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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文国语到华语华文的转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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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9-11-13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虽然新马的“华文”、台湾的“国文”、港澳的“中文”与中国的“语文”,是“Chinese Language”在各自教育体系中不同的称谓,但是它们所指的都是汉语的学习。称谓有别,是政治催化的结果,里头有历史的积淀与沧桑。它不似“公仔面”之于香港;“泡泡面”之于台湾;“快熟面”之于新马;“方便面”之于中国大陆,只是地域的用词差异,不具复杂的政治历史元素。

华校百年,它所使用的“华文科”课本以及它的科目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透露着不同的政治认同信息,把这些片段缀串,便能勾勒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轮廓。新马华文教育与中国脐带相连,它一起步就毫无保留地复制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后来的本土化进程,则甩不开新马政治的影子。当地的政治晴雨潮汐,强力地主导着南洋华校的枯荣,这一文化现象也同时反映于当地华文报章的成长生态上。

本地华校以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与中国旧王朝结束的历史发展齐肩并行。1912年清朝覆亡前夕,西潮涌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面临海啸式的冲击,教育也一并受到西方时潮洗礼。1916年推广白话文的概念浮现后,蔡元培等人于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新主张,并敦促北洋政府在文化与教育上落实“国语”,以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国语运动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白话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符号等等新事物陆续出炉,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汉字拉丁化等等事项旋出缤纷的文化光环。191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式学堂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直接影响了南洋华校的变异,以私塾、学塾为核心的教育城堡迅速崩塌,新学堂在二十年代春笋般生长在南洋的土地上。

一切从《字课图说》开始

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刘树屏编写的《字课图说》。

新式学堂在发育“变声”的阶段,语文科目所使用的课本,其实并非冠以“国语”或“国文”的名堂,主导着“读书识字”内容的科目称谓,是《字课图说》——这是教育转型、发育的“尴尬”阶段所使用的识字教本,这些“启蒙学堂字课图说”,担负着开启儿童心智的先锋责任。

作为启蒙第一步,《字课图说》的内容自然以汉字的学习为基础。所谓“读书先识字”,掌握汉字的形、音、义,是进阶中文世界的门槛。作为语文入门教材,《字课图说》犹如一册文图并茂的字典。每个单字的内容都包括读音、释义、构成词以及示意图四部分。《字课图说》的凡例,说明它是“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它挑选了三千汉字作为学习材料,“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

据石鸥编着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描述,1901年上海的“澄衷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式学堂。当时澄衷学堂的校长刘树屏编写了《字课图说》作为识字教本,可视为中文教科书的雏形。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印了《蒙学读本全书》,内容由浅渐深,楷书石印,附有插画。以当时的审美标准而言,那不是普通的美,因此面世后广受欢迎,被誉为同时代最完备最漂亮的新式教科书。

1906年“国文”称谓首次登场

《国文》正式成为语文科目名称,该是1906年左右的事。石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收集到的最早《国文》版本,是1906年学部图书编译局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及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同个时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用的也是“国文”的称谓,可见当时中小学都共同使用“国文”之名。

当时新马是英国的殖民地,神州大陆却是当地华人心中坚定认同的祖国。一路来,清朝政府都有派遣官员南下巡查南洋华侨教育的传统,这种做法并没有因大清王朝的覆亡而中断。接棒执政的中华民国或北洋政府也都以扶持海外华侨教育为己任,一如1949年以前南洋各地的中文报章,绝大部分都无法摆脱民国政府的幕后操作,总编辑多通过政府举荐或委任南下执行任务,报章封面版都冠上“中华民国”的国号。华文教育这块文化蛋糕也是如此,1950年代以前,许多华校校长都由中国方面举荐,华校使用的各科课本也清一色来自中国,内容自然以中国为主轴,就像新马英校使用的教科书,也来自“祖家”英国,这都是殖民时代本土意识模糊、欠缺编印教科书条件的结果。既然以中国为认同对象,沿用来自中国课本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当“国文”称谓在中国登场了,南洋华社自然全单照收。由于国民政府主导着海外华侨教育的意识型态,因而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国人、三民主义、国语等概念遍布于教科书里。这种政治教育南移现象,在南洋维持了约四十年光景。 阅读更多 »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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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7-20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439

