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Archive for the ‘身份认同’ Category

新加坡国族认同的几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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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赟     2017-9-2017
http://www.sgwritings.com/112902/viewspace_158911.html

我相信就像梁文福1990年代与2015年两个版本《新加坡派》中所展现的小我与大我,其中历史的沉淀与集体记忆,才是真正新加坡国族认同的核心所在。

国族认同这一概念在社会学界有不同的界定方式与内涵外延,就民族主义的立场而言,则一般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制度性架构与实体性组织,它起到了维护具有国民特质的共同文化、生活方式,并实现物质与精神目标的作用。

因此,作为特定群体中的个体,就有一定义务认清自己所归属的群体,以获得合力并从中获得具体或抽象的利益,而国族认同也就在此过程中产生。

而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国家是契约形成以保护其中个体私利,以防止其利益受到侵犯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国家认同就是一种利益置换,即以国家能满足群体需要为前提,来认可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就是说,这种认同是以民主选举制为具体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意志选择的结果。

然而,由于现代社会崇尚多元化带来的必然利益区隔,因此自由派又会强调相互妥协、利益共享与求同存异,以此维护国族延续的共同体。在此并不强调文化、民族、宗教等共有属性,而是将遵守宪法与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与公共道德,作为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从上面可以看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规约的形式推行一个国族共同的认同底线。

就历史而言,新加坡的国族认同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形成过程。新加坡本身绵长的英属殖民地史,加上主体为移民社会的性质,更因为旧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所以长期以来本地居民的本地化国族归属意识本就淡薄。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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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其实我们叫‘亚细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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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9-21
https://www.facebook.com/wanahboytw/photos/a.468062560021517.1073741828.468057076688732/793375737490196/?type=3

如果李显龙作为一国领导人,在这个访谈中,没有那个语塞不到一秒的自我意识,而真的依了中国记者用了“东盟”这个词,那么讲华语运动就可以真的废了,直接把这个业务外包给中国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就可以了。

李显龙应李克强邀请访问中国,新加坡网友纷纷嘲讽李显龙,只能获得中国第二重要的人(second man)来迎接他,新加坡与中国间的关系本来就很诡异,我没有要谈论李显龙此行的地缘政治意义,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措辞。

新华社记者提到新加坡将是明年度“东盟”(ASEAN,台湾叫“东协”)的轮值主席国,将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衔接中国与东南亚区域之上?

新加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一个官方语言包含华语的国家,李显龙在面对他国记者的提问时,守住了新加坡作为华语使用国家的尊严。

他差一点就同中国记者用了“东盟”这个词,他在前面两句话刻意避开,只说“我们作为协调国、我们作为主席国”,后来下一句话,真的需要把这个词说出来时,李显龙首先发出了“东”的音,然后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们叫‘亚细安’”,接着的所有的谈话,他都使用“亚细安”一词,而换成新华社记者再也没有提到ASEAN这个词。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1, 2017 at 1:11 下午

不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华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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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7-9-14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6764/不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华人想象”

香港《南华早报》新加坡专栏作家Wee Kek Koon在文章 “Why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on’t owe their loyalty to China”,书写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中写下这样的一句,俨如告别中国大陆:

China is to most of us what Britain is to most Americans or Australians with British antecedents: the country of our ancestors, but not ours.


《双城对倒》提过,这种论调其实并不新鲜;1956年的《马来亚学生报》文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马来亚人〉便曾这样说:

有人根据马来亚华人和中国在文化上的联系(例如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来诡辩说:华人只能够把马来亚当作第二故乡,不应当作祖国,其实,这也是很幼稚的说法。让我们把眼界放大一点,看看英国和美国,看看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或者看看中国和日本吧。谁能够武断说这些国家文化上没有密切的联系呢?他们在血缘上,人种上和地理环境上不是同样关系密切吗?可是它们却是各自独立的国家。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文化的联系和种族血缘的关系,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的利益。除非华族不打算在马来亚过和平安静的生活,不然,他们就只好面对现实地效忠马来亚,把马来亚当作永久的故乡,作一个堂堂正正的马来亚人,才能谈得上争取本身的利益,并且为独立的事业而贡献一切!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藏画,写实派画家蔡名智1959年画的油画《国语课》,捕捉了一个时代的激情与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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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18, 2017 at 3:58 下午

华人与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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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振义      2017-9-18
http://www.zaobao.com.sg/zopinions/opinions/story20170917-795956

前者在政治上是外国公民,尽管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但不会把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后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在政治上效忠中国,思维定位以中国为参照点。

在新加坡,混居着不同阶段的华人华侨,各自群体都不小,有必要不时反躬审视自己的定位,对他人也要有多几分理解和体谅。(海峡时报)

