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Posts Tagged ‘内阁部长

官话四则

with one comment

李莫愁     2017-5-1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all.pl?board=luntan&records=145239&mesgdir=messages&year=2017&month=05

官话,顾名思义就是做官的说的话,是不是可信、可听?看下去就知道……

【壹】

先说一个听来的故事,话说丘吉尔有一次乘车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由于时间紧迫,于是叮嘱司机开快一点,哪知道半道就被一名警察拦截了。司机下车去和警察理论,并暗示他车上坐着一位重要人士。可是小警察不予理会,坚持一定要开罚单。丘吉尔听了之后不怒反倒频频点头,会议之后还特地写了一封信给警察总长,告诉他培养了一名正直的下属,并建议擢升这名警员。警察总长的回信也十分客气,但是断然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认为大英帝国的警察不能因为做了份内的事而获得提升。

可是李显龙的新加坡却十分不同,近年来,凡有行动党元老归天,总是动用所有官媒大肆吹捧一番,要所有国民感恩戴德——没这个人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果然不出他老妹所料,他要行的是帝制。按照民主制的平常心,干政治的和卖煎饼的没什么两样,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而已。而这些幸运混球在位时享受荣华富贵——百万年薪,退休时勋章挂满胸前,死后还要极尽哀荣,送进宗庙或忠烈祠!?

礼拜天的《早报》头条差点害莫愁晕倒,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目前的“部长”很多都没在独当一面咯。老实说,自李显龙上台开始,政治职务可说是架屋叠牀(还记得对“资政”的多项发明吗?),部长还分第一、第二,要搞出个第三也顺理成章。政务部长更是花样百出,懒得去参照英文,也不知道华文报是怎么翻译出来的。单单一个总理公署里面,辅佐他的就有多位公署部长,“东革”多得不得了。其实,按照心水清的莫愁旁观,李显龙不过是拿着纳税人的钱来购买阁员对他的向心力;新加坡的部长不是全世界最高薪的一组人么?要让更多人进入百万圆桌俱乐部,当然职衔就要脑洞大开,如康希对好莱坞制片人所说的:The sky’s the limit。

【贰】

尚穆根在政治上的蛮横街知巷闻,简直是李显龙的打手/疯狗,按照老福建的说法就是“横柴拿进灶”。城中最忌讳高调谈论审理中的案件,惟独他一人可以例外。最近《今日报》访问尚穆根,他忘情地大谈“执法心得”,结果被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刘浩典找着破绽,并写道“依靠公众舆论来制定法律是推崇民粹主义,公众可能会对刚发生的事件印象深刻,而产生一些不理智或冲动的情绪、导致舆论变得无知、不合逻辑,也缺乏代表性。拟定公共政策同样的也不能根据公众的喜好而定,罪案的刑法也不能只参考公众的看法。如果刑法是为了反映公众舆论,那为何还需要法官判刑?在判决前举办民意调查就行了。”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高薪养廉

leave a comment »

伍依    2017-1-16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吗?事实上它更像一家企业,而且是家族企业。作为董事长的李光耀聘请来的各部门主管和企业职工,当然不允许腐败发生。李光耀不无骄傲地举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李光耀自己也知道“美国媒体为了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新加坡的廉洁是李光耀最为得意的政绩,行动党人和媒体反复炖着这个永恒不变的锅底料,是不能诋毁的政绩之歌。在回忆录中,李光耀“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但是,在炫耀行动党的“纯洁廉明”的同时,李光耀“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些行动党人贪得无厌。

“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

“1975年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后来,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保人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

至于1990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前局长格林奈因两项“说谎罪”被判入狱3个月,并开除公职,永不录用;1995年,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副总裁崔汉添因收取1390万元回扣,被判处14年徒刑;1999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自政府机关共诈得逾1250万元等案件,李光耀就绝口不提了。不但不提这些有损于新加坡廉洁的声誉,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岔子。”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俗话说,打不完的苍蝇,捉不完的贼。无论李光耀如何铁腕反腐,克制了中下层公务员的贪婪,新加坡的贪腐事件仍层出不穷,禁而不绝,权色交易、行贿受贿、挪移公款、失信等腐败在警界、商界、教育界、体育界等各个阶层领域发生,甚至在大专学府,也有学生牺牲色相,换得一纸毕业文凭。 阅读更多 »

部长须为卫生部沟通不当负责

leave a comment »

