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共而不反共——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根源

许剑虹      2023-5-7
https://www.storm.mg/article/4785026

无论是李光耀还是李显龙，都认为一个稳定的两岸局势符合新加坡的利益，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台湾走上法理台独路线。当然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只要台湾不走上法理台独或者中共强大到足以把美国从印太地区驱逐出去，“非共不反共”的政策就能持续推行下去，让下面好几个世代的新加坡人持续在美国、中共还有台湾三边得利。

位于新加坡滨海公园里的反共产主义纪念碑，纪念与马共斗争的国家先烈，但这不表示新加坡要与中共交恶。（作者提供）

提到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小国，最成功之处就是懂得如何在美国与中共两大强权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以南洋理工大学为对岸培育下一代的执政精英，另一方面则将樟宜港提供给进出南海的美军舰艇使用。此种军事靠美国，经济靠中共的政策，赋予了新加坡极大的外交活动空间，进而成为面积最小却最为富裕的东协国家。

甚至我们还能从马英九前总统“亲美、友日、和陆”的战略中，看到些许新加坡的影子。而新加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的因素在于李光耀总理从冷战时代以来就采取“非共而不反共”的外交政策。所谓“非共”，意即新加坡共和国拒绝采取共产主义制度，并对以马来亚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内共产主义份子施以坚决打击。

然而在外交路线上，李光耀却不像两蒋父子执政下的台湾那般排斥共产主义国家，相反的却积极同苏联、中共、北韩以及北越往来。不过在与苏联、中共、北韩和北越往来的同时，新加坡又与英美、南韩以及南越维持邦交，并同台湾维持实质关系。新加坡也因为这个政策，得以成为辜振甫、汪道涵、马英九、习近平、川普以及金正恩会晤的地点。

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以扮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为荣，可这样的国家政策却不是始自于新加坡。最早实施“非共而不反共”政策的国家，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日本帝国。大家都知道，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国家，严厉镇压日本、朝鲜以及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可其实却与苏联维持着友好关系。

直到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派出T-34大军向东北、北韩以及库页岛南部发起进攻以前，双方依据《日苏中立条约》彼此都还在对方的首都设有大使馆。日本与苏联甚至还相互承认彼此在中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东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莫斯科也承认满洲国，双方的关系紧密而友善，完全就是李光耀“亲共而不反共”政策的翻版。

日军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的宣传画。（作者提供）

亦谈联合早报

亨尼曼      2021-9-30

《联合早报》是新加坡华文大报，随着李光耀2011年自内阁退休，2015年去世后，它已日渐偏离中立。据中国方统计，新加坡自2013年起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以拥有14亿人口作为诱饵，掩饰共党权贵资本垄断市场，外资只有被利用无法分享市场利益的真相；2019年西方与日、韩、台醒觉大举退出中国大陆，而以李显龙与何晶领导的淡马锡控股的新加坡对华实际累计投资达1028.3亿美元，与韩国（50.4亿美元）、台湾省（35.2亿美元）、日本（33.3亿美元）、美国（27亿）比较可说明显差别，经济上深深受制于中共。

尤其近两年的武汉疫情和今日爆发的恒大地产风暴，别说赚钱汇回新加坡，能在大陆继续让那几个官老爷养老而不必遣返，可说大幸。新加坡政府何时悬崖勒马，不要继续往中国大陆无底黑洞丢钱，在政治上就才能远离中共？他们早已言明要共新加坡外资的产，上世纪外商几乎个个折翼回新加坡，血本无归。“共产”暴徒与“民主”商人原就势不两立。

已故李光耀虽然不时抨击西方媒体视他为反对自由民主的威权统治者，然而他和他同辈政治同僚，对披着民主社会主义外衣推崇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威胁，更是诚惶诚恐十分警惕。自1963年逮捕无数良心犯进监牢以来，只要挑战他的政治异己，不被告至破产，也要以他们亲华亲共或任何欲加之罪或颠覆罪名，一个也不放过拘禁于监狱。

