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从告别“母语”到走出“母语”

林恩和（怡和世纪副主编）    2023-3-19
怡和世纪 第48期 2022年12月

语言的多样性会不会既是一种惩罚，同时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如此多样性也可以是一种财富。世人通过学习、探知、翻译穿梭于不同的世界观中，一为传递交流，二可丰富自我的世界观。

——巴巴拉卡桑 Barbara Cassin

在还没有进入正文讨论今天的课题之前，让我转述一个朋友的故事，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故事。

就在不久之前，我的朋友和一群年过古稀的退休老人到南部步行，正当他们欲踏进一条通往一个废弃小池的偏僻小径的时候，一个男子从停在路旁的车子出来，喝住他们：“你们没看到前面有块牌子，写着不准进入吗？”朋友礼貌地向这位貌似“政府人”的男子说：“对不起，因为牌子写的是英文，我们老人家看不懂。”男子一听，厉声问道：“你们是不是新加坡人？”我的朋友回答：“你认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会英文？还是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懂得英文？”那个男子显然恼羞成怒，威胁道：“你们不要走开，等我召警察来，你们去向警察说你们不懂英文好了！”朋友听了这个说辞，一时懵了，为什么不懂英语会是一个必须交由警方处理的问题。当然，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当然是个个案，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拿它当作例子来说明新加坡的语言现状，也不是说它代表了官方的立场。不过，类似的例子不时发生，比如英文媒体的言论版就有人把不懂英文的人视为文盲，有者因小贩中心助手不懂英文而动怒，直言不懂英语的人不配当小贩助手等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英文的傲慢并不罕见。如果冷静地思考这些现象，我们会发现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从“积极”面来说，这些现象证明独立后，新加坡大力推行英文教育的成功；但是，这种现象也足以引起我们担忧，曾几何时我们一向认同的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多元文化社会愿景受到了挑战。

最近几个月来，新加坡华文媒体发表了许多有关新加坡华文问题的文章，报章陆续发表参与讨论的文章，数量多达数十篇，时间持续长达数个月。因为各个作者的视角和立场不同，出现了各说各话的情况，归纳起来，有对华文水准低落的现象表示关心；有对教学法的问题提出看法；有人甚至提出方言和华语之间到底是相辅相成或者是对立的课题。一时华语、英语、方言、母语、通用语各持已说，形成众声喧哗的现象。这场讨论的发生说明了什么？是大家对华语在新加坡逐渐式微的处境表示焦虑或困惑？还是对华语在新加坡的存活和前景仍有期待？

在我看来，这场针对华语课题的讨论，牵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无意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能否打破禁忌，去正视这个问题。没有正视问题的勇气和理论的想象力，我们很难穿透迷雾，看清这些现象的政治因素和历史根源。

如果我们能够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去检视新加坡现在的语言政策的框架，不难发现它的理论根源和历史脉络，与新加坡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左右的语言政策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移民社会造就文化的多元和丰富

新加坡早期多元民族社会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发展远东的贸易，以三个协议逐步取得新加坡的控制权，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很快地新加坡就崛起成为东南亚的转口贸易中心，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形成了以华族、马来族、淡米尔族三大民族为主的移民社会。作为移民他们分别离开了原乡，来到新加坡这个陌生的土地开始新的生活，因此有了不同于原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生活和经验。各个民族移民的杂处和交往，产生语言和文化的互动，不过，各个民族之间始终保持警惕，避免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传统消失，因此才会有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社会多元性的存在，既能保持每个民族丰富的文化与语言的差异，也能彰显语言的丰富和多元。也因为如此，在英国殖民地政府大力扶持的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主流教育系统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三种不同源流的学校，自力更生求存发展。

由于新加坡华人人口数量众多，华文学校需求大，英国殖民地政权长期对华文学校虽然存有戒心，认为它们是产生民族主义的温床，但是过分打压华文教育不是明智之举，因此对华文教育采取较为包容的策略，让它自生自灭，在这种情况之下，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才能自求多福，保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名称隐含的意识形态

