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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北京交往与第三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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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16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338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主要依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梳理北京与李光耀由1954年至1965年的交往历史历程。这正好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时间段。

这一个特定时间段的选择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不得而知,不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当下政治正确的新加坡主流历史中,第三中国论与中国第五纵队的说法,均指向中国干预新加坡的华人政治。因此,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可以针对这些历史疑问,提供一个说法。此外,厘清这一时段间的中国与新加坡交往的政治历程,有助还原新加坡华人政治斗争的历史场景。

这篇学术论文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为此,先整理出论文中的部分素材,之后,解读一些相关的历史过程。

其一、李光耀与北京交往的时间表。

1957年12月8日,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

1958年4月3日,李光耀通知协助单位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却通知取消。

1959年10月26日,李光耀派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

1961年2月11日,李光耀秘书致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说明杜进才计划五月访问莫斯科后访问中国。周恩来指示立即配合办理。

1961年5月12日,李光耀秘书通知取消杜进才访问中国计划。

1962年5月初,李光耀在香港首次接触中共官员间接与周恩来对话。

1962年5月23日,李光耀通知北京希望与北京的朋友谈话。北京方面立即配合由陈毅与周恩来拟定谈话内容。

1962年5月28日,李氏夫妇偕易润堂与新华社梁上苑、祁烽、谭干、薛景章等人会谈,中共港澳工委与广东省外办虽未参与会谈,但在外围协助并联繋北京,因此会谈极有效率。李光耀提出的要求于29日就获得北京答复,双方于30日李光耀离港前再次会谈。阅读全文»

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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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285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阅读全文»

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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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究竟为什么,要扣押新加坡的装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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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视界    2017-1-13
http://news.nanyangpost.com/2017/01/13_5.html

新加坡在南海争端上的立场、以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使它成为了中国批判的对象。《南华早报》对此进行了分析。

文章指出,中国一名将领呼吁对新加坡进行制裁、《环球时报》呼吁在新加坡“越界”之时对其采取强硬措施、而中国外交部不仅对新加坡的南海言论发表直接反驳、也采取措施在香港扣留9辆新加坡装甲车。

此外,原定在去年12月举行的年度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JCBC)十三次会议,没有如期举行。《南华早报》此前报道也指出,北京通过加强银联的管制以打击资金外流的措施,可能波及新加坡赌场。

中新关系骤然恶化,许多新加坡人都很困惑、也很担心。

《南华早报》分析道,其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已在媒体发布会上提供了线索。陆慷曾提醒所有国家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并要求“相关方”尊重香港法律。

文章指出,这意味着扣留新加坡装甲车的决定与台湾有关。而这批装甲车被扣留之前正是刚完成在台湾的训练,并在被运回新加坡的途中。

虽然新加坡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文章指出,这段军事关系建立的当时,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之前。而如今,时代已变化。 阅读更多 »

中新关系不应有“半官半媒”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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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锋(澳洲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2016-10-12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671?full=y

中新“书信事件”成为《环球时报》“媒体外交”的显赫例子。但媒体宣传在中国外交中地位上升是好事吗?

最近发生在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和《环球时报》之间的所谓的“书信事件”,在中新关系史上颇不寻常。它突出体现了中新关系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反射出中国外交呈现出的一些新状态和新趋势。分析并反思这些问题和趋势,不仅对处理磕碰中的中新关系有益,也可启发对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些思考。

此次“书信事件”体现出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双方在“这一事件的关键到底在哪里”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出现了认知的错位与沟通的障碍。罗大使认为《环球时报》的报道存在事实性错误:新方并没有在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提南海问题或南海仲裁案。他因此想通过他所知道的事实来驳斥这篇报道,以便让《环球时报》、中国政府和民众、甚至关注这一事件的其他国家,了解事件的真相。

但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最关心的却似乎并不是罗大使所谓的事情真相,而是新加坡在不结盟运动峰会上表现出来的针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和意图。胡总编也为报道的真实性进行了辩护。但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想和新加坡说的是,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做过头了,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罗大使大概尚未认识到胡总编的这一“真意”,因此在第二封信中依然在强调事实的真伪,并认为胡总编在其信中对新加坡南海政策的解读与事情真相无关。从“技术”层面看,罗大使是对的;但在政治层面,他不免已经“失之毫厘,去之千里”。

胡总编(估计不少政府、学界和民间人士也是如此)并不想和新加坡在其是否在不结盟峰会上提了南海问题或仲裁案这个细节问题上纠缠。他们关心的是新加坡南海政策的趋势甚至意图。从趋势看,今年以来的新加坡政策给很多中方人士的感觉是,它就是要或明或暗地给中国找麻烦、设障碍;新加坡是否在不结盟峰会上提了南海问题,并不影响他们对该国总体政策性质的判断。 阅读更多 »

