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Archive for the ‘身份认同’ Category

潘朵拉的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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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7-31

显龙大君很懂得“破罐破摔”的玩法,他就会祭出一个“万能匙委员会”——这次叫做由16人组成的总统选举族群委员会(Community Committee)中的马来族分委员来定夺,以示中立透明。按照他们的黑箱做法,即使要把哈莉玛定为爱斯基摩族应该也没问题。

显龙大君爱收集瓶瓶罐罐,最近拿出来把玩,却发现这些东西只有两个标签:一个是“潘朵拉”——“慌乱中,潘朵拉赶紧盖住盒子,结果盒内只剩希望没飞出去。”;一个是“can of worms”(一罐的虫子)——A situation of unforeseen problems(美俚:出现不可预见的问题的情况)。

【哈莉玛是西米狼?】

右边这张图,标题下得很温馨,要是换作哈莉玛是个反对党人物,大概标题会是这样:《哈莉玛是印度人还是马来人,请讲清楚说明白?》

老实说,种族课题根本就是潘朵拉的强项,搞不好会引起动乱。你要说父亲是印度人,自己就是印度人吗?莫愁也觉得太武断,因为这太不尊重母亲卵子的功劳了。尤其是新加坡有意建立一个国族的共同理念,异族通婚被认为是好事,如此大费周章来认证根正苗红,岂不是碍着地球转?

但是,新加坡作为一个世俗社会,确实不能免俗。好比说行动党的杰乐•大卫和维文医生,因为父亲是印度人,所以他们被“定义”为印度人;没因母亲是华人而被“定义”成华族,虽然杰乐好像会说华语,至于他们会不会说“印度话”,咦,那倒不是什么参考项。还有英兰妮和祖安清心都属此列,两个靓妞只是会讲广东话的少数族裔,所以显龙大君……套句市井人语,大概就是“拿L 敲头”了。

无巧不成书,最近邻国也因这个“身份”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他们的副首相阿末扎希日前在巫统某区部代表大会闭幕仪式上,更公开出示马哈迪身份证副本,表示马哈迪的原名,其实是“Mahathir a/l Iskandar Kutty”,是印度人Kutty的儿子,并且当场念出马哈迪的身份证号码。他说,马哈迪拥有印裔血统,却利用马来人的身份,当了22年首相,在利用完了之后,马哈迪就开始背弃巫统。

而首相纳吉于7月18日在吉隆坡出席印裔穆斯林开斋节晚宴时,接纳主办当局印裔穆斯林联合会(Permin)主席达祖丁的建议,同意将印裔穆斯林列入土著,或通过行政手段或在宪报公布,以满足该社群一向来所争取的。换句话说,政府将承认有“印裔穆斯林”这个族群的存在,是和巫裔穆斯林有区别的。这就让莫愁想到,过去为什么我们一直假设哈莉玛是马来人呢?因为无论出席任何场合,她都以戴头巾示人,因此我们就以为她是马来人。其实她戴头巾乃是来自信仰——伊斯兰,所以真正的身份是“印裔穆斯林”,乃冯京马凉之误也。 阅读更多 »

锺达成的独角戏《根》:新加坡人寻找“中国根”的意义与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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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慧媛    2017-6-3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72186

失根的情况不仅突显在语言,也在文字。锺达成说,一名香港的网友看到他把姓氏“鍾”写成简体字的“钟”之后,便回复:“你的根既然已经被阉割了,还寻什么根呢?”

照片提供:十指帮剧场

新加坡人,总是把“寻根”说得太过容易。

上星期五,搭了好长一段车程到淡水山上的云门剧场,观看同样来自新加坡的“同乡”-锺达成的独角戏《根》。说来惭愧,在新加坡都几乎不看新加坡的剧作,五月时观看王嘉明导演的《血与玫瑰》,方才得知锺达成这名优秀的编导与演员。

在这出独角戏中,锺达成以普通话、广东话、马来语等所组成的“新式”语言与口音,来描述作为一名“离散”的新加坡华人,到广东台山寻找曾祖父故乡的经历。不能说是回返,因为大多数新加坡华人,从来没有到过祖先的家乡。与其说是“寻根”,不如说是锺达成为了想要厘清有关于祖母向他叙述的,曾祖父自1929年移居新加坡前后所发生的家族“荒诞”史。

戏剧开场,听到锺达成说家族来自台山,我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与表演者的亲密感已不仅是他来自于新加坡,也因为我的祖先亦来自广东台山。锺达成说,大人们会跟小孩说广东话,如果想要说一些不让小孩听懂的话语,就会切换语言,说起“四邑话”。