上周,我到福州参加华文传媒论坛,有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代表参加。两天下来,颇有感触。

从与会嘉宾在论坛上的讲话和文章可以看出,他们对华文传媒的定位与角色的论调基本分两种。一是主张“把自身定位为当地华人的本土媒体,而不是引进的中国媒体”;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上,它们愿意整合资源,协助开展招商、交流、考察合作,也愿意传播中华文化。

一是把自己定位为“祖国面向海外华人的一块舆论阵地,担当着宣传国内政策、引导舆论方向的重任”;对“一带一路”,主张大力宣传,讲好中国故事,配合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持前一种态度的多是华人,而后者则多是华侨。两者的政治效忠对象不同,出发点也不同。前者在政治上是外国公民,尽管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但不会把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后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在政治上效忠中国,思维定位以中国为参照点。

有趣的是,即便是华侨,对待中国和“一带一路”新闻也有不同的处理态度。

一种态度是“应特别杜绝‘内宣外用’的现象,应以消除当地民众疑虑,促进百姓理解为首要职责”;“要尊重对方治国理政的不同选择,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看法,在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建立全球命运共同体,最终达到全球共赢”。

但更多的是认为“我们华文媒体要发挥先锋作用,主动宣传,表彰中国和世界人民英勇奋斗、勤劳建设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和事迹;要尽情讴歌‘一带一路’光辉灿烂的建设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唱赞歌、谱颂曲”。

后一态度持有者自豪地举例,2014年李克强访问意大利时,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特别要求某报“在领导人到达当天出版中意华文特刊,作为唯一一份华文报纸供国家领导人参阅”。该报社长兼总编辑认为,“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道重大考题”;该报“特刊出来后,反响很好,外交部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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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18, 2017 at 3:54 下午

从友诺士到“马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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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7-8-29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08/eunos-and-malays.html

芽笼士乃巴刹

芽笼士乃是个政府在“芽笼东”规划的马来文化村,每年开斋节庆祝活动,这里的街道都披上缤纷的灯饰,交通也变得拥挤。

芽笼士乃巴刹是本地最大、最繁忙的菜市场与熟食中心之一。巴刹一楼挤满了卖瓜果、香料、海产和艺术品的摊位,二楼有许多好吃的马来和印度回教徒美食。

芽笼士乃巴刹

“芽笼东”,马来同胞口中的Geylang Timur,就是老华人记忆中的葱茅园,指的是巴耶里峇路(Paya Lebar Road)和惹兰友诺士(Jalan Eunos)之间的土地,南北的“地界”为芽笼路(Geylang Road)和大成巷(Lorong Tai Seng)。

19世纪后期,芽笼东发展成为阿拉伯富商的聚居地,当中包括阿沙卡夫(Alsagoff)、阿卡夫(Alkaff)、阿裕尼(Aljunied)家族,昵称3A。阿沙卡夫家族将洋人的椰园改种香茅(serai),这就是芽笼士乃的名字的由来。

甘榜马来由与友诺士

上世纪70年代,芽笼东除了有“甘榜芽笼士乃”(Kampong Geylang Serai)外,还有个“甘榜马来由”(Kampong Melayu),创建人为友诺士(Mohamed Eunos Abdullah)。1927年,友诺士成功说服在加冷河畔居住的马来人,让地给政府发展加冷机场,集体迁徙到此地落户。后来,甘榜马来由易名为“惹兰友诺士马来村”(Jalan Eunos Malay Settlement)。

友诺士来自苏门答腊的米兰加保,在莱佛士书院受教育。友诺士跟华社一样,对殖民地政府忽略了社会福利而深感不满。1926年,他和一群有志之士成立了“新加坡马来人联盟”(Kesatuan Melayu Singapura),提升马来社群的社会地位,提倡马来人教育等。

1975年的芽笼东,马来村落林立。主干公路有Jalan Eunos, Jalan Damai等

马来人的身份认同

为了将来临9月的民选总统席位保留给马来人,政府以“民主”的定义来修宪,认为国家最高职位应该具有“不分种族”的包容性,所以应届轮到马来人出任总统。修宪的理由引起议论纷纷,何谓“马来人”亦在民间吹皱一池春水,掀起许多热议。

一位目前在国大修读东南亚史的马来学生向我表达了看法。马来族群需要楷模,激励年轻人和学童,不过这个人不一定是总统,可以是学术界人士如国大人文与社会科学系的 Noor Aisha 副教授,马来实业家等。他进一步通过东南亚的发展史来分析,认为何谓马来人的概念其实十分模糊,刻意保留马来人总统席位可能会分化国人,乖离“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的治国理念。不要忘了,五十二年前,新加坡提倡各族平等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几个月内被东姑踢出马来西亚而宣告独立。现在我们还坚持这个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信念吗?阅读全文»