今年9月25日林任君发表《防止外来干预，五十年如一日》，即使文中提及所谓“报业风暴”事件涉及的负责人，都只不过是不与政治主流同污同调，在自家报章发表言论的异己，哪有干预、颠覆国家的外来身影？

要不是郑永年回归中国，暴露他是中共喉舌，恐怕《联合早报》会依然如故每周提供专栏，让他继续发表影响新加坡华语社群的言论。

特选中学40周年 预防拐杖心理养成

廖丽颖    2019-3-15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90315-2542

社会似乎对特选中学产生一种拐杖心态，不愿意去正视整体华文水准滑坡的现实，还幻想特选中学跟传统华校一样，是本地华文水准的中流砥柱。

特选学校成立40年的特选40（简称SAP40）推介活动于2019年2月23日举行，26所特选学校的学生代表一同朗诵本地知名文化人梁文福博士创作的诗歌，述说一代人对特选学校的情怀和期许。（联合早报）

特选中学成立40周年，算是本地教育界的盛事，教育部长王乙康出席了纪念活动，在演讲中肯定其贡献，并为其辩护，显示社会上还是有一股不小的质疑声音。

王乙康（前排中）今早，我们庆祝了特选学校的四十周年。马炎庆高级政务次长和刘燕玲高级政务次长也同我参加了庆祝活动。他们也都是特选学校的校友。（王乙康面簿）

追溯历史，这股质疑特选中学的声音，离不开当年人民行动党同受左派政治影响的华文教育之间的恩怨，其中也包括受英殖民地教育的精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态，进而否定华文教育的价值。

这些都已经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基本失去了意义。本地的华文教育已经走入历史，仅存的特选中学也独木难支，新加坡华文水准江河日下，也不是什么秘密。倒是《联合早报》社论在评论时，反省了用经济理由来支持母语教育的做法，有一些新意。

无论中国有没有崛起，对于新加坡华人而言，母语教育的功能更多在于培养身份认同。但是这也因为此前错误的语言政策，而变得荆棘满途。当年无论是殖民地英校还是民办华校的毕业生，维系华社身份认同的反而是各籍贯的方言。

不懂华语的公务员能够通过方言，保持其草根情感联系。随着方言被强力打压而式微，这个语言纽带也断裂了。今天的“英校生”对特选中学的质疑，因此反而存在不易妥协和沟通的断层。阅读全文»

“我多么希望它真能实现”：詹姆斯•普都遮里的政经思维 vs 新加坡发展模式的神话

作者：成国泉（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译者：林沛     2018-4-10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通过詹姆斯•普都遮里，回溯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的史实，开拓了探索诸如自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与国家发展等理念，对本地历史上不同人物意味着什么的替代途径。……今天对普都遮里奋斗经历的挖掘，是对新加坡曾经有过可行的政治经济替代模式的提醒，那就是普都遮里曾经提出的，有别于威权“新加坡模式”的建议。

新近围绕着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史实的辩论，竟重现冷战时期的话术套路，令人纳闷。政治上备受压迫的左翼资深人士，试图说出他们那一方的故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代表政府的论者们却对他们的前“共产党”对手，按照陈旧的摩尼教式非黑即白的两分法作出指责，未免叫人讶异。好吧。在辩论时，“我”或许必然要有选择性地强调那些于“我的”历史论述有利的人与事。既然如此，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全面确认1960年代曾经有过的，来自各种不同政治光谱，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具有重大正面意义的意见，以此郑重介入有关辩论。针对冷藏行动公开进行的激烈交锋，对不曾经历过相关事故的一般读者帮助不大，这些读者更想知道的也许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新加坡与马来亚人民，为什么和怎么会对他们共同的未来持有如此强烈与互不相容的观点，以及这些分歧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立足于殖民地解密档案的一组新的学术论著，针对当地与来自殖民地宗主国的个别人士，如何操纵冷战制裁与安全机制来达成他们的政治与地缘政治利益，已作出了相当客观的重新建构。然而，这些可敬的学者在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李光耀和他的左翼对手之间的斗争，还是有所不足。而这，恰恰是新加坡社会关心的课题。李光耀和林清祥之间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涉及根本理念的差异，譬如采用什么后殖民发展模式，国家及其政治角色，对殖民地所遗留下来的种族、语文、民族意识等问题应如何处理？当代东南亚从事社会政治工作的人，无不为这类既存问题产生纷争，经常为此斗个你死我活。事后回顾，本区域几乎所有新生国家，都曾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因这类问题的困扰而被推到战争边缘，受纠缠的跨期甚至更长更远。

