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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选中学40周年 预防拐杖心理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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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丽颖    2019-3-15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90315-2542

社会似乎对特选中学产生一种拐杖心态,不愿意去正视整体华文水准滑坡的现实,还幻想特选中学跟传统华校一样,是本地华文水准的中流砥柱。

特选学校成立40年的特选40(简称SAP40)推介活动于2019年2月23日举行,26所特选学校的学生代表一同朗诵本地知名文化人梁文福博士创作的诗歌,述说一代人对特选学校的情怀和期许。(联合早报)

特选中学成立40周年,算是本地教育界的盛事,教育部长王乙康出席了纪念活动,在演讲中肯定其贡献,并为其辩护,显示社会上还是有一股不小的质疑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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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乙康(前排中)今早,我们庆祝了特选学校的四十周年。马炎庆高级政务次长和刘燕玲高级政务次长也同我参加了庆祝活动。他们也都是特选学校的校友。(王乙康面簿)

追溯历史,这股质疑特选中学的声音,离不开当年人民行动党同受左派政治影响的华文教育之间的恩怨,其中也包括受英殖民地教育的精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态,进而否定华文教育的价值。

这些都已经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基本失去了意义。本地的华文教育已经走入历史,仅存的特选中学也独木难支,新加坡华文水准江河日下,也不是什么秘密。倒是《联合早报》社论在评论时,反省了用经济理由来支持母语教育的做法,有一些新意。

无论中国有没有崛起,对于新加坡华人而言,母语教育的功能更多在于培养身份认同。但是这也因为此前错误的语言政策,而变得荆棘满途。当年无论是殖民地英校还是民办华校的毕业生,维系华社身份认同的反而是各籍贯的方言。

不懂华语的公务员能够通过方言,保持其草根情感联系。随着方言被强力打压而式微,这个语言纽带也断裂了。今天的“英校生”对特选中学的质疑,因此反而存在不易妥协和沟通的断层。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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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师多讲华语是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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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田    2019-2-15
https://phoonyewtien.blogspot.com/2019/02/fb-13.html

虽然还没有“忠告”那些从事华文教学的朋友趁早“另谋高就”,但早已不对此地的华文华语前景抱有任何幻想,但今天在FB上看到有网友贴上标题“华文教师多讲华语责无旁贷”的剪报,还是不免感觉“几够力一下”,更觉得是匪夷所思!有人听说过“英文教师多讲英语责无旁贷”这种呼吁的话吗?!

华文教师多讲华语是责无旁贷?!这不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吗?就好像鱼圆面里应该有鱼圆,云吞面里应该有云吞,烧肉饭里应该有烧肉,羊肉汤里应该有羊肉等等等等都是理所当然,还用讲吗?为何在此地却变得有点刻意“此地有银三百两”似的必须郑重声明或呼吁?!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病了?而且还病得十分严重?!曾几何时,校长院长讲华语还要忍受学生的不满和质问(挑战)?如此这般,除了那些一路以来“粉饰太平”以及狼狈为奸数典忘祖的谎言以外,此地的华文华语究竟还有什么前景和希望?!

再想深一层,华文华语之所以落到今日如此不堪的田地,这真是华文老师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应负的责任吗?如果一层层的查究上去谁又是最初最早的始作俑者?为何我们总是要证明李敖对我们的评价没错——笨?!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16, 2019 at 3:55 下午

掩耳盗铃的双语家庭比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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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紫艾    2018-7-2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80702-1635

教育部必须认真思考,除了华文一科,其他的人文科目,如中国文学或新华文学、历史、地理等人文科目,应该也用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唯有这样,才可能扩大学生的华文词汇、使用机会,进而提高他们的程度。舍此不为,而去做什么双语家庭比率增加的调查,只能让有识之士看笑话。这件皇帝的新衣披太久了,还是裸身面对现实吧。

让幼儿从小接触双语已成趋势,学前教育中心纷纷以双语教学为卖点,就连英国文化协会的幼儿园也是英语和华语各占一半。图为在武吉知马华中国际学校内的伊顿中华幼儿园,孩子们的每个班级都以唐宋文学家命名。

