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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着聪明装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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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6-11-11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6/11/144833.html

说到这儿,就不难看出就如集选区制度那样,虽然打着种族和谐的金字招牌,其实是把更多的独裁往自己身上揽。这次匆忙推出的戏码,摆明是要阻挡陈清木成为民选总统候选人。除了高门槛之外,执政者还可以通过种种理由拒绝一些人参选,保留一切诠释的权力,这本是民主制度所不允许的,却变得不得不如此,够高招了吧!

“揣着聪明装糊涂”绝对是一种厚黑学。

“揣着聪明装糊涂”七个字是我们这些祖先来自大陆南端的南洋小子不会用的,盖因这是北方人的语法结构,就好像我们说“惹上麻烦”而不说“摊上麻烦”;然而这七字却很传神地表达那种情境的心理状况。

“民选总统”对上了年纪的新加坡人来说,都知道是行动党为了永续执政而丢出来的撒手锏。明明是要搞“第二权力中心”,却昧着良心说不是“第二权力中心”,这种选举奥步差别在于是他们当政或者不是他们当政。回溯1981年安顺补选送工人党惹耶勒南进入国会,在野党取得零的突破,那时起,行动党大佬们就深谋远虑生怕将来有一天,一个不小心让在野党取得政权。于是需要设计一个机制让他们可以扳回一局;国会的任期4年,民选总统6年的错开……并且以李光耀为麻豆的构想就开始酝酿。先搞定了集选区制度,10年之后修改了宪法搞了个民选总统制出来。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李光耀不当却给王鼎昌当了。而这个王鼎昌辞去党籍之后,天真地以为要当一回真正的全民总统,提出要查政府的账,杀行动党大佬们一个措手不及,飙出一身冷汗。之后终于把王鼎昌弄下台,这回就学乖了,找了个听话的“之子”纳丹来让权,于是练就一身盖树胶印的本领,把原本要留给李光耀掣肘的狠招都改了回来。这些谁没看见,只是大多数揣着聪明装糊涂罢了。

2011年民选总统选举,原本以为很冷门的竞选却出现了“Tan Tan Tan Tan!”式的命运敲门。四个Tan都来自体制,特别是前议员陈清木仅以7000票的落差败给陈庆炎。而执政党嘱意的候选人——陈庆炎也赢得不漂亮,只得36.2%的选票。到了2015年,陈清木听说李显龙又要改宪,赶紧放话说他来届一定要选,于是李显龙殚精竭虑想了个连陈清木“都不能拒绝的理由”。这些谁没看见,只是大多数揣着聪明装糊涂罢了。 阅读更多 »

刘程强:行动党徇私修改民选总统制 改革应由全民公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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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程强(阿裕尼集选区国会议员/工人党秘书长)    2016-11-8
http://www.wp.sg/constitution-of-the-republic-of-singapore-amendments-bill-speech-by-low-thia-khiang/

这次通过修改宪法,变更民选总统制令人不安,其背后的动机是,进一步确保行动党就算在国会里失去绝大多数议席,也可利用民选总统来牵制新政府的运作。

刘程强11月8日在国会辩论修改民选总统制度时的发言全文:

总统是我国的元首,代表新加坡,是国家和人民的象征。工人党认为,总统的尊贵身份和地位,不会因为是通过国会委任产生而打折扣。

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工人党就极力反对民选总统制。这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国家有总统,而是因为这整个机制背后的动机会造成对国家不良的深远影响。很显然的,候选人所必须具备的严格条件,都是为了保证最后能胜出成为总统的,是一名亲人民行动党人士。这名亲行动党的总统,就可在行动党万一落选的情况下,阻挠一个非人民行动党政府有效执政。为什么行动党在1981年安顺区补选和1984年大选失去波东巴西以后,才想到要推行民选总统制呢?

从开国以来,行动党通过国会所推选出来的总统,有那一个不受人民尊重?再说自1991年开始推行民选总统制后,行动党也不曾讨论这个体制出问题。现在为什么突然出现问题,大费周章成立宪法委员会探讨,并且大事修改宪法呢?

2011年的总统选举让行动党寝食难安,那是自从民选总统制实施以来,第一次出现四名候选人角逐总统席位,又不是行动党属意的人选,而且最后当选总统的候选人只以不超过1巴仙的多数票胜出,机关算尽,行动党还是差点栽在自己的如意算盘之下,所以这一次才会急急如律令地,想要强行通过这个修正法案,不允许下次总统选举又出现让他们吓破胆的情况。

修改民选总统制真的是为了维护少数种族代表性吗?

