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Archive for the ‘语文政策’ Category

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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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1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764

历史教授王赓武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判断,和真实社会现实之间,有着令人难于置信的偏差。实况究竟如何?看看王赓武说了什么而事实又是什么,相互验证结果,真相不难理解。

李淑飞(2017:P 194):“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年7月25日。”

在此,王赓武说,新加坡独立后,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换言之,1965年后,华社以为因为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华文有可能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主流语文。

王赓武的理解,并非就历史现实来解说社会现象,纯粹是从预设政治立场提出主观判断。

1、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包括华人文化教育历史的演变,在整个新加坡历史里头,没有出现过断层现象,除了昭南岛年代有所停顿之外,所以无必要区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华人教育现实。更何况,1965年前后的新加坡都是李光耀在担任总理职务。还有,李光耀在1964年11月9日的南大演讲承认:新加坡拥有教育自主权。换言之,吉隆坡中央政府无权规范,李光耀在新加坡设定的教育政策。因此,李光耀干预南洋大学的决策,和新加坡的加入与退出马来西亚无关。

可见,王赓武选择要细分独立前后历史,是和新加坡历史,或者说,南洋大学历史没有关系。

王赓武夹带私货的目的,是在企图模糊糊和推卸,王赓武报告书对摧毁南洋大学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王赓武在三个不同场合,一直重复同一观点。

李淑飞(2017:P 195):“没想到九月份新加坡政府把报告书公布,说准备接受,当时自己很惊奇。王教授称既然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报告书根本就应该作废,然而过段时间看报纸才发现却成了很大的事情。”

谢诗坚(2003.07.11):“其实,你看时间表,王赓武报告书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这就是说,在新加坡独立后不久,报告书才成为公开的文件。严格来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我的报告书就失效了。因为我们是根据马来西亚的环境和现实提出这份报告书。我不知道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报告书,在事先我毫不知情。”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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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政府强调正统排斥“劣质英语” 英国文化协会Singlish班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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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新闻网/罗睿琪     2017-11-17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1117/s00014/1510854903823

新加坡英国文化协会开办星洲英语课程及茶叙,助参加者了解星洲英语及标准英语的分别,学习如何自如转换。图为上课情形。(网上图片)

新加坡向来视标准英语为正统,反对使用夹杂福建语、马来语等词汇或语法的星洲英语(Singlish)。不过新加坡英国文化协会近年开办的星洲英语班与工作坊,令围绕星洲英语的争论再受关注。协会向本报表示,近年当地民众对了解星洲英语的兴趣有增无减。协会总监亦撰文称,星洲英语是各个社群的“粘合剂”,应与标准英语并行不悖,以保存当中蕴含的多元文化身分要素。

解释两者差异 助转换自如

“Don’t play play!”(不要玩玩,认真点!)一群在新加坡英国文化协会聚首的民众,听罢这句典型的星洲英语不禁莞尔。这是协会主办的星洲英语课程的其中一幕,透过角色扮演、游戏与小测验,学员可了解星洲英语与标准英语的分别,学习自如转换。今年3月,协会亦为侨居星洲的外籍人士定期开办星洲英语茶叙,助其适应新加坡独特的语言环境。

新加坡英国文化协会研究及再行销经理德瓦萨加扬(Poovan Devasagayam)向本报表示,星洲英语班最初是应公营部门邀请举办,让部门员工了解商务环境中如何恰当应用两种语言。由于参加者反应和效果良好,协会开始面向公众开办同类课程。过去4年,参加星洲英语班的民众超过200人。 阅读更多 »

星国近40年的“讲华语运动”,不但让当地方言消退,连邻近马国新山都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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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11-1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82980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79年开始实施的“讲华语运动”,虽然现在回头看是赋予了该国人民口说中文的能力,但却也造成了华人文化中的福建话、潮州话与广东话使用比例大幅降低,连邻近的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当地华人也受到影响。

(Photo Credit: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2009年宣传影片)

