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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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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马欢迎美军,背后忧虑的是中共与“大中华胶”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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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剑虹(Samuel Hui)    2020-5-2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4382

既希望让解放军帮自己攻下马来西亚,或者让更多大陆移民进到马来半岛冲掉马来人的人口,都不是促进华人权益的想法。“大中华胶”的想法越激进,就越会强化马来西亚人民对中共的敌视,美军在星马两地区的存在自然会更加受到欢迎。

美国海军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 (Photo Credit: U.S. Navy photo by Mass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2nd Class Kristina Young)

美国自川普上台执政以来,一反常态的走起单边主义的路线,肆意得罪北约和日韩等盟国,反而让俄罗斯与中共谷底翻身,重新获得世人肯定。

尤其是这次爆发新型冠状病毒之初,俄罗斯与中共更是抢在美国前面,积极为义大利及日韩等盟国提供协助。甚至就连立场向来亲美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不得不忧虑美国这次怎么不站出来带领大家对抗病毒威胁。

当世人怀疑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地位,即将为俄罗斯及中共取代的同时,美军五艘航舰又遭到病毒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趁机派出辽宁号航空母舰,多次经由东海与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引起日本、台湾、菲律宾、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注意。

解放军海军的扩张性行为,对中共好不容易靠着向海外输出医疗物资建立的良善形象带来破坏,至少在东南亚是如此的。

尤其是在4月16日当天,中共又派出海警与探勘船进入与马来西亚之间有领土争议的北康暗沙活动,引起马来西亚方面紧张。

为了反制中共,美国海军也派出美利坚号两栖突击队和邦克山号飞弹巡洋舰进入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上,至少部署了五架F-35B战斗机,对中共的嚣张气焰想必带来了很大的压制。

不过最让笔者注意的,是在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的Facebook页面上,出现大量马来西亚网友给美国海军鼓掌叫好。

李显龙虽然在是否该以“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称呼新型冠状病毒一事上,没有选择跟着川普一起挑起种族纷争,但却仍将樟宜港提供给季佛兹号(USS Gabrielle Giffords)与蒙哥马利(USS Montgomery)号驻防,显见星马两国还是不乐见中共将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

这张辽宁号的照片,远看还真的有旧日本帝国海军的味道,让人想起二战时后的日本军国主义。(Photo Credit: 许剑虹)

星马何以惧怕共军?

与其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欢迎美军,倒不如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惧怕共军还更符合当今东南亚的地缘政治。

在深入讨论此话题之前,笔者采用“美军”和“共军”,而不是“美国”与“中共”,目的就是要厘清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所害怕的仅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然而从经贸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取代当前中共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地位。

但是从军事角度上来看,惧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可不只是星马两国,几乎已经成为了整个东协的共识。尤其是如果解放军控制了整个南沙群岛,意味的是整个南海成为解放军海军的内海,每一个东协国家的专属经济海域甚至领海都将被垄罩在中共的军事威胁之下。

新加坡并没介入南海主权争夺战,却从权力平衡角度出发,并不乐见任何单一强权掌控南海。 阅读更多 »

论“新加坡学”——新加坡模式的五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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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20-5-1
https://www.thestandnews.com/international/論-新加坡學-新加坡模式的五大啟示/

于全球化体系之中、在民主政体渐受质疑的时代,陈思贤的观点其实颇具启发性。按此观点,新加坡政府的霸权地位并非丝毫不受任何挑战,民众并非全然被动,新加坡威权政体并不如外界所想象般牢不可破。陈思贤特别指出,新加坡拥有双重身份,既为全球城市,也是国族国家这种国家双重发展定位已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之魅力已不如前。

Photo by Hu Chen on Unsplash

(编按:本文是作者为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新书《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所写的导读之一)

