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住豪宅（三）

李莫愁     2023-5-28

有人认为这本该就是一起“贪污调查事件”，涉及部长和家属的私利，放着总理公署里贪污调查局不用，更待何时？更有人说：李光耀如果还在的话，他根本不需要对此进行审查……几通电话、一顿激烈的拷问，他就能立即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就怕有人把大事化小，然后小事化了。

【瓜田李下】

人民行动党精英只懂得“有为法”，而不懂得“无为法”，所以当杨荣文说他是道家的信徒时，师太差一点就笑掉满嘴的大牙。这一回，看到尚穆根和维文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要求总理“彻查”莱道门事件，使莫愁想起当年NKF的杜莱，起初也是摆出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姿态开记者会，还拉来许文远和花生夫人替他背书，最后人仰马翻，这已是后话。

成语“瓜田李下”出自《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为什么在瓜田里不弯身穿鞋，在李树下不举手整理帽子？就是为了避嫌。莫愁说行动党精英不懂“无为法”，即在此。还记得当年何晶荣升淡马锡总裁（？），而丈夫是国家总理，人家也说得头头是道，把事情给圆了过去。

尚穆根和维文天真地以为租房行为只要具程序正当性，一切按规章走；表格、手续、合同都搞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就没人敢拿他们怎么办。其实整部《部长行为守则》务得就是一个“虚”字，它开宗明义写道：

政府部长是受信任的职位，部长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而破坏公众对自己的信任，或给政府带来声誉上的损失。因此，所有的部长在任何时候都要按照最高标准的诚实、负责任、正直和公正的原则来行事。《部长行为守则》规定了所有部长为维护这些标准而应遵守的“义务规则”。违反任何一条，都可能使部长被免职。

而这边厢，《联合早报》沈泽玮则写道：“政治，很大程度就是观感问题。观感，往往又是感性思维而非理性思考。在物价房价居高不下，消费税又调涨的当下，民众的仇富心态很容易被挑起。”——可见她没读过《守则》。最好笑就是她又扯到“仇富心态”，你看，一个年收入两百万的部长，却想住几千万元的豪宅，这不叫“炫富”，而是“觊觎”二字。英文也有个对应的单词covet，根据字典：yearn to possess (something, especially something belonging to another)。说白了，就是闽南话所说的“吃碗里看碗外”；碗里的还没吃完，就已经在瞄着碗外的，这是一种贪欲。

尚穆根在国会里不久前也曾说：“如果一个议员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即使是合法的，我会和该议员谈谈。如果该议员有不同的看法，也许他就不该再当议员了。”——恐怕会一语成谶。

部长住豪宅（二）

李莫愁     2023-5-21

尚穆根和维文的房租虽然是自己掏腰包，但是这次他们住的是公家的产业，而不是自己真金白银买的。如果在取得这些庄园豪宅的过程中有猫腻，或者价格低得不敢相信，节省了大笔的产业费，是不是也算侵占公帑，要纳税人买单？

莫愁在上一篇文章里，说因为尚穆根和维文住在以英亩计的庄园豪宅，人民行动党的“人设崩了”。果不其然，《网络公民》就出了一篇文章《戳破人民行动党审慎节俭形象》(Punching a hole in the PAP’s image as prudent and frugal)，因为这苦心经营“白衣白裤”形象是他们自己吹的。

而且这种“廉洁奉公”的故事可说是随手抓来一大把：

1、有这样一个故事：新加坡的建国元勋——吴庆瑞博士在一次国外旅行中对他在伦敦海德公园酒店的分配房间感到不满。他发现房间太大，太奢华了。吴博士要求换到更简陋的房间。当他被告知英国安全部门希望他留在分配的房间里时，他才被说服留在原地。对吴博士来说，奢侈的生活令人厌恶。即使是单纯的酒店房间的大小和豪华程度也让他感到厌恶。

2、另一个故事是，吴博士在开车经过一所学校时，突然陷入沉思。他说，他在想，完成教育的人是否会有工作机会。他首先是人民的一份子，然后是一个政治家，他从骨子里感受到人民的感受，他尽力而为，但知道他没有所有的答案。

3、有人说建国元勋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的一面明镜。他是一个谨慎、节俭的人。他从20世纪40年代到2015年去世前一直居住在欧思礼路38号的家中，很多照片都显示那里仍拥有几十年前的家具和地板，十足简陋的生活空间。