新加坡因为殖民地的身份，殖民地宗主国以权力介入，把它的意识形态借着语言、文化、教育、政治渗入到社会的深层结构之中。语言是传播影响力最好的工具，英语自然而然地凭其优势，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行政、教育、工商等领域，处处显示出强势语言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殖民地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比如在高等学府的录取和政府机构公务员的聘任上，规定必须具有良好的英文能力。殖民地当局拒绝承认华文教育学历，把华校毕业生拒于升学和求职门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语言教育体制制造等级性的差别待遇，这种不平等的语言教育政策，成为形成不平等社会关系的根源。英校生成为天之骄子，让他们容易滋生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effortless superiority)，这也进一步提高了英语在殖民地子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用英语不单单是满足追求时尚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民族教育沦落，行动党人难逃其咎

伍依     2023-2-13

在民族教育被连根拔起接近半个世纪后，以及行动党人实用主义的既定思维下，要行动党人“认真的反思、调适、再出发”“国家领导人倡导”那是海中捞月，铁树开花。

历史学者李元瑾的《走入历史隧道——追思新加坡在华语世界中的璀璨时刻》（2023年2曰13日，《联合早报》）用“追思”来怀念“新加坡在华语世界中的璀璨时刻”，非常贴切。

从盛走向衰，不禁让人想起清刘大櫆《祭尹少宰文》：“公之在世，人岂惊奇；及其既没，泣涕追思。泰山乔岳，忽然崩摧。”

的确，李元瑾提及的“19世纪末叶”的新加坡，“南来的儒商文士”等“知识分子”致力于文化的拓荒、耕耘和传播，不仅洗涤小岛的荒气，还推动新加坡、南洋、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但说这些人是“怀抱着华化南岛的意愿”不免是后人的揣测。事实上，中国人移居世界各国，都会兴建华校传授中华文化，绝没有“华化”居住地的意图。何况在山野乡村的华人，有的根本就是文盲或半文盲，出资出力兴建学堂，纯粹是想让自己的子弟读书识字罢了，哪有宏图大志“华化”居住地之宏愿？

不仅李元瑾，更是新加坡华人不胜嘘唏的是，“1950年代创办南洋大学，既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的巅峰，却也是华校前途萎缩的开始；新加坡人当家之后，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竟目睹先辈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华校走向没落”。

既然是“追思”，必然要追溯过往。为何在殖民地时代，华校可以蓬勃发展，到了“国家走向自主独立，华族的语言与文化旋即陷入吊诡的境地”？为何南洋大学的创办是“华校前途萎缩的开始”？为何“新加坡人当家之后，先辈几代苦心经营的华校走向没落”？

谁之过？

民族文化问题不能割裂历史来看。

膝盖反应

李莫愁    2023-1-24

把方言和华语对立，只不过是某人的臆想，经公权力把它变成事实。最说不过去的，是方言和华语根本属于同样一个语系（汉语），为什么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呢？而英语（当年）根本对大多数新加坡人来说是个外语，属不同的语系，却硬要把它学起来，最后还变成了“第一语文”，这是什么道理？

庄永康每回遇到本地有人“企图”为方言“翻案”，就会急得跳起来，莫愁称之为“膝盖反应”。

他说：“（最近）有论者摘取英（培安）先生文句‘把华语当华人的母语是错的’，指是斩钉截铁的定论，是读书人的风骨，大义凛然——换句话说，把华语当母语之人都是毫无腰骨、市侩、无情无义者，显然值得一点商榷。”

先不谈庄的结论，他之所以会曲解成这样，是有原因滴。因为英培安的整句话是这样的：他说，当年像他那样的华校生，上课用华文华语，下课后则讲自己家乡的方言，“因为方言是我们的母语，不是用以在华人间沟通的华语，把华语当华人的母语是错的。”