新加坡从英国继承过来的政治制度是议会民主制,由人民选出他们的代议士,然后由在国会里获得最多席位的政党组织政府。所有的部长都是民选的,这让内阁有获得人民直接委托的合法性,在这样的制度下,一国的元首,无论是女皇或者是总统,都没有行政权力。

在过去实行总统委任制的时候,根本就不必顾虑总统的职位会被某一种族长期垄断,所以如果要确保总统的任命能反映我国多元种族社会的需要,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再回到委任制。这次修改民选总统制,难道真的是为了保障少数族群的利益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行动党在过去二十多年来都不提这个问题?一直到2011年,行动党差点跌入自己所设计的民选总统选举阵法,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所以行动党才赶快提出这个修正动议。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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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制片人,专栏作者)    2016-10-2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872#ccode=iosaction

虽然中国与新加坡关系降温,但集西方制衡制度和东方威权于一体的“新加坡模式”,对中国远未过时。

http-_i-ftimg-net_picture_4_000060264_piclink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新加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得到中国四代领导人首肯、表态需要学习的国家。其经济高度发达、政府清廉高效、环境葱郁整洁、民众温良礼让的治理奇迹几乎满足了中国朝野对于美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然而最近一个月,由于南海问题导致的后续争议,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降至二十多年少见的冰点。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对于新加坡的指责乃至辱骂不断见诸官媒和网络,“弹丸小国”、“美帝走狗”等字眼频频出现,曾经备受热捧的“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时移世易。

那么,“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新加坡模式的前世今生

1978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看到曾经认为是“南蛮”的地方发展得如此现代化而震撼不已。李光耀回忆,当时他曾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你们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好。”在四天的访问结束后回国的第二个月,邓小平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

尽管彼时便初初开启学习之门,但“新加坡模式”真正开始被中国朝野上下津津乐道却是1990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将对于新加坡的称赞具体化:“经济秩序好、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1997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了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被中国官方选定为学习对象长达二十余年热情不减,“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认为在于其治理模式证明了威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相反其严格和高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在中国官方眼中,学习新加坡模式即为学习“现代化威权 (authoritarian modernity)”。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三个基本元素在于:惩治腐败、增加政府专业性以及更好地回应民意。

为何中国政府将新加坡视为可学习的模板?

首先,新加坡所代表的“亚洲威权”统治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经济现代化和长期一党执政可以同时并存、相得益彰,并对于以政党竞争轮替为标志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提出了挑战。

其次,为了巩固其官方话语体系,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严格控制着对于影响民众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的机构:包括博物馆、教育体制,以及最为重要的——新闻媒体。 阅读更多 »

李显龙只是晕倒 执政党优势不倒——新加坡渴望改革又害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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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讯双周刊/吕爱丽      2016-9-7
http://www.wealth.com.tw/article_in.aspx?nid=8861

政治强人李光耀辞世后,新加坡已全面进入后李光耀时代。然而,社会对改革的渴望早已开始,人民希望改变,却又害怕改变。

今年八月二十一日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演讲至一半,脸色突变,停顿数秒后,身子不由自主向右倾斜。电视画面瞬间被切换至观众席,不在席间的民众一阵惊慌:“总理是中风了吗?”这样的疑问在脸书、WhatsApp上不断传开来。直至一个小时后,李显龙再度回到演讲台,众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并大呼:“吓死人了!”

如同美国国情咨文的国庆群众大会,是新加坡领导人向社会说明国家发展及挑战的重要演说。大会历时三小时,根据官方事后说法,现年六十四岁的李显龙,是因劳累过度及脱水导致体力不支。事后,李显龙也遵照医师嘱咐,请假一周。一场平常不过的年度演讲,再度引起国际社会对新加坡接班人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若李显龙真的倒下,后李氏父子的新加坡会是怎样?”

