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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新加坡篇——新华铭刻搜集与文化寻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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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源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研究员)    2017-5-19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丁荷生教授和我编写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前缘和内容自然不如干宝和《搜神记》一般地诡异离奇,但书内所拍摄和记录的每一尊神明、每一块石碑,以及每一则楹联等等,都承载着当年我们的华人祖辈们,究竟是如何从华南闽、粤沿海省份漂洋过海,历经九死一生,抵达新加坡后落地生根的历史记忆。

中国当代著名的“华南学派”专家们,曾经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田野调查口号:“进村找庙,进庙找碑”1。他们认为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庙宇石碑,以及家里的族谱、契约文书、诉讼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账本、书信、日记等等,都可以从不同侧面来反映华人社会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这些专家学者所提出的研究思路与田调方法,其实也非常适用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

绪言:田野调查发现福建庙宇与东南亚华社的密切关系

按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郑振满教授的解释,过去研究中国(包括华人移民社群)的社科研究概念体系,大多是属于外来的视角与思维,所以很多是脱离实际的华人民间生活,无法正确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必须重新解读,不能完全从官方的大一统视角来诠释历史,而需走出校园,深入民间,从本土(地方性)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切合实际的基本概念。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在于,结合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针对华南几个代表性的地区社会,分别从事几个主要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考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提出了一些本土性的历史观点。换言之,“华南学派”所重视的第一手资料,就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了世代相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依然如此迅速,正因为老百姓还保留着这些民间文献。关于“华南学派”的研究思维与方向,我们在近几年来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中开始看到一些相似的发展和轨迹。

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时任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系主任的丁荷生教授(Professor Kenneth Dean,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携手合作,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府、泉州府和漳州府做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田野调查计划,并将调查中所发现的庙宇石碑编辑成册,是为《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1998)、《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三册(2004)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四册(将出版)。从这些珍贵的碑文记载中,两位教授敏锐地察觉到福建省内的多座庙宇与东南亚华社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

例如,上世纪40年代由莆田人宋湖民从西天尾镇白杜村移运至城关,安置在元妙观三清殿里的《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不但反映了早在南宋年间,莆田海上贸易已达繁盛,碑文中所提到的“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番者”,以及“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也显示了当时由船主朱纺领队的远洋航行规模庞大的运输货物船队,因崇拜祥应庙神明的灵验而来莆田瞻拜,所携带的莆田丰富外销货物更已远销到“三佛齐”(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和东南亚等地,互通有无,来往密切,比现代所谓的环球化贸易活动还要早了八、九百年。 阅读更多 »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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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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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8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阅读更多 »

战车扣留争议,新加坡离中国的想法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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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嘉颖(新加坡政治学学者)     2017-1-25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125-opinion-chongjaian-singapore/

这两三年新加坡与中国间的的一系列摩擦,其实代表的是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北京,中国与新加坡两国国旗在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摄:Imagine China

最近新加坡战车被香港海关扣留一事,受各界关切;甚至有人怀疑,这是否代表新国对中关系恶化。而昨天(1月24日)下午,香港政府宣布将把战车归还新加坡,中新两国是否进行私下交易,也让多方猜测。

新加坡与中国,近年摩擦频传

近两年,可见中新两国屡次发生摩擦。例如,在南海仲裁案前后,北京坚持仲裁过程无效,而新国不仅强调国际法的重要,又有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及后,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认为新国政府在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高峰会议的发言暗指南海仲裁,大表不满;该报总编辑胡锡进与新国驻中国大使罗家良(Stanley Loh)更展开笔战。

接着,有中国网媒和网友,公开批评新加坡和现任总理李显龙,也有几个双边官方合作的例行会谈被延期。又传新加坡商人,以及赴中旅游、探亲的新加坡人,在中国遭受批评和游说等事。新加坡战车在港被扣押事件,似乎只是两国关系恶化的最新例证。

笔者以为,这两三年新加坡与中国间的的一系列摩擦,其实代表的是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中新关系由于许多原因,被中国大众视为“应该额外友好”。其中较常见的解释包括:新加坡是“以华人为多数”的社会,所以与中国有文化传统、历史、亲情,甚至血缘上的渊源;新加坡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与中国发展深厚的商业、经济、官方往来,提供中国学习的技术和机会;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交情良好,奠定双边官方互动的稳定基础;新加坡在中国是最大的外来投资着等等。

同时,中国长期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邻国标榜着“搁置争议”、“寻求连任双赢”,甚至“让利”的政策。此类观点臆断中新之间不会有严重分歧、摩擦或者利益冲突,即使有,也是易于处理的事情。

前述诸多案例,加上新国战车在港遭扣留一事,提醒了双方:假设中新关系必然友好不变,相当不切实际。 阅读更多 »

台星语言战争,那些新加坡的外来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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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1-12
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2221643

新式英语(Singlish)代表着草根的认同,当外来人口增加,压缩到本地人的生存...

