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共而不反共——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根源

许剑虹      2023-5-7
https://www.storm.mg/article/4785026

无论是李光耀还是李显龙，都认为一个稳定的两岸局势符合新加坡的利益，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台湾走上法理台独路线。当然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只要台湾不走上法理台独或者中共强大到足以把美国从印太地区驱逐出去，“非共不反共”的政策就能持续推行下去，让下面好几个世代的新加坡人持续在美国、中共还有台湾三边得利。

位于新加坡滨海公园里的反共产主义纪念碑，纪念与马共斗争的国家先烈，但这不表示新加坡要与中共交恶。（作者提供）

提到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小国，最成功之处就是懂得如何在美国与中共两大强权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以南洋理工大学为对岸培育下一代的执政精英，另一方面则将樟宜港提供给进出南海的美军舰艇使用。此种军事靠美国，经济靠中共的政策，赋予了新加坡极大的外交活动空间，进而成为面积最小却最为富裕的东协国家。

甚至我们还能从马英九前总统“亲美、友日、和陆”的战略中，看到些许新加坡的影子。而新加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的因素在于李光耀总理从冷战时代以来就采取“非共而不反共”的外交政策。所谓“非共”，意即新加坡共和国拒绝采取共产主义制度，并对以马来亚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内共产主义份子施以坚决打击。

然而在外交路线上，李光耀却不像两蒋父子执政下的台湾那般排斥共产主义国家，相反的却积极同苏联、中共、北韩以及北越往来。不过在与苏联、中共、北韩和北越往来的同时，新加坡又与英美、南韩以及南越维持邦交，并同台湾维持实质关系。新加坡也因为这个政策，得以成为辜振甫、汪道涵、马英九、习近平、川普以及金正恩会晤的地点。

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以扮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为荣，可这样的国家政策却不是始自于新加坡。最早实施“非共而不反共”政策的国家，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日本帝国。大家都知道，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国家，严厉镇压日本、朝鲜以及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可其实却与苏联维持着友好关系。

直到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派出T-34大军向东北、北韩以及库页岛南部发起进攻以前，双方依据《日苏中立条约》彼此都还在对方的首都设有大使馆。日本与苏联甚至还相互承认彼此在中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东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莫斯科也承认满洲国，双方的关系紧密而友善，完全就是李光耀“亲共而不反共”政策的翻版。

日军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的宣传画。（作者提供）

“一党专政”？从比较视野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史

邝健铭（台湾季风带文化总编辑）    2022-12-17
https://whogovernstw.org/2022/12/17/kinmingkwong5/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从1959年起开始执政，至今已逾六十年。“一党专政”、“一党独大”向来多是负面言辞，论者总会联想起全球之中的不同共产政权。但在新加坡，一党独大的人民行动党却有截然不同的形象，其治下的国家发展不断受好评。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执政多年，人民行动党如何保持活力，如何能够维持治绩与威望？在2014年，于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人民行动党出版纪念刊物PAP 60: Forward Together，刊物前言由李光耀所写。于文中，他说，他与同僚在成立行动党之时，视建立平等与公平的社会为目标，以营运廉洁、诚实、有效的政府为手段。实现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创造就业，确保无分种族与宗教，人尽其才。新加坡的建国之路不易，在那段时期，人民行动党需要面对殖民时代、新马合并乃至分家时刻之下的种种挑战。刊物列举人民行动党执政之路的六十个里程碑，这些里程碑，可概分为五类：一，建国前后人民行动党党内的政治路线分歧；二，建国后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社区乃至国家建设；三，建国后人民行动党选举表现之起伏；五，人民行动党党内的世代交接；四，近年人民行动党政府与社会关系之转变。

1. 新加坡执政路的暗涌 

这种里程碑书写方式已隐然承认，人民行动党执政之路并非坦途。2011年大选被视为“分水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降至历史新低 (60.1%)，更首次在集选区落败。选举期间，总理李显龙曾在竞选群众大会向选民就人民行动党政府表现致歉，并指李光耀治国风格已不合时宜。翌年，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动发起“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广邀民间集思广益，共同筹谋国家未来发展方向。2015年，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建国总理李光耀亦在同年离世，在此全国上下怀缅过去的爱国氛围下，人民行动党于同年大选表现回勇，其得票率增加约10%至七成。但在2020年大选，人民行动党政府无法利用防疫之时国民依赖政府的心理，其得票率重新下跌10%至接近于2011年的水平，反对党所得国会议席数目更创历史新高，共得十席。