照片提供:十指帮剧场

我脑中立刻浮起:何谓“四邑话”?我们家不都说广东话吗?“四邑”指的是广东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四个地区,在这些地区,大多数人们说的,非广东话,而是“四邑”方言。锺达成尽管听懂四邑话,却不会说,也因此,他在剧中转述台山乡亲的话语时,念出来的是中文。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15, 2017 at 3:03 下午

老地方,城市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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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7-6-16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06/blog-post_16.html

对于一般移民或志不在寻找城市的内涵的人们而言,这是一座出入方便的宜居城市。如果我们从较高的思想层次出发,这不过是座流动性强的移居城市,欠缺扎根的空间。我们集体成长的年代的生活面貌流失了,陪伴我们成长的从殖民地过渡到自治的年代的历史性地标也消失了。没有了记忆,如何串联民族的根?

2016年11月13日,接受了新加坡艺术理事会的邀请,在艺术之家 (The Art house) 主讲了“老地方,新大楼——城市发展与保留遗产是否必须处于对立的两端?”

出席者跟我一样,认为城市发展需要保留特殊的,集体认同的地标,保留对生活的记忆,在世代之间创造持久的纽带。城市有了自己的灵魂,才能提升人民的精神层次,独树一格。

城市记忆,城市失忆

我对城市调查报告的排名榜兴趣不浓,较关注的是受访人士的反馈。以日本Mori Memorial Foundation 城市策略研究所的调查为例(2016年10月18日),国际访客觉得新加坡跟东京一样的现代化,但跟上海一样,并没有在脑海中留下特殊的印象。相比之下,其他城市不论是感染悠久的人文气息,自由女神,浪漫风情,美食或韩流,都具有一定的文化魅力。

我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义务导览时,经常碰到来自中国的自由行访客,近期多了趁着周末多拿一两天短假,来去匆匆的年轻人。他们来新加坡散心的理由是:直航,空气好,不用戴口罩,语言没什么压力。一言蔽之,就是飞到新加坡“透气”。

综合起来,新加坡是个现代化的宜居城市,但缺乏可以“寻根”的文化底蕴。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下,许多城市都会扩建基础设施,打造宜居的环境。中长远来看,这些变化对新加坡都是警惕。

日本Mori Memorial Foundation 城市策略研究所的城市印象调查

跟去年11月在艺术之家的交流会时隔半年,代表新加坡出席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续程苏州,参与了“2017世界城市峰会”。《联合早报》2017年5月19日报道[1]

黄循财出席杰出青年领袖研讨会时说,人都有怀旧的情感,想要守住童年的成长记忆,但当城市变迁对居住环境产生影响时,个人的怀旧回忆是不是都属于文化遗产要被保留下来,有待商榷。他以东南亚常见的街边小贩比喻说,小贩们可能需要给新的城市设施建设让道,搬去另一个地方经营,但只要食谱还在、可以为老飨带来地道美食,美食文化遗产一样可以被保留、代代相传。……要想把一些人从全球化的文化认同迷失、不安全感中拉出来,文化投资是一种途径。城市应当持续保有开放的思维,与世界相联,筑牢文化的锚,扩大共享空间以分享社群共同的经历和记忆等,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

关于黄循财一席话,我觉得确实有商榷的余地。

先从科学的角度来商讨:人的头脑有一个小小的海马体,负责记忆与检索,也就是组织人的情感纽带的功能。人必须通过回忆来寄托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化为生活的动力。这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人的价值所在,也是人类伟大之处。阅读全文»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所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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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6-3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657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虚有其表,和华人民族文化没有实质性的关系,纯粹是一个政治符号。

2016年10月21日,许通美针对日益恶化的新中关系,撰文《中国对新加坡的四项误解》指出: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意思是,双方关系恶化是因为中国误解新加坡是华人国家;也就是说,新加坡没有错,犯错的是中国。

如果许通美的观点正确无误,那么,2015年6月7日,王赓武发表的《中国的崛起与新加坡华人困境》,肯定是一道伪命题,因为不是华人国家的新加坡,何来会有新加坡华人?没有华人的新加坡,又何来会有华人困境之政治现实?看来,王赓武又是在胡说八道。

因此,基于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也完全没有新加坡华人困境的社会现实,那么,官方为何要大肆张扬的耗资1亿元打造一个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其实,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新加坡政治现实里头的,一个意图迷惑全球华人社会的假象。

一,李光耀对华人社会的核心政策思维,是造就华人去华人意识的社会现实。李光耀的政治手段是在教育源头上,连根拔起新加坡华人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上的族群意识。历史上,李光耀先是绝对管控华人报业传媒,在确保没有华社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彻底消灭百年老号的传统华人教育体系,关闭华人最高学府的南洋大学,兼且禁止华人方言的使用。

