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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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鞅变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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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永康    2018-1-27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回头细想,哈维尔游圣淘沙,当晚所见的倒有几分真实:那些披上锦袍蟒靠、串珠罗衣的蜡像,塑有头脸却无法思想,开出口舌却不能说话,然而,最后倒是风风光光地,老老实实地完成吸引游客赚取外汇的光荣任务——你说,这是不是新加坡人,尤其是华人的一个形象写照?

前不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一名特聘讲座教授,被当局指为“试图影响本地舆论的外国代理人”(agent of influence),与他国勾连损害新加坡利益,取消了他与太太的永久居留权。据此,外交部长维文发表严厉声明,强调新加坡不能对其他国家言听计从。

网上看,只知这位从中国到美国深造的国际学者,曾在深圳卫视上批评过李显龙总理。但驱逐他的政府文告,并未说明他所“代理”是哪一国。中国、美国,还是其他?扑朔迷离。

本文无意“炒作”这段新闻,毕竟,有资格请人到李光耀政策学院讲学的,也只有政府,老百姓毋庸置喙。只不过,据闻新加坡华人人口占大多数,被视为一种“原罪”。近代历史上的本地华人群体,也确曾因中国的“革命输出”而受牵连。

更在今天,在政府高调支持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中国央视海外台CCTV4成为新加坡家家户户付费电视的一种选择,而连卫生保健刊物也在此发表评论说“钓鱼岛属于中国”时,我们新加坡华人该怎么自处,才能避免受到“agent of influence”的影响,不损害新加坡利益?

本地华人应知己知彼依

我看,捆索虽多,解套只有:第一、庄敬自强;第二、提升独立思考能力;第三、知己知彼。

先说“知己”。新加坡华人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属于“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的一个国家,享有本地公民的一切权利,包括每五年一次国会选举的投票权。新加坡政制来自英国巴力门(parliament),与中国制度不同,尽管一党专政,国会中的反对党议员并不等同于中国的政协委员。

此外,华文华语是四种官方语文(语+文)之一,政府有责任确保其法律地位与有效传习。学好中文,则是知己知彼的要素之一。

“知彼”,是指须关心国际大事,了解别国的人文历史,意识形态,甚至哲学思想。本文范畴内,主要指须了解中国——不止舌尖上的,而且是脑袋里的中国。且看,如今南洋大学、东亚哲学研究所这些机构都不复存在;芸芸大众最着紧的,是手机上追看小贩中心辱骂老汉那对男女下场如何,碰面就问你装了WhatsApp 吗,或许干脆一句jiak bah buey(吃饱没)。

如今已如水过无痕的一条消息,是今年7月13日,中国作家兼人权运动家、《〇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拘留中罹癌,保外不久逝世。香港作家陶杰曾在《苹果日报》专栏写下一篇《普刘米修士之死》,分析说,〇八宪章以悲剧告终,是因为中国人不受这一套,自古以来他们都是受商鞅、秦始皇的严刑峻法统治的,小农思想,人人只顾自保。中国不会出现马丁路德和文艺复兴,习惯长期的黑暗,对于一人之后的集体传灯,完全没有兴趣。

大家看原文,就会晓得陶杰的论点。这里我想指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不是也有很多读书人吗?为什么刘晓波这类宪政、人权、民主、自由的观点,会被视为异类;而一提起商鞅这种以苛政来“强国”的古代人物,就歌功颂德起来,并让民众觉得这是普世的真理?

购自牛车水的一套绝版丛书,让我瞄出了一点门道。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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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有什么文化传统?——从拟签非遗公约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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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2017-11-28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03562

要是以新加坡一般华人现代的文化认同为取向,推崇地方戏曲,或许还不如在学校里教唱“新谣”和华语音乐剧来得踏实?通俗的文化是不断糅合而演变的,近来象野米剧团的剧作家Alfian Sa’at将《西游记》、《白蛇传》之类的民间故事题材改编成英语喜剧或音乐剧上演,都深受观众欢迎。

什么是新加坡文化?若要用打趣的口吻来说,有些人会回答:怕输、怕死。

什么意思呢?读书的,怕成绩不好以后找不到工作。工作的,怕网上随便发表意见,可能职位都不保。有家庭的,怕职位不保就供不了房子,又怕孩子小学毕业 PSLE分数不够高,上不了名校读书。生命就是这么战战兢兢地周而复始。其余什么知书达理,陶冶性情之类的话,恐怕就比较不合时宜了。

现今的社会,所谓“文化”,往往不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一种产业的概念。就此而言,新加坡是科技发达、瞬息万变的大都会,剧院、博物馆等文化设施比很多地方都来得好,政府给予艺术团体的资助也不少。

但一个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经过半个世纪的独立发展,是否自然而然就能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呢?这种品牌又应该以东方传统,还是以西方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呢?

