众运动中来。

1952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助建立人民行动党。个人对这种说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回忆录,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共产党员。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色。5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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