二,李光耀将之美其名为华英双语的教育政策,是一个温水煮熟青蛙伎俩,让华人语言文化在感觉良好之无自我意识环境下,慢慢退化,悄悄死亡。终于,成就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之文化浮萍现象。

三,政治上,李光耀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但是,文化上,李光耀不仅仅摧毁占人口多数的华人语言文化应有的社会地位,并且保证华人无法靠华文生存。在此,如果政府确实相信华人文化不符多元种族社会精神,那么,政府是很有必要解散华社自助理事会,华人宗乡会馆等等的以民族为单位的社会文化组织。依据种族平等思维,新加坡应该打造一个多元的新加坡文化中心,而不是一个单元的华族文化中心。阅读全文»

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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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夜暮到黎明     2017-5-26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05/cultural-centre.html

20世纪末以后的移民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要融入不同的社会同样面对着各种挑战。“中国新加坡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如何发挥19世纪的“中国驻新领事馆”和“华民护卫司”的功能,两者之间的具体发展,今后可以继续观察。

冈州文化中心三楼

2017年5月19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幕。在八天的节目里,我主讲了“广东妈姐读书分享会”,也于较早前在孙爱玲和邓宝翠的邀请下,参与了短片《柳影袈裟》的拍摄工作,担任妈姐与相关文化的顾问。

设立文化中心显然是大势所趋,当本地正在酝酿“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当儿,在宗乡总会服务的李国基近水楼台,亲自领军,将冈州会馆转型为冈州文化中心,开启自我更新的旅程。推算起来,那已是2013年的事了。

壬辰年(1952年)广惠肇碧山亭万缘胜会,星洲华人机器商行乐队表演。在那个年代,许多社团组织都有自己的文娱活动,文化艺术非常蓬勃。

不过将会馆打造成文化中心的做法未必获得众人的认同,有些会馆和社会人士认为新加坡有许多类似“文化中心”的组织,如人民协会的民众俱乐部和各艺术团体等。他们认为会馆跟文化中心的最大不同点在于由心出发的互助乡情,文化中心的性质不同,将会淡化传统会馆的精髓。

冈州文化中心源自冈州会馆,将已经营运多年的狮团、武术、粤剧等转型开放,顺应当代思潮,通过文化艺术的窗口来吸引民众认识传统文化。回溯过去的年代,许多会馆社团都设立了文娱组,让会员有个联谊的机会,投入健康正当娱乐的活动之所。譬如鹤山会馆除了狮团武术之外,也有活跃的音乐组;华人机器商行在碧山亭的万缘胜会表演等。当时伴奏的乐队除了常见的西洋鼓、萨克风外,还有小提琴。

中国软实力

鸦片战争电影海报

2015年11月揭幕的“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规模当然比会馆大得多。近十年来,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化中心发展迅速,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与大洋洲已经设立了二十八个文化中心。中国正在通过文化中心的硬件来输出软实力,团结当地的中国侨民和新移民。新加坡的中国侨民和新移民比例众多,文化中心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冲击。

上世纪70与80年代,虽然中国还没在国外建设硬件实力,但已经逐步恢复改革开放的元气,通过电影来输出文化软实力。刚投入市场的美芝路(Beach Road)黄金戏院中侨院线便是专门播映中国电影的温床,牛车水的长江戏院亦分一杯羹。纪录片《万紫千红》和《春满羊城》,剧情片如《小花》、《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鸦片战争》、《甲午风云》等都吸引了不少本地文艺界人士。《庐山恋》出现了中国电影第一吻,女主角张瑜成为许多男士的梦中情人。三十年后,张瑜回忆起那段吻戏,形容“我在拍第一吻的时候,只是嘴巴轻轻一碰,我的感觉就是浑身发抖。”阅读全文»

新加坡政治形态不与族群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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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4-22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463

自开埠以来,马来族群就受到政府政策的优惠,独立后,马来族群持续享有民族一律平等之外的特殊待遇。此刻,集选区制度和不久前立法规定的马来民选总统,都是根基于族群因素来分配政治利益的政府行政措施。这些事实,完全质疑了新加坡政治形态不与族群挂钩之说。

官方媒体有两段报导,一,1965年分家后,新加坡马来族一夜间失去作为国家最大种族的身份,再次成为少数族群。如果新加坡马来族当时不接受这样的改变,新加坡就不可能打造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二,李显龙总理在奥斯曼渥的追悼会上宣读悼词时说:“正因为马来新加坡人和马来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在1965年怀抱共同身份认同的更伟大梦想,‘不分种族、言语、宗教’,我们今天才能够在新加坡推行以公正与平等为基础,并且不与族群挂钩的政治形态,这在本区域是独特的,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从政治正确扭曲历史正确的历史惯例来看,新加坡官方历史观不反映历史真貌。

