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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祖国在召唤——从新加坡看海外华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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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Graham Lloyd    2019-11-26
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19/10/26/30275/

Tian Fu Clan leader Tony Du Zhiquiang

新加坡克拉码头(Clarke Quay)的香天下火锅既有戏剧观赏效果又是饕餮享受。它从两个芭比娃娃开始:其中一个身披生wagu牛排,另一个身上披上切薄的鱼片。这些蛋白从娃娃身上剥离,然后在火辣的汤中沸煮。

Asia-link技术公司董事长,代表新加坡四川侨民的天府会负责人杜志强(Tony Du Zhiqiang音译)正在协调一场私人盛宴。

志强将在几天之后前往瑞士参加海外川籍社团的全球聚会。

中国中央政府想知道川籍社团在未来12个月在国际上为四川地区带来声望的打算。

志强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6,000万名强大中国侨民之一。

学者们认为侨民视为一个统一的群体是错误的,因为其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而且为不同的原因而来。

但是有证据表明,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越来越多地对其海外侨民采取了新的看法。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正在呼吁海外华人共享梦想,并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技能,财富和忠诚带回祖国。

在与美国的激烈贸易战,海洋上的区域争端以及中国对从非洲到太平洋的不断扩展和投资的情况下,新重点放在了几代海外华侨如何响应中国的呼吁上。

而且,新一波更富裕,受过更好教育,更有民族主义主张的中国移民的浪潮对本区域和世界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

志强说,他到瑞士开会时要带给中国的信息会是,它需要更加安静,去倾听并了解其他国家如何重视多样性。

这是志强在新加坡三十年间所吸收的讯息,新加坡有75%的人口可以追溯其根源到中国,但会肯定地保留自己的国家身份。

志强说,30年前他为过上更好的生活离开中国来到新加坡,当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

尽管志强当时有一份政府工作,他说中国的情况很艰苦,地方当局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来决定是否放他走。

在新加坡呆了两年后,志强说他面对自己的一个艰难决定——是否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并放弃其中国公民身份。

“1994年,经过长时间的关注思考,我放弃了我的祖籍国的护照,成为了一名新加坡公民,”杜先生说。

“那时我说新加坡是我的新祖国。对于中国,我不能说我不认识你,但现在这才是我的故乡。’’

今天,志强说;“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

作为一名劳务组织者和在许多新移民中有影响力的人物,杜先生说,今天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出相同的决定。

“以前,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还不是非常富裕或非常强大,”他说。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发展迅速,因此许多出国的中国人不愿放弃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他们仍然认为他们为中国骄傲,并希望持有中国护照。”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21, 2019 at 2:53 下午

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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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285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阅读全文»

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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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周崇庆是否应该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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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9-8-18

这个问题贫尼想了一个礼拜。作为一名艺人(演员?),只要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演出,他配合剧本的需要来发挥,然后领取一份酬劳,有什么好道歉的?我想即使好莱坞也无法做到让原本的族裔来扮演剧本里的所有角色。

周崇庆之所以道歉,完全是为了政治正确,这使我想起许多大陆的大腕儿和一大批香港过气艺人,在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赶紧站好队,积极表态,期盼不要秋后算账,说不定还有后谢哩。

政治正确在上世纪被提出的时候,多少是带有嘲讽的贬义词。然而,在中国大陆“和平崛起”之后,几乎是小人物求生的唯一出路。你看看近年来所谓“辱华”事件此起彼落,几乎所有的时尚名牌都得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腕们代言品牌,眼看着白花花的铜钿入袋,又得眼巴巴“政治正确”地解约、退还“赃款”,否则会被主流凌迟致死。这主要是中国一路来有一套“汉奸”的概念,而别的国家倒不常见。如今新加坡也要来这一套吗?

莫愁倒想起鲁迅先生写的《阿Q正传》: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那天在《新国志》看到Ruby Thiagarajan(下文简称“鲁比”)的《“乌噜噜”和新加坡的种族主义》,也让贫尼思考了好半天。大家别误会,我绝对支持他和奈尔兄妹有发表异议的权力。其实挺好的,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跟大家交流,彼此文章见高下,才能让读者们来检讨:谁不对谁不错。

老实说,鲁比相当诚实记述了事情的经过:

朋友Faris Joraimi把截图发在Instagram,我因此才晓得有这么一个广告。我将他的截图转发在“推特”(Twitter)上,没想一下疯传。截至今日,已经有接近3,000个人转发了我的推文。这个广告伤人的力道,于此足见。/下来三天,我一直通过推特的通知功能留意后续情况。获得的是截然两样的反应:多数人对周“乌噜噜”的扮相表示愤怒,也有少数人留下“谁在乎这个”和“当下有人太敏感了”之类意见。……过去几天来,我持续被匿名的评论者称为“玻璃心”,说我应该克服觉得自己被伤害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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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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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7-27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492