1953年1月27日,《海峡时报》读者JOU BIENMING〈需要,财力,个人〉前一封信,我评估中文部在马来亚大学的立足点与中文部和华人学生与学习华文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我把中文等同希腊文与拉丁文并非鄙视中文的重要性,相反的,那是把中文放置在最崇高的文化世界荣誉。但是,更适当的是把中国古典文学等同希腊文与拉丁文,而把普遍通用的中文等同现代语文如法文。有关中文部的教学范畴与功能是大学自行处理的工作。如果大学要参考其他大学的方法,就必须谨慎处理而不是听从某一些人的意见。比学生更重要的是教师的人选。即便只有一位教师,也可以开始做些工作。征聘可以是容易或者困难,要聘请一位好的华文教师是容易的,要聘请一位精通英文的好华文教师就会是困难的事。还有,聘请一位精通华英的教师也要比聘请一位既精通华英也懂得教育科学的教师来的容易。我想,这就是马来亚大学面对的问题。旧教学方法只能培育老式教育的学生,新时代的学生需要现代的新教育科学培育。这是马大追求的教育成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位美国的语文教师他的福建话只是我的英文程度的十分之一。他在马来亚的一个山区华文学校任教,他在一个福建话员工的帮助下,能够取得比一个缺乏专业语文技术之广东部教师所无法取得的教学成就。华人总以为中文部必须由华人主持。可以的,假如那位教师也同时精通现代语文技术。如果不是如此,为何不让一位懂得现代语文技术的教师担任教席。在剑桥大学的一些非华人教授就解决了一些中国学者在过去二百年里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有技术。教学华文必须从新的技术层面发展。我们要聘请不仅博学也掌握科技知识的学者。如果这所由华人资金建立的私立大学是清华与燕京大学的移植,那就不会引发激烈的争论。进一步讨论这一所不实际的大学之前,华人应该先把这一个梦想的热情冷静下来,组织一个小组好好的再三思。华人究竟是要什么?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如何避免教学上的重复?无论院系规划如何都必须有一个中文部与英文部。中文部不能够只是保留中国文化,那是博物院的职责。新大学不只是回顾过去与认识现在也要发展未来。尤其是在东南亚的新大学,有必要像一位有智慧的欧亚人,代表了中西交汇也表现出彼此的分野。无论大学的中文系是何种模式,绝不能采用中国大陆的模式,只招收华校生。我们都知道英文教学媒介语依旧是主流,有地位的大学都无法避开英文,不懂得英文的中文系大学生没有价值。我们即将为英文考试出题,我告诉我的学生,如果你们的英文考试不及格,将无法进入大学。

1953年1月28日,《海峡时报》读者 CHEONG HOCK HAI Singapore 〈设立中文学府的理据〉:无论争议中的大学最终能否成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学教育制度的分歧。中学分为英校和华校,没有马来和印度中学。马来人完成小学后到英文中学就读。目前尚未有计划为华校小学提供相同的机制。这封信就是建议设立这一个机制。有许多理由支持这一个机制,主要是还为了进入大学。华校生觉得没有读大学的机会,因为已经不可能去中国大陆。马来亚大学生真的不能招收他们吗?马来亚大学是英文大学,英文程度高。马大只招收英校生,现在应该也考虑招收华校生。这样才能是一所国家大学。如果马大无法做到这一点,那就不应该反对成立华人大学。马大要如何招收华校生?可以通过九号文凭。目前,一些较大型的华校其教学内容已经十分接近英校,而且是使用英文教科书。教育部应该让华校生同时考取高中文凭与九号文凭。教育制度马来亚化是一个方向,能够转校到英校的华校生,他们的数学与科学程度都很优越。英文是唯一不利他们报读马大的因素。华校生要转读英文面对困难,英校校长不愿意接受华校生。英校的学额有限,而且考转校试时英文不及格。所以政府应该提供一个机制让华校生可以转读英校以统一中学教育。华校生在中学初三时转读英校七号班的一个双体制。或者,高三后转校九号班英校,如果英文程度不佳,可以就读英校八号班。有了这一个制度,华校生就可以依靠体制而不是个别英校校长的考试招收。如果马大可以开放给这些华校,华校生读大学的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如果不行,也可以设立一所工艺学院。工艺学院可以填补大学的不足而不会与大学竞争。华人的捐款足够办一所工艺学院,却不足于办一所大学。比工艺学院或者学院大学更好的体制是独立的大学学府,像香港大学就另外设立一所独立的中文学府。中文学府的运作经费比大学少,可以提供中国人的文化教育。这所中文学府的大学文凭要比中国大陆的大学文凭更有价值,毕业生可以成为享有高薪酬的公务员。中国大陆的大学文凭就没有这种资格。此外,由马来亚大学来设立一所独立的中文学府,是有助于团结其他族群。这一所中文学府可以满足华校生学习中国文化的需求。设立华人大学的纠纷是教学语文问题——英文教学媒介语。此外,华人也担心马大的学额不足。华人办大学有需顾及到其他族群的看法,而官方也应体会华人的愿望。一个好的结果必须考虑到社会整体的好处,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能力。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一)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二)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20, 2019 at 4:21 下午

