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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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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永康    2017-3-14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近年来,新加坡也面对了“方言才是母语”,“Singlish(新加坡土腔英语)是全民的共通语”这些主张的造势运动。即便所提的歪论似是而非,不值一驳,但由于声势浩大,原本已经很脆弱的华文教育生态圈便面对着致命的冲击!

数十年来以禁播方言来推行华语的我国政府,刻下大放绿灯,允许电视台制作以福建话为主的方言戏剧《吃饱没》,在网上热销其主题曲。并宣称,“假如收视率好”(这似乎已是未卜先知的定论),将拍续集。换句话说,这将成为一项必须贯彻下去的措施。

拍摄《吃饱没》的逻辑是,政府要以年长者最熟悉的方言和方式,传达重要的政府政策。

当然,如果只看电视剧的宣传短片,升斗市民都是一片赞好的。但国人若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因为这边厢,时任教育部长的王瑞杰强调,我们不应该让方言的学习来干扰年轻一代对母语(华文华语)的学习;但那边厢,政府却带头拍方言剧——《吃饱没》是在通讯及新闻部主催之下,邀请“赞助”而拍成的。

触觉敏锐的新生代学者王昌伟,便在上期《怡和世纪》中撰文《你的语言我的特权——新加坡政府对待方言的态度》指出:"在他们(新加坡政府)看来,新加坡人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是可以,也必须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的;而且也只有政府有权决定这么做。"

王君的观点,可说代表不少新加坡人的看法。但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社会,过去行政上的偏差就必须及时检讨,也须避免新的做法矫枉过正。

针对文终的一问:“……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本人的答案与王君心想的或许也有所不同。不!我们最可惜的,并不是失去已唤不回的方言(退一万步来说,倘若华文的传习目前已臻理想,少说点方言又何妨?)——而恰恰是长期以来不断被挤压、边缘化,甚至妖魔化而落得只聊备一格的华文华语。 阅读更多 »

王乙康南大历史论是无齿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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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1016-12-31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917

回头来看,谴责网络信息等同虚假消息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虚假消息并非网络媒体的专利,新加坡官媒上的虚假消息更是无日不有。此外,更不要以为只有网络言论会造谣做假,新加坡的政客与党棍更是造谣做假的个中能手。其实,能够把虚假新闻和消息包装在真实事件中的第一能手,非李光耀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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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乙康

近日,官方媒体很努力的在敲打网络舆论,其中的一篇言论大意是说:网上虚假消息无日不有,虚假新闻和消息又经常包装在真实的事件中,或是报道中加入很多个人评论和意见,让读者分不出真假。因此,政治人物有必要积极参与社交媒体,随时驳斥网上的妖言惑众,恶意捏造的新闻和消息。

按这种谴责网络言论的说法,其相对的意思是实体报章不会刊登妖言惑众,使读者分不出真假的不实言论,政治人物更不会造谣撞骗,无中生有的在实体报章上编制谎言。报章果真如此言行一致?

为此,不妨检验官媒刊登的两篇政客论述,是不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事实评论?又或者,是迷惑社会大众,扭曲历史事实的虚谎言论?

其一,2011年11月29日《联合早报》的《李光耀新加坡为何实行双语政策》

当华文小学和中学已转而使用英文时,保留“南大”或南洋大学来提供华文高等教育是没有意义的。报读南大的学生的素质急速下降,但大学却让他们毕业。我征询了毕业于南大的国会议员的意见,包括庄日昆、何家良及其他人,问他们我应该怎样避免浪费这些年轻人的生命。他们要求我把南大改变成一个讲英语的环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长期以华语执教的教师,尽管有从美国大学考取的博士学位,已经丧失了英语能力。阅读全文»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有步骤绞杀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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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2-26

李光耀独尊英文,是其被殖民化的思想观念和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文化观念根源,是由其对华校生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偏见决定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偏见,李光耀无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族教育,他无法理解作为民族传统的继承者的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李光耀从祖上一家大小都接受英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靠着英文英语吃饭,整个家庭没有中华人文修养,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日本人来了,“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恨不得英国人快点回来”。民族自尊已被奴化教育驯化得荡然无存,这就难怪李光耀对民族教育天生就感到厌恶。“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推行英文之上政策

李光耀说:“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们迟至1978年才这么做。”“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存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李光耀说的与事实不符。

李光耀把华校中学生为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强制的国民服役运动说成是“华校中学生暴乱”,意思很明确:敌视华校生。搞笑的是,当时李光耀却是“华校中学生暴乱”的辩护律师!