1953年1月30日,《海峡时报》读者 RADIO SCIENTIST Singapore 〈大学一位科学家的观点〉:可能成立华人大学的议论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星期五晚将会有陈祯禄与悉尼副校长的电台辩论。从过去数天的新闻报导来看,新大学的教学科目,办学目的,师资如何等等问题的争论是不会停止的。我想陈祯禄应该会回应这些质疑。一个肯定的事实是,之所以要办新大学是因为华校生和英校生不同在马大入学要求上会面对困难。这个问题必须由教育部与华人社会在中学体制上解决。华人社会的资金可以用来培训华校教师以英文教学。让数百名教师到英国接受训练。这可以使到华校生适应马大的入学考试。目前已经毕业的华校生可以再接受一年的免费英文训练。大学也可以暂时放宽华校生的入学要求。

眼前的许多教育问题是体系上的问题,解决的关键是中学体系,而不是放低高等教育。后者的解决方法会带来更多弊病。先认识华人大学是什么大学?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华人文化?我认为应该是没有。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要的,那么,最好是在马大开设一个中文或者东方文化部门。这和伦敦大学的东方文化部一样。但是,我想陈祯禄与其他华人领袖一样是要成立一所使用华文媒介语的大学,教学除中文之外也有其他的科目。换言之,重复一所以华文教学的马来亚大学。我认为这是非常的荒诞。马来亚的华人主要是福建人也有广东人,海南人和潮州人,他们使用一个合成的语言——普通话,那就像是英语一样都是外来语文。我们会在新大学使用这种语文?我希望不会是如此,肯定的,完全没有这一种先例。在威而斯与苏格兰的大学都是使用英文教学而不是在地的语言。据我所知,英联邦内的所有大学都是英文教学,没有例外。改变这个惯例是一种倒退的过程。有明显的理据。即使是印度已经独立三年,大学还在使用英文。印尼的教育也要把本地语文改为使用英文。大学传授文化与教育。威而斯的讲师期待会在剑桥,必斯垛或者马来亚成为教授。而马来亚的教授会期待更上一层楼的成为加拿大,美国,或者大不列颠的高级教授。脑智力的交流必然受到影响,如果讲师的语文只是威而斯,淡米尔,或者印度方言。要在马来亚创办使用普通话(不是本地人的家乡话)教学的大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想。这犹如创办第二所使用世界语教学的伦敦大学,一种不属于任何人种的教学语文。

我显然不比别人更有资格谈论大学教育,但是我十分关心大学的科学教育。我希望这一课题能够引起新大学创办人的注意。第一,没有任何科学文献是以普通话或者福建话来发表。几乎所有的标准与高等教科书,化学概论,研究文献与期刊都是以英文或者德文发表。完全没有中文译文。即便只是翻译几本主要的化学研究文献就需要花费过千万元。第二,我怀疑中文是适当的文字可以用来进行科学知识的交流与沟通。在古老中国可以慢慢的通过穷年累月学习9000个字与22000个概念。但是,中文无法适应急速变更的科学知识。化学有已知的五十万个元素组件,得先懂了这些基本才读懂化学。我想学英文与德文会更容易。几千年前,中国人的山字与石字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如今,地理上有两千种不同矿物质。一个字已经不行了,我们必须为两千种矿物质的每一个物质命名。第三,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如何看待华人大学的理科毕业生?我们可以吸收一些好的会英文的医学毕业生,化学师,工程师,他们可以到政府化验室,工厂,私人公司。他们也可以到其他英联邦地方工作。但是,一个即便十分杰出的化学师,如果只会中文,他的出路是有限的。中国的出路已经封闭,将会是长期的如此。中文的理科毕业生在世界上完全没有出路,除非他使用流利的西方语文。

末了,有关师资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局限在华文教学。我们去那里找到高资历的好教授与讲师,聘请那些具有国际地位的学者能够提升一所大学的声望。我不呼吁华人社会放弃对新大学的支持。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支持现有的大学。我鼓励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但是,不会从族群的意识鼓励华人,他们应该知道族群意识的危险何在。我诚恳的呼吁华人领袖不要过激的要尽快成立一所只使用中文教学的大学。虽然可以解决目前短暂的中学生升学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创造了一所被孤立的大学,毕业生无所适从,没有就业的出路。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一)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二)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三)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27, 2019 at 3:06 下午

新马华社的褒马贬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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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黎     2019-4-11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all.pl?board=luntan&records=146852&mesgdir=messages&year=2019&month=04

华社褒马贬李,很大程度源自华社对马哈迪李光耀跟中国的关系。大马的种族结构,使马哈迪有足够的政治资本灵活变通对中国的态度,政策,审时度势,可善可恶,有时亲近,有时疏远。李光耀在华人占绝对多数的新加坡,就没有如此的伸缩空间。新加坡的邻居都是猜疑妒忌,有排华历史的非华族主配的国家。因此顾虑,李光耀治国一生,极力与共产中国保持距离,拘谨得体。不少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华人,把这看成文化上的数典忘祖,政政治上的亲西反华。

李光耀在新马仍是一家时的20世纪50年代已开始活跃于新加坡政坛,比马哈迪早十多年冒出头。要简单的说出他们一生的政治生涯共同点,那便是:两者都是利用种族情绪为政治资本的马基雅维利权术高手。