在本文可容纳的篇幅内，我想重构一段介于1956年至1961年，两名新加坡顶尖政治经济学知识分子之间如何合作，及最终如何分道扬镳的鲜为人知的经历。这里说的是吴庆瑞(Goh Keng Swee)和詹姆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我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思维方面：这两人如何借鉴全球关于第三世界如何发展的理念，循此构思马来亚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的未来。吴庆瑞是大家都熟悉的，殖民地时期社会福利部官员出身的经济学家，后来成为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的政治家，以及新加坡经济的先驱建筑师。因此，本文将以普都遮里作为焦点，我在研究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Socialist Club)历史的过程中，偶然接触到他的有关经济思维的材料。普都遮里是该俱乐部的创会会员。有别于其他诸如和马来亚合并、工人权利或国民教育系统用语等问题，关于新加坡后殖民经济结构替代模式的辩论，在当下通行的历史研究中不太受到关注。

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国家威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已成为如此强而有力的神话，导致我们的历史论述不太留意政治经济学上的其他替代观念。我们对成功一般作技术上的解释：归功于人民行动党领导有方，制定了健全的经济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文献倾向于强调政治事变，譬如1961年人民行动党的内部分裂，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这些事变，促使政府集中力量追求建立在外来投资上的“新加坡模式”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本文通过审视普都遮里截至1961年人民行动党党内分裂前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理念，对上述两个“新加坡模式”的神话提出质疑。

1960年新加坡自治政府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讨论设立共同市场，站立者为吴庆瑞，坐者右1为詹姆斯•普都遮里。Source：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新加坡前政治拘留者纪念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

韩俐颖(Kirsten Han)，汤姆怀特(Tom White)，覃炳鑫(Thum Ping Tjin)    2018-3-12
https://pnn.pts.org.tw/project/inpage/357
英文原文：https://newnaratif.com/journalism/remembering-coldstore-singapores-former-detainees-speak/

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至今已经55年了。在这场大规模逮捕行动中，有超过110人被捕，当中包括活跃参与反对英殖民统治的人士、职工运动者、学生和党派人士。

逮捕行动以“反共”的名义，严重打击新加坡左翼反殖民运动，并摧残了当时的主要在野党——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当年在立法议会的51席位中占有13席。由时任总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占有25席）。在行动中被捕的人士当中，有些从未经过司法程序，被扣押长达10余年之久。“冷藏行动”仍是新加坡史上最大一场逮捕和拘留行动。

在过去数十年，有关左翼分子的活动事迹，在新加坡官方叙述中大部分被遮掩或磨灭。根据2015年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是最被新加坡人遗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新加坡老左异仍然牢记着这段历史：每年的农历新年，“老左”都会举行团聚午餐会。对于他们而言，这个聚餐会是与战友相聚和回顾当年的场合。

今年 New Naratif 在新加坡“老左”的农历新年聚餐会上，借机采访了一些前政治拘留者，与他们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并附上他们的照片。在访谈文章里我们同时并列了政治部，也就是当年“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Singapor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的档案资料评注。该会当时由7人组成：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和2名高级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包括李光耀在内的3名行动党政要，及马来亚联合邦内政安全部长，敦・伊斯迈尔医生 Tun Dr. Ismail。“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就是负责政治逮捕行动和拘留的决策机构。New Naratif 提供的政治部解密资料取自英国国家档案馆。

蔡炜伴被拘留时仅23岁，当年是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会员。(Tom White)

