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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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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何处是“祖家”?从唐人到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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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郎    2015-12-21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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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萧学民画作:一个时代的降临

新加坡华人的故事要从哪里说起呢?大家都熟知在莱佛士到新加坡之前,新加坡已经有少量的华人居民,他们或种植甘密或从事锡米的提炼。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华人先贤曹亚志是率先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拉的第一人。这个故事的肇端是《叻报》,在1906年1月1日的一篇名为《亦一伟人》的报道中,作了一段很有趣的曹符义故事的叙述,先是说青山亭有一个曹符义的巨墓,灵异显著,被人当做“老爷”(闽潮人称呼神明)拜祭,以求庇护。接着讲述曹氏如何神勇,身先士卒登陆新加坡,为莱佛士取得新加坡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是生为人杰,死必作鬼雄,报道除了渲染其显灵的神迹之外,也不忘加上一笔描绘一番他的天生禀赋,这些绘声绘影的描述和中国历史上对开国之君常有的说法何其相似。

1949年2月6日庆祝新加坡开埠130年前夕,《南洋商报》记者洪锦堂的报道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故事,曹符义此时已被称为曹亚志,并说他就是曹家馆的创办人。到了后来在我们小学的华语课本里,曹亚志的故事已经定型成为有血有肉的新加坡华人先贤的历史故事。这里我不想探讨曹亚志的是是非非,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两年前《联合早报》有关曹亚志论争的文章以及已故学者陈育崧的文章。

作为“历史记忆”的曹亚志

最近,新加坡因为欢庆“建国50周年”,掀起一场全民大搞“集体记忆工程”的活动,各种各样的“集体记忆”经过“被包装”和“被创作”而纷纷出炉,际此“记忆热”我想说明“曹亚志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新加坡的华族先民的历史叙事之中,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以他来作为叙述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历史的起点。

“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我们自身的历史记忆。” (We are what we remember) 我们常会为一些社会群体认知的“社会现实”而创造“历史事件”,并使之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让我们沉浸在自我创造的世界中,为自身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寻找坐标,以作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的需要。在这里“历史”或是“神话”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要表达的背后的社会意义。

明乎此,“曹亚志”出现在早期新加坡华族的“历史记忆”中就不是偶然的,它要反映的就是早期华族先民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就参与新加坡的经济活动,和各族移民产生互动并发展成为人口最大的民族,为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的历史。

前面引述《叻报》的报道,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整个曹亚志的故事充满中国历史的神话色彩,可是在2004年新加坡画家萧学民创作“一个时代的降临”的画作中,这个“历史记忆”已经重新被创造,在民族主义和“去殖化”的语境下,画面上出现了代表新加坡三大民族华、马、印三个人物,曹亚志被赋予“政治正确”的新表述。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记忆”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被重新塑造以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

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新加坡在开埠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就引来大约五千人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这些华人移民主要的是来自于北部的马六甲以及南部的廖内群岛,其中当然包括了“曹亚志”们。中国人移民南洋很早,这些散落在南洋各地的早期移民,被朝廷视为逆民,成为海外的遗孤。他们在侨居地落地生根,娶当地妇为妻,繁衍后代,成为一个特殊的华裔族群,俗称峇峇 (baba) ,他们成为新加坡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这些华人移民由于长期与祖居地(用他们话说就是“祖家”)隔离,虽然还自称是“唐人”,男人除了在穿着上还恪守华人习惯,特别是还坚持留辫子,以及拜祖先等华人传统;女人服饰则受母亲影响倾向马来化的所谓娘惹装束,在家庭用语以及饮食方面已经是华马混杂。“唐山”(他们口中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印象模糊的“祖家”。

凭着能够使用当时本地的通用语 (lingua franca) 马来语和熟悉本地的生活习惯,在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这些峇峇华人很快就在新加坡崭露头角发财致富,其中佼佼者就是倡议创办天福宫的陈笃生、陈金声等。他们许多人充当英国人的买办,承包英国人下放的烟(鸦片)酒买卖专利权,致富之后,参与建立庙宇和华人义山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取得华族社群领袖的地位,扮演了和英国殖民地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共谋的角色。

新加坡的殖民地政权从开埠开始就采取以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但划分区域让各种族分开居住,也从马六甲引入甲必丹制度,委任华人甲必丹来处理华人内部事务,1926年废除甲必丹制度后改为委任华人咨询委员。这样的结果出现所谓的“分化社会” (Plural Society) ,各个种族之间除了在“巴杀” (Bazaar) 产生交集,各种族之间在其他方面难有互动。 阅读更多 »

触摸鱼尾狮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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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  2015-5-31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2015-05-31_1502572015年2-3月我会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一本小书,题目就叫做《触摸鱼尾狮的激情与焦虑》,主要内容分为五个板块:1.旧调新谈——叫华文提升太沉重;2.新加坡文化及认同;3.狮城脉搏:感觉新加坡时空;4.教育省思与大学精神;5.狮城之外:透视纠缠。归根结底,其实想通过多个层面缕述当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期间(2001-2005)的一些思考及其延续,补充纯粹学术理性认识的不足,从而感性触摸新加坡,同时也借自己的激情与焦虑互相映衬和反思。

关键词“焦虑”似乎说的已经很多了,我也不想再重复自己,再谈下去似乎已经苦口婆心乃至令人厌烦。问题在于,事实摆在那里,如果“不厌事实而厌写出”,的确又反映出某种心态的封闭乃至保守。那就不妨挂一漏万,继续焦虑同时也辩证一把。

双重边缘化

新加坡的位置可谓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如今更是海陆空(尤其海运和航空)齐飞猛进、令人惊叹。毋庸讳言,在文化上,由于开放包容和各色殖民者的轮番“洗礼”,日后选择了国际语言——英语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新加坡更是呈现出左右逢源,甚至东西通杀的便利和得意来。

需要指出的是,问题的另外一面危机也并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从文化上并未真正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不仅没有充分的主体性,而且总是得意于表面的类似于鱼尾狮的“上山下海”品性,但其实令人警醒的也可能是类似于蝙蝠的“左右不是人”——也即,双重边缘化危机。实事求是地说,新加坡有其存在的夹缝性特征(in-between-ness),原本也是利弊并存的。

多语学习和保持的官方强调更多是平衡了政治的纠葛和可能危机,但对于精深文化的传承作用不大(那需要真正的血液语言来承载),比如新加坡就有不少语言学者开始顺应上意,探讨如何把华文当成外语来教,或者是本末倒置,更强调教学法。孰不知一门语言的学习,对于外在来说,首先是环境习得;对于内在的学习主体来说,首先是兴趣;而对于学习内容来说,耳濡目染是必要的,同时真正的文化经典必然是艰涩和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从此角度看,目前新加坡的很多华文及所谓的双文化学习更多还是流于口号,毋宁更反映出焦虑的实质。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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