在华文世界,“新加坡模式”经常引发争论,对其爱恨者皆有。从“新加坡模式”歌颂者角度看,“新加坡模式”不乏神话色彩——在强人李光耀的领导之下,精英政府能强政励治,故此新加坡虽为小国,但仍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及影响力,其国民生活富裕,人人安居乐业。由是观之,“新加坡模式”乃善治模范,为民众福祉着想,各国家领袖都应复制“新加坡模式”。厌恶“新加坡模式”的论者却认为,新加坡奉行家长式管治,社会自由被践踏,民众意志不被尊重,故此“新加坡模式”不可取。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新加坡模式”想象并非全无道理,但仍不足以完整呈现“新加坡模式”的本貌。具体而言,上述“新加坡模式”想象问题有三:第一,这些想象仅从新加坡管治精英的角度去理解新加坡,民众一概被视为满意政府所有作为、毫无情绪的被动追随者,他们在“新加坡模式”之中的角色因而甚少被认真探究;第二,新加坡独立建国至今已逾五十年,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一直能够一党独大,且在可见的将来,这种国家政治局面仍会延续下去。问题是,政府拥有威权力量、能使民众屈从并非新加坡威权政治史之全部;第三,“新加坡模式”面对何种威胁?为何如此?有何解方?这同样是上述“新加坡模式”想象无法解答的问题。

从《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看新加坡威权管治神话

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所著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下文简称《新加坡模式》),是有助于破除“新加坡模式”神话迷思、从新加坡在地视角透彻认识“新加坡模式”不可多得的入门读本。陈思贤是新加坡本土政治学者,活跃于新加坡公民社会,曾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副院长。有别于一般想象,陈思贤在书中的基本观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一党独大,首要倚重的并非政府所拥有的威权力量,而是能说服大众接受执政党家长式管治的“新加坡故事”论述。可以说,“新加坡故事”论述之建构,其实也是新加坡城邦国家建构工程的核心一环。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强调,国家细小,欠缺资源,生存基础脆弱,时刻面对各种威胁,故此需要强势精英政府居中协调与善用资源,若非如此,社会便会分裂与动荡。为求国家生存,新加坡政府以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与用人唯贤精神(meritocracy)这两大原则行事。这种管治哲学强调两点:第一,国家之生存不应受某一特定意识形态与道德价值观所羁绊;第二,国家必须广纳“人才”。

于全球化体系之中、在民主政体渐受质疑的时代,陈思贤的观点(即“论述为新加坡建国根基”)其实颇具启发性。按此观点,新加坡政府的霸权地位并非丝毫不受任何挑战,民众并非全然被动,新加坡威权政体并不如外界所想象般牢不可破。陈思贤特别指出,新加坡拥有双重身份,既为全球城市(global city),也是国族国家(nation-state)。这种国家双重发展定位已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之魅力已不如前。正因为此,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努力修正论述、调整官民关系,例子有二:第一,在二〇一二年,新加坡政府举行全国对话,广邀民众就国家发展目标与策略各抒己见;第二,近年新加坡政府重新诠释实用主义哲学与用人唯贤精神,希望藉此减少民怨。 阅读更多 »

19世纪英国人为新加坡打通海路,并靠华人穿针引线将弹丸之地和全球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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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培瑞(John Curtis Perry)    译者:林添贵     2020-3-11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2257

英国人卓越的治理加上华人冒险犯难的精神,合写了创造商业成长的方程式。华人具备充沛的商业热情,而英国人把此力量引入全球轨道,而海洋成为双方合作大展身手的舞台。

新加坡殖民地开辟初期几十年,许多人闻风而至,城市快速发展起来,部分原因是此地吻合本区域长期以来的海洋传统:没有腹地的港口,和麻六甲一样是贸易畅通的国家,而大海才是希望之所在。新加坡欢迎新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华人。

除了海盗肆虐,外在威胁其实微不足道,内部冲突才真正是大问题。商人和居民的隔阂不仅存在广大的华人社群内,也在华人和其他可能嫉妒华人的财富的民族之间,并引发地区性的矛盾。纵使如此,殖民政府仍建立一个基本上稳定的平台。

英国人卓越的治理加上华人冒险犯难的精神,合写了创造商业成长的方程式。华人具备充沛的商业热情,而英国人把此力量引入全球轨道,而海洋成为双方合作大展身手的舞台。

1819年英国人抵达之后的十年期间,新加坡河两岸都已开辟,作为港口及日后城市的中心,建筑物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按照莱佛士的规划,右岸成为政府中心,有许多公共建筑,左岸则作为仓库──本地人称之为“货栈”(godowns)──及各种不同的海洋活动之用。莱佛士很粗暴地设计城市,以种族和职业作为区别来迁徙及隔离人民,拆除既有的建筑物,以及分配空间。莱佛士及其追随者希望有笔直的道路、以砖瓦为屋顶的石造建筑。他们盼望有个整齐又干净、美丽又有秩序的城市。