1、马来人的牺牲成就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之说,是一个理论认知上的错误观点。多元种族社会的定义是不同民族的族群聚集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多元社会。形象的说,马来族群,印度族群,欧亚族群,华人族群,聚集一起共同组成一个拥有四大族群的新加坡社会。关键是,这一个四大族群的社会,是不会因为其组成成员比例的变更而有所不同,除非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成员已经完全消失。简单的说,四大民族造就一个多元种族社会,无论其成员的组成比例出现巨大或者轻微的改变。因此,马来族群的大小变更,无关乎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事实。

本质上,所谓的如果新加坡马来族当时不接受这样改变的假设性提问,是一道伪命题。现实是,新加坡的马来人除了接受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政治出路?集体移民马来西亚?历史上,部分马来人,比如,马哈迪始终认为新加坡是马来人的土地。那么,新加坡的马来人为何要离开自己的土地?

其实,如果把议题修改为马来人的牺牲,成就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之说,应该会有更大和更具可行性的探索空间。事实上,李光耀在分家后就立即放弃了马来文的实质性国语地位,随即,马来文沦为官方仪式用语,比如,军队步操口令,部队检阅仪式口令。

2、马来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历史功过,有待历史审判与定案。《新加坡的困境:马来社群在政治与教育上的边缘化》Lily Z Rahim (1998)。作者是一位马来学者,本身既是官二代也是新加坡首位元首尤索夫伊萨的侄女。本书记述个人对马来族群,在人民行动党政府下的不幸遭遇与艰苦命运之如鱼饮水感受与判断。马来领导人的历史功勋,不是靠当权者的恩赐,理所当然,必须是来自马来族群本身的共识。阅读全文»

港星政治地位有别 世界观层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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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     2017-3-17
https://www.facebook.com/KwongKinMing/posts/1263659923732783:0

访问者:沈旭晖(Simon, S)
受访者:邝健铭(Kwong, K)
整理:李志鹏

在谈及香港的发展时,香港舆论经常提起新加坡。可是,讨论的焦点往往有其局限──例如,讨论多从管治精英角度出发,却少从民间视角探究新加坡的社会文化,及民间的生活日常。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香港与新加坡走上不同的发展路、拥有不同的政治地位,新加坡的世界视野多少因而比香港广阔。在香港,要提升社会的国际视野并不容易,至少香港的大学之中,仍然没有一间有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今次访问的,是研究新加坡、比较新港管治的年轻学者邝健铭。他先后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系,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在新加坡从事研究工作。过去两年,他分别出版了《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与《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分析与比较两地的过去与发展。他的评论文章散见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地的媒体。相信邝健铭能增加我们对新港两地发展的认识。

S:为何你会选择到新加坡升学?

K:主要原因是在大学读书时,香港传媒与学者很喜欢时刻比较香港与新加坡的管治模式,且结论非常一面倒,主要都是说,“香港模式”与“新加坡模式”相比较,显得一无事处。当时感到很好奇的是,这些香港的新加坡想象,到底有没有盲点?如有,盲点在哪?故此便很希望能有机会在新加坡生活,亲身观察“新加坡模式”。

刚好,那时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在香港招生。我读的是政治,加上上述那份对新加坡模式的好奇,申请奖学金在新加坡读公共政策,便变得顺理成章。

S:在编写《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的过程对你有何启发?

K:写书之前,我已有某种关于香港历史书写的问题意识。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有位老师说,“香港历史需要重写”。为何香港历史需要重写?如何重写?在新加坡读书与工作时,我一直思考这两个问题。

新加坡的研究工作,令我需要写很多关于香港政治发展的分析,因此我读了很多香港研究文献,也特别着重脉络分析。某程度上,这种治学观很受我的一位中国大陆同事影响。他自学多种外语,对世界多国的历史都有涉猎;他对世界大事的许多分析,都离不开历史脉络与案例比较这两个分析角度。

着重历史脉络与案例比较,便由此成为《港英时代》重写香港历史的基本框架。具体地说,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尝试填补当下香港研究的一个缺憾,即偏重颇为内向的本地框框、以及多少有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气质与情怀,但同时忽略香港这个“亚洲国际都会”身处的全球与区域脉络,乃至比较视野。

曾经在学者李培德编着的《日本文化在香港》,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

“除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之外,‘中国中心论’亦一直干扰我们对接受亚洲文化的态度。一般来说,香港文化界、社会媒体无不认为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而鲜说‘东西文化’……为何我们只把中国和西方相比较对垒呢?难道中国文化等同整个亚洲文化吗?……亚洲文化是多元的,不可能只有中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元文化。”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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