人们总结英培安的讲话精髓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无论是“一句”还是“整句”。那为什么庄永康要曲解成“把华语当母语之人都是毫无腰骨、市侩、无情无义者”？莫愁称之为“红卫兵情结”，红卫兵在文革期间干了很多坏事，“坚决拥护党中央”，多年之后听人提起文革，当然心有戚戚焉；若是“新论”成立，生怕被人看作是“毫无腰骨、市侩、无情无义者。”

他还耍起太极：“母语问题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可说是非常‘辩证’的。”（“太极生两仪”）；云手里的《搂膝拗步》：“阅读英培安，思前想后，觉得前人对我们的启迪实在是太多了。断章取义地撮取书中只言片语，用以鼓吹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固然可以暂时赢得若干掌声，但虚心聆听，殷实求证，恐怕才是从阅读中汲取乐趣与养分的最佳途径。”

五六十年来，执政党在中文报馆里所豢养的师爷，为行动党的“英文/英语至上”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第一代的大多都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坐在自家的阳台上看云起云落，得闲就行一下山，出国旅游，写些“具深度和人文素养”的文章骗稿费。唯一心生害怕的就是当年那些文章被人挖出来，眼看如今华文/华语日薄西山，结局已定，于是就要洗白过去，迫不得已的时候还要扭曲人家的说法，以示自己公允持平，从来都是对的。

山穷水尽真无路

李莫愁     2023-1-8

李慧玲

“社长”李慧玲的这篇《新加坡还想在华语世界扮演积极角色吗？》，对象不明：到底是面向行动党政府的“跪谏”，还是写来忽悠华文受众？她在文章结尾舍弃“山穷水尽疑无路”的贬义，采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褒义，有意要留一条“光明的尾巴”。可是在“又一村”处续了一条狗尾：“但是到了另一村时，应该已是另一番风景了”，露出她想左右逢源的“世界仔”贪婪，分明就是一种话术。

不仅是话术，还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废话。贫尼想起赖声川的《这一夜我们来说相声》的名言：

所谓废话就是一种听起来好像很具体，实际上是很空洞的一种话；它看起来讲到问题的症结，实际上是在回避所有的答案，所以它虽然很流畅，但是注定是要作废滴。

在新加坡，华文之所以式微，《联合早报》罪大恶极！建国以来，本是应该代表华社出声的喉舌，却甘愿为虎作伥，一路坑蒙拐骗，操纵舆情，让华族放弃很多的权益。按莫愁的想法，如今已撞南墙，来不及回头了。目前的华文现状不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已。

“社长”还想为人民行动党的语文灭绝行为开脱，她说：“即便是眼下世界各地的资金和人员大量流入，外国媒体聚焦新加坡之际，新加坡期冀的也是进一步加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科研中心的地位。发展文化，是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因应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重视文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巩固国人对国家的身份认同。主动为了积累与丰富多元来源的文化资本，促进思想交汇，恐怕不在规划当中，就更不要说想要在华语文化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了。……这个时候，估计新加坡政府不仅在地缘政治之中要强调不选边，对于文化认同，它会有更多顾虑和戒心，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被人贴上亲哪一边的标签。现在物转星移，新加坡在华语世界里，要想扮演积极的角色，挑战更大。”——强调“客观因素”，“非不为尔，实不能也”，轻轻一把就把他们大赦了。

新加坡人要在多极化世界游刃有余 保持双语优势至关重要

红蚂蚁/侯佩瑜     2022-11-14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21114-6706

2022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于8月9日在滨海湾浮动舞台举行，庆祝建国57周年。当高空开始出现“红狮”的踪迹，现场观众纷纷拿出手机或相机，捕捉跳伞队员降落的精彩瞬间。（联合早报）

据新跃社科大学资深教授的研究，在新加坡的三大种族中，与华人和印度人相比，马来人的英语和母语双语读写能力最高。

该大学的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和中文部罗福腾副教授告诉《海峡时报》，新加坡一直坚持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但成功的程度因种族而异。

