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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族认同的几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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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赟     2017-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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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就像梁文福1990年代与2015年两个版本《新加坡派》中所展现的小我与大我,其中历史的沉淀与集体记忆,才是真正新加坡国族认同的核心所在。

国族认同这一概念在社会学界有不同的界定方式与内涵外延,就民族主义的立场而言,则一般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制度性架构与实体性组织,它起到了维护具有国民特质的共同文化、生活方式,并实现物质与精神目标的作用。

因此,作为特定群体中的个体,就有一定义务认清自己所归属的群体,以获得合力并从中获得具体或抽象的利益,而国族认同也就在此过程中产生。

而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国家是契约形成以保护其中个体私利,以防止其利益受到侵犯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国家认同就是一种利益置换,即以国家能满足群体需要为前提,来认可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就是说,这种认同是以民主选举制为具体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意志选择的结果。

然而,由于现代社会崇尚多元化带来的必然利益区隔,因此自由派又会强调相互妥协、利益共享与求同存异,以此维护国族延续的共同体。在此并不强调文化、民族、宗教等共有属性,而是将遵守宪法与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与公共道德,作为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从上面可以看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规约的形式推行一个国族共同的认同底线。

就历史而言,新加坡的国族认同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形成过程。新加坡本身绵长的英属殖民地史,加上主体为移民社会的性质,更因为旧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所以长期以来本地居民的本地化国族归属意识本就淡薄。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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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文之难与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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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先生     2017-8-2

华文学习路之所以会“荆棘满途”,主要便是因为新加坡人给自己开了一条永远康庄的后路:舍弃华语,逃离华文。从“华人要学好华语”到“华人要学华语”,从“学华语很难”到“只学英文就好”,如此步步后退,直至退无可退。妄自菲薄,自轻自贱,说更难听一点便是自甘堕落了。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讲华语运动日前闹出听说“渎”写的笑话,一时引起议论纷纷。《联合早报》便有好几篇文章对此做出回应,其中早报新闻编辑郭颖轩的文章《言语图钉》指当局出错可能是三点水的写法难分或可能是赶工时出错。她澄清不是帮当局找借口辩解,只是“尝试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以更多同理心了解症结所在,并提出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那经过多角度看待问题后,所谓的症结在哪里呢?郭小姐提出了两点:其一、“华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因此容易出错,也容易让学生打退堂鼓;其二、“网络与社媒时代培养的挖苦、嘲笑和乐于捉人小辫子生态的心态”,打击下一代的信心和兴趣。那解决方案呢?郭小姐先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的话,说活动团队已保证将加强现有程序,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文章最后呼吁大家别在“荆棘满途的华文学习路上”“撒钉”。

讲华语运动的听说“渎”写,或者是新加坡华语的每况愈下,其症结究竟在哪里?郭小姐提出的两点断不会是答案,但该文本身却正是新加坡华文症结的最佳演绎。

首先要声明,我并不觉得郭小姐是想刻意辩解或发出什么惊人之语。如果稍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与之持同样论调的实大有人在:行书的三点水不易分,希望各界不要一直取笑嘲讽,“穷追猛打”“得理不饶人”,要有同理心,并从错误中学习。如果说郭小姐的论点是新加坡的主流论述之一,我想并不为过。

这种主流论调所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新加坡人对学习华文的固有思维:华文很难,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这同时也暗示了学习华文是无趣的,读写华文偶有纰漏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学华文这事实在太难了,所以如果有人肯学,我们就应该额手称庆了,怎么还可以苛求,甚至没有同理心地加以嘲笑呢?要是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错别字上纠结,那更是吹毛求疵是强人所难是捉小辫子是得理不饶人是在华文路上撒钉了。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2, 2017 at 9:16 下午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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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6-28

李光耀的回忆录,把历史事件碎片化,割裂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选择性介绍历史事实。回忆录虽然说的是事实,但是经过李光耀的精心整容,割裂的历史事件,是历史化妆品,有意引导读者对历史的误解。因此,读者别想能从李光耀回忆录中得到什么爱国主义教育,正义的感召,更别想能感受到当年在抗日反英斗争中所激发出并能延续至今的巨大精神能量。

