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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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国近40年的“讲华语运动”,不但让当地方言消退,连邻近马国新山都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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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11-1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82980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79年开始实施的“讲华语运动”,虽然现在回头看是赋予了该国人民口说中文的能力,但却也造成了华人文化中的福建话、潮州话与广东话使用比例大幅降低,连邻近的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当地华人也受到影响。

(Photo Credit: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2009年宣传影片)

在一堂“语音学与声韵学”的课堂上,来自上海、入籍新加坡的老师,发现我名字的拼写方式后(不是汉语拼音),请我示范“惊输”的Tai-gi / Taiwanese(他用的词)发音,他要同学注意的是“惊”(kiann)这个发音中的鼻音,而不是新加坡年轻人看着本地英语单字 kiasu(怕输)所发出的没有鼻音的 kia。老师随后请我示范更多的台语词汇发音,我却开始显得捉襟见肘,让他发现我根本不会说台语,在我表明我事实上来自客家文化后,他再试图请我示范客家话发音,没想到我的客家话比闽南语更烂。

他看着我,然后说:“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我到现在都仍坚持跟我的小孩说上海话,不管是发生在台湾还是新加坡的事情,都是很遗憾的。”

是什么原因,让“惊输”这样一个新加坡语汇,竟然没有一个新加坡同学能够念出其福建话发音?

袭卷狮城的华语

1979年,中国即将改革开放,配合本地的教育改革,新加坡政府嗅到了庞大的经济动能,遂而启动“讲华语运动”(Speaking Mandarin Campaign)。

这个运动在初期将华语和其他中国语言塑造成对立面,比如宣传片中,就刻意使用菜市场作为背景,然后一群讲着各种方言的菜篮族七嘴八舌讲着同一种菜,老板却无法理解,随后,华语的引进让广告中的菜市场变成一片和谐。

这种丑化方言的推广华语方式,据信是受到了台湾国民党“国语运动”的启发,实际上是要强化新加坡接轨中国市场的潜力,或者团结华人社群的好处,这让李光耀碰到正在一反过去“国语运动”而改推动本土化运动的李登辉时,感到不能理解也不能认同。

国民党在台湾强推国语运动,是因为这个政权是由外来者所构成,而台湾本地使用的各种语言,听在他们耳里,完全是无法理解人民到底在说什么的“土语”,为了符合反共的政治需求,达成对台湾的全面控制,“国语运动”应然而生。

而新加坡,却完全有着相反的历史背景。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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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新加坡之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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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0-2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598

回顾历史,英国人与之后的李光耀就是利用质疑华人社会,尤其是华人知识分子的政治效忠来制约本地的政党政治活动。在冷战思维下,共产党成为一个很方便的罪名,可以用来清算具有华文教育背景的政治反对者。或许,这也就理解了为何华文教育知识分子之所以会背负共产党的原罪。

文化中国并非新概念。1980年代,杜维明从新儒学的观点提出文化中国一词,其概念是指存活在中国境外的儒家传统构成了文化中国。在此,文化中国被明确定义为在非共产之海外民主华人社会的儒家传统文明。由此来看,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学术概念。

然而,文化中国在新加坡历史语境下另有其特殊意义,是一个相对于政治中国而存在的社会人文概念。厘清文化中国的历史观念,有助提升解读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正确性,因为混淆了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结果,会是一部模糊事实真相的历史论述。

文化中国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下的主流历史论述,都是从政治中国的切入角度,解说新加坡华人历史的社会演化过程。在这一种人为塑造的历史语境下,政治中国成为解说华人历史的政治工具。

如此一来,华人社会的政治色彩通过强化渲染而被凸显出来,尤其是把华人社会和非法之共产党挂钩的结果,使得英殖民政府和李光耀,打压华人社会的政治活动被刻意的理性化。

在华文教育者被标签为,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再不然就是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政治思维下,华人语言文化不仅仅成为政治清算的对象,而更是对这种歧视华人语言文化的官方政策,赋予了合理化与合法性。

这一个历史判断,并非是有预设立场的主观偏见,亦非无中生有,其所反映的是当下之社会现实。这一个客观现象可以从主流历史论述中,以官办大众媒介的历史论述为例,一探究竟。阅读全文»

族群操作及其效果——新加坡选举史中的不和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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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黄奕维(国立政治大学)      2017-6-29
原载于《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17年6月)
http://www.tfd.org.tw/export/sites/tfd/files/publication/quarterly/TDQ1402004.pdf