非遗可分五大范畴

新加坡文化部长傅海燕最近宣布,政府正考虑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目前仍处于研究的阶段,拟和社群、专家等合作,设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范围包括祭奠仪式、习俗、歌曲、食物等。这是否将是一般民众采取积极行动,维护传统母语文化的大好机会呢?

根据2003年制定的公约,能够实行保护措施的非遗可属五大范畴,即(1)口头传统与相关表现方式及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及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

就中国的情况,最早列入代表名录的有古琴和昆曲等传统艺术,后来也包括了书法、篆刻、剪纸,还有针灸、珠算、帆船制造的技术、妈祖的信仰习俗、二十四节气等等。印度方面,有梵文的诵经和戏剧,还有各种民间舞蹈,印尼则有Batik蜡染艺术、Keris短剑等。

列入非遗,并不等于其属于国家所有,只是显示国家重视文化保护,同时也向外界展示自身文化的一些符号,借此促进文化交流。目前马来西亚比较尴尬的情况是,Mak Yong一早就被列入名录,但这种马来戏曲在其发源地吉兰丹却至今仍被禁。 阅读更多 »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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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2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823

历史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扭曲和杜撰历史必然是徒劳无功。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中的华文教育历史,尤其是南洋大学历史,是一部被严重误导的,充满半真半假,以假乱真的鱼目混珠历史。

要甄别历史的真实虚伪,并非难事。其实,只要足够的细心聆听,历史是会从被编制的谎言之中,脱颖而出,还原自己的本来真面目。

李淑飞(2017:P 194):“王赓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李淑飞(2017:P 195):“……但王教授回忆称自己当时在吉隆坡看了后,明白是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王教授称自己不属于政治团体,和政治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是比较天真的,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来对南大进行建议,因此当时只是在吉隆坡说自己的报告书不适用于新加坡独立后的南大,但却并未参与到这些论争中去。”

在此,王赓武描绘的历史场景是: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华社基于是人口75%的族群,诉求华人语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化;即华语文取代原有英语文。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华人族群的意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由于华人的政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华人报章和南大生在根本没有看过王赓武报告书的情况下,就盲目的批评和抗议。

还有,就有关李光耀面对的政治局势。王赓武说,施行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

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如此说法是一派胡言。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王赓武颠倒是非因果,把政治受害者,塑造为政治事件的麻烦制造者。而作为问题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却连影子都缺席了历史的审判。阅读全文»

星国近40年的“讲华语运动”,不但让当地方言消退,连邻近马国新山都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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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11-1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82980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79年开始实施的“讲华语运动”,虽然现在回头看是赋予了该国人民口说中文的能力,但却也造成了华人文化中的福建话、潮州话与广东话使用比例大幅降低,连邻近的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当地华人也受到影响。

(Photo Credit: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2009年宣传影片)

在一堂“语音学与声韵学”的课堂上,来自上海、入籍新加坡的老师,发现我名字的拼写方式后(不是汉语拼音),请我示范“惊输”的Tai-gi / Taiwanese(他用的词)发音,他要同学注意的是“惊”(kiann)这个发音中的鼻音,而不是新加坡年轻人看着本地英语单字 kiasu(怕输)所发出的没有鼻音的 kia。老师随后请我示范更多的台语词汇发音,我却开始显得捉襟见肘,让他发现我根本不会说台语,在我表明我事实上来自客家文化后,他再试图请我示范客家话发音,没想到我的客家话比闽南语更烂。

他看着我,然后说:“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我到现在都仍坚持跟我的小孩说上海话,不管是发生在台湾还是新加坡的事情,都是很遗憾的。”

是什么原因,让“惊输”这样一个新加坡语汇,竟然没有一个新加坡同学能够念出其福建话发音?