新式英语(Singlish)代表着草根的认同,当外来人口增加,压缩到本地人的生存空间与条件时,在这场“本地” vs. “外来”的战争中,语言就成了互相攻击的利器。图/美联社

前所未见,今年1月开始,新加坡保全公司“策安保安机构”(Certis Cisco)将来台招募拥有大学学位,以及基础英语沟通能力,年龄落在20至40岁的役毕人士;需求共120人,月薪2700新币(约6万台币)——这些人力,将成为新加坡的“辅助警察”(Auxiliary Police Officer, APO)。这是首次新加坡招募非星籍或马籍之外国人口作为警察人力,因此引发星国内部激烈讨论。

基于历史与地缘因素,Certis Cisco 旗下3500余名辅助警察中,除了新加坡本地人以外,有不少马来西亚籍人士,但这次指定招募台湾籍人力,却是第一次,因此格外引人注目。该公司在受访时,表示没有招募台湾以外的其它国家人才的打算,但为何特别向台湾征才,也没有回答。

新加坡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困境,“辅助警察”协助正规警察执行诸如反恐任务、边境管制(含闸口的交通与人流管理)等重要安全检查工作,不仅是常态,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填补警力空缺。但新加坡向来严禁外国人干预内政(比如集会管制),“辅助警察”的外国籍身分本也因此成为两难的争议。

然而这起招募台湾籍保全人士的争议,却是在一个很诡谲的氛围中发酵。

最近星台军事合作出现不少插曲:先有新加坡装甲车离台后在香港遭北京方面拦截,后又有新竹居民抗议要求星光部队撤出。而新加坡网上早已出现要求政府不要触怒两岸议题的言论氛围,加上星国近年就业市场紧缩,国内逐渐兴起排外主义,这次的海外人力招募似乎触怒敏感神经,让新加坡网友备感错愕,不满的情绪于是以某种论战出现,其中之一便是——质疑台人英语能力。 阅读更多 »

等待王邦文易润堂讲述南洋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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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6-12-24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869

如今,李炯才已经作古,在其生前撰文交代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并且撇清自己与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一事没有关系。或许,同样的,易润堂,也可以把李光耀给予政治承诺的历史过程,告知社会,清楚交代其中的南大史实。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之方显廷《1968–1971在南洋大学》记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南大历史过程,是对史料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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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润堂与王邦文

方显廷的其中一段纪实是:

(1966年8月,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派人带话给我,约我同他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向我传达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邀请我担任南洋大学的副校长。……

我坦率地告诉吴博士,我宁愿做教学工作,而不是行政管理工作。我同时推荐我的一位在联合国总部任职的同事伍启元博士作为一位可任此职的理想人选。我的建议被传达给教育部长,并且得到了他的首肯。伍博士在接受这一聘任之前,于他返回联合国工作的赴纽约途中,经新加坡作了3日停留,并约见了相关的人物。在他回到联合国总部之后不久,即完成了一份秘密报告,并呈送给新加坡教育部长。

报告内容为:(一)重新改组南洋大学,以便其教学领域不与境内的另一所新加坡大学已涉及的范围重叠;(二)增加更多的拨款,以提高教学行政人员待遇,使之与新加坡大学达到同一水平,并为图书馆添加图书资料、为科学实验室添加实验设备。

……直到1967年3月,新加坡当局才就他的报告做出决定,而那时,他已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好离开公共管理处。……1967年4月,鉴于伍博士不可能受聘担任南洋大学副校长之职,失望之余,新加坡教育部长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南洋大学经济系主任,或担任一名经济学的客座教授。

这虽然仅是一段相当简短的回忆文字,却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探讨空间。比如:

其一,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为何出面为教育部长王邦文物色南大副校长?李光耀管辖下的南大权力架构是一个什么模样?有那些人物参与管理南大的政治工作?他们彼此之间是何种的权力与工作关系?历史上,吴庆瑞在协助连瀛洲创办义安学院的过程中,也同样的扮演了极为关键性的角色。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二月 29, 2016 at 10:30 上午

新加坡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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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一二三      2016-6-12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2095

我慢慢开始明白,在这个极为繁荣的热带小岛,中文正处于很尴尬的位置上:多数居民是华人,政府则推出英华双语政策;可实际上,社会上地位最高的语言是英语。如今的新加坡年轻人,在朋友之间或兄弟之间,都是彼此说英语的。然而,英语在此地缺乏传统文化的背景,即使说得不错了,也很难获得深度。