按新加坡学者的分析，人民行动党之执政，有至少两大问题，分别为：一，过于倚重市场经济，易于忽略社会对平等与公平之追求；二，过于追求国家稳定，变相削弱了国家面对世界各种动荡之时的韧性(resilience)。前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现在旅居香港的新加坡学者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在其著作《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Singapore: Brand Identity and Power, 繁体版同由台湾季风带文化出版）中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奉行实用主义(pragmatism)与用人唯贤(meritocracy)，但在其新自由主义式(neoliberal)国家经济发展观之下，政府视新加坡融入于全球经济体系为国家生存不二之法，进而易于以市场指标衡量国家发展目标，以及定义政府人才乃至其行事标准，政府与民间之因而隔阂日深。2012年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动发起“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以及2013年人民行动党政府推出人口政策白皮书，掀起输入外来人才与保存新加坡本土之间的论辩，触动社会情绪，都可印证这一点。现在同样旅居香港的新加坡学者刘浩典(Donald Low)亦在其编着Hard Choices: 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指，人民行动党极力追求国家稳定的结果，是政府崇尚自上下行由技术官僚主导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以及倾向控制社会言论。在其合着著作《威权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来政治想象》（PAP v. PAP: The Party’s Struggle to a Changing Singapore,繁体版同由台湾季风带文化出版）之中，刘浩典与施仁乔(Cherian George)进一步指，由此引伸的流弊，是人民行动党政府运用体制乃至民粹力量，以控制社会声音，新加坡国家之内的观点多元度因而会被减少，国家面对世界多变的适应力因而会被削弱。

星马欢迎美军，背后忧虑的是中共与“大中华胶”的崛起

许剑虹(Samuel Hui)    2020-5-2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4382

既希望让解放军帮自己攻下马来西亚，或者让更多大陆移民进到马来半岛冲掉马来人的人口，都不是促进华人权益的想法。“大中华胶”的想法越激进，就越会强化马来西亚人民对中共的敌视，美军在星马两地区的存在自然会更加受到欢迎。

美国海军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 (Photo Credit: U.S. Navy photo by Mass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2nd Class Kristina Young)

美国自川普上台执政以来，一反常态的走起单边主义的路线，肆意得罪北约和日韩等盟国，反而让俄罗斯与中共谷底翻身，重新获得世人肯定。

尤其是这次爆发新型冠状病毒之初，俄罗斯与中共更是抢在美国前面，积极为义大利及日韩等盟国提供协助。甚至就连立场向来亲美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不得不忧虑美国这次怎么不站出来带领大家对抗病毒威胁。

当世人怀疑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地位，即将为俄罗斯及中共取代的同时，美军五艘航舰又遭到病毒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趁机派出辽宁号航空母舰，多次经由东海与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引起日本、台湾、菲律宾、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注意。

解放军海军的扩张性行为，对中共好不容易靠着向海外输出医疗物资建立的良善形象带来破坏，至少在东南亚是如此的。

尤其是在4月16日当天，中共又派出海警与探勘船进入与马来西亚之间有领土争议的北康暗沙活动，引起马来西亚方面紧张。

为了反制中共，美国海军也派出美利坚号两栖突击队和邦克山号飞弹巡洋舰进入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上，至少部署了五架F-35B战斗机，对中共的嚣张气焰想必带来了很大的压制。

不过最让笔者注意的，是在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的Facebook页面上，出现大量马来西亚网友给美国海军鼓掌叫好。

李显龙虽然在是否该以“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称呼新型冠状病毒一事上，没有选择跟着川普一起挑起种族纷争，但却仍将樟宜港提供给季佛兹号(USS Gabrielle Giffords)与蒙哥马利(USS Montgomery)号驻防，显见星马两国还是不乐见中共将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

这张辽宁号的照片，远看还真的有旧日本帝国海军的味道，让人想起二战时后的日本军国主义。（Photo Credit: 许剑虹）

星马何以惧怕共军？

与其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欢迎美军，倒不如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惧怕共军还更符合当今东南亚的地缘政治。

在深入讨论此话题之前，笔者采用“美军”和“共军”，而不是“美国”与“中共”，目的就是要厘清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所害怕的仅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然而从经贸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取代当前中共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地位。

但是从军事角度上来看，惧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可不只是星马两国，几乎已经成为了整个东协的共识。尤其是如果解放军控制了整个南沙群岛，意味的是整个南海成为解放军海军的内海，每一个东协国家的专属经济海域甚至领海都将被垄罩在中共的军事威胁之下。