4、李光耀出国公干，自己洗内衣以节省酒店的洗衣费，他穿打补丁和修补过的衣服，他让他的员工在海外旅行时穿借来的冬装，他训练他的孩子节省水和电。

5、连总理夫人何晶对服装的奇葩品味，也被列入节俭的范畴。说她避开了设计师的东西，宁愿穿露趾凉鞋参加国事访问和官方活动，并携带自闭症患者设计的恐龙图案的小包。

6、李总理本人在一封特别信件中提醒他的同僚：”我们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7、4G领袖偶尔也来凑一脚，据说陈振声部长他满足于一辆二手日本汽车，多年来一直佩戴同一块卡西欧手表，甚至在脸书上分享他找到新表链的“快乐”。

而且执政党连同官媒对于处理这件事的压抑和沉默，让莫愁想到更多的问题：

1、为什么部长不能、不要、不会替自己辩护？部长几乎周周都要发表各式官方演讲，还有接见选民时替他们写信仗义或伸冤，为何事到临头，却不提起笔来申述一番呢？

2、几时新加坡的国会变成讨论肮脏家事的避风港？

部长住豪宅

李莫愁      2023-5-14

这种“高分子聚合体”要的是面子，精神层面的满足。不要明刀明枪显摆屋子值多少钱，而是那种无论花多少钱也不易得来的东西。要低调奢华(Low-key luxury)，要从花园入口处就震慑人心，感觉特权(Privileged)和遥不可及(Unreachable)。

两名内阁高官——尚穆根和维文入住位于第10邮区，由律政部属下土管局所管辖的两幢殖民地时期超级豪华庄园豪宅，引起舆论的关注。这对人民行动党的影响，借用影视圈的一句行话，就是：人设崩了！

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白衣白裤深入民心，为的是要打造一个人民忠仆的形象。李光耀从英国回来参与反殖斗争，为了洗脱海峡殖民地高等华人的标签，放弃了自己所喜爱的高尔夫球运动，从此一生不再挥动球杆；因此他可以捋起衣袖，蹲在马路边和平头老百姓称兄道弟，没人能够讲他什么。还有他刚从剑桥毕业回来执业的时候，还驾了马赛地和戴劳力士金表，后来这些也不要了，记得七八十年代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有一次他还向观众“炫耀”他那几十元的卡西欧电子表。俱往矣，如今的“人民忠仆”要住10英亩的庄园豪宅，而咱们主人大多数还挤在不足一千平方英尺的公共住屋里。

1、根据土管局的数据，维文位于位于莱道路(Ridout Road) 31号的房产的土地面积为136101平方英尺，相等于3.1293英亩。而尚穆根位于莱道路(Ridout Road) 26号的房产信息只能在包括莱道路(Ridout Road) 24号和31号的地段内找到，总土地面积为525,171平方英尺，相等于12.0563英亩。不过从上面那个谷歌地图，我们可以目测尚穆根的豪宅大约是维文豪宅的三倍，所以至少有10英亩。

2、根据2022年8月的一篇新闻报道，非选区国会议员梁文辉在议会质询中质疑殖民地黑白平房的租金需求、土地面积和租赁期限。尚穆根回应说：土管局管理着262座这样的平房，土地面积中位数约为38,000平方英尺（0.87236英亩），租金中位数约为13,000元/月。可见尚穆根和维文的豪宅不是普通的大，尚穆根的12英亩如果不是最大，至少也是前3%。

掏空•摇摆

李莫愁    2023-4-23

【掏空】

王赓武发表《何谓新加坡华人？》，不是为了丰富“新加坡华人”的内涵，而是为了掏空它。他说：

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奉行一项非凡的原则，即承认在这里出生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多元社会将是这个新国家的基础，就我所知，这在其他国家绝无仅有。其他任何国家一开始都说，谁占多数，谁就决定立国的基本原则，而所有其他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服从或保持二等少数民族地位，直到他们能扭转局面，成为主要群体。

这是当年李光耀内阁的狡黠，为了在马来海洋生存，他们把国语定为马来语，把国歌用马来文来唱，把英国人留下来的马来总督捧作第一任共和国总统。此外，对马来族进行了很多的让利，给他们特别的教育辅助，当年雷厉风行的计划生育运动也把他们排除在外。或许现在回头再想，也许无可无不可，可是到了王赓武口里，却成了“非凡的原则”——是不是老年痴呆了？

另外，继续掏空“新加坡华人”内涵的，还有他的徒孙沈颖，她说：“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政策，即便英语是我们的工作语言，不少新加坡华人也掌握一定的华语能力。”——新加坡华人的华语能力也就这样了。

最被人诟病的，莫过于这句：“汉人不抗拒外族统治者”

