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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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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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0-7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438

基于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的认知规律来判断,正确的新加坡历史事实,正好是和官方与媒体之叙述情况,完全相反。因此,根据这一个反向思维原则,可以重新认识真实的新加坡国家历史。

当下的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是由两段历史衔接而成。首先,从新加坡开埠直到二战前后是由英国人撰写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历史。之后,是由李光耀杜撰的新加坡故事给予延伸。李光耀有先见之明,也自知理亏,所以技巧性的偷龙转凤,把新加坡故事模糊的等同为新加坡历史。实质上,这一类观点都属于政治正确而叙事不正确的历史纪述。

Carl A Trocki (1990)《鸦片与帝国:殖民地新加坡之华人社会1800-1910》开宗明义的指出,英国人撰写的新加坡历史,对英国人贩卖鸦片的黑暗历史避而不谈。李光耀以共产党罪名清算政治竞争对手之际,自己却与马共密谋结盟合作。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文档,亦揭露李光耀积极寻求中共给予政治支持。明显的,李光耀也是避而不谈自己的黑暗政治勾当。

就是在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的大环境下,新加坡官方和媒体在不断的复制错误的历史论述。这类犯错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17年9月12日,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驳斥《纽约时报》指责新加坡政府压制国人使用华人方言。大使米尔普里的反驳说:我国一直都允许播放方言节目。历史事实真相如何?根据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 页177-178:新加坡也取消了电视台和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

驻美国大使的这一篇驳斥,充满了对历史和社会人文的谬误。可以如此程度的扭曲国家历史,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政府高官在国际媒体公然撒谎,不仅丢人现眼,更是严重的损害了全体新加坡国民的诚信和尊严。米尔普里把华人方言的消失归咎于祖父母都不想孙辈学习方言,如同在政策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祖孙之间不能沟通是华人文化断层的根本因素,因为家庭教育是方言族群文化薪火相传的最重要媒介。显然的,政府高官对华人社会在民族传统语文上的困境,一无所知。人文素质如此恶劣的官员,岂不贻笑大方?

其实,学术界有不少这一方面的研究著述可供参考,所以这一事实的真相不难厘清。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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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十月 11, 2017 at 11:49 上午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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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0-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四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朥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

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阅读更多 »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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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9-26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

百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截。电光火石之间,时间匆匆流失,沉淀的章节、淹没的前尘往事,不会有太多人理睬。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寿命,不过百年光景,但三分之二的时光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阶段,因出身不好,血统欠纯正,一开始就被摒弃于主流之外。1959年它取得自治邦的地位,虽说是内政与国防之外,其他事务都有自治权,但教育政策的操作仍无法完全摆脱英国人的掌心。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得听命于吉隆坡新中央。再过一冬两季(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才正式当家作主。自此,岛内华校体系逐渐萎缩,20年后楼塌墙摧,华校百年落得残垣断壁的结局。

巴恩报告书(左), 金文泰总督(右)

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以及独立建国这四个政治阶段中,华校的发展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成为自治邦之前几年,英殖民地政府首次以具体行动,启动统一编印课本计划,尝试摆正它的方位,来达到通过教科书贯彻意识形态的目标。

二战前华校教科书所处的生态环境

英国人殖民新加坡,最初的管治侧重于商业利益,因此对教育的管理尺寸宽松。虽然它着重英文教育的发展,但没有强力压缩其他语言教育的生存空间。除了把英文以外的学校定位为“方言学校”、不提供津贴之外,它没有建栏设闸,浇熄民间办学的火苗。英国殖民地政府任由华校粗生粗长,不伸援手,华社默然逆流而上、自力更生,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华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明显增加,数目远超英校,致使殖民地政府萌生了立法管制方言学校的念头。二十年代初,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凡是向教育局注册备案的华校,只要遵守相关条例,都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教育津贴。虽然它所得的津贴与英校相去一大截,仍有不少华校为摆脱财务困境而选择注册,换取生存的机会。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初,对华校课本的态度相对宽容,中国教科书在新马华校的中流砥柱地位没有动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左右着南洋华校的教育内容,从华校编制运作到教科书的编印供应,彼此血脉相连,南洋华校复制了中国教育,在赤道蔓延着礼义廉耻的教化。这个年代,国民政府的教育单位能随己所欲,派员前来考察本地的政教生态,与在地教育界人士切磋,同意为了照顾华校生的出路、协助他们适应离校后融入当地谋生环境而调整若干教材,以切合现实的需要。此刻,一些南洋事物走进了华校的语文、科学与数学课本,但比率不高。原有的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关的材料,依然原封不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就这样在华校课本里飘扬了整整半个世纪。 阅读更多 »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所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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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6-3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657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虚有其表,和华人民族文化没有实质性的关系,纯粹是一个政治符号。