2008年8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刊登周文龙的《英语剧场的华语式悲情?——从新加坡戏剧节谈起》)一文指出:

“或许可以考虑60年代林清祥(著名左派运动领袖)所提倡的‘以马来语为工作语’的想法。”

马来西亚诗人Usman Awang说:“林清祥对马来人和马来社会的贡献却很大,而且很重要。林清祥和他那些在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同道,通过一条议决案,使马来语成为共同语、国语和媒介语。”(《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历史长空的一颗明星》)

从林清祥提出马来语为共同语和国语后,各民族都欣然接受,新加坡人民掀起了学习马来语文的热潮,当时的公务员也被强制学习马来语文,并须考试及格。“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只是瞎子拉琴瞎扯。

现在看来,宪法规定马来语文为国语,只是刘备摔阿斗,安抚马来民族而已。可怜的马来语文,目前沦落到唱国歌的时候才能听到“Majulah”和在军队中听到马来口令,华语、淡米尔语都靠边站,“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信誓旦旦的承诺只能随风四处飘,对着月亮攀谈说空话。

在民族教育问题上,“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李光耀还真会编造,当时李光耀不是和共产党,和林清祥领导的左翼力量,和华校生共同进行“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吗?不是在团结三大民族吗?不是想取得反殖斗争的胜利吗?

“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其实李光耀的内心是反对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的。他说:“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 阅读更多 »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八——历史总要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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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9-6

对照众多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历史学者的论述,以及挖掘出来的解密档案,《李光耀回忆录》总是冒充历史的判官,以欺瞒、歪曲、丑化、造谣、恐吓、危言耸听、捕风捉影、主观臆测、瞒天过海、无中生有、借刀杀人、笑里藏刀,翻脸无情、自大傲慢、夸大马共的威胁,只字未提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恶行,刻意隐去淡化回避殖民主义者暴力镇压等反共谰言,除了对日本人和英国人以及自己人之外,全书都是霸道语气。

李光耀在自序中写道“这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而是我生长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间经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战争带来的震惊、日本占领时期的悲惨日子、共产党反对英国人回来而引发的造反和恐怖行动、马来西亚期间的种族暴乱和威吓,以及新加坡独立的风险。这本书记载的是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到1965年新加坡的突然独立结束。下一本书我将描述接下来25年新加坡从贫穷到繁荣的漫长和艰苦的奋斗过程。”

开头说“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接下来却说“这本书记载的是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前后说法在打架,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事实上,《李光耀回忆录》“记载”的所谓“历史”,不是宏观的历史,是支离破碎的“微观”记忆,从这本回忆录中,读者得不到完整的“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只能读到李光耀个人根据政治需要的零碎“记忆”。

当然,我们不能不能说李光耀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他的出生,他的家庭(李光耀的叙述和坊间的传闻有出入),他对夫人情真意切的恋情,他对华语华文的态度,对日本人的残暴,他在伦敦与殖民地官员和拉赫曼的会谈,他的下乡访问,他对好友林金山、韩瑞生、李昭铭、杨邦孝等等同学朋友,都委以重任,就连“出身寒微”的马来族耶谷“我先后委任他为政务次长和政务部长”。不仅这些,对林清祥的高风亮节李光耀也无意中透露了出来:“经内部安全委员会同意,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林清祥不是个共产党里的重要人物,却是个重要的煽动家。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受,他不能被看成一个离弃自己同志的人。”

林清祥就像指南针,思想稳定,东西再好也不被诱惑,又具有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也有谭嗣同“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题于狱壁诗)的高尚品德,这些描述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当然,这其实不过是寻找种种机会释放自己的道德正义感罢了。“尽管政见不同,他作了特别多对我不公平的事,我还是君子般地当他为朋友。”(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林清祥遗稿片段》)以林清祥的宽阔胸怀对比李光耀的“报复”、“以牙还牙”、“绝不会忘记”的狭隘心胸,不在同一人格品位上,一只凤凰一只鸡,人品境界立见。 阅读更多 »

时代的矛盾:新加坡华文文学与精英化国族主义间的微妙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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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华兴(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    2016-7-23
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4307

新加坡目前奉行的现代化—精英化正跟新华文学产生矛盾,因新华文学不断强调需要跟过往的记忆接轨,执着于延续传统。换句话说,作为奉行公民国族主义新加坡的现代化─精英化,让新华文化与文学不但不占优势,反而处于一种微妙的位置与处境。

新华文学(按: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至今,基本上跟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现代化政体是分不开的。新加坡走的现代化道路跟其他国家的经验相似,即走向民族─国家化,这在国家政体与社会生活的一致性特别显著。虽然新加坡的民族─国家化由华人主导,但它的走向却不是以华人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族─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现代化发展朝向精英化、混杂化与国际化,而出现在新加坡的精英化,具体说是英文化。精英化强调趋同性与同一性,特别表现在语言、生活方式与品味、价值观念等层面。通过趋同性让社会的中产阶层能够更快产生粘合力与找到共性,而最终为国家的高生产经济目标做出贡献。

新加坡各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华人文化,虽然有着古老的传统,然而,作为现代化意义的民族概念,它如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所说,新加坡华人文化是一个被创造的传统。换句话说,它跟近代中国百余年来的变动产生密切的联系。

自然,新加坡目前奉行的现代化─精英化就跟新华文学产生矛盾,因新华文学不断强调需要跟过往的记忆接轨,执着于延续传统。换句话说,作为奉行公民国族主义新加坡的现代化─精英化(而非马来西亚的种族国族主义),让新华文化与文学不但不占优势,反而处于一种微妙的位置与处境。