郭振羽说：

我怀疑本地华人社区仍然存在分歧。有使用并乐意接受华文华语的老一辈，也有排斥华文华语只依赖英语的一群人。

他说， 相反的，马来人在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上更加同质和团结，这有助于巩固他们的母语在社区中的地位。而且新加坡毗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也有助于巩固马来语在本地的地位。

马来语是新加坡马来族群的母语，宪法也定为国语，法律地位在其他官方语言之上。

虽然它的国语地位仅具有象征性，但新加坡国歌歌词用马来文写、马来语唱，新加坡国家制定的荣誉制度，名称也采用马来文，辅以英文；而且军队操练口令及有关典礼仪式用语也为马来语。

郭振羽补充说， 淡米尔语在本地使用得较少，原因是我国的印度同胞使用的是其他印度语言，这些语言都是由新移民从印度各地带入我国的。

其实本地的印度新移民多来自北印度，无形中也使本地印度族人口更加多元，分歧也更大。淡米尔语在新加坡的地位可说是岌岌可危。

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关于本地语言使用的数据也支持了教授们的观点。

本地华人当中，通晓中英双语的人口有62.3%。在马来族群中，通晓英语和马来语的比例为82.8%。在印度人口中，只有41.8%的人通晓英语和淡米尔语。

英语已经取代华语成为本地居民在家的主要用语。有多达48.3％的五岁及以上的本地居民在家使用英语交流，这一比例高于2010年的32.3%。

两位教授也说，在未来，新加坡势必成为一个在所有领域都以英语为主的亚洲国家。阅读全文»

新加坡母语政策被“诟病”

陈文坪     2022-10-11
https://www.hk01.com/01論壇/824014/多聲道-新加坡母語政策被-詬病

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虽备受争议，但母语（华文）教育在海外却是一枝独秀，无人（国家）可以争锋。可以这么说，除了中台之外，马来西亚的华文程度，海外国家/地区没有人可以媲美，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的母语政策，常被有识之士诟病。前不久，一位本地旅居美国的张达人君就投书《联合早报》，说“新加坡华文精英能本土化吗？”（言论版8月31日）。他从经济与政治两大方面申论，结语是“要产生本土华文精英的想法，是离开新加坡目前的现实很遥远的事。”

新加坡华文水平局限在口语

新国虽推行双语教育，但母语的程度大都停留在口语上。过去，母语政策三番五次检讨，不过，屡次检讨标杆越往下调。虽满足一些家长、学生的要求，却难以让新国整体华文水准向上攀越。

其实，要达到能培养华文精英水准，真正要检讨的是母语政策。而这政策必须更“严格”。否则，即便不考虑经济、政治，新国的华文教育也无法达到如马国的水准。要出类拔萃的精英将更难。

纵观新加坡过去的母语政策，都是令许多国人“有苦难言”。母语政策不断下调，虽符合一小部分家长、学生的期望，让学习华文没有那么“怕与累”，但肯定的是，要造就华文精英，却是越来越不可能。

教育政策是一项需要长期的耕耘才能看得到成绩的。但当局时不时委任一个委员会加以检讨。当先前委员会的建议实施还未看到成效或初有成效时，另一个委员会就加以改变。委员会的建议不是越变越“大学”，而是越改越“小学”。这正如母语课本内容越来越浅，文章越来越简短，书本也越来越薄，连小学生课文内容比过去减少许多。这样的政策，下一代所掌握的词汇、知识会越来越丰富吗？

母语还是工具语？华文华语在新加坡之现状

伟奇     2022-8-24

总体来说杨荣文的访谈内容也是政府一直以来的官方说辞，都是那套中国已经崛起，我们要学好华文的《联合早报》八股文章，毫无新意。几十年前中国势弱，就切割华文，现在中国崛起，就要复名南大，还敢说要培养本地出生的华文人才？你们培养人才的目的就是要应对中国，这能算什么国民主体性？

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最近在宣传新书时谈到本地缺乏华文人才，并建议设立特选大学和理工学院来培养华文精英。在被记者问及南大问题时，他回应道：

