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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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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永康    2017-3-14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近年来,新加坡也面对了“方言才是母语”,“Singlish(新加坡土腔英语)是全民的共通语”这些主张的造势运动。即便所提的歪论似是而非,不值一驳,但由于声势浩大,原本已经很脆弱的华文教育生态圈便面对着致命的冲击!

数十年来以禁播方言来推行华语的我国政府,刻下大放绿灯,允许电视台制作以福建话为主的方言戏剧《吃饱没》,在网上热销其主题曲。并宣称,“假如收视率好”(这似乎已是未卜先知的定论),将拍续集。换句话说,这将成为一项必须贯彻下去的措施。

拍摄《吃饱没》的逻辑是,政府要以年长者最熟悉的方言和方式,传达重要的政府政策。

当然,如果只看电视剧的宣传短片,升斗市民都是一片赞好的。但国人若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因为这边厢,时任教育部长的王瑞杰强调,我们不应该让方言的学习来干扰年轻一代对母语(华文华语)的学习;但那边厢,政府却带头拍方言剧——《吃饱没》是在通讯及新闻部主催之下,邀请“赞助”而拍成的。

触觉敏锐的新生代学者王昌伟,便在上期《怡和世纪》中撰文《你的语言我的特权——新加坡政府对待方言的态度》指出:"在他们(新加坡政府)看来,新加坡人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是可以,也必须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的;而且也只有政府有权决定这么做。"

王君的观点,可说代表不少新加坡人的看法。但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社会,过去行政上的偏差就必须及时检讨,也须避免新的做法矫枉过正。

针对文终的一问:“……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本人的答案与王君心想的或许也有所不同。不!我们最可惜的,并不是失去已唤不回的方言(退一万步来说,倘若华文的传习目前已臻理想,少说点方言又何妨?)——而恰恰是长期以来不断被挤压、边缘化,甚至妖魔化而落得只聊备一格的华文华语。 阅读更多 »

华校生的职场路(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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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22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虽然华校最终水源枯竭,但华校生继续在逆境中隐忍磨砺。沉默的一代,悄然应付生活,悄然回避荆缠藤绕,默默挥洒各自的生活山水。痛,并快乐着。花开花谢数十年,求存意志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已然是华校人隐存心中的座右铭。

华校生的职场境遇

说起职场上的际遇,老华校心中五味杂陈。我近期与不同年代的华校生交流往事,从耄耋耆老,到双鬓渐白的半百翁,忆述当年的职场点滴,都流露共同的饭碗情结。不论是初中、高中或南大毕业生,与英校生相比,华校人的觅职难度都高出许多。除了人浮于事、僧多粥少,华校生遭职场歧视的肇因,总是绕着英文不灵光、文凭不被承认以及政治黑名单问题旋转。二战后的三十年里,华校生工作没着落,便捷的解决之道就是教补习,这是临时性的、免于阮囊羞涩的权宜之计,但也有人搭上了这条船,就此航行一生。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即便“山没向你走来,你依然向山走去”,满怀希望投寄了一封又一封申请书,却绝大部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是许多华校生一生难忘的经历。当年的“人浮于事”,多少与“出生不好”挂上了钩。那年头英校九号(初中)毕业,在职场上已经十分拉风。英校生觅职无门、孤街伫立喝西北风的事,较少听闻。五六十年代,在众人心中,“读红毛册”就是出路的最佳保证。那年头,念了英校,男生当“财副”(书记),女生当“米西”(护士),已是令人羡慕不已的高尚职业。至于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至尊专业,更是英校生的专利,华校生在这些行业里简直凤毛麟角。会计,是南大唯一的专业科系,也是经过几番风雨几番挣扎,十余年后才得到认同。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路人甲,七十年代中文系毕业,在英语面试时被要求说讲荀子的哲学思想,他当下如坐针毡,支吾以对。这道考验没过关,他回家懊恼异常。同是中文系,路人乙面试时,被问及日后若有子女,让不让念中文系?路人丙接到提问:“读这么多中文对社会有何用?请细细道来。”这些试题,是歧视刁难,还是试探反应,界线相当模糊,反正沉不住气便砸了锅。上述资料,并非电影对白,而是当年华校生在职场面试遭遇的现实。烟消了,云散去,沉淀了几十年,画面仍然偶会显影心头。