“李氏王朝”是外界对新加坡政治贴上的标签。起因是《国际先驱报》评论版编辑鲍林 (Philip Bowring) 先后于1994年及2001年影射李显龙上位全靠父荫。李显龙的妻子何晶掌管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也遭质疑。为此,李显龙及父亲李光耀多 次与西方媒体对簿公堂。除了《国际先驱报》,《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经济学人》及《彭博》都曾付出数万新加坡元的诽谤赔偿。

一名当地资深媒体人说,“我们很常讨论后李光耀时代,却不曾讨论后李氏父子时代。”他以“确立、tested(经过考验的)”形容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认为即使李显龙真的倒下了,新加坡不会一夕崩溃,两名现任副总理也具备稳住大局的能力。 阅读更多 »

藐视法庭法案通过,加剧新加坡模式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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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6-8-26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26-opinion-kwongkinming-singapore/

新法案乃至新加坡政府的管治观所引起的寒蝉效应,难免会延续畏缩国民心理……

2015年9月10日,新加坡一个商业区内,人们在拍照。摄:Edgar Su/REUTERS

8月15日,新加坡有关藐视法庭的《司法维护法案》以72票对9票通过,反对党工人党的九名国会议员,全数投反对票;三名官委议员 (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 虽曾对法案提出异议,但最后收回修订法案要求,赞成通过法案。这项法案,能够显示新加坡司法与政治的关系、社会言论自由状况,进而反映新加坡模式对社会自由重要性的模糊取态与内在矛盾。

总理李显龙之妹李玮玲 (Lee Wei Ling),在自己 facebook 公开表示不信任《司法维护法案》。她认为草案是“一次让舆论缄默的企图”,而新加坡国民,则是“过于习惯烟味,乃至无法感觉到烟味对自身幸福潜在威胁的民众”。她批评李显龙政府不必要地趋向滥权:“或许,新加坡人已习惯了一个威权政府,直到不久前,这个政府一直是为了他们的幸福而行动的”。

新法案同时引起了外国关注。路透社报导,外交人员正注视新法案对新加坡的言论自由状况有何具体影响。英国外交官员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2013年英国已废除同类针对社会藐视法庭的“Scandalising the Judiciary”法案,原因是这“不必要、不能与言论自由共存”,并指英国会要求有相类法例的国家将之废除。而事实上,自1931年起,英格兰与威尔斯便再无以藐视法庭入罪的成功案例。

不过,新加坡社会的反应,却不及想像中大。虽然有公众向国会呈交反对联署,要求押后通过法案与澄清条文,为九年来首次有同类联署,但当中只有249个签名。反应相对冷淡,与不少新加坡人仍然相信政府有维持社会秩序之必要有关。7月,新加坡媒体Today 曾有读者评论以澳洲为例,指藐视法庭作为普通法刑事罪行,不乏外国案例。该评论引用澳洲高等法院的说法,尝试证明相关法例能够维持法庭权威乃至社会稳定:“法律的权威,源于公众的信任。确保对法庭与法官诚信或公正毫无根据的抨击不会动摇公众信心,对社会稳定至为重要。”

新加坡政府对《司法维护法案》必要性的官方解释,是这项法案只是“现行法例的结晶”(a crystallisation of the law),没有改变乃至增加现有关于藐视法庭的法规权限,当中没有新元素,亦没有限制批评法庭判决与法律的自由。新法案只为更清晰地阻止任何对法庭判决与法律“欠缺理据”与“鲁莽”的批评,避免出现“媒体审判”的情况,进而削弱法庭的权威。 阅读更多 »

刘程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司法维护法让部长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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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程强(阿裕尼集选区国会议员/工人党秘书长)      2016-8-15
http://www.wp.sg/administration-of-justice-protection-bill-speech-by-low-thia-khiang/

法案一通过,将让政府部长的权力凌驾于法庭和我国的司法制度之上,让部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方便为所欲为,不受法庭的约束。这是典型的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法案。

刘程强8月15日在国会辩论《司法维护法案》时的中文演说全文:

首先,工人党要在此清楚表明我们反对这个《司法维护法案》。我们认为,现有的法律,已经足够以确保恶意藐视法庭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现有的法律已经失效。

政府提出这个新的,有关藐视法庭的法案,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而是在阻吓公众对法庭审理的案件提出原本是合理、合法的意见;但同时又准许部长可以对在法庭审理的案件发表声明。部长所发表的声明有可能会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判决。

这种情况,等于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根据法案中对“发表”(Publication)的阐释,就算是私下的言谈,不论是通过脸书在朋友圈子中发表意见,还是通过口头或者简讯的方式把意见传达给另外一个人,都可能构成藐视法庭。普通人民在咖啡店的言谈也可能会变成藐视法庭而被政府控告。

