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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祖国在召唤——从新加坡看海外华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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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Graham Lloyd    2019-11-26
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19/10/26/30275/

Tian Fu Clan leader Tony Du Zhiquiang

新加坡克拉码头(Clarke Quay)的香天下火锅既有戏剧观赏效果又是饕餮享受。它从两个芭比娃娃开始:其中一个身披生wagu牛排,另一个身上披上切薄的鱼片。这些蛋白从娃娃身上剥离,然后在火辣的汤中沸煮。

Asia-link技术公司董事长,代表新加坡四川侨民的天府会负责人杜志强(Tony Du Zhiqiang音译)正在协调一场私人盛宴。

志强将在几天之后前往瑞士参加海外川籍社团的全球聚会。

中国中央政府想知道川籍社团在未来12个月在国际上为四川地区带来声望的打算。

志强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6,000万名强大中国侨民之一。

学者们认为侨民视为一个统一的群体是错误的,因为其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而且为不同的原因而来。

但是有证据表明,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越来越多地对其海外侨民采取了新的看法。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正在呼吁海外华人共享梦想,并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技能,财富和忠诚带回祖国。

在与美国的激烈贸易战,海洋上的区域争端以及中国对从非洲到太平洋的不断扩展和投资的情况下,新重点放在了几代海外华侨如何响应中国的呼吁上。

而且,新一波更富裕,受过更好教育,更有民族主义主张的中国移民的浪潮对本区域和世界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

志强说,他到瑞士开会时要带给中国的信息会是,它需要更加安静,去倾听并了解其他国家如何重视多样性。

这是志强在新加坡三十年间所吸收的讯息,新加坡有75%的人口可以追溯其根源到中国,但会肯定地保留自己的国家身份。

志强说,30年前他为过上更好的生活离开中国来到新加坡,当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

尽管志强当时有一份政府工作,他说中国的情况很艰苦,地方当局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来决定是否放他走。

在新加坡呆了两年后,志强说他面对自己的一个艰难决定——是否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并放弃其中国公民身份。

“1994年,经过长时间的关注思考,我放弃了我的祖籍国的护照,成为了一名新加坡公民,”杜先生说。

“那时我说新加坡是我的新祖国。对于中国,我不能说我不认识你,但现在这才是我的故乡。’’

今天,志强说;“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

作为一名劳务组织者和在许多新移民中有影响力的人物,杜先生说,今天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出相同的决定。

“以前,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还不是非常富裕或非常强大,”他说。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发展迅速,因此许多出国的中国人不愿放弃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他们仍然认为他们为中国骄傲,并希望持有中国护照。”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21, 2019 at 2:53 下午

海外华人,被纳入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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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Graham Lloyd   2019-10-28
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19/10/28/30345/

Mr Wang and Ms Ding enjoying Singapore’s nightlife. Picture: Vanessa Hunter

Tony Wang是居住在海外的6000万华裔中的新面孔。

年轻,聪明,见多识广,自13岁与父母移居新加坡已经17年的王先生,对于改变了自己祖国面貌的经济奇迹感到非常自豪。

王先生确信他和他的父母有一天会回到中国退休。他对全球事务有着乌托邦式的看法,不介意在网上被监视,认为香港的抗议者缺乏尊重,而且认为一个世界政府是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国际问题的答案。

“人们误解了中国人,”王先生说。“我们向全世界敞开胸怀。我选择仍然做个中国人,因为我希望中国的未来会更好。现在很好,但是会变得更好。”

王先生的观点凸显了有关中国对海外华人社区的态度可能会如何变化的辩论。过去,在其他地方获得公民身份的中国人被大陆回避,而且他们被迫放弃他们的中国护照。

共产党的新态度是鼓励海外华人保持联系。在中国有句老话是:“落叶归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开强调有必要将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在一起,共享“中国梦”。

《澳大利亚人报》周末版(The Weekend Australian)周六启动了一个由六个部分组成的系列报道,将探讨中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侨民。

并非所有的海外华人都是一样的。侨民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而且为不同的原因而来。非法移民和有组织犯罪造成的人口走私依然是主要特征。在英国埃塞克斯郡的一辆卡车后面发现了疑似来自中国的39人遇害,这加剧了人们对人口贩运的担忧。(编按:后证实受难者全部来自越南)

有些人已在其他国家取得国籍。并非所有人都说相同的语言,而且许多人对中国有不同的感受。人数上看仍然很清楚,那就是自从中国开始放宽对移民的限制以来,大多数离开中国的人都选择不回国。

然而,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进步正在改变一代人的观念。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18, 2019 at 9:29 下午

李光耀北京交往与第三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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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16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338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主要依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梳理北京与李光耀由1954年至1965年的交往历史历程。这正好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时间段。