新加坡并没介入南海主权争夺战，却从权力平衡角度出发，并不乐见任何单一强权掌控南海。

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侨领袖支持的是哪一个国民党？

许剑虹     2020-2-2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1828

新加坡作为拥有众多华人人口的东南亚国家，虽然其历史和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更确切而言，是和汪精卫政权关系较深，而非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

Photo Credit：许剑虹

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中国大陆仍称为伪满洲国或汪伪政权），是两个对海峡两岸中国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名词。至今他们被大多数中国人，还有海外华人视为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在国际社会上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正面评价。然而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真的完全消失了吗？真的只是历史名词了吗？严格的意义上来看，只能够说他们确实是在中国消失或者是成为了历史名词。

由于日本在殖民时代培养的朝鲜精英，包括朴正熙、白善烨与丁一权都有在满洲国接受军事训练，或者带兵作战的经验，而且他们战后都成为了大韩民国国军的骨干，有人甚至还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称呼南韩为满洲国直系继承者，应该是不会有多少人怀疑才对。那么成立于1940年3月，志在与重庆蒋中正争夺国民政府“正统”地位的汪政权，是否又有传承者？

极力撇清自己“第三中国”身份，但是却同时与两岸维持友好关系的新加坡共和国，可能真的是汪精卫政权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遗产。汪精卫不是已经在1944年病逝日本？继承汪精卫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陈公博，不是已经于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被政府下令枪决？掌握上海大权的周佛海，虽然因为与戴笠合作防共而获得特赦，却也是在1948年病逝狱中，不再有任何影响力。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三大首脑，都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前离开人世，这个亲日政权理应在1945年就已经完全覆亡。又为什么说今天的新加坡共和国，能够称得上是汪精卫政权精神上的延续者？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批人的角度切入，一是早年在南洋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同盟会元老，二是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共和国创立者与执政者。

党员证号003的同盟会元老

主张“亚洲价值”的张永福，因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又无法接受亲近英美的蒋中正，做出了加入汪精卫政权的决定。（Photo Credit：许剑虹）

位于诺维娜马里士他大人路12号(12 Tai Gin Rd)，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经营的“晚晴园”，即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是目前新加坡境内与两岸近代史连结最为紧密的观光景点。由于孙中山先生在1906年4月造访南洋的时候，曾经得到屋主张永福先生邀请入住“晚晴园”，并指挥了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河口起义等三场针对满清王朝的武装革命。

 所以“晚晴园”在性质上不只是新加坡的国父纪念馆，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国父故居与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所在地。海峡两岸政府都自视为孙中山的学生，所以历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与台北驻新加坡代表刚上任，都要先到“晚晴园”拜码头。甚至1993年举办辜汪会谈时，两岸的谈判代表辜振甫与汪道涵也都曾经到此向国父致敬。

不过“晚晴园”的真正主角，其实并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而是屋主张永福(1872-1957)。张永福是新加坡出生的橡胶商人，于1905年从商人林亚相手中买下了这栋原名“明珍庐”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目的是让自己的母亲陈宝娘安享晚年，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晚晴园”。张永福原为体制内改革满清政府的“维新派”，但后来接受了孙中山感召成为“革命派”。

他不只把母亲的别墅让给了孙中山，还创办了《中兴日报》宣扬革命，并与汪精卫与胡汉民等孙中山左右手结成至交。直到1957年被英国殖民政府强制关闭以前，《中兴日报》都是旗帜鲜明的支持中国国民党。同盟会转型成国民党以后，张永福得到的党证号码是003号，意即历史上第三名国民党员，可见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无可取代。

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285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阅读全文»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卸磨杀驴

伍依     2016-11-24

李光耀及其追随者成功地将左翼工团的被毁灭变成李光耀天空的礼花。其实，不管怎样，左翼工团都是拥护李光耀上台的有功之人，李光耀一上台就指责自己曾担任法律顾问的左翼工团，骂自己曾为之担任法律辩护的罢工工人是“暴徒”，一杆子就把自己打到污水里去了。这种骂人的人，一定更象一个流氓，难怪有人说李光耀是“政治流氓”。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家庄子说：“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意思就是说，捉到鱼后就忘了鱼笱（一种捕鱼器）形容或讽刺一些人忘恩负义，在别人的帮助下达到了某种目的，便忘了甚至反过来损害别人。李光耀就是一个“白粳米堆满了禾桶，就忘了种子是谁送的”人。

希特勒在进攻波兰前召集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声称：“心要狠，手要辣，谁强就是谁对。”李光耀独裁的确像极了希特勒。当李光耀一感到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就不折不扣地做到了心狠手辣。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左翼工团头上悬一支达摩克利斯剑。