让幼儿从小接触双语已成趋势,学前教育中心纷纷以双语教学为卖点,就连英国文化协会的幼儿园也是英语和华语各占一半。图为在武吉知马华中国际学校内的伊顿中华幼儿园,孩子们的每个班级都以唐宋文学家命名。(联合早报)

朋友圈中有一些所谓特选中学或语特毕业生,其中更有结为夫妇的,两公婆的母语虽然不同,但是在职场以外的社交场合,都还是习惯在用华语交谈。

当中的好几对在为人父母后,却没有延续这个习惯,而是把孩子当洋人一般对他们说英语。这大概也不是什么再值得大惊小怪或嗤之以鼻的事情了,毕竟谁不望子成龙呢?他们的孩子在进入教育系统后,也就顺理成章使用这个“母语”和老师同学互动,在跟我们这些叔叔阿姨长辈被迫讲华语时就结结巴巴,词不达意。

看到5月28日《联合早报》的新闻报道说,教育部对小一新生入学时进行的调查显示,同时使用英语和母语作为沟通语的家庭,从1997年的83%,提升至去年的90%。报道于是得出结论说:“过去20年来,使用双语的本地家庭有增加趋势。”

我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影像就是这些不跟孩子讲华语的朋友。他们必然也属于调查所以为的那90%双语家庭吧。

这个由第四代领导班子成员、教育部长王乙康透露的调查报告,延续了建国以来对于华文教育的态度。当年本地华教同左派学生运动、马来亚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千丝万缕的纠葛,使得华文教育成为了高度政治化的敏感课题,政府和社会从来都没有机会,好好地、理性地、专业地辩论它。尽管当事人陆续作古,课题的敏感性余威仍在。但是,再不走出这个阴影,结束毫无作为的现状,代价是会越来越高而且难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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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9日在新达城举行的母语学习论坛上,学前刊物《小小拇指》和香港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合作举办了两场“个个都好有趣”亲子工作坊,跟小朋友介绍竹子的妙用与趣事,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让孩童学习中华文化。(联合早报)

我这里无意自己去戴上“华文沙文主义”的高帽,只是想请问教育部,关于双语教育的种种政策假设,是否立足于严谨的科学研究?教育部对于当前的华文华语教育成果(考试拿A但是生活里无法表达自如)满意吗?那种误以为人脑犹如电脑,装了华文就没位子装英文的无知,是否还继续主导我们的政策讨论?学术界最新的关于幼儿语言学习的研究发现,有多少被拿来作为决策根据?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3, 2018 at 10:49 下午

狮城的华文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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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焕好(资深教育工作者)      2017-12-15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华文大势已去,英文日益壮大。强欺弱、大欺小,是社会常态。许多不近人情,不合理和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有些不为人知,有些知情者置若罔闻。……当时,学校的公民课已改用英文,每个班主任都要教这科,华文老师也不例外。可怜的华文老师,拿着英文课本,用蹩脚英语结结巴巴地讲课,看到学生暗地里交换脸色和窃笑,心里淌泪。但为了五斗米养家活儿,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忍辱偷生。

6月22日《联合早报》爆出南洋理工大学不允许校园食阁摊贩在招牌和菜单上使用华文的消息;还说在北区大楼经营的百美超市不能在店内展示印有华文的促销宣传牌,不能播放华文歌曲。新闻一出,舆论哗然。

南大当局给了不同的解释,先说南大作为国际化校园,拥有来自超过100个国家的人士,而英语是新加坡的行政语言,因此要求食阁营运者使用英语提供产品和服务信息,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国际化、行政语言……这真是堂哉皇哉的理由,言之有理吧?

但紧接着,南大又再澄清,说食阁的招牌和餐牌可以用中文,但是同样的信息必须也以英文展示。更说那是一场误会,校方要进行调查。谁会相信这种模棱两可、自圆其说的论调?