新华伤痕文学的产生

新华文学跟民族─国家化的关系具体反映在哪一些层面?以《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为例,选入的小说非常鲜明地突出了这个特征。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所谓的新华伤痕文学。《任牧之》一文中的主人翁林研菲即新加坡迈入现代化─国家化的见证者:

她在60年代末离开新加坡,那年回国时,已是70年代中期了。回国的那一刻,她突然只感到若有所失,觉得自己正踏足的土地,已不复记忆中质朴可亲的热带岛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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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四——民族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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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6-28

李光耀英文至上的语文政策,是试图以同化的方式来消灭其他民族的特征,这就是世上罕见的本民族消灭本民族语文的真正原由,也是李光耀史无前例的政治成就。

李光耀知道,单凭他们几个受英文教育的海归,“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

1954年5月13日发生的学生运动,七个学生被法庭判了罪,这给李光耀带来了机会。靠着邮政工人罢工,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华惹》案件先后取得胜利,使李光耀名声大噪,“我的威望直线上升”。华校生便“到我家里来”,“他们要求我请英国女皇的律师布里特替七个同学上诉”,在《李光耀回忆录》里,李光耀却诬蔑华校生“向警方扔石头,混乱中有六名警察被刺伤。”“学生被捕后,他们开始渲染夸大其他问题,以便能发动学生跟警察冲突,制造烈士,同时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共产党人立即以‘五一三’来纪念5月13日的冲突。”“刺激政府‘迫害’他们。”“政府面临学生越来越不守纪律的严重局面,”“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这是蔑视政府的行动。”“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李光耀忘了当时的“政府”是殖民政府,反对殖民政府不是正义的吗?难道学生“蔑视”殖民政府有错?对于警察打伤三十余人,两人被打破头颅却故意落下不提,造成读者错误的印象,以为是学生采取暴力,警察却是和平的。

据当时担任国会议员的黄信芳说,当他访问内政部管辖的CID时,看到了“在一个密室的墙壁上,张贴了许多用黑布遮盖住的照片,一掀开才发现照片中有警察殴打学生的镜头,有福利工潮警察镇压工友的镜头,还有许多游行队伍人群的照片等等。”(《黄信芳回忆录》)。贵为自治邦总理的李光耀难道不知道这些情况吗?有照片为证的事实,李光耀就是不提,用心何在?

“5•13学生运动,原本是华校中学生为反对英殖民政府的国民服役政策,拒绝当炮灰,自动自发捍卫自己利益的行为,家长也因反对自己的子女为英国佬卖命,积极支持子女的行动,却遭到殖民政府的残暴镇压,造成流血事件。”李光耀诬蔑“学生们巧妙地把华族社会的长者卷进了他们的事业”,完全足以说明李光耀的反动立场。李光耀不但不提及五一三事件特定的社会基础的前因,即华人在各个社会层面,都遭遇到英殖民政府之极为不合理的对待,才获得大部分华社支持的根本原因,反而极尽污蔑之能事,说学生使用暴力,致使警察受伤,而学生受伤,自己为被控上法庭的学生辩护却一字不提。

对殖民地政府镇压华校生,李光耀不无惋惜地说“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把华人社会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歧视说成是“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李光耀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 阅读更多 »

狮城新谣纪录片红火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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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敏       亚洲周刊 2016年4月24日 第30卷 16期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news/news.aspx?ID=N000142476

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讲述新加坡创作音乐“新谣”发展历程,获狮城总理李显龙形容为“感人、有震撼力”,也引发观众对当年华校生遭遇的反思。

讲述新加坡创作音乐“新谣”发展历程的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在新加坡放映,得到了热烈回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观赏影片后,更表示了解当年华校生在社会变迁中所面对的困境。

《我们唱着的歌》是新加坡独立电影人邓宝翠以新谣为主题花了两年多时间制作的纪录片,两小时的影片先从一九七零年代末南洋大学学生创办诗乐社写诗谱曲的风气谈起,之后叙述新谣的诞生背景。

片中采访了当年南大诗乐社成员、新谣歌手以及电台广播员等,并通过大量的旧电视片段将这一场文化运动缘起和转变整理出来,希望“借此重新审视我们的共有记忆”。

根据影片叙述,南大诗乐社成员还在大学里求学的当儿,后来成为新谣生力军的歌手们仍在中学念书。

虽然影片给予南大诗乐社的成员以及活动等有不小的篇幅,但这一段历史与后来的新谣创作两者之间看不出有太紧密的关联。歌手颜黎明在受访时就风趣地指出,诗乐社的词有很多“兮啊,兮的”,感觉像秦朝时代的作品。

后来的新谣运动参与者在升上高中后,校园里出现浓厚的创作风气。大家唱着少年情怀,有些伤春悲秋,少部分则描绘社会现象,更大程度应该说是受到了当年台湾校园民谣风的影响。

这部纪录片吸引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副总理张志贤以及在野党工人党议员刘程强等政要捧场。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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