英国人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雕像

图为1819年登陆新加坡的英国人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雕像。(Photo Credit:中央社)

和其他海港一样,各个族裔绝大部分各自生活,很少有通婚现象,欧亚混血社群仍然很小。尽管随着英国驻军而欧洲人人数增多,多年之后,此地军队规模和英国在印度的驻军愈来愈接近,但整体欧洲人在总人口数百分比中仍相当渺小。经济而非种族,最终决定一个人会居住在什么地方。欧洲人社群在宽敞的、绿树成荫的空间中享受居住平房(bungalow)的生活,有钱的华人商人也跟进;穷人只能挤住在嘈杂的市廛。

在英国人当中,这个地方很快就有了绰号:“东方的马德拉”(Madeira of the East),而马德拉岛以气候宜人著名。新加坡看来相当有益健康,许多下葬本地的英国人大多是来自印度,希望在此养病却不幸事与愿违的人。1830年代末期,英国海军军官席拉尔德‧欧士朋(Sherard Osborn)如此描述让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新加坡的活力:“相形之下,故步自封的印度,是个腐朽、暮气沉沉的世界。”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31, 2020 at 7:3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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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邓鸿森掌WIPO 引发美中代理人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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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辉      亚洲周刊 2020年11期(2020/3/16-3/22)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加坡邓鸿森掌WIPO 引发美中代理人疑云

新加坡人邓鸿森当选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反映新加坡专业形象受认可,新方反驳被视为美国代理人的说法。

邓鸿森当选WIPO总干事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局长邓鸿森(Daren Tang)近日获得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名出任总干事,预料将在五月上旬的全体会员大会中获得确认。

广受关注的是,邓鸿森是在此前两轮投票中击败另外五个国家代表,最后更以五十五票对二十八票的绝对优势力压中国提名的候选人王彬颖。王彬颖从二零零六年就出任助理总干事,两年后升任副总干事,中国对此次的提名本来志在必得。

邓鸿森的胜出意外掀起中美角力的小波澜。华盛顿近两年在贸易战的烽火中攻击北京的炮火之一就是中国政府涉嫌长期盗窃美国和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则批评美国在此次的选举中打压王彬颖。于是国际上亲中舆论瞬间冒出一种调子,认为邓鸿森是新加坡安排附和美国运作争夺WIPO领导权的棋子。

狮城退休外交高官比拉哈利(Bilahari Kausikan)指出,这是个令人震撼的胜利,但不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塑造的“美国候选人胜出中国候选人”那样,他说事实很清楚,因为新加坡宣布其候选人的时间点比中国早很多(意即根本不知道中国会竞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第一时间祝贺邓鸿森,表达美国政府愿意和他一起合作保卫知识产权。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由八十三个成员国组成的WIPO协调委员会投票支持邓鸿森表达感谢,并表示这是第一次有新加坡人出任联合国机构的领袖职务,而这场成功背后靠的是新加坡知识产权局上下人员、外交部、律政部、贸工部等集体努力的成果。邓鸿森也透露新加坡官方经过“许多个月”的努力运作才争取到这一成绩,他说:“参与竞选的候选人资格都非常好,这是个公开透明的过程,这(多人竞争)也显示WIPO对全球社会是多么的重要。” 阅读更多 »

毛升评王赓武回忆录——侨居与定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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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升(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讲师)  2020-2-1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901432

王赓武的自传也揭示,“南洋”并非一个整体,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历史不同,华人的经历也各异,应该将华人放回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尽管华人在不同国家的遭遇不同,但在王赓武看来,所有海外华人都需要和居住国的其他国民一起,重写该国的历史,建构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历史论述。

《此处非故里》(Home Is Not Here),[澳]王赓武著,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216页,24.00新加坡元

为何讲述?