中美冲突尖锐化新加坡平衡外交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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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友顺     亚洲周刊  2016年10月16日第30卷41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75725012522&docissue=2016-41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连访问美国和日本,并公开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希望中国在南海能克制。新加坡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美军停靠樟宜基地,而新加坡也是美国在东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但“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平衡战略已越来越难以保持平衡。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九月底访问日本就南海问题发表的谈话引起人们关注,同时也引发中国网民的不满。这是继李显龙在八月访问美国时就南海主权表态后的另一次立场鲜明的谈话,反映出长期来尝试在中国与美国之间采取平衡外交的新加坡外交政策的转变,中美关系的尖锐化迫使新加坡也必须选边站。

李显龙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就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南海仲裁结果一事立场明确地表示,“世界不能没有规则”,“中国应遵守该结果”李显龙说:“在没有法治,大国可随心所欲行动的世界上,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将失去生存余地。”他认为作为维护国际秩序的框架,“国际法很重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十分重要,尊重法律的国家越多越好”。

李显龙告诫中国,中国海洋活动日趋活跃,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建立军事基地等,造成“周边国家的不安正在加强”;他认为,“稳定的外部环境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并敦促中国根据被称为“海洋宪法”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法律和秩序”采取和平举措。针对东海和南海问题,李显龙表示,“中国应顾及其他国家的关切”,并要求中国根据国际法采取克制态度,李显龙认为,中国大陆如何处理领土纷争议题,将影响各国对大陆的看法,大陆要透过克制,才能消除他国的疑虑。他表示,中国如何处理相关争议,将影响外界对中国崛起的看法, “你可能在钓鱼岛或是南海得到什么,但是你会输掉名誉和世界上的地位,这些都要仔细考量”。他强调:“中国需要承担作为崛起大国的责任”在提及提高存在感的中国时,李显龙表示,“所有国家都需要适应,保持克制”,同时认为日美和东南亚各国比起对立,更应该与中国合作。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与李显龙会谈后的记者会上的谈话与李显龙的言论相呼应。安倍表示,关于南海问题两国“确认了法律支配的重要性以及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性”。李显龙回应称“必须保护航空,航海自由”;双方就为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 (TPP) 尽早生效而加强合作的方针达成共识围绕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间的高速铁路计划,安倍表示“希望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呼吁两国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李显龙表示,“期待看到日本新干线中标”日新也同意在今年内召开相关部门的副部长级会议,就新马高铁引入日本新干线技术进行研究。 阅读更多 »

南海水太深 新加坡你就不要瞎搅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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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     2016-9-29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M2NTIwMA==&mid=2651078909&idx=1&sn=8dd1c32d72fe36ddca649638d9c93943

近日,围绕“不结盟运动首脑会上新加坡炒作南海问题”一事,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杠上了《环球时报》和该报总编胡锡进。双方你来我往,已针锋相对论战了四个回合,说法截然相反。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交锋

事情起于《环球时报》2016年9月21日刊登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新加坡妄提南海仲裁》。该文指出,在第17届不结盟运动峰会中,“新加坡曾执意要求塞入为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背书的内容,企图强化成果文件涉南海内容,由于多个国家明确反对未能得逞。”

9月26日,罗家良指责该报21日的报道罔顾事实。他表示,关于提议在成果文件中增加南海共识内容一事,“不是临时决案或任何单一东盟国家主张的”,“是东盟一致和共同的立场,也是东盟十国根据第49届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公报所达成的共识。”——意思就是,这是东盟全体的事情,不能赖到新加坡头上。

罗大使还指出,“东南亚相关段落,包括涉及南海的内容,自1992年起就已纳入不结盟运动峰会的最终文件,并以东盟共识为基础定期进行更新”,峰会轮值主席国伊朗和东道国委内瑞拉拒绝此提议的做法,不符合不结盟运动的惯例。

9月27日,胡总编复信称,“《环球时报》记者是根据参加不结盟首脑会议的知情人士介绍情况写成此文的,信息源严肃、可靠,文章写的就是真实情况,因此不能同意罗家良大使对此报道的指控”。他在信末还提醒到,“您的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做过头了”。

9月28日凌晨,罗大使再次致函。他强调,报道依据的是只言片语的、匿名的不完整信息,而新加坡全程参与了峰会的讨论;他还出示东盟主席国老挝的信函称,“不结盟运动峰会主席国并没有拒绝新加坡的要求,而是不合规矩地拒绝了东盟要求以东盟共识更新有关东南亚地区段落的内容。”

尽管细节还有待披露,但基本事实还是很清楚的。新加坡和东盟国家试图在不结盟峰会成果文件中增加东盟内部达成的关于南海问题的新共识,被峰会拒绝。综合各种信息看,《环球时报》和胡的叙述基本属实,但可以补充更多细节;罗虽然辩论套路占优,但回避了根本的问题,显得有些虚伪——他的论述始终没有触及实质:究竟新加坡有没有这个想法、有没有这样做?

罗大使所谓“新加坡没有在提议上面做太多的工作”的说法,说服力并不大。这只是面子上的套路。稍微懂点常识的明眼人都不难了解,此类成果文件的磋商功夫更多的是在幕后,在走廊或咖啡馆,而非在正式会议上。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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