历史就像镜子,对历史照得很清。但是,主导历史书写的人比镜子更厉害,它会让多数人无法照着镜子去认识真实的历史。因此,看历史,要去伪存真,才能看清过去,预测未来。李光耀生前死后都被奉为没有半点瑕疵的光辉顶点宇宙至尊,是“新加坡之父”,没有李光耀就没有新加坡的发达。李光耀对自己的政治能量颇为自负,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的错误,就别说罪过了。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1923年—1965年)》和《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是李光耀的最重要著作,这一著作是作为李光耀的宣言而写的。

作为李光耀一生有着很真实的记录的回忆录,主要内容涉及作者对从出生、家庭到走上政治舞台中心的回忆,兼及他从事内阁事务担任总理的经历。他在书中对当时政治人物的深刻描绘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发生的人和事,而要想更好地理解李光耀的思想,回忆录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作为“政治家”的李光耀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虽然自称“从来没打算写回忆录”,但“年轻人会喜欢读我的回忆录”,“这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而是我生长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间经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战争带来的震惊、日本占领时期的悲惨日子、共产党反对英国人回来而引发的造反和恐怖行动、马来西亚期间的种族暴乱和威吓,以及新加坡独立的风险”。但正是这些事件使得李光耀能够更加真实地表达自己对时人时事的看法,他对一些政治人物的细节描绘和恶毒歪曲勾勒出一个个政治人物的肖像画,他对历史事件的细节描写也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李光耀的“历史”的真实。当然,立场的不同使得即使标榜客观的描写仍然夹杂着主观倾向,与李光耀相反的的东西,他绝对不会告诉我们。

李光耀很怀念“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所以他从来并不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从来也没有和英国殖民者做过斗争。相反,倒是帮助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反殖力量,他对反殖力量的贬低见诸笔端,他对左翼和社会主义者的敌视更是十分明显,而他对自己的政敌或者其他政客的描绘也能够让人看到他自己的偏见。李光耀脱离历史特定环境去评价特定历史事件的行为,是在耍流氓。

李光耀以其偏见和敌视的眼光描述左翼运动及其领导人,他深知没有左翼领导人的协助,单靠他们几个受英文教育的海归,“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我们这一小群受英文教育的殖民地资产阶级分子,没有跟占多数的讲方言的华人沟通的能力”。 阅读更多 »

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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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永康    2017-3-14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近年来,新加坡也面对了“方言才是母语”,“Singlish(新加坡土腔英语)是全民的共通语”这些主张的造势运动。即便所提的歪论似是而非,不值一驳,但由于声势浩大,原本已经很脆弱的华文教育生态圈便面对着致命的冲击!

数十年来以禁播方言来推行华语的我国政府,刻下大放绿灯,允许电视台制作以福建话为主的方言戏剧《吃饱没》,在网上热销其主题曲。并宣称,“假如收视率好”(这似乎已是未卜先知的定论),将拍续集。换句话说,这将成为一项必须贯彻下去的措施。

拍摄《吃饱没》的逻辑是,政府要以年长者最熟悉的方言和方式,传达重要的政府政策。

当然,如果只看电视剧的宣传短片,升斗市民都是一片赞好的。但国人若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和悖论。因为这边厢,时任教育部长的王瑞杰强调,我们不应该让方言的学习来干扰年轻一代对母语(华文华语)的学习;但那边厢,政府却带头拍方言剧——《吃饱没》是在通讯及新闻部主催之下,邀请“赞助”而拍成的。

触觉敏锐的新生代学者王昌伟,便在上期《怡和世纪》中撰文《你的语言我的特权——新加坡政府对待方言的态度》指出:"在他们(新加坡政府)看来,新加坡人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是可以,也必须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的;而且也只有政府有权决定这么做。"

王君的观点,可说代表不少新加坡人的看法。但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政府要通过行政权力去塑造社会,过去行政上的偏差就必须及时检讨,也须避免新的做法矫枉过正。

针对文终的一问:“……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本人的答案与王君心想的或许也有所不同。不!我们最可惜的,并不是失去已唤不回的方言(退一万步来说,倘若华文的传习目前已臻理想,少说点方言又何妨?)——而恰恰是长期以来不断被挤压、边缘化,甚至妖魔化而落得只聊备一格的华文华语。 阅读更多 »