2018年,海外华人研究中国历史最富成果、同年出生的两位学者余英时和王赓武先生都出版了回忆录。余先生因为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再加上回忆录为中文著作,出版后洛阳纸贵,台北的书店一度脱销。王赓武在新加坡出版的英文回忆录《此处非故里》(Home Is Not Here),则相对少人关注。王赓武的回忆录主要关于自己从出生到十九岁之前的成长经历。作者交代,写作此书的初衷,意在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使子女们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同时以此纪念已经往生的作者父母。后来,王赓武受到了一些积极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人士的启发,认识到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其实是“偏颇”的:他对过去的理解受到欧洲史以及儒家观念的影响,但对当事人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的所思所感却注意不够。因此,他决定将这一为子女而写的回忆文字修改出版,留下一份当事人对于过去的个人化记录,以此鼓励更多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

王赓武

王赓武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他学识渊博,对五代史、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史、海洋史、世界史,以及海外华人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如今尽管年事已高,仍然学术成果不断。最近几年,王赓武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本是英文书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后翻译成中文在内地出版,书名为《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另一本为《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因为传记只涉及年少的时光,对于那些试图了解他的研究和行政生涯,一窥其史学研究的门径,或学术圈恩怨的读者,难免失望。据该书的编辑透露,王赓武先生目前也并无续写自传的计划,这部书很有可能就是他留给世界唯一的回忆录。然而,如果将这部自传放入民国史和东南亚史的背景中来解读,却是了解民国时期一个中国家庭在南洋的生活经历,一些华人的国族认同如何发生改变的珍贵记录。王赓武先生一直主张,“海外华人应该被置于他们各自的国家背景下进行研究,需要摆脱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心论”。因此,该回忆录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这一视角与他个人经历的关联。

《更新中国》和《王赓武谈世界史》

怡保与南京

王赓武十九岁前曾住过三个国家,荷属印尼、英属马来亚和中华民国。他坦言,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马来亚的怡保,另一个是南京。他于1930年出生于荷属印尼的泗水,父亲王宓文当时担任泗水华侨中学校长。王宓文生于1903年,祖籍江苏泰州。少时在家读四书五经,“五四”运动后,入新学堂学数理与英文,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的高等师范学校。他爱好文学,又想提高英语,选择了英国文学为专业。毕业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南洋华校招聘中文教师,王宓文因中英皆通,被聘用。他先后在印尼、新加坡多所中学担任教师或校长。1931年他担任英属马来亚霹雳州华校视学官,二战后升任马来亚教育总长华校总视学官,退休后曾出任某中学校长,一生致力于新马华校的教育。王宓文工于书法、音韵学与旧体诗,留下不少作品,收入2002年王赓武编辑出版的《王宓文纪念集》中。但王宓文毕竟不同于旧时的儒生,他国学有根基,同时也受过英文教育,并服务英属马来亚联邦教育行政官署多年。据师友回忆,他英语流利,仿佛英校出身,连走路姿势都很像英国人,但谈吐、举止、风度,甚至思想作风等,仍是儒者风度。 阅读更多 »

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侨领袖支持的是哪一个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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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剑虹     2020-2-2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1828

新加坡作为拥有众多华人人口的东南亚国家,虽然其历史和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更确切而言,是和汪精卫政权关系较深,而非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

Photo Credit:许剑虹

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中国大陆仍称为伪满洲国或汪伪政权),是两个对海峡两岸中国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名词。至今他们被大多数中国人,还有海外华人视为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在国际社会上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正面评价。然而满洲国与汪精卫政权真的完全消失了吗?真的只是历史名词了吗?严格的意义上来看,只能够说他们确实是在中国消失或者是成为了历史名词。

由于日本在殖民时代培养的朝鲜精英,包括朴正熙白善烨丁一权都有在满洲国接受军事训练,或者带兵作战的经验,而且他们战后都成为了大韩民国国军的骨干,有人甚至还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称呼南韩为满洲国直系继承者,应该是不会有多少人怀疑才对。那么成立于1940年3月,志在与重庆蒋中正争夺国民政府“正统”地位的汪政权,是否又有传承者?

极力撇清自己“第三中国”身份,但是却同时与两岸维持友好关系的新加坡共和国,可能真的是汪精卫政权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遗产。汪精卫不是已经在1944年病逝日本?继承汪精卫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陈公博,不是已经于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被政府下令枪决?掌握上海大权的周佛海,虽然因为与戴笠合作防共而获得特赦,却也是在1948年病逝狱中,不再有任何影响力。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三大首脑,都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前离开人世,这个亲日政权理应在1945年就已经完全覆亡。又为什么说今天的新加坡共和国,能够称得上是汪精卫政权精神上的延续者?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批人的角度切入,一是早年在南洋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同盟会元老,二是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共和国创立者与执政者。

党员证号003的同盟会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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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亚洲价值”的张永福,因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又无法接受亲近英美的蒋中正,做出了加入汪精卫政权的决定。(Photo Credit:许剑虹)