袭卷狮城的华语

1979年,中国即将改革开放,配合本地的教育改革,新加坡政府嗅到了庞大的经济动能,遂而启动“讲华语运动”(Speaking Mandarin Campaign)。

这个运动在初期将华语和其他中国语言塑造成对立面,比如宣传片中,就刻意使用菜市场作为背景,然后一群讲着各种方言的菜篮族七嘴八舌讲着同一种菜,老板却无法理解,随后,华语的引进让广告中的菜市场变成一片和谐。

这种丑化方言的推广华语方式,据信是受到了台湾国民党“国语运动”的启发,实际上是要强化新加坡接轨中国市场的潜力,或者团结华人社群的好处,这让李光耀碰到正在一反过去“国语运动”而改推动本土化运动的李登辉时,感到不能理解也不能认同。

国民党在台湾强推国语运动,是因为这个政权是由外来者所构成,而台湾本地使用的各种语言,听在他们耳里,完全是无法理解人民到底在说什么的“土语”,为了符合反共的政治需求,达成对台湾的全面控制,“国语运动”应然而生。

而新加坡,却完全有着相反的历史背景。 阅读更多 »

了解新加坡之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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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0-2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598

回顾历史,英国人与之后的李光耀就是利用质疑华人社会,尤其是华人知识分子的政治效忠来制约本地的政党政治活动。在冷战思维下,共产党成为一个很方便的罪名,可以用来清算具有华文教育背景的政治反对者。或许,这也就理解了为何华文教育知识分子之所以会背负共产党的原罪。

文化中国并非新概念。1980年代,杜维明从新儒学的观点提出文化中国一词,其概念是指存活在中国境外的儒家传统构成了文化中国。在此,文化中国被明确定义为在非共产之海外民主华人社会的儒家传统文明。由此来看,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学术概念。

然而,文化中国在新加坡历史语境下另有其特殊意义,是一个相对于政治中国而存在的社会人文概念。厘清文化中国的历史观念,有助提升解读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正确性,因为混淆了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结果,会是一部模糊事实真相的历史论述。

文化中国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下的主流历史论述,都是从政治中国的切入角度,解说新加坡华人历史的社会演化过程。在这一种人为塑造的历史语境下,政治中国成为解说华人历史的政治工具。

如此一来,华人社会的政治色彩通过强化渲染而被凸显出来,尤其是把华人社会和非法之共产党挂钩的结果,使得英殖民政府和李光耀,打压华人社会的政治活动被刻意的理性化。

在华文教育者被标签为,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再不然就是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政治思维下,华人语言文化不仅仅成为政治清算的对象,而更是对这种歧视华人语言文化的官方政策,赋予了合理化与合法性。

这一个历史判断,并非是有预设立场的主观偏见,亦非无中生有,其所反映的是当下之社会现实。这一个客观现象可以从主流历史论述中,以官办大众媒介的历史论述为例,一探究竟。阅读全文»

族群操作及其效果——新加坡选举史中的不和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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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黄奕维(国立政治大学)      2017-6-29
原载于《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17年6月)
http://www.tfd.org.tw/export/sites/tfd/files/publication/quarterly/TDQ1402004.pdf

如果宪法修改是因为某个人,这对新加坡人来说将是可悲的。

—陈清木,2016年9月17日

前言

Yahoo Singapore在2016年9月发表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国民支持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担任总理。由于在总理李显龙昏倒后不久发布,引起新加坡各界重视,当事人也急于澄清无意愿。在这个议题上,李显龙虽未反对非华人总理,但将懂华文设为条件。约在 Yahoo Singapore 发表民调的同时,李显龙也宣称少数民族难以在选举中获胜,故推动改革总统选制以保障其当选机会。修法工作已于2016年11月完成,2017年9月将选出少数民族担任总统。

Yahoo Singapore 的民调和李显龙的说法,对新加坡人民在选举中的族群考量有相互矛盾的诠释。前者以数据显示新加坡人民能接受跨族群政治代表,是选民成熟、族群和谐的象征,后者则暗示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选民受限于族群思维,倾向支持华人政治代表,因此必须透过修法来补强族群和谐。循此矛盾也使吾人不禁好奇新加坡族群和谐的程度为何?为何民众支持的少数民族政治明星担任总理,需要以说华文为条件?而新加坡以法律保障少数族群知名,就总统选举的位阶而言,应早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为何此时需要迅速修法,保障其担任总统的机会?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族群为核心,回顾新加坡选举史。不但有助解释新加坡官民间视角的差异,也能探讨族群与选举考量衍生的问题,更能检视即将来临的2017年总统选举。