某日与路人丁吃粥闲聊。他说多年以前,一名政府部门退休高管透露,华校生来面试时英语不灵光,给面试官楞头楞脑的印象。后来他为一些大型计划组织人才时,才发现这些冷门行业里有专业认识的,好多是默默伏案的华校生。他坦言,这些人英语多半不灵光,但专业能力强,给他们机会,都有精彩的发挥。

英语不足之外,文凭不被承认是华校生职场道上的一块挡路石。议论文凭斤两,不得不提点台湾的大学文凭不被新加坡承认的往事。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新马学子到台湾深造成了新选项。自那时起,每年都有若干华校生到台湾上大学,以修读中文与体育者居多。这些打算以教育为业的留学生返新后,都面对学位不受承认的烦恼。他们在中学里觅得教职,领取的却是非大学毕业生的俸禄。几经争取,却不如愿。八十年代开始,政府与台湾达成学生互换协议,每年派送若干学生到台大就读,毕业后学位都被承认,支领大学毕业生薪水。那些自费前往台湾,念的是同所大学同个科系,但回国后待遇却有所差异,是职场上难得一见的一国两制。 阅读更多 »

华校生的职场路(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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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20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歧视,从哪里开始?职场上的二等公民,何时成形?中文在小岛上遭遇歧视这码事,英国殖民地时代就生了根发了芽。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

2017-01-20_154012-combined

南洋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盛况。毕业生甫离校门即面对择业的困境,  当时流行的打油诗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量马路”,反映了受歧视学子的辛酸。

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作,今年的五月天异常沉闷,湿热得令人心烦,而一则关于英语词条的信息,无预警地漾起了圈圈涟漪――《牛津大英词典》近期吸纳了若干世界各地流行的“新”词汇,Singlish里早已退潮的“Chinese Helicopter”一词上了榜,引发市井一阵子议论。

从“Chinese Helicopter”谈起

一些老华校认为这个词语,是对华校生的嘲讽,有辱尊严,因而发动网上签名,希望收集足够支持,让辞书出版者把该词删掉。议论见报后,不少老华校坦言,他们并不知道“Chinese Helicopter”的存在,服过兵役的华校生对它就不陌生了。当年在营地里英语半生不熟,尤其发音欠准,荒腔走板,常常为英校生提供搞笑材料。也都认了,接受嘲笑也是一种姿态。然而,“Chinese Helicopter”的语言歧视,却意外唤醒了人们反思一种语文在一个时代中的遭遇,是否已经止息?

歧视,从哪里开始?

歧视,从哪里开始?职场上的二等公民,何时成形?中文在小岛上遭遇歧视这码事,英国殖民地时代就生了根发了芽。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华校开枝散叶,花繁果累,学生人数远超英校,迫使殖民地改弦易辙,端出附带前提的法规,祭出管制令,凡是依法注册的华校,有机会得到若干津贴。不少华校为了纾困而向教育局正式登记,但仍有华校选择存活于体制之外。殖民地政府改变了不津贴华校的做法,但华校的地位却未见提升。

二战结束后,全球政治重新洗牌,摆脱殖民统治的呼声给殖民地宗主国带来巨大压力。为了捍卫海外的庞大利益,当局通过教育管制思想,为它们有朝一日退出殖民统治铺垫有利条件,新马也不例外。1947年发布的《十年教育计划》、1949年的《五年教育补充计划》、1950年的《学校注册法令》、1953年的《华校两种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等等文件,以发展为名,达到限制华校发展的目的。有了津贴,与英校所得到的照顾相比,华校依然是次等货色。1950年注册的华校约有287所,但获得津贴的只有73所,平均每名学生只得津贴8.54元,而每名英校学生所得津贴是168.57元,分明天壤有别。为了拉拔英校,它让英校生享受免费教育,迫使众多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往英校,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政策影响家长的决定,由此可见端倪。1951年6月5日《星洲日报》社论认为,《十年教育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统一的英校教育系统,以代替所有的方言学校。”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高薪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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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1-16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吗?事实上它更像一家企业,而且是家族企业。作为董事长的李光耀聘请来的各部门主管和企业职工,当然不允许腐败发生。李光耀不无骄傲地举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李光耀自己也知道“美国媒体为了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新加坡的廉洁是李光耀最为得意的政绩,行动党人和媒体反复炖着这个永恒不变的锅底料,是不能诋毁的政绩之歌。在回忆录中,李光耀“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但是,在炫耀行动党的“纯洁廉明”的同时,李光耀“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些行动党人贪得无厌。