位于诺维娜马里士他大人路12号(12 Tai Gin Rd),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经营的“晚晴园”,即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是目前新加坡境内与两岸近代史连结最为紧密的观光景点。由于孙中山先生在1906年4月造访南洋的时候,曾经得到屋主张永福先生邀请入住“晚晴园”,并指挥了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河口起义等三场针对满清王朝的武装革命。

 所以“晚晴园”在性质上不只是新加坡的国父纪念馆,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国父故居与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所在地。海峡两岸政府都自视为孙中山的学生,所以历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与台北驻新加坡代表刚上任,都要先到“晚晴园”拜码头。甚至1993年举办辜汪会谈时,两岸的谈判代表辜振甫与汪道涵也都曾经到此向国父致敬。

不过“晚晴园”的真正主角,其实并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而是屋主张永福(1872-1957)。张永福是新加坡出生的橡胶商人,于1905年从商人林亚相手中买下了这栋原名“明珍庐”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目的是让自己的母亲陈宝娘安享晚年,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晚晴园”。张永福原为体制内改革满清政府的“维新派”,但后来接受了孙中山感召成为“革命派”。

他不只把母亲的别墅让给了孙中山,还创办了《中兴日报》宣扬革命,并与汪精卫与胡汉民等孙中山左右手结成至交。直到1957年被英国殖民政府强制关闭以前,《中兴日报》都是旗帜鲜明的支持中国国民党。同盟会转型成国民党以后,张永福得到的党证号码是003号,意即历史上第三名国民党员,可见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无可取代。 阅读更多 »

星马地区“大中华胶”——从马共叛乱到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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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剑虹      2020-2-9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61144

星马地区的国民党人在抗日方面贡献不如“马共”,但是受益于中华民国四强地位之福,仍有庞大的影响力。(梁元明提供)

上一篇文章,我们讨论了星马地区“大中华胶”的起源,尤其是“大中华胶”与同盟会的历史传承,还有汪精卫政权试图并吞马来半岛的计划,讯息量相当庞大。鉴于笔者即将于明日前往新加坡采访航展,今天我们继续针对星马地区民族问题进行讨论。而在上一篇文章的结论中,笔者其实已经提到,无论是“大中华胶”还是“马来至上主义”的壮大,日军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东姑•阿布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为代表的马来精英,虽然不见得认同日军进攻马来半岛的侵略行为,但仍为东方人在战场上击败西方人的画面所震撼。他们的民族主义被彻底唤醒,开始相信马来人可以在马来半岛上建立属于马来人的马来国家。马来精英为了确保自己的种族优势地位,不惜配合日军迫害盟军战俘与华人抗日份子。

遭到肃清的华人,则出于自保纷纷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投入与马来亲日附庸武装的冲突。这些武装冲突到了日本投降之际又逐渐扩大为种族冲突,甚至于种族屠杀。由英国136部队派遣到马来半岛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虽然并不认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推动的共党革命,但他们仍基于同为华人的民族情绪,仍对“马共”的种族斗争采取“不干预”的态度。

此种态度让马来人戒慎恐惧,深怕等到英国人回到马来半岛,就将扶持国共游击队建立华人的马来国家,甚至于直接让星马地区回归中国。在那个中华民国成为世界四强,且从新加坡到吉隆坡街道上都能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情况下,战时与日军合作的马来人是发自内心忧虑自己将失去一切政治权力,甚至遭受“马共”的新一波清洗。

尤其在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等四州为日军割让给泰国后,华人成为马来半岛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外加国民政府又有来自美国的强力支持,中国并吞星马地区的可能性在1945年是挺高的。但是英国终究是英国,比任何国家更懂得玩权力平衡的游戏。当英军回归马来半岛,并于1945年9月12日建立英属马来亚军政府之后,英国立即调整了马来亚的族群政策。

20200206-“大中华胶”曾经是美国用来挑战英国东南亚影响力的工具,图为接收太平岛的中华民国海军太平军舰。(作者提供)

“大中华胶”曾经是美国用来挑战英国东南亚影响力的工具,图为接收太平岛的中华民国海军太平军舰。(作者提供)

英美在东南亚的暗中较量

英国固然恐惧共产主义在马来半岛壮大,但是马来亚军政府在出兵围剿“马共”之前,首先要担心的对象并不是苏联在东南亚的走狗,而是背后获得美国支持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毕竟美国政府从罗斯福还在世的时候开始,就致力于推动“去殖民化”政策,要与中华民国联手将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亚洲扫荡干净。

