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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政治自由’ Category

走访熟食中心派口罩被抨违规 谢世儒:我是去教小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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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李国豪     2020-4-14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00414-3902

有一位网民批评谢世儒还在强词夺理,并质问当学校都已全数进行居家学习,后者凭什么可以在公开场合进行“教育”。他也质疑蔡瑞隆既非谢世儒的直系亲属,两人也不住在一起,为何两人能够一起出现在同一场合?当局应该杀鸡儆猴,针对谢世儒和随行人员开出罚单。

谢世儒(作揖者)因在阻断措施期间走访基层而备受批评。(联合早报)

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自上周二(7日)在本地实施以来,公众遵守的程度仍有改善的空间。这也让我国总理李显龙周末亲上火线,再度录制视频语重心长地劝请国人务必充分合作:

莫乱跑,感染病毒不得了!

留在家,国人都会赞你好!

正因如此,当人民行动党的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谢世儒医生星期日(12日)走访选区熟食中心的新闻与照片出街后,很快就在本地舆论圈燃起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争议。

综合《联合晚报》和《联合早报》报道,谢世儒当天早上走访了位于红山1巷的亚历山大村熟食中心,向当地小贩分发由全国商联会提供的可重复使用口罩。

令人玩味的是,陪同谢世儒走访的还有行动党的”新面孔”蔡瑞隆上校。

据报道,在丹戎巴葛集选区的摩绵—金禧区基层服务的蔡瑞隆近来在女皇镇积极走动,是行动党下届大选的潜在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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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世儒(中)在蔡瑞隆(左)陪同下向亚历山大村熟食中心的小贩派发口罩。(联合早报)

此外,根据谢世儒自己在星期日发布的面簿贴文,他声称自己前往亚历山大村只是为了派发可重复使用口罩给当地小贩,并“了解一下他们在阻断措施实施的第一周过得如何”。

他强调,自己是“快去快回”(quick trip)。

不过显然仓促间他还是“抽空”与当地小贩进行了合照,因为贴文同时也附上了四张他和当地小贩“尝试站在一米外”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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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世儒在面簿上载了四张和当地小贩的合照。(谢世儒面簿)

反对党人与网民质疑谢世儒为何没被罚款

国人因阻断措施而被要求如非必要千万不要出门之际,作为医生,同时也是政府国会卫生委员会主席的谢世儒形同“母鸡带小鸡”走访熟食中心的举动,很快掀起千层浪。

曾在2015年大选代表工人党上阵盛港西单选区议席的许俊荣率先发炮,在面簿贴文炮轰谢世儒此举形同触犯阻断措施条例:

陪同他的,还有所谓的新脸孔。若是他人也像他这样不是因为要购买食品而是走访小贩,也会没事吗?为什么他没有当场被罚300元?

 

本地许多网民也纷纷质疑谢世儒在非常时期走访基层的举动是否恰当:

李总理说如果你迫不得已必须出外购买食物或必需品,那就务必佩戴口罩并和其他人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到处徘徊。事情办完就赶快回家。难道一个议员走访选区,四处走动派口罩、聊天、解释政府政策和经济援助计划就可以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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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网民则强调政府的阻断措施条例不应该有双重标准:

这是双重标准吧?难道你就可以违反政府条例,逃过惩罚吗?这(走访基层)是必要的吗?我想小贩应该有办法从居委会和联络所拿到他们的口罩。你现在是藉机带着下届大选新人进行竞选活动。

重点是你还有心情拍照放上网……更糟糕的是媒体记者也在那里采访,你显然事先就计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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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该走访基层的时候。除非你要出外购买食物,否则请留在家里,作一个好榜样。你不该凌驾于法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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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不接受谢世儒“不是走访”的说法

面对舆论的强烈抨击,谢世儒昨日回应《海峡时报》询问时解释,自己当天的行程不算走访。

我们不是在走访,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呼吁小贩在工作时佩戴口罩,这比较像是教育行程。