“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

“1975年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后来,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保人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

至于1990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前局长格林奈因两项“说谎罪”被判入狱3个月,并开除公职,永不录用;1995年,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副总裁崔汉添因收取1390万元回扣,被判处14年徒刑;1999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自政府机关共诈得逾1250万元等案件,李光耀就绝口不提了。不但不提这些有损于新加坡廉洁的声誉,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岔子。”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俗话说,打不完的苍蝇,捉不完的贼。无论李光耀如何铁腕反腐,克制了中下层公务员的贪婪,新加坡的贪腐事件仍层出不穷,禁而不绝,权色交易、行贿受贿、挪移公款、失信等腐败在警界、商界、教育界、体育界等各个阶层领域发生,甚至在大专学府,也有学生牺牲色相,换得一纸毕业文凭。 阅读更多 »

等待王邦文易润堂讲述南洋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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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6-12-24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869

如今,李炯才已经作古,在其生前撰文交代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并且撇清自己与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一事没有关系。或许,同样的,易润堂,也可以把李光耀给予政治承诺的历史过程,告知社会,清楚交代其中的南大史实。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之方显廷《1968–1971在南洋大学》记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南大历史过程,是对史料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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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润堂与王邦文

方显廷的其中一段纪实是:

(1966年8月,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派人带话给我,约我同他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向我传达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邀请我担任南洋大学的副校长。……

我坦率地告诉吴博士,我宁愿做教学工作,而不是行政管理工作。我同时推荐我的一位在联合国总部任职的同事伍启元博士作为一位可任此职的理想人选。我的建议被传达给教育部长,并且得到了他的首肯。伍博士在接受这一聘任之前,于他返回联合国工作的赴纽约途中,经新加坡作了3日停留,并约见了相关的人物。在他回到联合国总部之后不久,即完成了一份秘密报告,并呈送给新加坡教育部长。

报告内容为:(一)重新改组南洋大学,以便其教学领域不与境内的另一所新加坡大学已涉及的范围重叠;(二)增加更多的拨款,以提高教学行政人员待遇,使之与新加坡大学达到同一水平,并为图书馆添加图书资料、为科学实验室添加实验设备。

……直到1967年3月,新加坡当局才就他的报告做出决定,而那时,他已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好离开公共管理处。……1967年4月,鉴于伍博士不可能受聘担任南洋大学副校长之职,失望之余,新加坡教育部长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南洋大学经济系主任,或担任一名经济学的客座教授。

这虽然仅是一段相当简短的回忆文字,却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探讨空间。比如:

其一,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为何出面为教育部长王邦文物色南大副校长?李光耀管辖下的南大权力架构是一个什么模样?有那些人物参与管理南大的政治工作?他们彼此之间是何种的权力与工作关系?历史上,吴庆瑞在协助连瀛洲创办义安学院的过程中,也同样的扮演了极为关键性的角色。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二月 29, 2016 at 10:30 上午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有步骤绞杀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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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2-26

李光耀独尊英文,是其被殖民化的思想观念和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文化观念根源,是由其对华校生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偏见决定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偏见,李光耀无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族教育,他无法理解作为民族传统的继承者的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李光耀从祖上一家大小都接受英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靠着英文英语吃饭,整个家庭没有中华人文修养,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日本人来了,“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恨不得英国人快点回来”。民族自尊已被奴化教育驯化得荡然无存,这就难怪李光耀对民族教育天生就感到厌恶。“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推行英文之上政策

李光耀说:“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们迟至1978年才这么做。”“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存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李光耀说的与事实不符。

李光耀把华校中学生为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强制的国民服役运动说成是“华校中学生暴乱”,意思很明确:敌视华校生。搞笑的是,当时李光耀却是“华校中学生暴乱”的辩护律师!