在一堂“语音学与声韵学”的课堂上,来自上海、入籍新加坡的老师,发现我名字的拼写方式后(不是汉语拼音),请我示范“惊输”的Tai-gi / Taiwanese(他用的词)发音,他要同学注意的是“惊”(kiann)这个发音中的鼻音,而不是新加坡年轻人看着本地英语单字 kiasu(怕输)所发出的没有鼻音的 kia。老师随后请我示范更多的台语词汇发音,我却开始显得捉襟见肘,让他发现我根本不会说台语,在我表明我事实上来自客家文化后,他再试图请我示范客家话发音,没想到我的客家话比闽南语更烂。

他看着我,然后说:“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我到现在都仍坚持跟我的小孩说上海话,不管是发生在台湾还是新加坡的事情,都是很遗憾的。”

是什么原因,让“惊输”这样一个新加坡语汇,竟然没有一个新加坡同学能够念出其福建话发音?

袭卷狮城的华语

1979年,中国即将改革开放,配合本地的教育改革,新加坡政府嗅到了庞大的经济动能,遂而启动“讲华语运动”(Speaking Mandarin Campaign)。

这个运动在初期将华语和其他中国语言塑造成对立面,比如宣传片中,就刻意使用菜市场作为背景,然后一群讲着各种方言的菜篮族七嘴八舌讲着同一种菜,老板却无法理解,随后,华语的引进让广告中的菜市场变成一片和谐。

这种丑化方言的推广华语方式,据信是受到了台湾国民党“国语运动”的启发,实际上是要强化新加坡接轨中国市场的潜力,或者团结华人社群的好处,这让李光耀碰到正在一反过去“国语运动”而改推动本土化运动的李登辉时,感到不能理解也不能认同。

国民党在台湾强推国语运动,是因为这个政权是由外来者所构成,而台湾本地使用的各种语言,听在他们耳里,完全是无法理解人民到底在说什么的“土语”,为了符合反共的政治需求,达成对台湾的全面控制,“国语运动”应然而生。

而新加坡,却完全有着相反的历史背景。 阅读更多 »

被逼配音的槟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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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吉安     2017-11-12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700568/被逼配音的槟城人

万万没想到,《海墘新路》那一段“马来西亚福建话电影”宣传口号,在新加坡竟成了官方政策下的番寇,戏里的槟城人只能配音说台式华语。

年初有部国产电影《海墘新路》上映,话说影片有个让不少槟城人引以为傲的头衔,一部标榜“马来西亚福建话电影”(实际上该称“马来西亚福建闽南话”)这个标杆始终是件好事,至少让逐渐式微的乡音语境能通过大众媒介,昂起头来面对新世代。若换作80、90年代,肯定有不少华人社团搴旗抗议了!

这部以闽南话挂帅的作品,在家国风光上映到落幕几个月之后,殊不知,上个月在狮城登岸时,却在彼端遭到“禁语”!故事中的槟城人在入境新加坡之后一一失语,每个人得配上字正腔圆的华语,更玩味的,他们都不是由戏中的原本角色亲自上阵配声,反而送到老远的台湾,找来专业配音人发声。试想像,一张张“福建”嘴形对上“华语”唇沫,扭捏的程度足以摧毁电影本身。

至今这部电影在对岸被逼配音一事,应该没多少本国人知晓。

要不是前几天巧遇上一位新国电影人告知,果然一国实情,并非外人所知。原来,该国从1979年开始推行的“讲华语运动”下,政府管制的语言文化政策,尤其是针对方言在大众传播的禁令仍没解除,因此,至今所有方言电影或电视节目都必须强制配上华语发音,方能在影院和电视台播放。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14, 2017 at 4:21 下午

我不在新加坡念博士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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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10-26
https://www.facebook.com/wanahboytw/photos/a.468062560021517.1073741828.468057076688732/808327159328387/?type=3

我心目中,一所好的大学,除了可以把QS排名冲很高之外,更在乎的是大学能否自主,大学有没有独立的思想与作业空间,也就是,我不管在这个国家一般日常中,当局者政策是如何,但在大学里面,百分之百的言论与教学自由应该是获得保障的。