蔡炜伴

他们要我签署文件“背弃”共产主义；他们说（政治部）如果拒签，就不会释放我。

我当时是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的成员。我被监禁大约10年。我在不同的监狱里待过。其中包括樟宜监狱、女皇镇监狱、中央警署、樟宜明月湾中心（一所设在樟宜监狱内、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拘留所。现在已经关闭）。我并没有受虐待；但是，我被单独监禁了3个月。

英国档案资料

保密级别：涉嫌为共产主义份子

最先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中正中学求学期间，后来是新加坡中学学生联合会的活跃分子。1956年新加坡中学联被封禁时，由于涉及学校的亲共活动而被开除。

于1959年第一次进入纺织工友联合会成为受薪秘书。或许是按照马来亚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在1959年大选时，由于行动党领导层出现分裂，主张亲共工会领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大选的推动者之一。但不知何故，虽然已经敲定一些候选人，不过终究没有提名参选。

1960年6月，他在亲共的泛星职工联合会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负责该工会《泛星报》刊物的出版工作，同时特别积极地训练工会干部，灌输共产主义理论。1961年11月，他担任新加坡书报印务

假如有人要你不谈某些事情——程异的新书发布会

作者：陈华彪     译者：万章     2017-11-25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88253147977749&set=a.187144434755296.44973.100003792230386&type=3
原文：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17/11/25/if-someone-wants-you-to-not-say-something-an-evening-with-jeremy-tiang/

获奖的新加坡作家程异(Jeremy Tiang)在伦敦发布了处女作小说《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并发表演讲。他的小说跨越了七十年，程异通过书中几位主要人物探讨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左派活跃份子的生活和思想。

读过他的小说后，我好奇地想要知道他的构想来自哪里，以及是什么促使他选择与他这一代人格格不入的主题。

在享用美酒的当儿，我从他回答主持人在发布会上的提问进一步了解了他的写作经历。

有关紧急状态的历史背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过去的几十年，从历史课本所学的，父母为我们所讲述的，老师为我们所讲授的，以及政客们一而再再而三所讲的，这一切也许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论述。

所以我甚至不想去纠正已经记载下来的记录，只是向大家提示这些记录也许会经不起质疑。

“你不须对它们下判断，你给它们一个说话的机会。”

首先，政治人物也是人，在我加入其他特质之前，先创造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在五十年代，新加坡会发生什么事或朝那一个方向走去是不确定的……它可能轻易地走上更加左倾的方向，往一个更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走去……那个年代共产主义者的确很受欢迎，所以回头看当然很容易说共产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这是五十年代，是在许多使我们把共产主义与某些特质联系起来的事情发生之前……在残酷战争和殖民主义之后，承诺平等公正似乎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意识形态，我想提醒大家，很久以前在新加坡，选举之前我们是不知道谁会胜出的。（发自观众的第一阵笑声）

外交学人：新加坡不能再错误解读亚洲地缘政治

南洋视界      2016-12-14
http://news.nanyangpost.com/2016/12/14_14.html

由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人以前从新加坡感受到的亲切感，比任何其它东南亚国家都多。而中国外交官也经常通过新加坡在东盟内表达他们的意见。但是，这种信任已经受到损害，而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其它国家现在已被中国视为更好的合作伙伴。

2016年，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恶化。

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泰 (Michael Tai) 于《外交学人 (The Diplomat) 》撰文分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可能低估了南海对中国的重要性。

文章列举了涉及中新关系的近期事件：首先，新加坡于7月对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支持惹恼了中国。然后，于9月在委内瑞拉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提议将裁决结果纳入最后文件中。这都引起了中国的不满。虽然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否认有在峰会上提及南海问题，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坚称“某个国家”试图在峰会中绊倒中国。此后在11月，香港海关扣留了9辆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装甲运兵车。

文章指出，鉴于新加坡以前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由李光耀和邓小平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所精心培育出来的——新加坡在东盟国家中曾是独一无二的。