根据他的说法,当时随同他前往亚历山大村熟食中心“教育”小贩佩戴口罩的随行人员不超过五人。

至于行动党新人蔡瑞隆为何也在现场,谢世儒解释说,前者本来就是当地集选区的活跃志工,出现在那里与选举无关。

他在很多地区都有帮忙,实际上他一直以来都有为我们的分配食物计划出力。

随着风波愈演愈烈,行动党昨晚(13日)在官方面簿宣布,该党在阻断措施期间的所有基层联系活动,例如走访巴刹、家访和接见选民活动都将暂时喊停。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4, 2020 at 5:59 下午

全球自由度报告 新加坡被列为部份自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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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志    2020-3-8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3月4日发布2020年全球自由度调查报告,新加坡被列为“部份自由”国家。

这份星期三出炉的年度报告说,全球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连续14年恶化,民主与多边主义遭受严重打击,种族、宗教及少数族裔群体首当其冲地遭受打压,并点名批评中国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自由之家这份报告调查了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新加坡在“政治权利”得19分,“公民自由”31分,总分50分,比去年少一分。

亚洲地区,排名最高的是日本,以96分名列自由国家;台湾得93分居此次,同样名列自由国家。亚洲其他较高分的有韩国83分、蒙古84分。

马来西亚以52分列入“部分自由”国家。香港同样列入“部分自由”,因去年爆发“反修例”事件引发激烈抗议,评分较去年减少4分,总分55分。

“自由之家”年度报告世界各国和地区自由度地图。绿色表示自由度最高,青色表示自由度最低。(自由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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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8, 2020 at 4:34 下午

人民行动党的统治 就是要消除一切公民声音及自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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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     2020-3-5
https://democraticsg.wordpress.com/2020/03/05/人民行动党的统治 就是要消除一切公民声音及自发力量

新加坡——一个集权到了极点的国度。一切公民声音、自发力量,都要依附于他李家王朝严密管控底下,连喘息的空间都没有。

在新加坡非常罕见的“公民示威”活动,于地铁列车中集体举起《1987》(新加坡用内安法集体逮捕天主教“马克思主义”份子年份)书本“阅读”。

人民行动党统治了新加坡超过50余年,这些年来,它不断地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压制人民的声音,以稳固自己的权位,让其不受半点惊风动摇。

除了用严刑峻法(包括煽动法、内安法、种族宗教和谐法、假新闻法等),及各种恐吓、吓唬手段(包括新加坡人一直心里存在的“我说真话,或政府坏话,就会被盯上”或“我投反对票就会失去工作”等)来让新加坡人民对其言听计从,除了这种对部分“恶劣份子”施的“苦药”之外,它也对大部分“乖巧份子”施以“甜头”,以诱使他们不越矩,例如公务员高薪、偶尔来之的各种补贴,甚至假言论自由的“粉红点”、“气候变化集会”等等,让年轻首投族以为:“我生活在一个多么自由的空间啊!”

但是,只要你越雷池一步(很多人还抱着“我为什么要跨越雷池?”的思想空间)而涉及政治,或与政治只要有半点干系的社会议题、宗教、思想议题、教育政策议题等,你就有“被盯上”的恐惧感了。

这种害怕公民起义,甚至只是一点声音都不行的恐惧,是怎么来的呢?要知道,早在1963年,行动党政府就以“反共”的名义,集体逮捕了大量从行动党自己党团分离出来的较“左倾”(实际上,也不很左,只是比较相信人民福利与权利而已)的社阵党员。但你会说:这些是政治人物,直接挑战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嘛,普通人做普通的社会运动,应该不要紧吧? 阅读更多 »

实行威权式法治的新加坡,如何建构自身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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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梦龙    2019-10-29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64692.html

《威权式法治》这本书指出,新加坡缔造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威权式法治。作者展示了作为法治以及自由民主之基石的制度和程序,是通过何种方式成为了制约异己、保护当政者的工具,但同时又无损于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正当性。本书颠覆了在法律和政治领域的一些传统见解,它所展示的法律、权力、正当性的配置形式,可能对全球治理理论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以下是这本书第一章的节选。

第一章  法律、非自由主义和新加坡(节选)

2007年10月,来自120多个国家的4000名律师齐聚新加坡,参加国际律师协会的年会。选择将新加坡作为集会地点是有争议的,一些协会成员和新加坡持不同政见者抗议道:国际律师协会选择在新加坡召开年会,将赋予一个系统性违反法治的政权一定的正当性。在新加坡设施先进、空调舒适的会场中,会议将这些争议以及其他事项播送了出去。