这一个特定时间段的选择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不得而知,不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当下政治正确的新加坡主流历史中,第三中国论与中国第五纵队的说法,均指向中国干预新加坡的华人政治。因此,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可以针对这些历史疑问,提供一个说法。此外,厘清这一时段间的中国与新加坡交往的政治历程,有助还原新加坡华人政治斗争的历史场景。

这篇学术论文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为此,先整理出论文中的部分素材,之后,解读一些相关的历史过程。

其一、李光耀与北京交往的时间表。

1957年12月8日,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

1958年4月3日,李光耀通知协助单位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却通知取消。

1959年10月26日,李光耀派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

1961年2月11日,李光耀秘书致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说明杜进才计划五月访问莫斯科后访问中国。周恩来指示立即配合办理。

1961年5月12日,李光耀秘书通知取消杜进才访问中国计划。

1962年5月初,李光耀在香港首次接触中共官员间接与周恩来对话。

1962年5月23日,李光耀通知北京希望与北京的朋友谈话。北京方面立即配合由陈毅与周恩来拟定谈话内容。

1962年5月28日,李氏夫妇偕易润堂与新华社梁上苑、祁烽、谭干、薛景章等人会谈,中共港澳工委与广东省外办虽未参与会谈,但在外围协助并联繋北京,因此会谈极有效率。李光耀提出的要求于29日就获得北京答复,双方于30日李光耀离港前再次会谈。阅读全文»

从国文国语到华语华文的转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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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9-11-13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虽然新马的“华文”、台湾的“国文”、港澳的“中文”与中国的“语文”,是“Chinese Language”在各自教育体系中不同的称谓,但是它们所指的都是汉语的学习。称谓有别,是政治催化的结果,里头有历史的积淀与沧桑。它不似“公仔面”之于香港;“泡泡面”之于台湾;“快熟面”之于新马;“方便面”之于中国大陆,只是地域的用词差异,不具复杂的政治历史元素。

华校百年,它所使用的“华文科”课本以及它的科目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透露着不同的政治认同信息,把这些片段缀串,便能勾勒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轮廓。新马华文教育与中国脐带相连,它一起步就毫无保留地复制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后来的本土化进程,则甩不开新马政治的影子。当地的政治晴雨潮汐,强力地主导着南洋华校的枯荣,这一文化现象也同时反映于当地华文报章的成长生态上。

本地华校以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与中国旧王朝结束的历史发展齐肩并行。1912年清朝覆亡前夕,西潮涌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面临海啸式的冲击,教育也一并受到西方时潮洗礼。1916年推广白话文的概念浮现后,蔡元培等人于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新主张,并敦促北洋政府在文化与教育上落实“国语”,以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国语运动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白话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符号等等新事物陆续出炉,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汉字拉丁化等等事项旋出缤纷的文化光环。191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式学堂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直接影响了南洋华校的变异,以私塾、学塾为核心的教育城堡迅速崩塌,新学堂在二十年代春笋般生长在南洋的土地上。

一切从《字课图说》开始

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刘树屏编写的《字课图说》。

新式学堂在发育“变声”的阶段,语文科目所使用的课本,其实并非冠以“国语”或“国文”的名堂,主导着“读书识字”内容的科目称谓,是《字课图说》——这是教育转型、发育的“尴尬”阶段所使用的识字教本,这些“启蒙学堂字课图说”,担负着开启儿童心智的先锋责任。

作为启蒙第一步,《字课图说》的内容自然以汉字的学习为基础。所谓“读书先识字”,掌握汉字的形、音、义,是进阶中文世界的门槛。作为语文入门教材,《字课图说》犹如一册文图并茂的字典。每个单字的内容都包括读音、释义、构成词以及示意图四部分。《字课图说》的凡例,说明它是“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它挑选了三千汉字作为学习材料,“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

据石鸥编着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描述,1901年上海的“澄衷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式学堂。当时澄衷学堂的校长刘树屏编写了《字课图说》作为识字教本,可视为中文教科书的雏形。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印了《蒙学读本全书》,内容由浅渐深,楷书石印,附有插画。以当时的审美标准而言,那不是普通的美,因此面世后广受欢迎,被誉为同时代最完备最漂亮的新式教科书。

1906年“国文”称谓首次登场

《国文》正式成为语文科目名称,该是1906年左右的事。石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收集到的最早《国文》版本,是1906年学部图书编译局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及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同个时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用的也是“国文”的称谓,可见当时中小学都共同使用“国文”之名。