如果爱迪生是新加坡人,他现在的命运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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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敏     2018-4-18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93015

或许我的同学都缺少百折不挠的个人坚持,不过一个小学生对世界的认知受到生长环境所局限,如果没有适当的家庭环境,怎么可能会想到挑战庞大的体制?

让我先从往事说起吧……

“如果爱迪生是新加坡人,他永远不会有出头日。”

这是我中学老师在考试前夕为我们进行复习课时,突然冒出的一句话。

我们都知道爱迪生在学校里上课不专心,常被老师认为是笨学生。后来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

“爱迪生考试不及格,被退学,他后来可以成为发明家,那是因为他在美国。那里我们把社会变得一元化后,却又希望从外头引进多元。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机会和出路让他选择。在新加坡,凡事看学业成绩和大学文凭,你再聪明,但是没有学历,你就永远也别想翻身!”老师口沫横飞,卖力地劝勉著那些不做功课、无心向学,死到临头还不肯努力学习的学生。

班上同学没有一个到过美国,大家对美国的认识都是从电视和电影里得到的印象。对我们来说,美国是一个很自由、很美丽,但又很陌生的国家。听了老师那番话,我们心里感到很无奈。我们的父母连飞机都没搭过,更别奢望自己到那么远的国度成为发明家了。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小学到中学,在过关斩将经历了好几个分流考试后,我们也知道那位老师绝对不是在说笑。

这让我想起以前一位跟我年龄相仿的邻居。这个小男孩经常来找我们玩耍,有时候还会亲手制作一些玩具逗我们开心。当父母买给我们的转动式或者电动玩具坏了瘫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时,我们就会把玩具捧到他手中。

经过他双手一修,嗖嗖三两下,本来已判了死刑的玩具马上复活。看著失而复得的玩具,我们脸上又绽放了灿烂笑容,而他也露出自豪神气的表情。

老师从来也没教过我们怎么修理任何机器,我也不相信那个整天嫌我数学成绩差的班主任做得到,因为每当班上的投影机坏了,她都会紧张得抓狂,急得要班上同学向隔壁班老师求救。我在想,邻居在的话,肯定要把投影机拆了仔细研究一番。

当时我一直不明白他怎么会有这个特殊的能力,但是他总是能把玩具一拆,眼睛一瞄,就发现问题所在。这应该是天分吧。我曾尝试自己修理,模仿他的各种姿势和神情,但怎么也学不会。唯一学到的就是把东西拆开,却不懂得如何将部件一一组装回去。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9, 2018 at 11:22 上午

狮城的华文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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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焕好(资深教育工作者)      2017-12-15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华文大势已去,英文日益壮大。强欺弱、大欺小,是社会常态。许多不近人情,不合理和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有些不为人知,有些知情者置若罔闻。……当时,学校的公民课已改用英文,每个班主任都要教这科,华文老师也不例外。可怜的华文老师,拿着英文课本,用蹩脚英语结结巴巴地讲课,看到学生暗地里交换脸色和窃笑,心里淌泪。但为了五斗米养家活儿,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忍辱偷生。

