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Posts Tagged ‘人民行动党

反殖运动高峰期 历史大事件一瞥

with one comment

邹文学(怡和世纪编委)   2019-12-12
怡和世纪 第40期 2019年7月

引言

在殖民地政府的官方历史里,上世纪50-60年代是个充满暴乱的动荡时代。其实,那正是新加坡反殖运动的高峰期,全民奋勇投入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场面可歌可泣,本文简单介绍几件大事。

513事件——走在反殖运动前线的华校学生

遏制华校发展

这里先简述战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治环境。当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新马的政局起了根本变化。一方面,政府到处抓人,白色恐怖弥漫社会;另一方面,人民生活窘迫,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民不聊生。

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强化政权,逐步推行遏制民族教育特别是华文教育发展的政策。

1951年政府举办初中三会考,想通过考试淘汰学生,减少升上华校高中的学生数目,以限制华校的发展。那一年的会考,遭到华校学生抵制,当局为此开除百余名学生,其中包括林清祥和方水双。

1953年新加坡发生数宗奸杀案,这是殖民地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纵容黄色文化四处泛滥造成的恶果。有正义感的受华文教育青年和工友、华校中学生以及妇女团体,于是发起反对黄色文化运动,多种健康艺术活动应时而生,文艺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面世,其中以《人间》、《耕耘》和《荒地》等最受欢迎。与此同时,多所华校学生也联合成立“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简称“艺研会”),举办各种有意义的文艺活动。

中学生反对当兵

1954年3月17日,英殖民政府公布“民众服役法令”,凡年龄在18至20岁男性包括学生,都得前往登记民众服役,4月5日开始,5月12日截止。如果学生不按规定登记,着令退学,并受刑法处分。

为了保有读书求学的基本权利,全岛华校生包括女校同学,开展签名运动要求免役。新加坡代总督顾德,同意在5月13日下午3时接见八名中正中学的学生代表。下午2时半,近千名华校中学生齐集克里门梭路皇家山公园,他们秩序井然地静候学生代表的佳音。可是,下午2时55分,突然有三辆镇暴车开到,百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列队走向学生队伍,欧籍警官下令学生两分钟内解散。就在双方对话时,警察却突然冲向学生队伍,并挥起警棍驱散学生,造成数十名学生头破血流,他们还抓走40多名学生。

1954年5月13日,华校中学生结队前往总督府请愿,要求豁免兵役,警方以武力强行解散,酿成了著名的513历史事件。(黄金英珍藏)

阅读更多 »

《狮爪逃生——新加坡政治流亡者思辨集》序

with one comment

张素兰,刘月玲      2012年5月

流亡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超乎法理之外的迫害
发疯的情治机关
凶残、放纵的怒火

《流亡》,陈仁贵*

这集子中叙述的事,可能把我们经由经济增长造就出来的美好假象撕裂,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正视这假象后面的丑恶现实;特别是那些对新加坡1970年代与1980年代政治氛围毫无概念的人。至于对我们当中那些经历过上述两个十年的人,它则会勾起我们的回忆,脑海中浮现曾经“遭遇”内部安全局“修理”的亲友们的身影。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是否质疑过政府对那些被拘留者所作的指控?我们曾否为了帮助那些被捕或逃亡的人,做过任何事情?难道因为国家显得那么强大有力,媒体显得那么言之有理,我们就屈服,听任无法自卫的个人,遭受这种铺天盖地的攻击?也或许我们只是感到无助,为了自我保护,我们只好选择置身度外?