几个世纪以来，汉人都不抗拒接受非汉人的统治。在整个中国被蒙古人征服之前，中国北方的汉人一直被突厥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统治，而自17世纪以来，则是被满族人统治。对大多数居住在北方的汉人来说，他们只在明朝时期，生活在汉人的统治下。在上个千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征服王朝的统治之下。……尽管如此，所有的朝代都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中华文明。他们为共享一段连续的历史感到自豪，也乐意使用文言文来统治中国。即使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多于其他语言的蒙古人，也接受了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满族人尤其成功地运用了中国的文化制度。

王赓武的哪壶不开提哪壶，颇耐人寻味。他是不是要说“华人”都是唯利是图，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谁给饭吃谁就是大爷？

知耻和冷歧视

李莫愁     2023-3-13

当他们什么都用英文英语时，使到很多上年纪的国人平白遭受年轻人的白眼，明明自己有读书会写字，怎么到了这个年代，就成了一个（英语）文盲了呢？官方一副冷漠的表情，传给你的手机简讯，认为你“不会可以问人，不懂还可以问神”。很多政府机构的网页在国人的批评下，推出了英文以外的语文版本，然而也只限于首页，只要你点击多几个链接，兜兜转转又回到英文网页。……这些都是在暗示你早点打退堂鼓，举双手投降。自己受点苦也就算了，绝不让儿孙再受这种窝囊气，早点成立英语国家吧！

为外来移民测英语和建设一个英语国家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两回事，严孟达却无限上纲，说成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不会建设英语国家的明证，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他说：“新加坡不应该也不可能建立成一个英语国家，一场疫情便显示，打一场持久抗疫战争，单靠英语沟通是远远不足的。……新加坡社会的多元并没有成为妨碍国人团结的负面因素，也印证了新加坡不能往单语社会的方向迈进。”“英语国家”的假象——郑重声明：这是他一厢情愿。

五十多年来，行动党理想中的英语国家已经建设得七七八八，为何独对测英语这件事说不呢？莫愁认为这要归功于行动党高层最后的一点良知——“知耻”；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诚如严文中所述：

杨荣文明确反对以英语作为我国的单一语言。他说：“当西方人称赞我们英语很棒时，我们感到尴尬。”他感到“尴尬”的是，西方人在以为新加坡人都讲自己的母语的情况下，还能讲流利英语，的确是了不起。在欧洲大陆，人们能讲两三种语言，如法语、德语和英语是稀松平常的事，这也就难怪西方人对新加坡人有这样“美丽的误会”。

杨荣文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其实我们根本没学好本族的语文，甚至放弃，来独孤一味学习英语，以致有这样的小成绩。听到别人的称赞时，唯有尴尬。

因为欧洲人，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从来都不曾是我们这里的种族组成，他们的到来是以高高在上的殖民者而存在的。如今以他们的语言，作为移民到这里落地生根的基准之一，轻则成为国际笑话，重则被人扣上灭绝种族语言的罪名。严文也这么说：

世界上只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如假包换的英语国家，连印度和菲律宾也没资格。新加坡作为“英语国家”的假象，也许正是造成本地年轻家长放弃母语，以英语作为家庭用语，以为孩子只懂英语，讲好英语就足够的心理因素。对移民申请要求“英语测试”只能助长这种假象，新加坡越早摆脱这种假象的迷惑越好。

贫尼在前文说毕丹星“比行动党还行动党”，原因即在此。连这么简单的因果关系都没想清楚、弄明白，还好意思坐在国会大堂里那张在野党领袖的第一把交椅吗？他对严孟达的反驳简直语无伦次：

总的来说，新加坡人都知道我们不是一个“英语国家”。尽管英语是新加坡主要的沟通语言，但本土语言，无论是华语、马来语还是淡米尔语，都仍然是我们新加坡各族群的核心特征。

民族教育沦落，行动党人难逃其咎

伍依     2023-2-13

在民族教育被连根拔起接近半个世纪后，以及行动党人实用主义的既定思维下，要行动党人“认真的反思、调适、再出发”“国家领导人倡导”那是海中捞月，铁树开花。

历史学者李元瑾的《走入历史隧道——追思新加坡在华语世界中的璀璨时刻》（2023年2曰13日，《联合早报》）用“追思”来怀念“新加坡在华语世界中的璀璨时刻”，非常贴切。

从盛走向衰，不禁让人想起清刘大櫆《祭尹少宰文》：“公之在世，人岂惊奇；及其既没，泣涕追思。泰山乔岳，忽然崩摧。”