南大华文教育和华人文化是我们根系重要的一部分……所有文化根源都应该被珍惜和得到滋养，我们才能应对改变。对新加坡来说，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至关重要的。

杨前部长的说法正是政府对华语与华人文化的官方看法，但实情真是如此吗？在笔者看来，“珍惜与得到滋养”是没有的，被当作“应对改变”的工具倒是不假。这就是华文华语在新加坡的现状。

与官方说法“华语是华人的母语”不同，由始至终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待华文华语的态度都是将其当成工具以及政治博弈的筹码。熟悉新加坡国情的人都明白，所谓双语政策其实是一大三小，独尊拥有超然地位的英语，其他三个族群语言虽然也有官方地位，但讲英语，在新加坡才是政治正确。因为新加坡是多元族群社会，表面上不属于任何族群的英语被赋予中立的道德价值，也因新加坡的务实政治导向及建国时的反共背景，英语也成为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都很高的语言。

先说一个小故事，笔者数年前出席过某政府部门活动时，就被在场的官员“温馨提醒”不该说华语，只因在场有其他种族。当时我们并非正在谈公事，而是闲聊。最令人莞尔的是，笔者同桌均为说华语的华人（由此可见我并没有预设所有华人都应该会说华语）！官员一时一地的说法，或许不能代表政府的立场，毕竟过度谨慎的自我审查是所有公务员的必备本领。但华文的使用范围不断受限也是事实，新加坡人只有在特殊场合或面对特定人群才会默认使用华文对话，如对方是老一辈或看上去明显的新移民。

平庸的恶

李莫愁   2022-8-21

师太喜欢默乐的文字，主要是她有异于常人的文字敏感性，能读出细节中的魔鬼。面对每天如山洪般的主流党八股，她依旧每每能写出新意。

比如8月17日的帖子，虽名为“新加坡教训”，说好听是集人民行动党治国逻辑的大成，其实就是党八股。所以她的粉丝还有人赞为可替代总理的国庆日讲稿。其中两段谈及行政出错的段落，读来难免发出会心的微笑，简直太贴切了：

即使是我们的公务员有时也会搞砸，比如泄露数据、被黑客攻击或变得太聪明而无法为老年人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谈或参与官方主办的活动。不允许其他声音压倒公开的主流声音。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太小了，经不起分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行对话，还要预防不被不爱国的思想所污染。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新加坡，一个所有东西都能正常运转的地方，而任何不正常的东西都会被检并加以修复。我们不责怪任何人。我们甚至不承认失败，因为总是有人为错误或技术故障。总是寻找一线希望，寻找事物光明的一面是正确的，这甚至连专家也同意。

最近行政出错的例子，莫过于“从5月29日开始，新生儿电子版出生证不再显示父母的籍贯”这项。依师太的理解，这也不能叫做行政出错，应该是“政治正确”出错。行动党政府自上台以来，仅仅用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就消灭了方言（不单只华族）。看来要消灭华语/华文，大概也不需要另两代人。政府部门的行政人员有鉴于此，认为千禧一代的新加坡人都不会讲方言，更何况20年后的今天！因此“不再显示父母的籍贯”，应该是顺势而为，无需请示上头。但是这个虽合乎理性，却不合乎政治；行动党要推行的单英语国族，就好比“台独”那样，只可以做，而不可以说——说出来就不灵了。就好比当年大力吹捧的“双语优势”，要赶撘中国顺风车，近来也光环尽失，连他们的本党同志杨荣文也说：

“对我来说，这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群华文精英，就得依赖外来华文人才。但是过度依赖外来华文人才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不在这里长大，没有受过相同的教育，对社会没有同样深入的了解。如果你有一群以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华文精英，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吸引外来人才。但没有的话，就无法这么做了，还可能把我们的社会带向错误的方向。”

杨荣文在书中也直接点名南洋理工大学和义安理工学院，建议这两间学府率先转为“特选”学校。“当南洋理工大学转为特选大学时，恢复昔日校名（南洋大学）将有助于解决历史问题，让我们从更有利的位置迎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