6月22日《联合早报》爆出南洋理工大学不允许校园食阁摊贩在招牌和菜单上使用华文的消息;还说在北区大楼经营的百美超市不能在店内展示印有华文的促销宣传牌,不能播放华文歌曲。新闻一出,舆论哗然。

南大当局给了不同的解释,先说南大作为国际化校园,拥有来自超过100个国家的人士,而英语是新加坡的行政语言,因此要求食阁营运者使用英语提供产品和服务信息,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国际化、行政语言……这真是堂哉皇哉的理由,言之有理吧?

但紧接着,南大又再澄清,说食阁的招牌和餐牌可以用中文,但是同样的信息必须也以英文展示。更说那是一场误会,校方要进行调查。谁会相信这种模棱两可、自圆其说的论调?

我想,如果摊主不告知传媒,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续约前乖乖换上纯英文的招牌,今南大人就圆了南大国际化的大梦,以后在大学排名更上几级了。

看到这则滑天下之大稽的新闻,我只感到气愤,不感到惊讶,可能是见怪不怪吧!自己受华文教育和毕生从事华文教学工作,与华文有深深的、不可切割的情意结。许多年来,目睹华文在狮城的悲惨身世,饱受风风雨雨;见华文几经艰辛留住了根,而后又差点被连根拔起的过程;也听过不少关于华文的传奇故事,我想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当作狮城轶事。

华文和英文都是外来语文

在狮城,华文和英文都是外来语文。英文是因为英国政府在这里殖民,把语言文化带入而生根,得到很好的培植与成长。华文是随着我们华人先辈的移入而撒下的种子,不容易破土而出,更难茁壮长大。

犹记19世纪,中国国势衰败,西方列强伺机蹂躏,炮火齐击,以致战祸频仍。国土被占,民不聊生,老百姓泪别家乡,走出国门求生。狮城的华族先辈大都是在这时南来拓荒。在筚路蓝缕,胼手胝足谋生之余,先辈不忘兴办教育,传承华族文化。 阅读更多 »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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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2-2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882

王赓武说报告书要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教育。是的,的确应该如此,但是,问题是南洋大学已经是一间重视和强调多元文化的大学,而非王赓武诬蔑的单一华人文化的大学。

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的官方规定工作范畴是:检讨课程之编排及各科内容,按社会需要修正课程。但是,语文问题却是王赓武报告书的一个重要焦点。即便是在多年后,王赓武就有关报告书课题的三次谈话,都是始终离不开南洋大学和语文教学之间的纠葛问题。

为此,有必要先了解王赓武说了些什么,所为何事?还有,王赓武说法是如何的脱离事实?

王赓武与博士生(2017)的访谈指出,前两份报告书时,新加坡还只是个殖民地,之后,当他们做关于南大的报告书时,新加坡已经建国正式参与了马来西亚。因此看远一点,马来语是国语,不能不学,因此才会在报告书里对马来语强调颇多,……。

王赓武与谢诗坚(2003)谈话。大意是说,南大强调单一语文教育不符合国情,不容易与国际接轨,南大若强调双语或能培育出三语人才,便可以拥有它的优势,因为新大推行的是单语教育。我们的整个原意是把南大打造成与新大相同地位的大学。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教育。我们没有从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让它成为一间英文大学这个角度看问题,但应该作适当的调整,让毕业生能够直接与外国的大学沟通和衔接。毕竟英文是国际用语。

王赓武接受《学苑》(1986)访谈说,马来亚的母语是马来语,非英语,故报告书提议南大成立马来语系,……因为大家都是华校学生,华语不成问题,这是我们当时的信心。……不管在商业(英文可能也重要)或在政治上,马来语力量很大,一定要懂。

《学苑》对于南大由一所中国人的大学,或是保存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大学,转为一所近似英式的大学的质疑,王赓武的回答是:“这点并非报告书的原意,报告书是以华文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但是我们为追求双语教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华文是南大的基本语文,报告书亦有此意。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利用语言中心,加上马来语系鼓励同学。当日懂英文的人不少,华校亦念英文,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的英语应有把握。而马来语的注意则太少,所以鼓励同学重视大马的国语。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华语撇开,重英轻中。但后来何以形成这个现象呢?那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