在会议开幕式上,新加坡的政界元老李光耀做了主旨发言。在发言后的问答环节,李光耀被要求解释新加坡备受质疑的法治立场。针对这一诘问,李光耀拿出了一堆评估表,展示了新加坡高排名的法治及治理指数,以证明新加坡存在法治。据新闻报道,国际律师协会的成员听着听着突然哄堂大笑。

这阵笑声当然意味深长:可能是钦佩这名在位31年的总理所做的精心准备,也可能是质疑他极度简化了法治的内容,将法治从一种实质性理念简化成了一些排名表和量化表。笑声和内在于其中的意味,指向了一个新加坡式悖论:一个从各方面削弱“法治”之自由的政权,却成功地被称颂为一个法治政府。

新加坡政府如何策略性地运用法律,是本书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具体而言,我研究了立法文本和公共话语通过哪些方式重构了“法律”的含义。我旨在发掘那些经常沉潜在新加坡法律之中的政府管理和政治角力。为此,还需要探究一个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新加坡官方一边自称为威斯敏斯特式民主(Westminster model democracy)政府,一边却有条不紊地通过立法削减了各项权利,那么它又是如何建构起自身的正当性的?

本书以法学社会学的已有研究为基础,这些研究“将法律视为一个话语系统。它通过创设一些赋予社会生活以特定意义的分类,来形塑人们的观念……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并不是一个位于社会生活之上、之外或远离社会生活的实体”。第二章详述了本书的研究方法。简要地说,通过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这个视角,我审视了立法话语和政府话语。我揭示了各种“法治”观念和政府正当性在新加坡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我还认为,尽管政府声称遵循自由主义“法治”或“法的统治”(rule of law),但它所信奉的工具式法条主义更适合被称为“法制”或“以法统治”(rule by law)。

我将这两种“法律”模式分别简称为“法治”和“法制”。概言之,“法治”意味着在内容和制度安排上,“法律”都不容许“存在专断的权力,并排除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制”意味着在内容和制度实施上,“法律”都易受权力的影响,以至于“法律”上的权利以及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都被削减了。稍后,我将在本章中进一步说明我对这些术语的用法,以及围绕“法治”的一些争论。我还要说明的是,为了与社会学的研究惯例保持一致,我用引号标记了一些术语,例如“法律”“国家”“种族”以及其他相关概念。在我的问题意识中,这些术语的含义均是由社会生活建构起来的。

为什么要研究新加坡

新加坡令人困惑的成就体现在以下方面:政府对市场、政治和法律的干预如此之深,以至于新加坡政府无处不在、宪政程序实际上被架空,但新加坡政府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正当性仍然得到了维系。2007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授予李光耀名誉博士学位之时,一名抗议者在标语牌上写道:“下一位会是谁?独裁者穆加贝?”这一挑衅提出了下述问题:如果一个政权确保并维持了经济的普遍繁荣,但同时它也大规模镇压政治对手,并在制度上禁止媒体、法院和民间社会的独立自治,这是否事关重大?就业状况、基础设施和社会秩序的提升,是否可以弥补强权政治的缺陷?也就是说,在令大多数人感到满意的前提下,政府是否可以对少数人施加政治暴力?对相关难题或规范性困境的描述,首先需要对新加坡的法律体系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这一法律体系已成为其他国家的模仿对象。除了某些国家——例如越南——外,还有一些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一直称赞新加坡的法律体系。总之,尽管只是一个720平方千米的小岛,仅有约508万人口,但新加坡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它得到了一些实力型国家的赞赏,后者正尝试引进、复制新加坡的法律模式。 阅读更多 »

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政治:星国政府如何防堵“境外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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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洸铭    2020-1-16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35/4289327

新加坡常称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活力与脆弱兼存,在建立国族认同上小心翼翼,相关讨论也容易迅速上升到保卫国家的层面。面对境外影响时,新加坡政府的直接反应不是选择完善公民参与机制,反而是更积极防堵限制。