新加坡海滨音乐节。东方IC 资料

刚抵达新加坡,感觉好像来到了未来城市。好多建筑是近十几年才盖的,跟我二十年前来访时,街景全然不一样了。这是政府拥有土地的国家方能达成的高效率。

马路两边种的热带树,如今长得高高儿的,不仅好看而且起降温作用。多么聪明!“那是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先生出的主意,”每个新加坡人都骄傲地告诉我,“他都选了全年不落叶的树种。”好精明!怪不得马路两边都干干净净,没有一片落叶,更没有一片垃圾。在新加坡丢垃圾会被罚款是全世界有名的。究竟罚多少钱?“四百新币吧。”那确实很贵,叫人不敢随手丢垃圾了。

来了新加坡,才体会到“社会工程”是怎么回事。这儿该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华人城市了,甚至比日本还要干净。我去过的国家可不少,然而比我住的日本干净的地方,这还是第一个。新加坡也是比美国、日本富裕的国家,一年的人均收入超过五万美元。只是,五百多万居民当中,外籍人士占的比率高达四成。少数从事高档次职业,大多数从事当地人不肯做的低薪体力劳动,例如建筑工人的八成、服务员的五成等。马路上开的卡车,后边的装货台面上往往蹲着十多个外劳。贫富悬殊,尤其是根据种族的,在哪儿都是潜在的社会炸弹。

我应邀来新加坡,担任教育部主办的文学四月天活动开幕典礼的主讲嘉宾。来机场接我的是两位女官员,说话举止都很有修养,也很低调,不大像大城市的人。未来城市般的新加坡,各方面都非常先进。然而,五百多万的人口规模,连东京的一半都不到,以至新加坡社会保持着小镇般的谨慎氛围。

车到酒店,房间里干净无瑕,应有尽有,却不奢侈。新加坡没有其他华人社会常见的暴发户心态,反之低调得真有点儿像日本。两位女官员带我去附近商场里的美食街。这样子可以尝尝当地风味了,很好。新加坡叻沙(辛辣的椰奶汤面)、海南鸡饭、茶叶蛋,环境卫生、食物美味,叫人吃得既开心又放松。也许处于热带的缘故吧,当地伙食倾向于简单务实。差不多吃完时,黑皮肤的南亚工人来收拾桌上的餐具了。

第二天早晨去义安理工学院演讲。听众主要是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其中女的占绝对多数。至于老师,也主要是女性,而且很多是中国台湾来的。演讲结束之后,举手提问题的亦很多是老师。

新加坡的小学、中学都用英语教学,只有所谓“母语”课里,小朋友才有机会学华语,即汉语普通话。问题在于:本来新加坡人家里用的不是华语,而是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等华南方言;1980年左右开始,政府主张“华人讲华语”,取消了广播电视的方言节目。夹在英语和方言之间,华语被多数学生及家长视为多余的负担,但是为了得到中学文凭,非得通过华文考试不可。这么一来,新加坡中学生努力学华文的唯一目的是:通过考试,以后不用再学。 阅读更多 »

五一三学运之大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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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6-4-23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6304

固然,反对征兵制是引爆五一三学运的首要原因,但是,如果学运缺乏了其特定的泛社会基础,或许,那只会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历史事件,而不是有如坊间一些说法,认为学运对新加坡政坛有其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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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光的木刻版画《五一三》

从二战后的大时代背景看五一三学运,可以更全面的理解五一三事件,不仅仅是华校学生之民族母语文化教育面临存亡的危机,更是反映了整个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对话缺席者,对急速变迁中的新社会秩序之来临,所感觉到的焦虑不安。由此切入点来看,五一三事件,可以被视为是全体华社华人,对英殖民政府之反华人政策的具体反抗。

1946年4月1日,马来半岛成立马来亚联邦,新加坡被排除在联邦之外。对马来亚华人而言,没有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支持,马来亚华人也就丢失了原本与马来人口不相上下的种族比例格局。新马华人的被逼分家,对两地华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震撼。

1948年2月1日,由于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英国宣布以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取代马来亚联邦制,恢复马来苏丹的特权,以及保障马来人的特权身份与权益。面对马来种族主义的挑战,华人族群身份与国民地位更是处于前途未卜的困扰。

1948年6月20日,英国人宣布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一切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报章印刷等自由都受到新法令的制约。华社对殖民政府政策的不满议论进一步被限制。

在这一种极端恶劣的时代变迁环境下,英国人颁布了一系列对华社不利的教育政策,加剧了殖民政府与华人之间,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社会矛盾。

英国人在铺垫保障后殖民时代之政经利益的大前提下,大力发展英语文教育,培育在地人民对英宗主国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以维持效忠英国和认同英国人的公民意识。民族母语教育在新政策下备受排挤,存在被全盘颠覆的危险。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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