自1990年建交以来，新加坡与中国发展了强大的贸易、金融和投资关系。2013年，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达到72.3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者。中国则于2014年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商品贸易额达到86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也是中国在亚洲的首要投资目的地。

但是，新加坡也与美国建立了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美国是继中国之后，新加坡第二重要的贸易伙伴。另外，新加坡开放的投资政策和高度发达的商业基础设施，也吸引了来自美国的大量投资。文章指出，已有超过1300家美国公司在新加坡进行投资，并有超过300家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地区总部。同时，美国与新加坡的安全关系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而当时新加坡积极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

新加坡作为一个岛国，被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更大的国家之间，同时也对北越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感到恐惧。共产主义于1975年在印度支那取得胜利、以及越南于1978年对柬埔寨的入侵，让新加坡更加确定美国应在东南亚的安全中发挥作用。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理解到“有强国支持”的重要性。而由于新加坡的战略空间有限，新加坡一直把美国视为安全担保人，虽然这没有得到官方承认。

当国家求生“恐惧”不再，何为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核心支柱？

邝健铭    2016-9-27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49978

近年的转变，反映执政党的认受公式效用已不如以往，社会中各种共有“恐惧”正在淡化、国家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开始受到质疑。
民众或则认为国家经年未来发展，像共产主义思想盛行、种族冲突的威胁已今非昔比，对社会的控制可以松绑；或则认同国家生存基础薄弱、恐怖袭击的威胁仍然存在，但慢慢地多了人认为威权政治不是唯一出路。

位于新加坡的莱佛士像。Photo Credit: corbisimages/达志影像

自1966年起，每年新加坡总理都会在8月国庆期间发表政治演说，述说国家未来发展要点，这已成为新加坡的政治传统。在1990年退任新加坡总理之位前，李光耀历年的演说都有几个共通点：

第一，提及各种经济发展策略，包括如何吸引外国人才、重整国家经济结构、提高国家生产力、参考其他国家例子增加国家优势（例如1982年提到，工业学习日本，国防学习瑞士）、管理新加坡工资水平、新加坡值得发展的行业（如造船业）等，这都旨在提升新加坡在世界中的位置与价值。

第二，不断提醒国民世界没有免费午餐，不能松懈与任意冒险、要律己奋斗与具适应力、降低生活期望，否则新加坡难以生存；分析国际形势对新加坡的意义，例如1990年演说，用上大篇幅分析波斯湾危机对世界局势与新加坡的意义。

第三，解释为何政府需要有发展主导角色，例如1974年与1985年的演说分别解释，为何政府提高公积金缴交率，原因是如果新加坡人自愿储蓄、而不是透过公积金制度被强制储蓄，他们就会如香港工人一样，“手头上有很多现款可花，这造成长期的消费。他们租赁狭小的房子，要给房东缴付高昂的租金。他们拼命购买大量衣物、鞋子、家具、电视机……他们没有重要的或永久性的资产可以展示”。公积金既方便新加坡人成为屋主，政府亦可利用公积金投资，增加国家财富，减轻外围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

李光耀亦不时提及香港，以对照新加坡的发展状况。例如早在1967年，李光耀便提到“香港的人口密度虽然比我们多……可是生活水准比我们低了一半”；1988年李光耀解释政府语言政策时，指新加坡的危险，在于“有太多以西方的英文为第一语言的东西……但若是个伪西方社会，那就如同一个假货，那就是一场灾难了”。香港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原因是“在香港，英国的西方影响只在表面。香港上层人士懂英文说英语，但是香港仍是一个说中文与说广东话的中国价值观的社会……他们不必担心被西方文化淹没，也不必担心原本的文化会被取代。”

这些演说，反映李光耀信奉的是实用主义；1965年，在宣布星马分家、新加坡独立的记者会中，李光耀如此解说实用主义：“‘那么，不管新加坡政府是社会主义政府或其他，是非共或反共政府，它必须与魔鬼贸易为其人民谋生计以求生存’。为了生存，甚而与魔鬼贸易也在所不计。这就是现实，这是我的见解”。

Photo Credit: reuters/达志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