新加坡对于外国干预的防堵能力,部分来自于对媒体的严格管控。图/欧新社

新加坡对于外国干预的防堵能力,部分来自于对媒体的严格管控。图/欧新社

在台湾刚三读通过的《反渗透法》中,人们大多对于内容模糊与施行规则不明颇有争议,或许因为当时适逢选举,很多事变得难以说明白。不少人提及类似《反渗透法》的法律,在其他民主国家如美国和澳洲等早已施行,是全球防范境外势力渗透影响民主宪政的必然反应。

2019年初,台湾学者在美国华府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提及,中国正以强化新加坡华人的中国认同,以提升其在该国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特别提及新加坡对于外国干预的防堵能力,部分来自于对媒体的严格管控。

被政府点名的两个网路媒体

新加坡内政部长尚穆根(K Shanmugam)在去年(2019)9月的一场专题演讲中,直接点名了《网路公民》(The Online Citizen) 和《新叙事》(New Naratif) 两家新加坡网路媒体。尚穆根批评前者招募外籍人士撰写评论新加坡的文章,后者则涉及收取外国资金。

《网路公民》成立于2006年,由于主要评论新加坡政治,长期以来与新加坡政府在官司上纠缠。去年一篇涉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文章被控上法庭,其作者正是马来西亚人。

《新叙事》主要讨论东南亚区域文史与政治,共同创办人韩俐颖(Kirsten Han)事后说明该公司所收取的外国资金,皆来自合法管道。《新叙事》的资金来源之一,还包括索罗斯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1

新加坡内政部长尚穆根(右)直接点名两家新加坡网路平台。图为尚穆根与公民对话。图...

新加坡内政部长尚穆根(右)直接点名两家新加坡网路平台。图为尚穆根与公民对话。图/路透社

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政治

随后,尚穆根进一步在去年11月4日的国会辩论中,加以延伸前述言论:

重点是新加坡的政治应该是新加坡人的。这可以维持,而无需说“因此,我们无法与新加坡以外的人接触”。当然,我们一定要!无论是商业、学术或政治,我们得持续跟进、接触与暸解发生了什么事。不同的是收受金钱或允许其他人影响执行。

这段话被媒体以“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政治”入标。早在2000年,时任内政部长黄根成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并通过了《政治捐赠法令》(Political Donations Act),禁止政党、政治组织与候选人收取外国和匿名捐款。 阅读更多 »

《狮爪逃生——新加坡政治流亡者思辨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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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兰,刘月玲      2012年5月

流亡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超乎法理之外的迫害
发疯的情治机关
凶残、放纵的怒火

《流亡》,陈仁贵*

这集子中叙述的事,可能把我们经由经济增长造就出来的美好假象撕裂,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正视这假象后面的丑恶现实;特别是那些对新加坡1970年代与1980年代政治氛围毫无概念的人。至于对我们当中那些经历过上述两个十年的人,它则会勾起我们的回忆,脑海中浮现曾经“遭遇”内部安全局“修理”的亲友们的身影。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是否质疑过政府对那些被拘留者所作的指控?我们曾否为了帮助那些被捕或逃亡的人,做过任何事情?难道因为国家显得那么强大有力,媒体显得那么言之有理,我们就屈服,听任无法自卫的个人,遭受这种铺天盖地的攻击?也或许我们只是感到无助,为了自我保护,我们只好选择置身度外?

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执政以来,即毫不手软地使用内部安全法令,这是众所周知的。一波又一波的逮捕与未经审讯的扣留,使新加坡失去了一批有天分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要不是内安法截去了这些人有用生命的大部分,他们本来可以为我们国家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1963年2月2日臭名昭著的“冷藏行动”,超过一百二十名社会主义阵线、工会、学生领袖被逮捕并投入监牢。在整个1960年代,持续推进的清洗行动,把所有形式的反对力量,以及中英文大学的学生运动扫除一空。

国家倡议的“去政治化”运动既深且广,以至进入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成了个只有行政管理的国度,政治活动陷入了低潮。何元泰说:“……南大学生会已无往日学运的活跃景象。南大学生会在六十年代中之前,曾踊跃参与捍卫华文教育、反对殖民主义运动,曾经针对有关建国的政治远景的课题进行过激烈辩论。”

尽管1970年代的新加坡是那么政治活动稀缺,表面显得那么平静,邱甲祥留意到副总理张志贤这样的陈述:

