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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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新加坡文化资产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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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7-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899

一个国家丢失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文物,就如同丢失了国家文化内涵的压舱石,必将沦落为一个没有文化方向之迷失人性的国家社会。这可不就是当下新加坡的文化困境?

事不过三。李显龙霉运当头祸殃新加坡,岛上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几件看似无关,却有共通性的反社会现象。一是,李光耀旧居的去留,二是,南洋理工大学之中文招牌的去留,三是,结霜桥旧货市场的去留。四是,新加坡华人文化历史文物的去留。这四件事的内容全然不同,而共同之处却是历史认知,历史保留,和历史文物去留的问题。

此时此刻,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之际,新加坡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并且反省本土人文文化根基,以便在即将快速降临的新国际格局下,重新设定新加坡国家内涵。新加坡唯有立即重新自我定位,否则将会丧失做为一个国

家的存活空间。这是燃眉之急,并非危言耸听之说。

有创见,有自信,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学者,正在积极构建中国模式框架下的世界话语权,在一带一路的大时代背景下,向全世界讲述由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故事。在全新世界格局的现实压力下,原本高高在上的西方学者正尽快修整自己的理论,寻求一套既能够解释为何中国崛起,也同时解释为何西方衰败之新的国际政治论说,来配合中国快速发展的新趋势,以便保留一席之地,有足够话语能力继续的参与到国际事务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模式的王道政治哲学,正在全力挑战支配世界的西方霸道政治思维。一个崇尚仁义公正反对强权暴力的新世界观,必然会彻底颠覆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实质上,李光耀的新加坡故事,是一个缺乏生命力的虚构假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形象的说,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如同一盆盆栽,是靠铁线和剪刀,用强力规范和大力修剪而成。盆栽毕竟是盆栽,只能形似自然界的古树参天。

2017年6月14日,将会被历史界定为新加坡政治发展里程碑上的单一最大拐点,那,不是后李光耀时代的结束,而是后人民行动党时代的开始。李显龙传承的人民行动党政权,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重大打击下分化。最终,极度僵化的人民行动党,必将逐步的自我瓦解。

在这一种划时代背景下,新加坡国民有必要认真反思在新政治格局下,未来国家的人文内涵,因为国家人文界定国家的未来大方向。在有什么样输入就会有什么样结果的定律下,什么样的新加坡人文社会,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新加坡国家。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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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与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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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5-10-24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5291

至今,还未有西方学者与社会舆论,胆敢全盘否定民主政治,进而倡议一党专政之独裁政体。除了天真烂漫的新加坡华文媒体之外,既便是新加坡英文媒体的聪明人,也不曾出现如此荒诞之口无遮拦的赞颂强权专政。

新加坡官办的党报刊登了一篇《多党政治的迷思》,基本意思是说:世界上的民主政治已经濒临死亡边缘,而一枝独秀之新加坡的一党专政,是一个具可行性的模范政治样板。

西方民主世界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由此而得出美国的民主已经死亡之说,是无所根据之,既轻率又严重的误判。

把西方民主沦落到今天的窘境,归咎于多党政治的弊害,借此来否定多党政治的良性贡献,是选择性的说法,别有居心,违反了论证必需持平的根本道德要求。

文章引用了郑永年的观点来反对民主政治:“随着西方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多党民主开始运作不良,往往形成政治僵局。政治僵局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恶化问题。”;“传统上政党是社会力量的整合手段,但现在已经演变成社会分化的工具。在非西方国家,建立在多党政治之上的治理问题,要比西方更为严峻,尽管多党,但并不能发展出民主政治;相反,一些国家已经演变成‘失败国家’,更多的是处于‘失败国家’的边缘。”

这一个说法是把一个民主运作不良的技术性问题,错误的看成是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本质上,这是两个全然不同的议题,有着层次上的根本性区别,不能鱼目混珠。

西方民主国家和非西方民主国家,之所以无法解决问题,反而恶化问题,进而变成失败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民主政治的操作上,背离了民主精神。这些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民主政治有名无实。说白了,这些国家是打着民主的旗帜,却干着不民主的勾当。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月 24, 2015 at 3:01 下午

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两个贝淡宁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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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典    2015-10-17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6073

贝淡宁2

贝淡宁(资料图)

贝淡宁 (Daniel A.Bell,丹尼尔•贝尔)生于加拿大,拥有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新加坡、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现在还是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讲席教授。就在不久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着《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体制和民主的局限》。

作者在书中对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该书的核心结论是:中国的精英政治制度原则上是正确的,比西方选举政治更适合中国,西方若了解这种制度的运作模式,也能从中获益不少。这其实是贝淡宁教授的老生常谈。

贝淡宁教授这两年大力鼓吹“贤能政治”,每每举新加坡为成功的样板,这让他的一些老读者倍感惊诧。就在2012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城市的精神》(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一书中,贝教授还痛斥李光耀是“现代法家”,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家长制政权”,不过才一眨眼的工夫。贝教授就像变魔术一样, 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勇气,的确令人佩服。

这里冒着“断章取义”甚至“扭曲”的危险,略作摘录,间加评点,俾便大家学习参考。

《城市的精神》中的新加坡

据贝淡宁自述,199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决定聘用他,是因为他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社群主义,这种思想很合新加坡的胃口。让他觉得意外的是,新加坡方面负责面试他的不是什么学者,而是该国驻美大使,后者只问了两个问题,你念大学的时候去古巴干啥了?你是共产党员吗?贝淡宁很好奇对方怎么知道自己曾去过古巴,但还是据实回答:不是共产党员,去古巴是学校组织的热带农业之旅。这样就过关了。

来到学校后,贝淡宁向系里提交了给学生指定的政治理论入门读物,结果系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要多讲一些社群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强调他不应该向一年级学生讲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这一下子引起贝淡宁的反弹,于是他在新加坡成了“不和谐的存在”。三年后,他被解聘了。

除了个人的这段倒霉经历,究竟贝淡宁在新加坡看到了什么,使他认为这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群主义城邦而痛加挞伐呢?