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执政以来,即毫不手软地使用内部安全法令,这是众所周知的。一波又一波的逮捕与未经审讯的扣留,使新加坡失去了一批有天分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要不是内安法截去了这些人有用生命的大部分,他们本来可以为我们国家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1963年2月2日臭名昭著的“冷藏行动”,超过一百二十名社会主义阵线、工会、学生领袖被逮捕并投入监牢。在整个1960年代,持续推进的清洗行动,把所有形式的反对力量,以及中英文大学的学生运动扫除一空。

国家倡议的“去政治化”运动既深且广,以至进入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成了个只有行政管理的国度,政治活动陷入了低潮。何元泰说:“……南大学生会已无往日学运的活跃景象。南大学生会在六十年代中之前,曾踊跃参与捍卫华文教育、反对殖民主义运动,曾经针对有关建国的政治远景的课题进行过激烈辩论。”

尽管1970年代的新加坡是那么政治活动稀缺,表面显得那么平静,邱甲祥留意到副总理张志贤这样的陈述:

2011年10月中,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披露,单只1970年代就有超过八百名这类被逮捕的人,最后正式发出的拘留令有两百三十五份。数十年下来,为数应有数千。


这些被逮捕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被逮捕?
阅读更多 »

荒腔走板

with one comment

李莫愁     2019-11-17

韩咏梅说:“处理大是大非的课题,不论它有多棘手,这是领袖该有的‘做对的事’精神,哪怕短期内人们不能接受,至于最终是不是对的,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办法让每个人看清楚,就留给历史去评功过。”——话虽没错,问题是:当权者无论做什么事都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自我感觉良好,那才是万劫不复的沉沦。

人民行动党的修辞更进一步了,以前是说敢于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如今是说要推行“对的政策”;李显龙总理更以此说明自己不会把责任推卸给下一代。当然,“不受欢迎”带有贬义,“对的政策”正能量多了。

2019年11月11日《联合早报》社论说:“电动踏板车从11月5日起禁止在所有人行道上使用,这道突如其来的禁令,影响的不仅是拥有电动踏板车者,也冲击约7000名依赖电板车的送餐员的生计,他们到多名部长和议员的接见选民活动上求助。四天后,政府宣布与业界合作,推出总额700万元津贴的过渡期援助配套,鼓励送餐员将电板车换成其他代步工具。”

其实单这段文字也写得荒腔走板。以前他们把电池驱动的个人代步工具称为PMD,而蓝彬明的禁令也是针对PMD(包括电动脚踏车和电动踏板车),两者都不准在人行道驾驶。莫愁还特地找来《亚洲新闻台》的节目看了视频,证实官方的说法无误,就是不明白为何早报后来一律只称电动踏板车?于是乎近来路上的踏板车都不见了,却还是看到电动脚踏车在送餐,或许就是主流媒体颠三倒四的报道所致,没人愿意花点时间去查个究竟,给点准确的说法。所以社论才会一错到底,称“也冲击约7000名依赖电板车的送餐员的生计”,其实送餐员大多用电动脚踏车,不是电动踏板车。所以“政府宣布与业界合作,推出总额700万元津贴的过渡期援助配套,鼓励送餐员将电板车换成其他代步工具(按:换成脚踏车、电动脚踏车,或是电动轮椅等代步工具(社论结尾))。”——很伟大咩?换成其他就保证不出“板祸”吗?换了之后,过两天部长再禁怎么办?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17, 2019 at 3:50 下午

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leave a comment »

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285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阅读全文»

香港抗议活动引起新加坡上层不安

leave a comment »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斯特凡尼娅•帕尔马梅塞德丝•吕尔    译者:何黎   2019-11-5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5006

新加坡正处于微妙的政治过渡期,比平常更敏感。知情人士称,新加坡一直在秘密制定防止发生香港式骚乱的计划。

新加坡芳林公园(Hong Lim Park)的“演说者之角”常常缺少其名称所寓意的喧闹氛围。

上周的一个午后,这个整洁干净的公园内空空荡荡,只有几名迷路的游客——芳林公园是新加坡唯一一个公民无需警察许可就可以进行抗议的地方。在此处举行示威须遵守严格的规定,违反者可能面临最高六个月的监禁。

这些严格规定是新加坡精心控制下的政治体制的一个特征。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该国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eople ‘s Action party)在每次选举中都以60%或更多的优势获胜。然而,尽管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着新加坡,但有迹象表明,最近5个月来在亚洲另一个金融中心、与新加坡形成竞争关系的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已经让新加坡的统治阶层感到不安。