2011年10月中,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披露,单只1970年代就有超过八百名这类被逮捕的人,最后正式发出的拘留令有两百三十五份。数十年下来,为数应有数千。


这些被逮捕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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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掌政者有私心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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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   2019-11-26
怡和世纪 第40期 2019年7月

法案认定散播假信息的人居心叵测,会危害国家与公众利益,所以需要用非常的手段对付。这在表面看来虽然合情合理,但法案却是基于一个很天真的假设之上,那就是部长在援引法案时,必然是大公无私,完全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出发,而不会为了个人或者从属政党的利益牺牲人民的利益。

这个学期开了一门和中国女性有关的课,其中的一堂辅导课让学生读张爱玲的《色•戒》并分析其中的性别话语。由于我在课堂上不断强调无论是分析历史还是文学文本,应该尽量从作者的角度和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去理解文本的意涵,避免以我们当下的标准去批评作者的动机。结果有一名理学院的学生在阅读报告中直接把小说视为张爱玲的自传,完全无视虚构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助教因此给她打了个偏低的分数,她心有不甘来找我理论,要我向她解释为什么她的诠释不能被接受。她的说法是,她在作业中表达的虽然是个人意见,但既然是基于张爱玲的生平事迹,为什么不能算是对的?

我当时费了一番唇舌才说服她,对文本的诠释固然可以因人而异,但她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对“事实”的理解出现偏差。整个过程耗时耗力,从回答学生的电邮到约见面谈,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但对我而言,这就是教育,我们要做好教育的工作,没有捷径可走。

其实同样的问题,在其他的领域也会碰到,比如政治。最近在国会通过的打击假信息的法案,要处理的问题相当类似。应该如何分辨个人意见和事实?如果个人意见是基于错误的事实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对我们在大学教书的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事实、信息、意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才会特别敏感。

但政治和教育不同,假信息的传播,一个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政治纠纷、社会动荡,甚至闹出人命,所以政府提出要修法对付假信息,自然有理有据,一般人大概都不会反对。可是当法案的详细条文正式公布后,却引起许多人的不安,原因在于法案赋予部长判断什么是假信息,如何才算是危害公众利益并迅速采取行动的权力过于宽泛。如果说,我们需要这样的法案是因为对付假信息刻不容缓,依照同样的逻辑,我们难道不需要有相应的措施及时阻止部长或执政党在大选期间利用法案打压异己?虽然法案允许被部长认定是散播假信息的人向法庭提出上诉,但那已经是后话了。也就是说,如果部长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阻止某些信息传播以扫除自己当选的障碍,在目前的法案下,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阻止他或她这么做。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26, 2019 at 3:13 下午

香港抗议活动引起新加坡上层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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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斯特凡尼娅•帕尔马梅塞德丝•吕尔    译者:何黎   2019-11-5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5006

新加坡正处于微妙的政治过渡期,比平常更敏感。知情人士称,新加坡一直在秘密制定防止发生香港式骚乱的计划。

新加坡芳林公园(Hong Lim Park)的“演说者之角”常常缺少其名称所寓意的喧闹氛围。

上周的一个午后,这个整洁干净的公园内空空荡荡,只有几名迷路的游客——芳林公园是新加坡唯一一个公民无需警察许可就可以进行抗议的地方。在此处举行示威须遵守严格的规定,违反者可能面临最高六个月的监禁。

这些严格规定是新加坡精心控制下的政治体制的一个特征。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该国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eople ‘s Action party)在每次选举中都以60%或更多的优势获胜。然而,尽管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着新加坡,但有迹象表明,最近5个月来在亚洲另一个金融中心、与新加坡形成竞争关系的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已经让新加坡的统治阶层感到不安。

尽管香港与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前者是北京方面领导下的一个拥有自治权的地区,而后者则是一个管理严格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但新加坡正处于微妙的政治过渡时期,这使得它对异见的态度比以往更加敏感。

自2004年上任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预计将在明年的选举中将权力移交给现任财政部长王瑞杰(Heng Swee Keat)。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长子李显龙的卸任,将标志着新加坡自独立以来第二次由该家族以外的人执政。

李显龙政府一直持谨慎的态度,不因香港发生的不幸事件而幸灾乐祸。新加坡必须要小心平衡其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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