文献回顾

一、族群与记忆

族群的形成十分多元,王甫昌总结各说,将其定义为“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简言之,就是主观认定或被认定有共同传统的一群人。惟正如 Eric Hobsbawm所批评,许多所谓古老的传统,常是最近被编造的(invented),而族群构成就是很好的应用,因为牵渉到复杂的主观认知。学者们普遍指出族群的建构是一连串的“记忆、遗忘、诠释与编造”(remembering, forgetting, interpreting, and inventing),而 Benedict Anderson则指出这些记忆与遗忘的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叙述者的目的。例如许多历史上的杀戮,为了符合当今民族建构需求,而出现选择性记忆以定位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族群的记忆建构最关键的叙述者往往是政府,因此 Carter A. Wilson认为政治是影响种族主义最关键的力量,特别是政府的法律与政策。他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法律与政策可以被用来确认美国黑人属于财产而非属公民,国家可以透过暴力来强迫执行种族压迫规范,然而法律与政策亦可迅速改变白人优越的地位,用国家暴力来捍卫有色人种的民权。政策的角色如此重要,不同族群成员因而常透过参与政治竞争,担任政府机构的代表,取得资源分配与诠释政策的权力。Sniderman、Crosby 与 Howell就指出,种族政策的核心是政治,而“竞争性选举压力”(pressur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为其形成的主因之一。

族群与政府的关系密切,也使新加坡政府管辖的多元族群社会格外引人重视。其多元种族政策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关心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何藉族群政策达到政治目的。Noman Vasu指出,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上加强种族分类的同时,也藉此将自己塑造为族群和谐制造者,并以此寻求其执政合法性。人民行动党以“父权政府”(paternalistic government)知名,而族群与其执政模式的关联则如 Carl Trocki所指出,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sm)是新加坡“父权式管理社会的借口”(excuse for the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of society)。

要做到父权式管理,必定要能压制反对的声音。Kevin Tan形容执政党对付反对者的弹药库(arsenal)中,法律武器之一就是指控其危害族群和谐。James Jesudason则以1997年选举为实例,指出反对党候选人邓亮洪律师,被形容为威胁新加坡的反基督教的大汉沙文主义者(anti-Christian Chinese Chauvinists),这仅是由于他批评了新加坡的英语教育政策,最后也因此流亡海外。

族群和谐要成为压制的理由,必然基于族群和谐必要性的历史记忆,因此如何塑造这种记忆至为重要。种族不和谐多源自社会中少数族群的长期不满,但最后会爆发社会冲突,关键在于该族群是否受到菁英团体在资源与权力上的组织与动员,因为菁英会定义、创造与操纵相关不满与矛盾。菁英操作族群关系必定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以前述新加坡政府巩固支持的策略为例,Stephan Ortmann就指出其长期在身份认同上操弄危机意识,刻意强调自己身处“敌人(马来人)领土”(enemy territory),因此记载历史时十分强调族群冲突。 阅读更多 »

不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华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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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7-9-14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6764/不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华人想象”

香港《南华早报》新加坡专栏作家Wee Kek Koon在文章 “Why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on’t owe their loyalty to China”,书写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中写下这样的一句,俨如告别中国大陆:

China is to most of us what Britain is to most Americans or Australians with British antecedents: the country of our ancestors, but not ours.


《双城对倒》提过,这种论调其实并不新鲜;1956年的《马来亚学生报》文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马来亚人〉便曾这样说:

有人根据马来亚华人和中国在文化上的联系(例如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来诡辩说:华人只能够把马来亚当作第二故乡,不应当作祖国,其实,这也是很幼稚的说法。让我们把眼界放大一点,看看英国和美国,看看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或者看看中国和日本吧。谁能够武断说这些国家文化上没有密切的联系呢?他们在血缘上,人种上和地理环境上不是同样关系密切吗?可是它们却是各自独立的国家。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文化的联系和种族血缘的关系,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的利益。除非华族不打算在马来亚过和平安静的生活,不然,他们就只好面对现实地效忠马来亚,把马来亚当作永久的故乡,作一个堂堂正正的马来亚人,才能谈得上争取本身的利益,并且为独立的事业而贡献一切!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藏画,写实派画家蔡名智1959年画的油画《国语课》,捕捉了一个时代的激情与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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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18, 2017 at 3:5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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