华校生的职场路(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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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22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虽然华校最终水源枯竭,但华校生继续在逆境中隐忍磨砺。沉默的一代,悄然应付生活,悄然回避荆缠藤绕,默默挥洒各自的生活山水。痛,并快乐着。花开花谢数十年,求存意志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已然是华校人隐存心中的座右铭。

华校生的职场境遇

说起职场上的际遇,老华校心中五味杂陈。我近期与不同年代的华校生交流往事,从耄耋耆老,到双鬓渐白的半百翁,忆述当年的职场点滴,都流露共同的饭碗情结。不论是初中、高中或南大毕业生,与英校生相比,华校人的觅职难度都高出许多。除了人浮于事、僧多粥少,华校生遭职场歧视的肇因,总是绕着英文不灵光、文凭不被承认以及政治黑名单问题旋转。二战后的三十年里,华校生工作没着落,便捷的解决之道就是教补习,这是临时性的、免于阮囊羞涩的权宜之计,但也有人搭上了这条船,就此航行一生。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即便“山没向你走来,你依然向山走去”,满怀希望投寄了一封又一封申请书,却绝大部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是许多华校生一生难忘的经历。当年的“人浮于事”,多少与“出生不好”挂上了钩。那年头英校九号(初中)毕业,在职场上已经十分拉风。英校生觅职无门、孤街伫立喝西北风的事,较少听闻。五六十年代,在众人心中,“读红毛册”就是出路的最佳保证。那年头,念了英校,男生当“财副”(书记),女生当“米西”(护士),已是令人羡慕不已的高尚职业。至于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至尊专业,更是英校生的专利,华校生在这些行业里简直凤毛麟角。会计,是南大唯一的专业科系,也是经过几番风雨几番挣扎,十余年后才得到认同。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路人甲,七十年代中文系毕业,在英语面试时被要求说讲荀子的哲学思想,他当下如坐针毡,支吾以对。这道考验没过关,他回家懊恼异常。同是中文系,路人乙面试时,被问及日后若有子女,让不让念中文系?路人丙接到提问:“读这么多中文对社会有何用?请细细道来。”这些试题,是歧视刁难,还是试探反应,界线相当模糊,反正沉不住气便砸了锅。上述资料,并非电影对白,而是当年华校生在职场面试遭遇的现实。烟消了,云散去,沉淀了几十年,画面仍然偶会显影心头。

某日与路人丁吃粥闲聊。他说多年以前,一名政府部门退休高管透露,华校生来面试时英语不灵光,给面试官楞头楞脑的印象。后来他为一些大型计划组织人才时,才发现这些冷门行业里有专业认识的,好多是默默伏案的华校生。他坦言,这些人英语多半不灵光,但专业能力强,给他们机会,都有精彩的发挥。

英语不足之外,文凭不被承认是华校生职场道上的一块挡路石。议论文凭斤两,不得不提点台湾的大学文凭不被新加坡承认的往事。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新马学子到台湾深造成了新选项。自那时起,每年都有若干华校生到台湾上大学,以修读中文与体育者居多。这些打算以教育为业的留学生返新后,都面对学位不受承认的烦恼。他们在中学里觅得教职,领取的却是非大学毕业生的俸禄。几经争取,却不如愿。八十年代开始,政府与台湾达成学生互换协议,每年派送若干学生到台大就读,毕业后学位都被承认,支领大学毕业生薪水。那些自费前往台湾,念的是同所大学同个科系,但回国后待遇却有所差异,是职场上难得一见的一国两制。 阅读更多 »

华校生的职场路(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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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20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歧视,从哪里开始?职场上的二等公民,何时成形?中文在小岛上遭遇歧视这码事,英国殖民地时代就生了根发了芽。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

2017-01-20_154012-combined

南洋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盛况。毕业生甫离校门即面对择业的困境,  当时流行的打油诗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量马路”,反映了受歧视学子的辛酸。

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作,今年的五月天异常沉闷,湿热得令人心烦,而一则关于英语词条的信息,无预警地漾起了圈圈涟漪――《牛津大英词典》近期吸纳了若干世界各地流行的“新”词汇,Singlish里早已退潮的“Chinese Helicopter”一词上了榜,引发市井一阵子议论。