……一种极端形式的个人主义,比我在任何西方国家遇到的更加个人主义的生活形式,这破坏了国家创造愿意为公共利益作出牺牲的爱国公民的目标。正是在认识到社群主义言论和个人主义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后,我开始反对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体制。

(未标出处者,均引自重庆出版社版《城市的精神》)

这里的个人主义,指的是新加坡人的政治冷漠。为了保障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政府对工会、反对派、媒体采取压制策略。这种压制的结果,就是大部分人的政治冷漠和优秀人材的流失。

2007年对新加坡年轻人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希望移民到其他国家。许多人尤其是向上流动的阶层已开始行动了。新加坡的平均人才外流率是26.11‰,这是世界第二高,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限制性的政治环境和法律过于严厉。

难怪李光耀逐渐认识到新加坡人需要另外“三十、四十、五十年”才能养成国民对国家整体的感情。他没有说到的是,正是其政治体制应该为进步缓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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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反面典型” 骗阿伯党扩大OB markers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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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5-7-30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5/07/143424.html

上了年纪的国人,应该还都记得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官媒为国人树立了多少的“反面典型”,大多数是没礼貌、带点疯癫的形象,并且下场也很“惨”,聪明人应该趋吉避凶。就像可怜的徐顺全博士,那个标签如今还挥之不去。OB markers其实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东西,没人知道它是否存在,唯有高高在上的人物说“踩线了”,那就是。

前阵子上网看些旧帖,才发现“高薪养廉”原来正是老吴(老番癫吴俊刚,下同)发明的,千真万确,文章还引经据典说到有来有去,可惜看到时没立即把它“书签”起来,如今也全无头绪要去哪里找。近年来,早报改口的事儿也很多,比如精英主义(meritocracy)也绝口不提,改称“唯才制度”。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300精英乘珍宝机”的故事,由叶鹏飞说来却绕了几个圈:

李光耀在1971年的一篇经常被后人引用的英语演说中,对当时国家治理的状况直言不讳地说:“在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服务的杰出人才、法定机构的主席及其高管,已经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出细节并付诸实践。这些人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学校。新加坡是个唯才是用的社会。这些人凭借自己的功绩、努力与良好表现升任高位。他们是一群紧密联系并协调有致的坚强核心。如果这300人同乘的珍宝机坠毁,新加坡也将解体。这反映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领导层之微小。我们必须,且我们必将之扩大。”
(叶鹏飞•《知我罪我的“唯才是用”政策》原载《怡和世纪第26期》)

精英主义被斗垮、斗臭,民众用选票把它唾弃……老吴给它换个中文名字,诶,原来还似模似样:

新加坡的用人唯才制或简称唯才制度(meritocracy),大家都耳熟能详。简单地说,任用人的标准是看一个人的能力、实际工作表现,甚至人品德行,而不是看家庭背景,或是靠裙带关系或财富。这是一种民主社会人人可以接受的原则。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择优录取,考核升迁的。但是,在 政治上,如何落实这个原则却似乎很少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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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发展模式离不开执政党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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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祝娟     2013-2-21
http://news.cntv.cn/2013/02/20/ARTI1361346061625788.shtml

许利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前提是认识其执政党的忧患意识,“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一定要变革,反之,很容易自满,没有前进的动力,这是危险的”。

随着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的上台,以及近阶段国内各界对新加坡发展经验的持续关注,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模式”和有关未来走何种发展道路的讨论。对此,社科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许利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前提是认识其执政党的忧患意识。

“新加坡是一个弹丸之地,夹在马来西亚、印尼之间,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当时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联邦独立,冒了很大的风险。新加坡的规模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须时刻有忧患意识,新加坡发展模式的核心就是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自我更新和改革的意识,如果不认识这个东西,我们就没法借鉴新加坡的发展模式,”许利平认为,要学习新加坡模式没有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学习它的精神实质。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21, 2013 at 10:58 下午

新加坡:政党竞争和社会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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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兆斌     2011-5-10
http://www.merdekareview.com/wap2pg.php?id=18249

人民行动党向来竞选时都不以阶级、族群、认同等社会力量为选举动员的基础,因为这些社会力量,至少理论上,都被整合到人民行动党体制里去了。

新加坡刚举行大选,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仍然获得国会大部分议席而执政,但在野党却有突破性表现,不但攻下一个集选区,砍下人民行动党的数名大将,而且把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降低到独立以来最低。以新加坡几十年来的家长式威权主义政治来说,在野党能有这样的战绩已经非常了不起。

新加坡非常发达和现代化,但也是个异数。和新加坡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是民主政治成熟的国家。只有新加坡这个独特的案例让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破了一个缺口,让李光耀及其他亚洲威权式领导人可以将这套“政治严控,经济开放”的模式上升到可以挑战普世价值的“亚洲价值观”。

现在中国崛起,学界商界政界媒体界莫不热衷讨论所谓的“中国模式”。在不少人眼中,“中国模式”就是“威权+市场”,而把“威权+市场”演绎得最完美的,就是新加坡。这么说来,“中国模式”的原版,就是“新加坡模式”。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五月 11, 2011 at 8:57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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