我想,如果摊主不告知传媒,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续约前乖乖换上纯英文的招牌,今南大人就圆了南大国际化的大梦,以后在大学排名更上几级了。

看到这则滑天下之大稽的新闻,我只感到气愤,不感到惊讶,可能是见怪不怪吧!自己受华文教育和毕生从事华文教学工作,与华文有深深的、不可切割的情意结。许多年来,目睹华文在狮城的悲惨身世,饱受风风雨雨;见华文几经艰辛留住了根,而后又差点被连根拔起的过程;也听过不少关于华文的传奇故事,我想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当作狮城轶事。

华文和英文都是外来语文

在狮城,华文和英文都是外来语文。英文是因为英国政府在这里殖民,把语言文化带入而生根,得到很好的培植与成长。华文是随着我们华人先辈的移入而撒下的种子,不容易破土而出,更难茁壮长大。

犹记19世纪,中国国势衰败,西方列强伺机蹂躏,炮火齐击,以致战祸频仍。国土被占,民不聊生,老百姓泪别家乡,走出国门求生。狮城的华族先辈大都是在这时南来拓荒。在筚路蓝缕,胼手胝足谋生之余,先辈不忘兴办教育,传承华族文化。 阅读更多 »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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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2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823

历史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扭曲和杜撰历史必然是徒劳无功。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中的华文教育历史,尤其是南洋大学历史,是一部被严重误导的,充满半真半假,以假乱真的鱼目混珠历史。

要甄别历史的真实虚伪,并非难事。其实,只要足够的细心聆听,历史是会从被编制的谎言之中,脱颖而出,还原自己的本来真面目。

李淑飞(2017:P 194):“王赓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李淑飞(2017:P 195):“……但王教授回忆称自己当时在吉隆坡看了后,明白是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王教授称自己不属于政治团体,和政治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是比较天真的,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来对南大进行建议,因此当时只是在吉隆坡说自己的报告书不适用于新加坡独立后的南大,但却并未参与到这些论争中去。”

在此,王赓武描绘的历史场景是: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华社基于是人口75%的族群,诉求华人语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化;即华语文取代原有英语文。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华人族群的意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由于华人的政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华人报章和南大生在根本没有看过王赓武报告书的情况下,就盲目的批评和抗议。

还有,就有关李光耀面对的政治局势。王赓武说,施行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

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如此说法是一派胡言。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王赓武颠倒是非因果,把政治受害者,塑造为政治事件的麻烦制造者。而作为问题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却连影子都缺席了历史的审判。阅读全文»

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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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0-7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438

基于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的认知规律来判断,正确的新加坡历史事实,正好是和官方与媒体之叙述情况,完全相反。因此,根据这一个反向思维原则,可以重新认识真实的新加坡国家历史。

当下的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是由两段历史衔接而成。首先,从新加坡开埠直到二战前后是由英国人撰写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历史。之后,是由李光耀杜撰的新加坡故事给予延伸。李光耀有先见之明,也自知理亏,所以技巧性的偷龙转凤,把新加坡故事模糊的等同为新加坡历史。实质上,这一类观点都属于政治正确而叙事不正确的历史纪述。

Carl A Trocki (1990)《鸦片与帝国:殖民地新加坡之华人社会1800-1910》开宗明义的指出,英国人撰写的新加坡历史,对英国人贩卖鸦片的黑暗历史避而不谈。李光耀以共产党罪名清算政治竞争对手之际,自己却与马共密谋结盟合作。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文档,亦揭露李光耀积极寻求中共给予政治支持。明显的,李光耀也是避而不谈自己的黑暗政治勾当。

就是在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的大环境下,新加坡官方和媒体在不断的复制错误的历史论述。这类犯错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17年9月12日,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驳斥《纽约时报》指责新加坡政府压制国人使用华人方言。大使米尔普里的反驳说:我国一直都允许播放方言节目。历史事实真相如何?根据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 页177-178:新加坡也取消了电视台和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

驻美国大使的这一篇驳斥,充满了对历史和社会人文的谬误。可以如此程度的扭曲国家历史,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政府高官在国际媒体公然撒谎,不仅丢人现眼,更是严重的损害了全体新加坡国民的诚信和尊严。米尔普里把华人方言的消失归咎于祖父母都不想孙辈学习方言,如同在政策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祖孙之间不能沟通是华人文化断层的根本因素,因为家庭教育是方言族群文化薪火相传的最重要媒介。显然的,政府高官对华人社会在民族传统语文上的困境,一无所知。人文素质如此恶劣的官员,岂不贻笑大方?

其实,学术界有不少这一方面的研究著述可供参考,所以这一事实的真相不难厘清。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月 11, 2017 at 11:49 上午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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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0-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四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朥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

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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