日本刚宣布投降,国府陆军第1方面军就在司令卢汉将军率领下挺进法属中南半岛北纬17度以北地区,名义上是解除日军武装,实际上是要避免法国殖民统治者卷土重来。以阮海臣、武鸿卿为代表的越南民族主义者,已经准备要在蒋中正支持下成立亲近中华民国的越南民国国民政府,将胡志明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扼杀在摇篮中。

二战末期就在中泰边界与泰国军队对峙的陆军第93师,则由师长吕国铨指挥进驻寮国首都龙坡邦,协助立场反法的佩差拉亲王巩固政权。根据93师老兵王耀武的回忆,他们甚至还一度与寮国的维琪法军交手,显见中华民国有意在美国支持下颠覆欧洲殖民主义。此举不只引起法国人,也引起英国人的恐慌,必然要做出回应。 阅读更多 »

星马地区“大中华胶”——从辛亥革命到马共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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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剑虹    2020-2-2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34009

华人在星马地区从事政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年代,但他们的早期活动还是以推翻满清或北洋政府为宗旨,并没有挑战英国对马来半岛的统治。

这几年在网路上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部份马来西亚华人网友“爱中国”爱到一种狂热的程度,甚至于直接把中国当成“祖国”看待的情形。新加坡华人的“中国情结”相对没那么严重,但根据国内媒体报导还是有不少所谓的“韩粉”存在。显见星马地区许多华人把中国当“祖国”的情感是客观存在的,差别只是在于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而已。

为何星马地区会有如此之多的“大中华胶”存在?甚至多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都要在演说中,公开呼吁新加坡华人认知自己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呢?其实最大的关键,还是在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在60年代以前确实是中国人。而且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马来半岛华人的生活空间就不断遭受印度人与马来人的压缩,从而促使星马华人型成了一种有别于海峡两岸的特殊“中国认同”。

尤其是在马来人具有种族优势的马来西亚联邦,华人更因为遭到毫无保留的歧视,且自身数量又明显处于劣势,更容易产生对“中国”的认同。“大中华胶”的思想究竟从何而来?是“中国崛起”或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还是有更早的渊源?其实从新加坡出现大量“韩粉”的现象来解答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正确的,因为“大中华胶”的渊源确实是来自于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曾经是英国殖民当局严厉查禁的物品,在今天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还有一面在展览。(作者提供)

中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曾经是英国殖民当局严厉查禁的物品,在今天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还有一面在展览。(作者提供)

“大中华胶”的根源是国民党

虽然在两岸实力差距甚远的当下,已经没有多少马来西亚“大中华胶”认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尤其是失去执政权的中国国民党,但是马来半岛“大中华胶”的渊源确实是来自于国民党。但是在讨论国民党如何把大中华思想传递到马来半岛以前,首先我们要先对马来西亚联邦与新加坡共和国的前身,即英属马来亚的历史有所了解。

与印度、越南还有菲律宾等其他欧美殖民地的情况不一样,20世纪初的英属马来亚在人口分布上复杂又多元,没有哪一个民族占绝对优势。或者说明白一点,是英国人担心马来人闹独立,所以从19世纪起开始将华人与印度人大量引入马来半岛。如果再加上欧洲人与当地人生下的欧亚混血儿(Eurasians),那英属马来亚的族群可就不是只有四个那么简单了。

靠着让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三大族群不过半的布局,英国人确实稳住了对马来半岛的控制。虽然三方都有各自的民族运动在进行,但印度裔所为之奋斗的祖国是印度,信奉伊斯兰教义的马来人在英国人默许下保有政治特权,但主张与印度尼西亚合作驱逐欧洲人,建立一个大伊斯林国家的声音也始终存在。分而治之的统驭艺术与庞大的皇家海军,确保了大英帝国对东南亚的统治根基。

至于广大的华裔人口,则陷入“保皇派”、“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党派之争。然而“保皇派”要保的是清朝的皇帝,“维新派”是要推动清朝的现代化改革,“革命派”则是要“革”清朝的“命”。三方虽然互不相让,心系的确还是中华故国。直到1911年满清被推翻,“保皇派”与“维新派”相继走入历史,由“革命派”演变而来的国民党获得了星马华人压倒性的拥护。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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