有很多事情会莫名其妙的在“团结国家”里头“被消灭”。

每次被问到“你还会再回新加坡念博士吗?”我都觉得好难回答。

台湾很多人到新加坡求个硕士学位,是为了能够留下来找工作,如果是按照这个路径,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新加坡念过书的经验,即便你月薪根本没有3600,还是很可能公司直接帮你弄到EP,拿EP要申请PR会容易很多。

但小弟我当初到新加坡,就是为了念硕士而念硕士,因为我爱的社会语言学在台湾是语言学界的大弱项,新加坡却是这块领域的个中翘楚。

到新加坡求学后,遇到了很多台湾和新加坡两国大学教育文化的差异,让我其实不是很能适应,我不想在这边公开的批评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但总而言之确实有让我失望的现象出现,跟我认为“做学问”是什么有一段不小的落差,不过我都可以将这些事情归诸于国情不同,是我自己的问题。(老师是真的都很专业,这可以放心。)

这次回国大一趟,再次听到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较不让我意外的是,社会科学院的某些系所穷到连新生茶会的点心都买不起,还要系主任从家里带茶点来,国际学生申请奖学金频频失利,高额的学费全部要自己负担。

新加坡重商轻人文的现象一向很严重,但我不认为能砸大笔钱让自己学校在QS排名频频冲到亚洲第一名的国家,会缺那一点钱略施小惠给人文系所,这个人文系所几乎快要穷死的状况我觉得发生在一个称不上穷的国家,是很离谱的。

我当然可以理解新加坡近几年经济衰退,也可以理解新加坡一向都很务实把资源投注在最有效的地方,但是大学毕竟是大学,我觉得如此资源不均未免真的让人觉得功利到不寒而栗。

(这边插播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在论文写作课报告我有关Singlish的研究计划,被一个台下学生直接举手问我,做这种没有产值和重要性的东西要干嘛。我整个台湾人问号???)

另外一件事情才是让我更坚信我绝对不会回去继续求学的原因。 阅读更多 »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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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0-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四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朥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

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阅读更多 »

笨蛋!重点不在脑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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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豪      2017-9-27
http://blog.omy.sg/shihhow/archives/3537

听得懂方言的就是听得懂,怎么禁都没用,但对于不谙方言的人来说,方言听在他们耳里就像外国话,一如福州话对我来说就像外星语言一般。所以当局为何不能尊重一下电影艺术与观众?让方言电影就如外语电影一样存在着?……当然我在此或其他人通过各管道所发的牢骚也很难让固执的当局做出改变,因为他们的脑容量大概也只容得下一种思维,而且是那种过时的迂腐思维。

由知名舞台剧改编,并邀得名摄影师杜可风掌镜的马来西亚电影《海墘新路》将于本地上映,但遗憾的是本地上映的版本将会全被配上华语。得知此消息后,我心里只怒蹦出一个字。那是甚么字?我不告诉你。

不久前《纽约时报》有文章说本地受到政府数十年禁止方言的“语言压制”,之后新加坡驻美大使便回函反驳。当然大使的立场与说法,与政府一贯回应呼吁放宽方言政策的声音时是一致的,这些年来我们也都听得会背了,反正就是仍保留与推广各族母语啦,政府的政策是力推具有经济价值的华语为华人的共同语言啦,政府依然适度放宽方言节目以“宣传政策”啦,然后就是解禁方言的话将影响华人学习华语啦,因为“大部分新加坡人并不是有语言天分的语言学家”啦(这是许多人不同意的一点)。

当年李大家长的个人坚持认定,大概因为“大哥是对的”,因此当局也应声坚持支持此论调至今,认为一个人的脑容量不能让他兼顾学习好几种语言。但本地民众可以自由地观赏各类外语片,年轻人还因哈日哈韩而学习日、韩语,所以老李那荒谬逻辑不攻自破,所以禁方言电影与歌曲的方针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而且众所周知,本地推广华语的阻力早已不是方言,而是说英语的根本不屑说华语,还有就是当局虽口口声声说推广华语,但在各种公共宣导或设施文案的荒谬事例,都显现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的苟且敷衍心态。)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7, 2017 at 4:5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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