马克思在谈到工会的产生时说：“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们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这种竞争，以便在协议中争取到哪怕是能使他们摆脱纯粹奴隶状态的一些条件。因此，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话，仅仅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选自《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批示》，下同）

在左翼工会成立之前，“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议，即使在物质生活数据和劳动数据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来的公平条件下也不可能。”（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殖民统治下，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态是非常悲惨的。“由于家境贫穷不能供我读书，我在16岁念完四年级之后就出来工作了”的1963年中选为社会主义阵线的国会议员李思东说：“当年即使有了一份工作，很多工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失业者因为必需借钱度日，而欠了许多债。我在新华鞋厂工作的时候，一年只能休假两天：农历新年除夕和大年初一。我从早上七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工作条件很差，工作没有保障也没有任何福利，比如不能享用公定假日或病假。万一生病了，就必须自己照顾自己。”（2013年11月21日《李思东专访记录： 既是蓝领工人，也是工运激进份子》）

在殖民统治下的工人就像马克思说的“他们由于不利的条件而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觉悟高涨，纷纷组织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于是逐渐形成了日益强大的工会组织，“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李光耀审时度势，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借壳上市，捞到了“维护正义律师”的称号，腰杆子像枪杆子一样倍直，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李佳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制片人，专栏作者）    2016-10-2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872#ccode=iosaction

虽然中国与新加坡关系降温，但集西方制衡制度和东方威权于一体的“新加坡模式”，对中国远未过时。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新加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得到中国四代领导人首肯、表态需要学习的国家。其经济高度发达、政府清廉高效、环境葱郁整洁、民众温良礼让的治理奇迹几乎满足了中国朝野对于美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然而最近一个月，由于南海问题导致的后续争议，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降至二十多年少见的冰点。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对于新加坡的指责乃至辱骂不断见诸官媒和网络，“弹丸小国”、“美帝走狗”等字眼频频出现，曾经备受热捧的“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时移世易。

那么，“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新加坡模式的前世今生

1978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看到曾经认为是“南蛮”的地方发展得如此现代化而震撼不已。李光耀回忆，当时他曾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你们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好。”在四天的访问结束后回国的第二个月，邓小平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

尽管彼时便初初开启学习之门，但“新加坡模式”真正开始被中国朝野上下津津乐道却是1990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将对于新加坡的称赞具体化：“经济秩序好、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1997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了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被中国官方选定为学习对象长达二十余年热情不减，“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认为在于其治理模式证明了威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相反其严格和高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在中国官方眼中，学习新加坡模式即为学习“现代化威权 (authoritarian modernity)”。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三个基本元素在于：惩治腐败、增加政府专业性以及更好地回应民意。

为何中国政府将新加坡视为可学习的模板？

首先，新加坡所代表的“亚洲威权”统治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经济现代化和长期一党执政可以同时并存、相得益彰，并对于以政党竞争轮替为标志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提出了挑战。

其次，为了巩固其官方话语体系，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严格控制着对于影响民众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的机构：包括博物馆、教育体制，以及最为重要的——新闻媒体。

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就是鬼岛

余杰（中国流亡作家）     2016-8-20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820/932276/

新加坡人的幸福指数很高。既然中国人的人生观是“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那么主体族群都是中国人后裔的新加坡人，为什么不能以“类人孩”为荣呢？自诩为“柔性威权主义”的新加坡，本质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所幼稚园。园长和孩子们和谐相处、亲密无间。

余澎杉。德新社资料照片

台湾人和中国人都很羡慕新加坡的繁荣和秩序，或者更准确地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很羡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高效英明──新加坡很幸运，明明是一党独裁的国家，却被视为法治国家；明明是父亲传给儿子的“变形帝制”，却又让大多数人民感到心满意得。

在新加坡，言论自由只跟少数人有关。在网上发表视频批评李光耀，顺带嘲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17岁少年余澎杉，此前多次出庭受审，且有一段时间被秘密关押在精神病院中。近期，他又被新加坡当局控以6项伤害宗教感情及两项违抗公职人员命令罪名。更为荒诞的是，余澎杉曾尝试委托律师，但新加坡没有一个律师愿意代表他，他只好自己为自己辩护。

在“奴在心者”的新加坡，余澎杉陷入了某种千夫所指的窘境。然而，真正受辱的，不是孤立无援的余澎杉，而是新加坡的政府和执政党。虽然一代强人李光耀死掉了，但其阴魂仍笼罩在新加坡的上空，他永远像慈父一样在画像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新加坡人：要乖乖听话啊，只要听话政府就一定给你们工作和公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