2016年10月21日,许通美针对日益恶化的新中关系,撰文《中国对新加坡的四项误解》指出: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意思是,双方关系恶化是因为中国误解新加坡是华人国家;也就是说,新加坡没有错,犯错的是中国。

如果许通美的观点正确无误,那么,2015年6月7日,王赓武发表的《中国的崛起与新加坡华人困境》,肯定是一道伪命题,因为不是华人国家的新加坡,何来会有新加坡华人?没有华人的新加坡,又何来会有华人困境之政治现实?看来,王赓武又是在胡说八道。

因此,基于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也完全没有新加坡华人困境的社会现实,那么,官方为何要大肆张扬的耗资1亿元打造一个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其实,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新加坡政治现实里头的,一个意图迷惑全球华人社会的假象。

一,李光耀对华人社会的核心政策思维,是造就华人去华人意识的社会现实。李光耀的政治手段是在教育源头上,连根拔起新加坡华人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上的族群意识。历史上,李光耀先是绝对管控华人报业传媒,在确保没有华社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彻底消灭百年老号的传统华人教育体系,关闭华人最高学府的南洋大学,兼且禁止华人方言的使用。

二,李光耀将之美其名为华英双语的教育政策,是一个温水煮熟青蛙伎俩,让华人语言文化在感觉良好之无自我意识环境下,慢慢退化,悄悄死亡。终于,成就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之文化浮萍现象。

三,政治上,李光耀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但是,文化上,李光耀不仅仅摧毁占人口多数的华人语言文化应有的社会地位,并且保证华人无法靠华文生存。在此,如果政府确实相信华人文化不符多元种族社会精神,那么,政府是很有必要解散华社自助理事会,华人宗乡会馆等等的以民族为单位的社会文化组织。依据种族平等思维,新加坡应该打造一个多元的新加坡文化中心,而不是一个单元的华族文化中心。阅读全文»

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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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永康    2017-3-14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近年来,新加坡也面对了“方言才是母语”,“Singlish(新加坡土腔英语)是全民的共通语”这些主张的造势运动。即便所提的歪论似是而非,不值一驳,但由于声势浩大,原本已经很脆弱的华文教育生态圈便面对着致命的冲击!

数十年来以禁播方言来推行华语的我国政府,刻下大放绿灯,允许电视台制作以福建话为主的方言戏剧《吃饱没》,在网上热销其主题曲。并宣称,“假如收视率好”(这似乎已是未卜先知的定论),将拍续集。换句话说,这将成为一项必须贯彻下去的措施。

拍摄《吃饱没》的逻辑是,政府要以年长者最熟悉的方言和方式,传达重要的政府政策。

当然,如果只看电视剧的宣传短片,升斗市民都是一片赞好的。但国人若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因为这边厢,时任教育部长的王瑞杰强调,我们不应该让方言的学习来干扰年轻一代对母语(华文华语)的学习;但那边厢,政府却带头拍方言剧——《吃饱没》是在通讯及新闻部主催之下,邀请“赞助”而拍成的。

触觉敏锐的新生代学者王昌伟,便在上期《怡和世纪》中撰文《你的语言我的特权——新加坡政府对待方言的态度》指出:"在他们(新加坡政府)看来,新加坡人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是可以,也必须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的;而且也只有政府有权决定这么做。"

王君的观点,可说代表不少新加坡人的看法。但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社会,过去行政上的偏差就必须及时检讨,也须避免新的做法矫枉过正。