新加坡民主党    2015-12-14
http://yoursdp.org/publ/chinese_language/41-1-0-1560

人民行动党总爱把新加坡的成功归功于自己。不管合理与否,就以此作为部长高薪的理由。与此同时,一旦发生状况,部长却可以推卸责任。这样的政治风气并不符合国家的利益。

由卫生部指定就C型肝炎集体传染事件进行调查的独立检讨委员今日(12月8日)公布检讨报告。检讨报告将集体传染事件全归咎于新加坡中央医院的职员,并显得急于为卫生部撇清责任。

例如,报告指出,虽然“新加坡中央医院内部很早就针对事件与高层沟通,然而事件从医院升级到卫生部时出现了拖延。”

然而,这是矛盾的。因为报告本身就已提到检讨委员也指出“从四月底起”,也就是首度发现感染事件时,卫生部属下三个部门,分别为医院服务部门的国家器官移植单位(Hospital Services Division’s 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Unit)以及传染病部门(Communicable Diseases Division)和临床质量、性能和技术部门(Clinical Quality, Performa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已相继获得医院的通知。

这就带出了一个疑问,也就是事件从卫生部属下不同部门之间流传,直至上呈卫生部最高层的时间点。唯有公开有相关人士的电邮以及其他通讯才能获得解答。

作为卫生部最高主管,卫生部长最终必须为卫生部属下不同部门之间有效、适当的沟通负起全责。

卫生部所指定的检讨委员会仅仅以“卫生部内部没有一个具有明确责任与能力的单一部门去处理事件,以致管辖权出现疏漏”来草草总结事件,无法让人感到满意。在这起夺走数条人命的不幸事件中,不管是从责任还是管辖权的角度来看,卫生部长都难辞其咎。 阅读更多 »

知我罪我的“唯才是用”政策

with 2 comments

叶鹏飞    2015-7-6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15/07/06/知我罪我的“唯才是用”政策/

“唯才是用”政策,确实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李光耀对吸收人才的重要判断,至今依然有效。可是,政策背后的精英主义思维,尤其是李光耀对部长高薪的坚持,却推高了民众对高官的期待。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官无所值”都会是舆论批判背后隐约的心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公共课题的理性辩论,也让政府与民众之间出现一道情感鸿沟。

执政前与敌对党的激烈斗争,使得李光耀很早便深刻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他的回忆录里,李光耀对于政治对手以及深受左派思潮影响的华文教育群体的人才济济,表露出钦羡而畏惧的复杂心理,这对他上台后的政治理念影响深远。从他时刻留意吸收身边的人才,以及把人才吸引到政府部门和行动党的流程高度体制化——即为国家与执政党培育精英,输入新血,又同时阻断对手吸纳人才的能力——生动地展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以及高瞻远瞩。

李光耀在1971年的一篇经常被后人引用的英语演说中,对当时国家治理的状况直言不讳地说:“在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服务的杰出人才、法定机构的主席及其高管,已经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出细节并付诸实践。这些人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学校。新加坡是个唯才是用的社会。这些人凭借自己的功绩、努力与良好表现升任高位。他们是一群紧密联系并协调有致的坚强核心。如果这300人同乘的珍宝机坠毁,新加坡也将解体。这反映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领导层之微小。我们必须,且我们必将之扩大。”

这种对治国人才近乎偏执的态度,贯穿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也成为了治理新加坡的关键理念。他在自传《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的结尾时指出,新加坡要减少失败的风险,就必须坚持基本原则,包括“唯才是用,尤其是政府领袖,必须由最能干的男女担任”。然而,李光耀对于人才的认定,也同其政治理念一样的务实,包括必须“学以致用”;但他对“用”的理解,则显得过于片面。

《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第22章“共和联邦俱乐部”,记录了他在1966年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一顿晚宴:“出席者有一些他的高级部长,还有在恩克鲁玛完成学业的大学里担任校长的一名年轻人。这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叫亚伯拉罕,年龄不过30岁上下,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系一等毕业生,也是全灵学院的研究生。恩克鲁玛非常以他为荣,我也惊叹于他的才气。但是我觉得奇怪,一个那么以农业为生的国家,为何把它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送去攻读古典语文研究——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这种对待人才的务实——批评者形容为短视狭隘——的态度,在建国后的最初二三十年,不但保证了新加坡党政体系的活力,也决定了教育体系的基调。其成功之处是在于政府通过奖学金制度,把成绩最好的学生吸收到体制内——公共服务奖学金、武装部队奖学金、警察部队奖学金,并以象征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学金——为国家栽培和储蓄了大量人才。这些优秀生在海外(主要是英美)顶尖大学留学,学成后加入公共部门及军队、警察,逐步成为这些部门的领导者。表现出色、忠诚可靠并有意愿者,还被行动党吸收为从政候选人,成为国会议员乃至于最终出任制定政策的内阁部长。阅读全文»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