简言之,王赓武是在说,一,南大必须学习马来文,因为马来文是国语。二,南大必须强调英文,因为英文是国际语言。三,南大不必重视华文,因为华校生已经掌握华语文。

1、王赓武拿马来文说事,是乌贼伎俩利用混淆视听来模糊焦点和节外生枝。事实上,王赓武报告书和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无关,马来文是国语之说似是而非。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观点是不折不扣的胡说八道。历史教授竟然可以如此的胡扯历史,确实令人大开眼界。

《杨贵谊回忆录》南大的马来文:在马来文系(1968-1974年)未正式开办之前,即从1958年开始,现语系已经设有两年制的马来文选修课程,课程分为马来文一和马来文二。全校各系学生都可以修读。学生们对这门课程的反应非常热烈。据统计,选修者高达全校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阅读全文»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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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2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823

历史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扭曲和杜撰历史必然是徒劳无功。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中的华文教育历史,尤其是南洋大学历史,是一部被严重误导的,充满半真半假,以假乱真的鱼目混珠历史。

要甄别历史的真实虚伪,并非难事。其实,只要足够的细心聆听,历史是会从被编制的谎言之中,脱颖而出,还原自己的本来真面目。

李淑飞(2017:P 194):“王赓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李淑飞(2017:P 195):“……但王教授回忆称自己当时在吉隆坡看了后,明白是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王教授称自己不属于政治团体,和政治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是比较天真的,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来对南大进行建议,因此当时只是在吉隆坡说自己的报告书不适用于新加坡独立后的南大,但却并未参与到这些论争中去。”

在此,王赓武描绘的历史场景是: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华社基于是人口75%的族群,诉求华人语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化;即华语文取代原有英语文。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华人族群的意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由于华人的政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华人报章和南大生在根本没有看过王赓武报告书的情况下,就盲目的批评和抗议。

还有,就有关李光耀面对的政治局势。王赓武说,施行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

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如此说法是一派胡言。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王赓武颠倒是非因果,把政治受害者,塑造为政治事件的麻烦制造者。而作为问题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却连影子都缺席了历史的审判。阅读全文»

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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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1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764

历史教授王赓武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判断,和真实社会现实之间,有着令人难于置信的偏差。实况究竟如何?看看王赓武说了什么而事实又是什么,相互验证结果,真相不难理解。

李淑飞(2017:P 194):“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年7月25日。”

在此,王赓武说,新加坡独立后,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换言之,1965年后,华社以为因为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华文有可能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主流语文。

王赓武的理解,并非就历史现实来解说社会现象,纯粹是从预设政治立场提出主观判断。

1、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包括华人文化教育历史的演变,在整个新加坡历史里头,没有出现过断层现象,除了昭南岛年代有所停顿之外,所以无必要区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华人教育现实。更何况,1965年前后的新加坡都是李光耀在担任总理职务。还有,李光耀在1964年11月9日的南大演讲承认:新加坡拥有教育自主权。换言之,吉隆坡中央政府无权规范,李光耀在新加坡设定的教育政策。因此,李光耀干预南洋大学的决策,和新加坡的加入与退出马来西亚无关。

可见,王赓武选择要细分独立前后历史,是和新加坡历史,或者说,南洋大学历史没有关系。

王赓武夹带私货的目的,是在企图模糊糊和推卸,王赓武报告书对摧毁南洋大学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王赓武在三个不同场合,一直重复同一观点。

李淑飞(2017:P 195):“没想到九月份新加坡政府把报告书公布,说准备接受,当时自己很惊奇。王教授称既然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报告书根本就应该作废,然而过段时间看报纸才发现却成了很大的事情。”

谢诗坚(2003.07.11):“其实,你看时间表,王赓武报告书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这就是说,在新加坡独立后不久,报告书才成为公开的文件。严格来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我的报告书就失效了。因为我们是根据马来西亚的环境和现实提出这份报告书。我不知道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报告书,在事先我毫不知情。”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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