当时新马是英国的殖民地,神州大陆却是当地华人心中坚定认同的祖国。一路来,清朝政府都有派遣官员南下巡查南洋华侨教育的传统,这种做法并没有因大清王朝的覆亡而中断。接棒执政的中华民国或北洋政府也都以扶持海外华侨教育为己任,一如1949年以前南洋各地的中文报章,绝大部分都无法摆脱民国政府的幕后操作,总编辑多通过政府举荐或委任南下执行任务,报章封面版都冠上“中华民国”的国号。华文教育这块文化蛋糕也是如此,1950年代以前,许多华校校长都由中国方面举荐,华校使用的各科课本也清一色来自中国,内容自然以中国为主轴,就像新马英校使用的教科书,也来自“祖家”英国,这都是殖民时代本土意识模糊、欠缺编印教科书条件的结果。既然以中国为认同对象,沿用来自中国课本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当“国文”称谓在中国登场了,南洋华社自然全单照收。由于国民政府主导着海外华侨教育的意识型态,因而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国人、三民主义、国语等概念遍布于教科书里。这种政治教育南移现象,在南洋维持了约四十年光景。 阅读更多 »

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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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285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阅读全文»

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哲学——从香港流水革命之中新加坡对港评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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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9-11-8
https://www.facebook.com/xinguozhi/posts/2504737846279312:80

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强调新加坡作为小国面对内忧外患,前路危机四伏,国家若要生存,其发展便不能有丝毫差错,与此同时,新加坡执政党政府行事强有力,其官员清廉与具仁心,言下之意,是国家由此强势政府带领便能繁盛发展。对新加坡传媒乃至精英而言,褒扬香港抗争者,形同挑战上述以政府为中心的“新加坡故事”,动摇新加坡执政党政府认受性根基,由是观之——特别是当新一届新加坡大选将临,李显龙提出“五大诉求旨同推翻政府论”便显得合情合理。

自香港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后,黄蓝之争不只在香港出现,东南亚华人社群的黄蓝分布,对香港时局的看法也受香港民众乃至香港内外媒体关注。香港网民尤其会留意新加坡针对香港状况的评论,例如8月时,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网上讨论区“连登”便曾刊有以《新加坡官媒:中共解放军进击香港,利多于弊!香港会玩完,但中共会胜利》为题的帖文,文内谈论前《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总编辑冯元良(Leslie Fong)不乏亲中色彩的观点与主张。

新加坡社会上下评论香港现况的观点易受香港民众注意,原因至少有二:第一,新加坡与香港素来被视为比较对象,且在运动期间,香港内外媒体不时报导新加坡如何因香港时局而得益,新加坡舆论自然易被港人留意参考;第二,于香港风雨飘摇之时,相较其他东南亚华人社区的表现,新加坡反应的特别之处,在于狮城政治精英相对积极与踊跃地就香港事务表态。新近例子,是总理李显龙在公开演说指香港抗争者提五大诉求无助解决问题,旨在“推翻香港政府”,此一言论其后广受香港媒体报导,中国网民甚至因而视李显龙为英雄。从香港角度看,新加坡媒体乃至精英的对港观点不无可商榷处,甚至不难被否证,参考价值不如想象般高。问题是,这类新加坡言论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多不是香港人,其framing 实际上犹如新加坡国家发展论述“新加坡故事”的另类演绎,其内容多少附有内政外交功能。

新加坡媒体乃至精英的对港观点基本上离不开三点:第一,香港抗争者被视为“无法无天”的“暴徒”乃至“恐怖份子”﹑被认定是香港乱局的主要问题根源,因为政府权威不容被挑战,社会秩序不能被扰乱,民众生活不能被干扰。香港警察已克尽己职,为制服“暴徒”而疲于奔命;第二,由始至终,中国于香港管治事务里都居于主导地位﹑处于强势位置,香港抗争者与中国政府硬碰硬,是以卵击石,终将徒劳无功;第三,香港乱况是单纯的中国境内内部事务,外国势力对香港处境既不感兴趣,亦无意介入。换言之,香港民众寄望国际社会能为流水革命予提供援助是不切实际;民众力图以所谓“焦土”或“揽炒”方式抗争,只会自毁长城﹑进一步贬损香港在中国之内的战略位置。随中国持续崛起,香港流水革命换取的终将是自杀式悲剧。 阅读更多 »

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秘访新加坡?国防部低调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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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报/洪哲政    2019-11-4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4143224

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图/军闻社

新加坡与我国之间“星光计划”,因“中”星签署“国防交流与安全合作协定”面临检讨。据传本月惯例原由陆军副司令赴星洽谈年度星光计划议约,层级提高为国防部副部长,由空军司令出身的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率团赴星议约。对于台星双方游戏规则是否将有所改变?军方仍强调,台星双方关系非仅军事合作,对台湾而言,长年来新加坡都是极具道义且伙伴关系深厚的友邦,双方军事合作关系不受影响。

对此,国防部上午表示,“没有评论”,不愿证实或说明张哲平的出访任务。

新加坡与中国大陆上月签署“国防交流与安全合作协定”,新加坡军队与解放军未来将正式实施交流,包括部队互访、双边演习、课程交接与军舰入港等。国安官员认为,美方不会坐视新国武装部队拥有的美制装备赴陆训练,相关与友邦协训内容自有美方监控拿捏。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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