尽管香港与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前者是北京方面领导下的一个拥有自治权的地区,而后者则是一个管理严格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但新加坡正处于微妙的政治过渡时期,这使得它对异见的态度比以往更加敏感。

自2004年上任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预计将在明年的选举中将权力移交给现任财政部长王瑞杰(Heng Swee Keat)。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长子李显龙的卸任,将标志着新加坡自独立以来第二次由该家族以外的人执政。

李显龙政府一直持谨慎的态度,不因香港发生的不幸事件而幸灾乐祸。新加坡必须要小心平衡其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阅读更多 »

毕丹星回应《一条无障碍坡道》评论 点评“P.A.(P)式”民主

leave a comment »

网络公民/北雁     2019-11-1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19/11/毕丹星回应《一条无障碍坡道》评论 点评“P.A.(P)式”民主

毕丹星反问,行动党在管理人协上,究竟政治和国人利益孰轻孰重?

在上月26日,《联合早报》发布一篇由高级记者黄伟曼撰写的评论《一条无障碍坡道》,其中提及:

以目前围绕这起事件的舆论来评断,多数选民估计不太懂,也不太在乎在反对党区内市镇会与人协之间微妙的相处模式。

他们的思考逻辑很简单,即一条应惠及老弱残病等有需要者的无障碍通道的建造被拖延了,而若这背后可能有基层政治操作,那必然违反公平原则,在这过程中也牺牲了人民的利益,不能被接受。

对此,工人党秘书长暨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毕丹星回应,针对上述第一段的说法,或许作者就已忽略,败选行动党候选人,仍能被委任为人民协会基层顾问,本身就有违民主。

至于是否公平原则,毕丹星认为,要探究人协在反对党选区的立场,不仅仅限于讨论对坡道建设的冷漠态度。他解释,败选行动党基层顾问不仅掌控纳税人的钱,他们的影响力更为深远和政治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他在昨日发布的脸书贴文列举其中一些例子:包括公民权仪式,由行动党政府委任的基层顾问主持,而在反对党选区,新公民是从败选行动党候选人手上领过身份证的,“难道总统旗下的公务员,或非政治人物来主持这类仪式,不是更妥当吗?”阅读全文»

事与愿违

with 3 comments

李莫愁    2019-10-27

今天新加坡华人有71%在家用英语交谈,这个结果是行动党有心造成,因为他们希望拉惹勒南的单语国族早日实现。否则“讲华语运动”搞了40年,越搞越倒退,有可能吗?这障眼法好好用,父传子之后,要子传孙吧。

人一生当中难免会遇上“事与愿违”的状况,原因主要有两个:1、主观努力不够,结局不如想象;2、形势比人强,不敌外在力量,兵败如山倒。然而,“事与愿违”落到政治操弄(spin)手里,却可以拿来卸责,甚至还可以让人觉得威权政治这回变得可爱和容易亲近。

大选接近了,忽然公家/政联机构“亏钱”的消息多了起来。2019年10月24日,报纸说:“建屋局的2018/19财政年常年报告显示,经盈余抵消,上财年的净赤字达19亿8600万元,比前一个财年的17亿1700万元高出15.7%。由于组屋以低于成本价售予国人,加上政府为屋主提供购屋津贴,并拨款翻新,因此建屋局的财务状况向来呈净亏损。”许文远最近说“为了提升地铁的可靠性,地铁营运业者和政府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首先,为了提高地铁效率,地铁营运业者必须提高他们的营运和维修品质:2016年至2017年间,运行整个地铁系统的总支出增加了2亿7000万元。由于乘客所支付的车资并不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各地铁公司其实都在亏本经营。其中,SMRT亏损了8600万元,新捷运(SBS)的地铁部门也亏损了数千万元。政府预计将在接下来5年提供45亿元的津贴,平均一年津贴近10亿元,而这还不包括政府未来建造新地铁线相关土木基础设施所准备砸下的250亿元。”

过去政府教育我们:公共服务部门要能够赚钱才能“永续经营”;所以起价是常态,使用者付费是必然。可是面对选票压力下,他们突然“事与愿违”起来,是不是让大爷您出了一口鸟气? 阅读更多 »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