2008年8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刊登周文龙的《英语剧场的华语式悲情?——从新加坡戏剧节谈起》)一文指出:

“或许可以考虑60年代林清祥(著名左派运动领袖)所提倡的‘以马来语为工作语’的想法。”

马来西亚诗人Usman Awang说:“林清祥对马来人和马来社会的贡献却很大,而且很重要。林清祥和他那些在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同道,通过一条议决案,使马来语成为共同语、国语和媒介语。”(《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历史长空的一颗明星》)

从林清祥提出马来语为共同语和国语后,各民族都欣然接受,新加坡人民掀起了学习马来语文的热潮,当时的公务员也被强制学习马来语文,并须考试及格。“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只是瞎子拉琴瞎扯。

现在看来,宪法规定马来语文为国语,只是刘备摔阿斗,安抚马来民族而已。可怜的马来语文,目前沦落到唱国歌的时候才能听到“Majulah”和在军队中听到马来口令,华语、淡米尔语都靠边站,“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信誓旦旦的承诺只能随风四处飘,对着月亮攀谈说空话。

在民族教育问题上,“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李光耀还真会编造,当时李光耀不是和共产党,和林清祥领导的左翼力量,和华校生共同进行“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吗?不是在团结三大民族吗?不是想取得反殖斗争的胜利吗?

“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其实李光耀的内心是反对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的。他说:“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卸磨杀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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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1-24

李光耀及其追随者成功地将左翼工团的被毁灭变成李光耀天空的礼花。其实,不管怎样,左翼工团都是拥护李光耀上台的有功之人,李光耀一上台就指责自己曾担任法律顾问的左翼工团,骂自己曾为之担任法律辩护的罢工工人是“暴徒”,一杆子就把自己打到污水里去了。这种骂人的人,一定更象一个流氓,难怪有人说李光耀是“政治流氓”。

中国战国时的哲学家庄子说:“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意思就是说,捉到鱼后就忘了鱼笱(一种捕鱼器)形容或讽刺一些人忘恩负义,在别人的帮助下达到了某种目的,便忘了甚至反过来损害别人。李光耀就是一个“白粳米堆满了禾桶,就忘了种子是谁送的”人。

希特勒在进攻波兰前召集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声称:“心要狠,手要辣,谁强就是谁对。”李光耀独裁的确像极了希特勒。当李光耀一感到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就不折不扣地做到了心狠手辣。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左翼工团头上悬一支达摩克利斯剑。

马克思在谈到工会的产生时说:“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们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这种竞争,以便在协议中争取到哪怕是能使他们摆脱纯粹奴隶状态的一些条件。因此,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话,仅仅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选自《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批示》,下同)

在左翼工会成立之前,“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议,即使在物质生活数据和劳动数据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来的公平条件下也不可能。”(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殖民统治下,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态是非常悲惨的。“由于家境贫穷不能供我读书,我在16岁念完四年级之后就出来工作了”的1963年中选为社会主义阵线的国会议员李思东说:“当年即使有了一份工作,很多工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失业者因为必需借钱度日,而欠了许多债。我在新华鞋厂工作的时候,一年只能休假两天:农历新年除夕和大年初一。我从早上七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工作条件很差,工作没有保障也没有任何福利,比如不能享用公定假日或病假。万一生病了,就必须自己照顾自己。”(2013年11月21日《李思东专访记录: 既是蓝领工人,也是工运激进份子》)

在殖民统治下的工人就像马克思说的“他们由于不利的条件而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觉悟高涨,纷纷组织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于是逐渐形成了日益强大的工会组织,“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马克思《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李光耀审时度势,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借壳上市,捞到了“维护正义律师”的称号,腰杆子像枪杆子一样倍直,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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