如果宪法修改是因为某个人,这对新加坡人来说将是可悲的。

—陈清木,2016年9月17日

前言

Yahoo Singapore在2016年9月发表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国民支持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担任总理。由于在总理李显龙昏倒后不久发布,引起新加坡各界重视,当事人也急于澄清无意愿。在这个议题上,李显龙虽未反对非华人总理,但将懂华文设为条件。约在 Yahoo Singapore 发表民调的同时,李显龙也宣称少数民族难以在选举中获胜,故推动改革总统选制以保障其当选机会。修法工作已于2016年11月完成,2017年9月将选出少数民族担任总统。

Yahoo Singapore 的民调和李显龙的说法,对新加坡人民在选举中的族群考量有相互矛盾的诠释。前者以数据显示新加坡人民能接受跨族群政治代表,是选民成熟、族群和谐的象征,后者则暗示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选民受限于族群思维,倾向支持华人政治代表,因此必须透过修法来补强族群和谐。循此矛盾也使吾人不禁好奇新加坡族群和谐的程度为何?为何民众支持的少数民族政治明星担任总理,需要以说华文为条件?而新加坡以法律保障少数族群知名,就总统选举的位阶而言,应早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为何此时需要迅速修法,保障其担任总统的机会?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族群为核心,回顾新加坡选举史。不但有助解释新加坡官民间视角的差异,也能探讨族群与选举考量衍生的问题,更能检视即将来临的2017年总统选举。

文献回顾

一、族群与记忆

族群的形成十分多元,王甫昌总结各说,将其定义为“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简言之,就是主观认定或被认定有共同传统的一群人。惟正如 Eric Hobsbawm所批评,许多所谓古老的传统,常是最近被编造的(invented),而族群构成就是很好的应用,因为牵渉到复杂的主观认知。学者们普遍指出族群的建构是一连串的“记忆、遗忘、诠释与编造”(remembering, forgetting, interpreting, and inventing),而 Benedict Anderson则指出这些记忆与遗忘的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叙述者的目的。例如许多历史上的杀戮,为了符合当今民族建构需求,而出现选择性记忆以定位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族群的记忆建构最关键的叙述者往往是政府,因此 Carter A. Wilson认为政治是影响种族主义最关键的力量,特别是政府的法律与政策。他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法律与政策可以被用来确认美国黑人属于财产而非属公民,国家可以透过暴力来强迫执行种族压迫规范,然而法律与政策亦可迅速改变白人优越的地位,用国家暴力来捍卫有色人种的民权。政策的角色如此重要,不同族群成员因而常透过参与政治竞争,担任政府机构的代表,取得资源分配与诠释政策的权力。Sniderman、Crosby 与 Howell就指出,种族政策的核心是政治,而“竞争性选举压力”(pressur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为其形成的主因之一。

族群与政府的关系密切,也使新加坡政府管辖的多元族群社会格外引人重视。其多元种族政策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关心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何藉族群政策达到政治目的。Noman Vasu指出,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上加强种族分类的同时,也藉此将自己塑造为族群和谐制造者,并以此寻求其执政合法性。人民行动党以“父权政府”(paternalistic government)知名,而族群与其执政模式的关联则如 Carl Trocki所指出,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sm)是新加坡“父权式管理社会的借口”(excuse for the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of society)。

要做到父权式管理,必定要能压制反对的声音。Kevin Tan形容执政党对付反对者的弹药库(arsenal)中,法律武器之一就是指控其危害族群和谐。James Jesudason则以1997年选举为实例,指出反对党候选人邓亮洪律师,被形容为威胁新加坡的反基督教的大汉沙文主义者(anti-Christian Chinese Chauvinists),这仅是由于他批评了新加坡的英语教育政策,最后也因此流亡海外。

族群和谐要成为压制的理由,必然基于族群和谐必要性的历史记忆,因此如何塑造这种记忆至为重要。种族不和谐多源自社会中少数族群的长期不满,但最后会爆发社会冲突,关键在于该族群是否受到菁英团体在资源与权力上的组织与动员,因为菁英会定义、创造与操纵相关不满与矛盾。菁英操作族群关系必定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以前述新加坡政府巩固支持的策略为例,Stephan Ortmann就指出其长期在身份认同上操弄危机意识,刻意强调自己身处“敌人(马来人)领土”(enemy territory),因此记载历史时十分强调族群冲突。 阅读更多 »

不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华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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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7-9-14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6764/不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华人想象”

香港《南华早报》新加坡专栏作家Wee Kek Koon在文章 “Why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on’t owe their loyalty to China”,书写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中写下这样的一句,俨如告别中国大陆:

China is to most of us what Britain is to most Americans or Australians with British antecedents: the country of our ancestors, but not ours.