可是,如果发表意见的是政府官员,尤其是部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新的法案明确赋予政府和部长在这方面不受制约的权利,一般公众可能被视为藐视法庭的言论,只要是通过部长的口说出来,就完全合法,只要政府认为这么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问题是,怎么样才算是符合公众利益?法案没有清楚说明,谁说了算?当然是政府说了算。俗语说,官字两个口,即使执政党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只要他们自圆其说那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人民又奈它何?也就是说,执政党成为了阐释什么是公众利益的唯一判断者。它也可以把任何民间反对的声音,包括任何反对团体的存在,套上不符合公众利益的帽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被消灭掉。 阅读更多 »

李光耀女儿公开挑战哥哥搞“王朝政治”,新加坡变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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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观察     2016-4-2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f20fe440102wbaw.html

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威权政治转型的命运也同样不可避免,李显龙面前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在众多新加坡人眼中,李光耀似“严父”,而李显龙则似“兄长”。李显龙 已经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为新加坡威权政治或者新加坡模式提供足够的个人权威支持,而缺乏了政治领袖权威背书,威权政治很难继续走下去。

在李光耀逝世一年之后,新加坡内部传来“墙裂”的声音。

这次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发难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李显龙的妹妹。

新加坡威权大不如前

上个月,李玮玲因为不满新加坡大张旗鼓纪念李光耀逝世一周年,以及和《海峡时报》对其文章的封杀,而在脸书着文,指责李显龙在纪念李光耀一事上,毫无顾虑地滥用权力,并称“如果掌权者建立王朝,身为李光耀的女儿,我不会允许他的名誉因为他儿子不光彩的行为而被践踏。”

李玮玲的言辞非常激烈,或许是近些年来,新加坡人对当局发出的最猛烈的批评。

Lee Wei Ling

李玮玲

李玮玲发帖数小时后,李显龙也通过脸谱发文进行反驳。李显龙称“非常伤心”,并指有关指控“完全失实”。李显龙说,“因此说我是要建立王朝,这是不合理的指控。唯才是用是我们社会坚持的根本价值观,我、人民行动党(执政党)或新加坡人民都不会容许任何人这么做。”

李显龙兄妹之争很快就过去了,此事却留下了多处值得耐人寻味的信息。

A: “李玮玲发文批评”行动本身就带有足够象征意义,表明新加坡新一代威权政治继承人的个人权威已经大不如前。

威权政治首先建立在执政者的个人权威之上,任何对其本人的公开批评与攻击,都是对其权威的降格打击。在既往的威权国家,或者威权人物统治的时代,很少看到来自执政集团内部乃至外部的批评声音。即便有这样的批评声音,也会被予以严厉打压。

李光耀当年就是通过所谓的法律手段,以诽谤等罪名令批评他的反对党领导人家庭财务破产、流亡海外。在李光耀时代,批评李光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此严厉地批评李显龙,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李光耀去世之后,李显龙个人权威的根基不可避免出现松动。由于批评者是自己的胞妹,李显龙更是毫无办法,只能承受个人权威被削弱这一事实。尽管,很多新加坡人并不认可李玮玲的观点,但是,这并不否认李玮玲批评的价值。

B:李显龙兄妹内讧表明,事关新加坡未来模式选择问题上,已经出现价值分歧。

在李显龙的表态中,精英治国的理念无疑将继续坚持,而且也会毫不动摇。但是,未来新加坡是否应该给予人民更多自由,则没有被提及。李玮玲的批评直接靶标是避免出现“王朝政治”,意在防止新加坡向更加危险的集权道路上滑坡,但其对李显龙的批评又恰恰触及了新加坡政治中最敏感的部分——威权政治下的自由困境。李玮玲的批评在行动层面对新加坡内部政治与言论自由的突破,远远高于其所说的内容。李玮玲站出来说了,比李玮玲说了什么更加重要。

事后,4月2日,李玮玲又发帖表示,很多人说李光耀禁止言论自由,但事实并非如大众理解的那样。她的父亲的观点是:“你错了。如果你的叙述是准确的,很好;如果你是诽谤,我将必须在法庭上捍卫我的名誉。”李玮玲说,父亲从不担心对他的事实评论。

李光耀治下新加坡人民的自由权利究竟怎样,就不用多说了。问题不在于,过去李光耀是否反对言论自由,而是李玮玲重新诠释了李光耀对待言论自由的立场。“托古改制”是很常见的政治手腕,李玮玲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不仅仅是为了自辩,就是要言论自由,表达政治诉求。

李显龙兄妹内讧事件,实质触及了新加坡威权体系的核心以及未来选择,并且表现出了李光耀政治家族内部价值立场的分歧。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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