的确，李元瑾提及的“19世纪末叶”的新加坡，“南来的儒商文士”等“知识分子”致力于文化的拓荒、耕耘和传播，不仅洗涤小岛的荒气，还推动新加坡、南洋、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但说这些人是“怀抱着华化南岛的意愿”不免是后人的揣测。事实上，中国人移居世界各国，都会兴建华校传授中华文化，绝没有“华化”居住地的意图。何况在山野乡村的华人，有的根本就是文盲或半文盲，出资出力兴建学堂，纯粹是想让自己的子弟读书识字罢了，哪有宏图大志“华化”居住地之宏愿？

不仅李元瑾，更是新加坡华人不胜嘘唏的是，“1950年代创办南洋大学，既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的巅峰，却也是华校前途萎缩的开始；新加坡人当家之后，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竟目睹先辈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华校走向没落”。

既然是“追思”，必然要追溯过往。为何在殖民地时代，华校可以蓬勃发展，到了“国家走向自主独立，华族的语言与文化旋即陷入吊诡的境地”？为何南洋大学的创办是“华校前途萎缩的开始”？为何“新加坡人当家之后，先辈几代苦心经营的华校走向没落”？

谁之过？

民族文化问题不能割裂历史来看。

李光耀会否从棺材跳出来

刘汉良（马来西亚前报人）    20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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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只在转眼间，欢庆15天的农历癸卯（兔）年新春佳节于昨晚闹元宵后随即拉下帷幕，没想到2023年的元宵节这一天适逢新加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英国殖民统治运动和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卓越领导人林清祥辞世27年。

1996年2月5日，这位被誉为生前曾对新加坡政治发展与建国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伟大政治家不幸因心脏病猝发，抢救不及，而与世诀别，终年60岁，不啻是壮志未酬，诚属遗憾，但他坚持社会主义信仰，为民为国不枉此生，已在历史留名，无愧是无畏无私的反殖民斗士，是争取马新独立的民族英雄。

新加坡前政治犯力争平反

自投身和领导学生及工人运动乃至左翼政治和反殖民斗争以来，林清祥曾先后三次遭不同时期的新加坡统治集团包括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政权非法逮捕、扣押及迫害，最后一次是在被指为新加坡和马来亚史上的一次政治浩劫的“冷藏行动”中被囚禁长达6年多。

就在上周四的“冷藏行动”60周年祭，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前副秘书长傅树介等60名前政治扣留者联合签署声明，公开敦促人民行动党政权立即废除内部安全法令(ISA)，同时针对在政治扣留者身上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作出道歉和表示悔过，以及向前扣留者及已逝世扣留者的家属提供赔偿。

记得被马来亚（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的组成部分）和新加坡左翼政治党团指控为“新殖民主义产物”的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诞生之际，由英国、马来亚和新加坡三方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于同年2月2日提前展开“冷藏行动”，大肆镇压新加坡反殖力量，据估计共逮捕120人，包括社阵、人民党以及工人、农民、学生、文化、教育、妇女运动的领袖，他们皆被扣上“亲共份子”和“反马来西亚”的莫须有罪名，另有数百人因被通缉而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

纪念“二•二”大逮捕六十周年

伍依     2023-2-5

“二•二”大逮捕，使左翼组织丧失了杰出的领导人和干部，之后的接班的领导班子已不具备领导能力，作出错误的决策，导致内部纷争不断，逐渐走向式微，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今年是“二•二”大逮捕六十周年，一甲子了，如果二十岁时被捕，今年也就是八十岁了；二十多岁被捕，八十多岁了。垂垂老矣，尚能饭否？

要纪念“二•二”大逮捕六十周年，不能只站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岛上看，也不要只从美西方鼓吹的“民主、人权、自由”去看，更不要寄希望于反动势力的道德自省。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自由”只能是幻想。“民主、自由、人权”解决不了不公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所以，我们应该以国际视野和劳动人民的立场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资本压迫和统治的国际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形式上看，首先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但从内容上看，从来就是国际性的。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会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要从本质上看“二•二”大逮捕，得追溯到1848年2月21日，《共产党宣言》在伦敦以单行本问世。从此，“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最本质的原因是社会主义运动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剥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属性。

1871年3月28日，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是巴黎公社。但是仅仅战斗了72天就失败了。在战斗中，公社社员牺牲了3万人，约2万人被枪杀，被捕监禁约5万人，被驱逐到法属太平洋岛屿约7000人，一些公社社员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公社社员墙边被枪决，数千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

从巴黎公社开始，一连串的工人阶级运动在欧美国家中就接连出现了。

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189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者举行游行，并决定把5月1日这一天定为国际劳动节。

5月1日的游行，遭到军警镇压，发生了“干草市场暴乱”(Haymarket Riot)或称“干草市场屠杀”(Haymarket Massacre)。在暴乱中，6人被枪杀，4人被绞死，1人坐牢自杀。

五一国际劳动节至今年已经133周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