《双城对倒》提过,这种论调其实并不新鲜;1956年的《马来亚学生报》文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马来亚人〉便曾这样说:

有人根据马来亚华人和中国在文化上的联系(例如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来诡辩说:华人只能够把马来亚当作第二故乡,不应当作祖国,其实,这也是很幼稚的说法。让我们把眼界放大一点,看看英国和美国,看看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或者看看中国和日本吧。谁能够武断说这些国家文化上没有密切的联系呢?他们在血缘上,人种上和地理环境上不是同样关系密切吗?可是它们却是各自独立的国家。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文化的联系和种族血缘的关系,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的利益。除非华族不打算在马来亚过和平安静的生活,不然,他们就只好面对现实地效忠马来亚,把马来亚当作永久的故乡,作一个堂堂正正的马来亚人,才能谈得上争取本身的利益,并且为独立的事业而贡献一切!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藏画,写实派画家蔡名智1959年画的油画《国语课》,捕捉了一个时代的激情与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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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18, 2017 at 3:58 下午

华人与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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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振义      2017-9-18
http://www.zaobao.com.sg/zopinions/opinions/story20170917-795956

前者在政治上是外国公民,尽管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但不会把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后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在政治上效忠中国,思维定位以中国为参照点。

在新加坡,混居着不同阶段的华人华侨,各自群体都不小,有必要不时反躬审视自己的定位,对他人也要有多几分理解和体谅。(海峡时报)

上周,我到福州参加华文传媒论坛,有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代表参加。两天下来,颇有感触。

从与会嘉宾在论坛上的讲话和文章可以看出,他们对华文传媒的定位与角色的论调基本分两种。一是主张“把自身定位为当地华人的本土媒体,而不是引进的中国媒体”;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上,它们愿意整合资源,协助开展招商、交流、考察合作,也愿意传播中华文化。

一是把自己定位为“祖国面向海外华人的一块舆论阵地,担当着宣传国内政策、引导舆论方向的重任”;对“一带一路”,主张大力宣传,讲好中国故事,配合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持前一种态度的多是华人,而后者则多是华侨。两者的政治效忠对象不同,出发点也不同。前者在政治上是外国公民,尽管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但不会把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后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在政治上效忠中国,思维定位以中国为参照点。

有趣的是,即便是华侨,对待中国和“一带一路”新闻也有不同的处理态度。

一种态度是“应特别杜绝‘内宣外用’的现象,应以消除当地民众疑虑,促进百姓理解为首要职责”;“要尊重对方治国理政的不同选择,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看法,在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建立全球命运共同体,最终达到全球共赢”。

但更多的是认为“我们华文媒体要发挥先锋作用,主动宣传,表彰中国和世界人民英勇奋斗、勤劳建设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和事迹;要尽情讴歌‘一带一路’光辉灿烂的建设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唱赞歌、谱颂曲”。

后一态度持有者自豪地举例,2014年李克强访问意大利时,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特别要求某报“在领导人到达当天出版中意华文特刊,作为唯一一份华文报纸供国家领导人参阅”。该报社长兼总编辑认为,“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道重大考题”;该报“特刊出来后,反响很好,外交部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18, 2017 at 3:54 下午

摸蛤仔兼洗裤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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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7-9-17

严孟达说:“民选总统本来就不可能是一个跟政府对着干的总统,不少人到今天还是对此有期望,不是对制度的误解就是对制度的不满。”——这句话说起来很顺,相信也有不少人认同,其实是个私货;民选总统握有国库的第二把钥匙,就是期许他在必要时敢于和政府说:“不。”如果是个样样“合拍”,逆来顺受的人物,那设立“第二把钥匙”的目的何在?

难得严孟达说了大白直话:“这期间铺天盖地而来的选举笑话与挖苦,与其说是针对哈莉玛,不如说是针对政府。相当普遍的看法是政府一切布局都是为了堵死前议员陈清木问鼎总统职位之路,再加上保留机制违背‘选贤用能只看能力’的meritocracy精神,为选举增添了争议性,而哈莉玛本身具有一半印度人血统则又增添了几分戏剧性。……哈莉玛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从政者……说她是‘不具争议性’的确很贴切,否则她不会被相中,被进一步推到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位子上。至少政府会很放心地把看管国库的‘第二把钥匙’交给她,相信她能扮演好一个能够与政府合拍的角色。”——小女子从“保留制”第一天提出来,就咬定是哈莉玛做总统,从来没怀疑过别人,行动党就是狠在够霸道。

然而严孟达的这番话也道出玄机:就是“第二把钥匙”根本就是一个假象,既要人管,又不要外人管,只好找个“合拍”的角色。这让我想起星期天吴新慧专栏的一句话:“我们必须让这样的骄傲有更多共鸣。新加坡人已不再满足于也不屑于任何形式上的美好和口号。”

9月16日《联合早报》匿名社论秉持着阿甘精神,为读者诠释了李显龙的“多元主义”:

保留选举制无可否认引起争论,但如果我们能从更加宽广的角度和放长眼光来看问题,或许就能更好地理解政府建立这一新机制的个中深意。……回头再看新加坡的做法,确实是逆着区域和世界洪流,继续坚定地信守与捍卫着建国元勋们所订立的建国原则。正如李总理所指出的,新加坡虽是华族为最大族群的城市,却不打压少数种族,而是选择了更崇高的梦想,打造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新加坡社会。在这里,我们的多数种族会加倍努力地确保少数种族享有同等权利。这是我们特殊的地方,珍贵而脆弱。这是我们为什么确保国会有不同种族的代表。……这也是驱使政府去年修宪的理由。

这里素素只想问个简单问题:既然总统的族裔代表“不打压少数种族,而是选择了更崇高的梦想,打造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新加坡社会”,那几时新加坡的总理也要轮流做? 阅读更多 »

哈莉玛不战而胜 执政党将为总统选举“保留制”付出什么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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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泽玮    2017-9-11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0911-387

这场“新加坡特色”的民主大戏还是赶紧收场好,以免拖下去手尾越长越难看。

(互联网)

前国会议长哈莉玛果然不出外界所料,不战而胜成为我国第八位总统。新加坡在同一天迎来新国会议长和新总统。

选举局今天(11日)傍晚五点钟发文稿宣布,总统选举委员会只发出一份民选总统选举合格候选人证书。选委会并没有透露合格者身份。但除了哈莉玛,还会是谁?

这意味着只要合格者后天(13日)到指定为总统选举提名站的人民协会总部提交提名表格,只要一切程序顺利,就能自动成为下一任总统。这个结局完全不让人意外。吃瓜群众随便做个猜测吧,官方的最后评估是,没有选举总比走过场的“保留制”选举来得体面些。

也好,这场“新加坡特色”的民主大戏还是赶紧收场好,以免拖下去手尾越长越难看。随便扫一扫面簿,尽是骂声一片。随手一抓都是这样的评语:“早就预料到,但还是生气”、“至少要假装玩公平的民主游戏啊”、“自己选自己(Ownself choose ownself)”“这真的是新加坡悲哀的一天”。

坊间对总统选举“保留制”早颇有怨言,走到咖啡店议事厅去,不耳背的大概都能听到,现在政府属意的人选又不战而胜,民间反应完全可以理解。

上个周五,官方才火力全开,派出两名重量级部长亲自喊话,加强对总统选举“保留制”的宣传工作。

喊话平台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上周五(9月8日)举办的保留总统选举论坛。两位部长尚穆根和陈振声分工,一人用数据说话,另一人掏心掏肺和与会者互动,关键时刻还掏出“内幕”加强宣传效果。

1)尚穆根打“数据牌”陈振声打“哀兵牌”

打第一棒的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用去年的一项旧民调称,96%的华族会选华人当总统,只有59%接受马来总统。总统是团结国家的象征,如果不启动保留选举,每一届的总统都来自一个特定族群的话,总统的象征性角色就会受质疑。

当然,人们同样可以质疑,这个民调靠谱吗?有没有另一个民调可以反向证明,选民其实不看肤色投票?

有的。去年,雅虎新加坡网站委托商业与公共政策研究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展开的一项民调显示,有69%的受访者支持副总理尚达曼成为下一任总理人选。排在后头的依序是,副总理张志贤 (34%),财长王瑞杰 (25%),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 (24%),时任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川仁 (16%),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和两位教育部长王乙康和黄志明的支持率都少过10%。

作为唯一的非华族,尚达曼能在民调中领跑,说明了什么?总理掌握的实权比总统要大很多,受访者呈现“色盲”状态的最合理的解释是,新加坡长期推崇的制度——任人唯贤。谁能力好就谁做,管你是什么肤色。

尚穆根抛出冷冷的数据,压轴的陈振声则选择打“哀兵牌”。陈振声坦承,执政党将因“保留制”而付出政治代价,但强调“保留制”的出发点是高尚无私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这也要归功于李总理。

陈振声还大唱赞歌说:“李总理的答案会一直印刻在我脑海里。这就是领导人与政客的不同。”他说,“李总理说,我们可能会因为启动保留选举而付出政治代价,没有特定种族当总统所引发的问题可能不会马上浮现,但万一问题二三十年后出现,新一代的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政治)空间来制定应对机制?一个政治领导人必须预先察觉将来可出现的议题并适时制定机制。”

简而言之,行动党要传递的信息是:我们知道将因力推总统选举“保留制”而付出政治代价,但用中国的用语就是,坚持要“把问题扑灭在萌芽中”,大家还没看到问题,我们已经看见了。陈部长掏心掏肺,就不知道务实的新加坡人吃不吃这套?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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