从“Chinese Helicopter”谈起

一些老华校认为这个词语,是对华校生的嘲讽,有辱尊严,因而发动网上签名,希望收集足够支持,让辞书出版者把该词删掉。议论见报后,不少老华校坦言,他们并不知道“Chinese Helicopter”的存在,服过兵役的华校生对它就不陌生了。当年在营地里英语半生不熟,尤其发音欠准,荒腔走板,常常为英校生提供搞笑材料。也都认了,接受嘲笑也是一种姿态。然而,“Chinese Helicopter”的语言歧视,却意外唤醒了人们反思一种语文在一个时代中的遭遇,是否已经止息?

歧视,从哪里开始?

歧视,从哪里开始?职场上的二等公民,何时成形?中文在小岛上遭遇歧视这码事,英国殖民地时代就生了根发了芽。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华校开枝散叶,花繁果累,学生人数远超英校,迫使殖民地改弦易辙,端出附带前提的法规,祭出管制令,凡是依法注册的华校,有机会得到若干津贴。不少华校为了纾困而向教育局正式登记,但仍有华校选择存活于体制之外。殖民地政府改变了不津贴华校的做法,但华校的地位却未见提升。

二战结束后,全球政治重新洗牌,摆脱殖民统治的呼声给殖民地宗主国带来巨大压力。为了捍卫海外的庞大利益,当局通过教育管制思想,为它们有朝一日退出殖民统治铺垫有利条件,新马也不例外。1947年发布的《十年教育计划》、1949年的《五年教育补充计划》、1950年的《学校注册法令》、1953年的《华校两种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等等文件,以发展为名,达到限制华校发展的目的。有了津贴,与英校所得到的照顾相比,华校依然是次等货色。1950年注册的华校约有287所,但获得津贴的只有73所,平均每名学生只得津贴8.54元,而每名英校学生所得津贴是168.57元,分明天壤有别。为了拉拔英校,它让英校生享受免费教育,迫使众多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往英校,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政策影响家长的决定,由此可见端倪。1951年6月5日《星洲日报》社论认为,《十年教育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统一的英校教育系统,以代替所有的方言学校。” 阅读更多 »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的高薪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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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7-1-16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吗?事实上它更像一家企业,而且是家族企业。作为董事长的李光耀聘请来的各部门主管和企业职工,当然不允许腐败发生。李光耀不无骄傲地举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李光耀自己也知道“美国媒体为了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新加坡的廉洁是李光耀最为得意的政绩,行动党人和媒体反复炖着这个永恒不变的锅底料,是不能诋毁的政绩之歌。在回忆录中,李光耀“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从1959年6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但是,在炫耀行动党的“纯洁廉明”的同时,李光耀“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些行动党人贪得无厌。

“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我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

“1975年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后来,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保人损失了5万元的保金。”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

至于1990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前局长格林奈因两项“说谎罪”被判入狱3个月,并开除公职,永不录用;1995年,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副总裁崔汉添因收取1390万元回扣,被判处14年徒刑;1999年7月至2010年3月期间自政府机关共诈得逾1250万元等案件,李光耀就绝口不提了。不但不提这些有损于新加坡廉洁的声誉,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岔子。”

李光耀始终不明白心存一分私欲,就会遮蔽一分良心的道理,以俸禄招揽来的从政者没有道德家。李光耀相信金钱的法力,但却控制不了来自权贵的贪欲,可见兜里有钱,并不意味着不爱占便宜。金钱是个好东西,是天使也是恶魔。对钱的态度,是衡量个人和国家品质和诚信的基本指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金钱不足以止欲,是喂不饱,养不熟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高薪未必养廉。

俗话说,打不完的苍蝇,捉不完的贼。无论李光耀如何铁腕反腐,克制了中下层公务员的贪婪,新加坡的贪腐事件仍层出不穷,禁而不绝,权色交易、行贿受贿、挪移公款、失信等腐败在警界、商界、教育界、体育界等各个阶层领域发生,甚至在大专学府,也有学生牺牲色相,换得一纸毕业文凭。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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