针对文终的一问:“……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本人的答案与王君心想的或许也有所不同。不!我们最可惜的,并不是失去已唤不回的方言(退一万步来说,倘若华文的传习目前已臻理想,少说点方言又何妨?)——而恰恰是长期以来不断被挤压、边缘化,甚至妖魔化而落得只聊备一格的华文华语。 阅读更多 »

王乙康南大历史论是无齿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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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1016-12-31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917

回头来看,谴责网络信息等同虚假消息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虚假消息并非网络媒体的专利,新加坡官媒上的虚假消息更是无日不有。此外,更不要以为只有网络言论会造谣做假,新加坡的政客与党棍更是造谣做假的个中能手。其实,能够把虚假新闻和消息包装在真实事件中的第一能手,非李光耀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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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乙康

近日,官方媒体很努力的在敲打网络舆论,其中的一篇言论大意是说:网上虚假消息无日不有,虚假新闻和消息又经常包装在真实的事件中,或是报道中加入很多个人评论和意见,让读者分不出真假。因此,政治人物有必要积极参与社交媒体,随时驳斥网上的妖言惑众,恶意捏造的新闻和消息。

按这种谴责网络言论的说法,其相对的意思是实体报章不会刊登妖言惑众,使读者分不出真假的不实言论,政治人物更不会造谣撞骗,无中生有的在实体报章上编制谎言。报章果真如此言行一致?

为此,不妨检验官媒刊登的两篇政客论述,是不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事实评论?又或者,是迷惑社会大众,扭曲历史事实的虚谎言论?

其一,2011年11月29日《联合早报》的《李光耀新加坡为何实行双语政策》

当华文小学和中学已转而使用英文时,保留“南大”或南洋大学来提供华文高等教育是没有意义的。报读南大的学生的素质急速下降,但大学却让他们毕业。我征询了毕业于南大的国会议员的意见,包括庄日昆、何家良及其他人,问他们我应该怎样避免浪费这些年轻人的生命。他们要求我把南大改变成一个讲英语的环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长期以华语执教的教师,尽管有从美国大学考取的博士学位,已经丧失了英语能力。阅读全文»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有步骤绞杀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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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2-26

李光耀独尊英文,是其被殖民化的思想观念和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文化观念根源,是由其对华校生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偏见决定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偏见,李光耀无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族教育,他无法理解作为民族传统的继承者的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李光耀从祖上一家大小都接受英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靠着英文英语吃饭,整个家庭没有中华人文修养,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日本人来了,“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恨不得英国人快点回来”。民族自尊已被奴化教育驯化得荡然无存,这就难怪李光耀对民族教育天生就感到厌恶。“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推行英文之上政策

李光耀说:“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们迟至1978年才这么做。”“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存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李光耀说的与事实不符。

李光耀把华校中学生为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强制的国民服役运动说成是“华校中学生暴乱”,意思很明确:敌视华校生。搞笑的是,当时李光耀却是“华校中学生暴乱”的辩护律师!

2008年8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刊登周文龙的《英语剧场的华语式悲情?——从新加坡戏剧节谈起》)一文指出:

“或许可以考虑60年代林清祥(著名左派运动领袖)所提倡的‘以马来语为工作语’的想法。”

马来西亚诗人Usman Awang说:“林清祥对马来人和马来社会的贡献却很大,而且很重要。林清祥和他那些在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同道,通过一条议决案,使马来语成为共同语、国语和媒介语。”(《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历史长空的一颗明星》)

从林清祥提出马来语为共同语和国语后,各民族都欣然接受,新加坡人民掀起了学习马来语文的热潮,当时的公务员也被强制学习马来语文,并须考试及格。“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只是瞎子拉琴瞎扯。

现在看来,宪法规定马来语文为国语,只是刘备摔阿斗,安抚马来民族而已。可怜的马来语文,目前沦落到唱国歌的时候才能听到“Majulah”和在军队中听到马来口令,华语、淡米尔语都靠边站,“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信誓旦旦的承诺只能随风四处飘,对着月亮攀谈说空话。

在民族教育问题上,“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李光耀还真会编造,当时李光耀不是和共产党,和林清祥领导的左翼力量,和华校生共同进行“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吗?不是在团结三大民族吗?不是想取得反殖斗争的胜利吗?

“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其实李光耀的内心是反对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的。他说:“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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