李,马针锋相对的开始,当推大马成立后。李光耀通过马来西亚计划后门,走进吉隆坡国会,希望取代陈修信马华公会的华族代表地位,躲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面纱后,挑战中央政府的马来中心主义。马哈迪正是此时崛起的马来土族特权的少壮派代表人物。

李光耀无法取代马华,退其次保住统治占人口~70%的新加坡李氏王国这条生存底线。吊诡的是,吉隆坡东姑政权在李光耀击败岛内反对派势力,取得新加坡政治权这桩事业上,帮了不小的忙。从假借恐共反共,华人沙文主义等等污篾抹黑,到引用内安法打压逮捕反对党,都得到中央的默许支持。从马哈迪角度看,李光耀不仅忘恩负义,东姑也对李过于手软。可以想象,如果当时马哈迪是中央首相,他会叫李跳进柔佛海峡,那会有个新加坡李氏王国管治那么春风得意。

如果李光耀没有~70%华人当筹码,东姑不会轻易放弃马来亚最大贸易大城新加坡。所以说“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其实是李光耀征用华人憎厌马来土族特权的情绪,用来表达“我们华人也要一份蛋糕”的代号,只是李光耀没说的那么,粗俗,露骨。

如果说“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李63-65的代表作,那与其相庭抗礼的则是马哈迪的“马来人的困境”。马哈迪前任当相期间的种种土特政策的根据,便是出自于马来人困境的理论根据和心态。可怕可憎的是,GE14重任首相的马哈迪,一丝没改他的种族主义思维,情绪。 阅读更多 »

细说从头 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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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7-13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385

殖民时代的《海峡时报》有新加坡版与吉隆坡版。两个版本不尽相同,报导内容为了针对地区读者的偏好而有所增加与删减。因此,一则新闻与时评可以有两个版本。《海峡时报》的读者来信,一些词不达意,一些逻辑不通,虽然如此也只能如是传译。对词不达意的译文,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将华文文字英化,还原其英文原文词汇与语法以明白原文的文字意思。

这类时评信函反映出撰文者的文化水平有问题,无法客观理解社会问题,但是,往往就是这类信函传递了对华人大学的敌视意见与对华人社会的厌恶与偏见。

1950年1月2日,《海峡时报》读者 NAM ANICH Singapore〈大学的中文部〉:对要设立的中文部。华人与非华人有着两个极端的看法。华人捐款者没有要求他们的捐款只能用在中文部。但是,华人社会如今要求尽快设立中文部。他们的理由是,1、中文部对招收每一年的大批华校生极为重要。2、有鉴于庞大的华人人口,是有必要给予华文与英文同等的行政语文地位。3、有必要尽量保留华人自己的语言文化。非华人虽然明白这三个理由,但是却带着怀疑与不赞许的心态。他们问道:a,现有的华人教育体制所培养的学生是否能够通过大学教育而得到益处?b,有鉴于书写华文的困难,华人社会是否已经解决了大批文盲的问题,使得政府行政也能受益?c,如果他们的文字无法被国际社会所了解,保留华人文化有什么好处?。英国人的看法是对的。在马来亚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就必须使用英文,不使用英文的话政府如何执行法律与治理?没有英文法庭如何进行审批?没有英文大学如何教导科学科目?没有英文马来亚将无法与外面的世界沟通。华人文化的支持者都明白没有华文政府的运作不受影响,但是,没有英文则整个政府就无法运行。我们的大学是马来亚的大学,那是根据西方人的大学模式,教学媒介语是英文而不是华文。大学的中文部只能够等同一个希腊部或者拉丁部。中文部不是为了招收华校生,而是招收少数的成熟人士,他们学习华文会有助于政府行政,外交,研究有关的中国问题,和向外国介绍本地华人的生活状况。成熟的学生已经掌握了英文,所以可以随时再学习另一个新语文,并且可以达到他设定的水准。中文部提供的设备是要满足这一个基本目的,让这类学生根据各自的设想进行学习。他们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拿到一张大学文凭。而华校生而言,他们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已经有足够的英文程度可以报读中文部。其他的华校生如果英文很好也可以报读其他学科。中文部并非一所只懂得中文之华校生的收容所。但是,只因为要招收学生的人数极少就没有必要设立中文部的观点,则是误读了建立中文部的目的。期待中文部和医学部与英文部一样的挤满学生是不了解大学的功能。既然中文部的学生很少何不把资金用在工程部的说法,是不了解中文部与工程科在财务架构上的不同。期待在马来亚的医疗,科学,法律使用中文是荒谬的,浪费金钱与精力去复制功能是十分愚蠢的想法。美国与欧洲的大学都有中文部,为何不在马来亚?不论规模如何,让我们根据英国人的模式建立中文部,好处是有助了解中华文化,让非华人学习中国古典医现代华人,可以增加族群的交往。这将把华文学习的教学过程科学化。如果华人要按自己的意思办学,可以在自己的大学进行,而不是在国家大学。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一)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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