新加坡华人重拾祖先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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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张彦(Ian Johnson)      译者: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7-8-28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0828/singapore-language-hokkien-mandarin/

说闽南语的卓金举(Tok Kim Kiok,音,左)和他妻子罗娥娇(ILaw Ngoh Kiaw,音),看着说英语的孙辈玩耍。(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新加坡——卓家和张家堪称新加坡和谐传统的典范。一个周六的午后,三代家族成员聚在同一屋檐下,吃切好的水果,喝茶,彼此陪伴。

唯一的问题是:最年轻和最年长的这两代人几乎无法交流。

7岁的拉韦尔(Lavell)说流利的英语和一点中文普通话,她的祖母、祖籍为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刘娥娇(Law Ngoh Kiaw),则喜欢说那里的福建方言。因此,这祖孙俩一起看着地板上的娃娃屋时,除了只言片语,几乎无法交谈。

“她不会说我们的闽南语,”刘娥娇叹息着说道,“又实在不想说普通话。”

家族内部成员之间难以交流,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数十年间在语言工程方面做出的大规模努力所结出的苦果。

以1970年代末的一系列举措为起点,这个城邦的领导人有效地禁绝了一些中文方言——那是四分之三新加坡人的母语——为的是提倡人们使用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

几年后,就连普通话的使用范围也被压缩,以便给身为全球商务语言的英语让路。

“新加坡以前就像一片语言的热带雨林——杂草丛生,有点混乱,但非常有活力,欣欣向荣,”新加坡的语言历史学者陈丹枫(Tan Dan Feng)说。“现今,经过几十年的修剪和扬弃,它成了一个以经济作物为重心的园子:为了力争上游而学习英语或普通话,其余的都没用,因此我们就将其舍弃。”

这种对语言的压制,及其给多代同堂家庭造成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憎恶——现在政府的政策已有所软化。

最近,自1970年代末以来首次有闽南语电视连续剧播出——在1970年代,约40%的新加坡人以闽南语为第一语言。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自学方言,希望重拾与过往岁月或他们的祖父母的联系。

此外,今年5月,一个新的多方言电影项目得到政府的背书,教育部长亲自现身电影首映式,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阅读更多 »

国庆日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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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     2017-8-25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7/08/25/国庆日遐想/

对于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的敏感度,既塑造了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各类社会管理政策和制度,也形成了人文意识和认知上的盲点;且受困于对这些原始情绪的畏惧而不敢突破,至今仍围绕着种族、语言、宗教的多元性打转,还没能万法归宗,凝聚有底蕴的共同身份认同。

《联合早报》交流站日前刊登一位在本地生活了20多年的新移民的来函,感叹今年的国庆气氛与往年大相径庭,因为直觉上今年居民自发在家悬挂国旗的人数最少。他猜测这现象是否与持续的经济不景气有关,或者与建国总理李光耀私宅的争议有关,还是国人越来越麻木,国家认同感越来越淡薄。

国庆期间在家悬挂国旗,不同人或许有不一样的想法,但如果因为日子不好过,或因为对公共课题不满而拒绝为之,一方面或许是缺乏与国家荣辱与共的真诚爱国情操;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认知上的错误——党国不分,误把政府与国家等同起来,把对执政党的不满发泄在国家身上。李光耀生前曾坦率地表示:“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对此我毫无歉意。”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小国何尝不必如履薄冰?李光耀对于治理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的一些洞见,至今仍然颠扑不破,比如他形容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元素,犹如地壳式的社会裂缝,处理不当容易导致国家撕裂。政府修宪设立总统保留选举制度所引发的争议,就印证了其洞察力。

如果国家诚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形容的,是个“想象的共同体”,只有52年浅短历史的新加坡,国人的想象无疑是相当贫乏的。每当被问到对家乡的具体思念时,除了家人、朋友,旅居国外的新加坡人,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抛出“炒粿条、辣椒螃蟹”之类的“形而下”答案。政府在海外主办联系“侨民”活动时,免费的新加坡美食大概是最具号召力的手段。

所谓“疾风知劲草”,这种对共同身份认同的薄弱想象力,会不会在国家面对存亡挑战时,出现“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窘境,恐怕没有人敢打包票。宽容地说,这也并非全然不情有可原,毕竟集体身份认同得建立在共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新加坡的历史还缺乏厚度。当然,政府也不断想方设法去除这个软肋,比如推动各类社会运动来培养集体认同感。这些年来安排全国小学五年级学生,分批出席年度的国庆庆典彩排,现场表达爱国心,就是具体的尝试。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26, 2017 at 1:33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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