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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土地的青春岁月——读程异小说《紧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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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丁辉(新马历史学者)     2018-1-21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程异掌握双语,又深具历史的敏感度,加上他的文字功力深厚,《紧急状态》无疑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作者在史实方面下了苦功,有典有据,基本无误,细节的误区无碍于架构。

程异

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紧急状态”四字特别容易吸引我的注意。因此程异(Jeremy Tiang)的英文长篇小说《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甫出版就立即进入我的阅读书单。主流媒体相继刊登书评,也给予作者相当高的评价,甚至称之为当代探讨“紧急状态”时期最好的新加坡小说家之一。我也希望经由小说,了解新加坡的新生代作家如何以小说创作的形式呈现这段微妙而敏感的历史。

看小说如何呈现微妙而敏感的历史

作者透过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以及泰国南部的七个角色,带出新马两地自战后以来就缠绕不清的历史,寻常百姓在国家论述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纠葛。故事从马印对抗说起。1965年3月10日新加坡麦唐纳大厦(MacDonald House)发生爆炸,虚构人物Mollie在该事件中罹难。作者随后以倒叙手法带出她的哥哥Jason(当时15岁)和女主人公秀丽(Siew Li,当时14岁)两名中学生相识相爱的往事。两人来自不同的教育源流背景,但在那个炽热的1950年代,很多学生投身反殖运动,来自南洋女中的秀丽也在其中。小说把那个从火红到湮灭的年代一一牵引出来,包含在新加坡方面1954年华校中学生反对国民服役法的学运、1955年福利巴士工潮、1963年针对社阵的大逮捕(冷藏行动)乃至1987年针对马克思主义者阴谋的逮捕(光谱行动);以及在马来(西)亚方面1948年冬加里(Batang Kali)的大屠杀事件、1950年代新村迁徙和集中的戒严年代、1969年涉及种族残杀的“五一三事件”等等。这些跨越世代的历史,都是小说人物的亲身经历。

Jason是一名优秀的英校生,大学毕业后出任公务员。他代表那个世代大部份英校生的典型:专注课业、对政治冷漠、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旋即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然而他心仪的对象秀丽则是热血的华校生,她有追求改革社会的理想,曾因参与学生抗争活动而被捕、判刑,出狱后和Jason结婚,婚后生了一对双胞胎(Henry和Janet),过着普通家庭的生活。但秀丽没有放弃追求社会公义的信念,持续关怀弱势,也到工会帮忙。不过这一家四口美满并不长久,1963年初秀丽接到昔日战友的通知,还来不及告别初生的孩子们,就为了躲避逮捕,被迫过着流亡生涯。她逃离新加坡潜入马来半岛,辗转进入森林参加马共的游击队,继续投身反殖战斗。她期待着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土地的主人,然而马共的斗争没有成功,部队滞留在马泰边境,她的理想终究是未竟之业,她也病殁在异乡。她遗落在新加坡的家庭不再完整,Jason和孩子们从此没有再提起这个不告而别的母亲!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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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21, 2018 at 5:45 下午

摘除李光耀诋毁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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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8-1-20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0265

《李光耀回忆录》第十四章华校生的世界;第十六章语文教育的争斗,白纸黑字浓缩了对华校生的不公平,不合理和消极否定的偏见心态。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学校董事会不是同情他们,就是不敢反对他们。

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虽然,李光耀承认,是华校生动员的华人选票把人民行动党推上新加坡政治舞台,然而,李光耀终其一生,改变不了口出恶言,污蔑与诽谤华校生的劣根性。在李光耀的历史论述里,华校生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就是滋生共产党人的温床。

李光耀对华校生是共产党,和南洋大学是共产党人温床的指责,从来没有给出真凭实据。与之对比下,独立学者之历史文献所讲述的历史事实,却铁证如山的提出了正好相反的史实。

1、张杨 (2015)《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陈六使……“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保留我们的文化,……40或50年后我们将或许不再称自己为华人。”……不仅如此,海外华人倡导的华文大学本身也不带有任何政治倾向。无论是英殖民政府,……美国都承认,“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来说,他们不太关心国共之间的激战,甚至也不关心当地政治。”更尖刻一些的评价是“华人只管是否有奶可挤,不关心谁是牵牛人。”

毫无疑问,根据英美官方的政治判断:东南亚华人关心的是文化中国,不是政治中国。

张杨 (2015):1959年6月5日,李光耀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他担心南洋大学“不仅是要求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个尴尬的请愿者,而且是培育高素质共产主义者的温床。”

其实,李光耀除了不愿意在政府财政上支持南洋大学之外,更受到本土政治斗争的内在因素之巨大影响。简言之,李光耀把南大定调为共产党温床的目的,是寻求西方世界在冷战思维下的政治认可。换言之,打击南大即可以消灭政治竞争对手,也同时争取西方政治的支持。对李光耀而言,这正是典型之人民行动党所谓的赢了还要再赢之双赢结果。

可见,李光耀给予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主要还是基于冷战思维下的政治操作和需要。那也就是说,李光耀全面颠覆了历史真相;把文化中国彻底的全盘曲解为政治中国。阅读全文»

奇人奇书——陈国相和《我的南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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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康      2018-1-13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奇人奇书。有一个奇人,埋头写了一本奇书。

这里要说的,是陈国相新近出版的著述:《我的南大故事》(My Nantah Story by Tan Kok Chiang)。

奇人,为什么称奇?

先说奇人。

此人长相端正。四平八稳的“国”字脸,一贯的书生气,略显清癯。随着年岁增长,揉进了几分慈眉善目。斯文、敦厚也许,奇形异状未必。

所以称“奇”,不在外貌。奇,在他的生平与经历。年轻伊始,传“奇”至今。

1950年代,新加坡英殖民当局出台“国民服役政令”(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规定当地年龄介于18至20岁的青年向当局登记,被择中的登记者须入伍接受军训。政令一出,民间哗然。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反对英殖民政府的征兵之举,1954年5月13日(原定国民服役登记截止的翌日)在皇家山脚和平请愿时,遭警方暴力驱散。四十名学生被逮捕(事后再抓捕八人),近百名学生受伤(被警棍打破头,或被推搡跌下沟渠)。殖民当局的蛮横激起义愤,受到舆论谴责,引发学潮波澜不断。说理无门的学生,先在中正中学集会(经劝阻后解散),后在华侨中学集中(从6月1日延续至6月24日)。最终,为捍卫学生权利,议决组织成立了“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

当时,他是莱佛士书院的英校生。华校中学生五一三和平请愿,本来理所当然没他的事。不料他两个在华文中学(公教)念书的弟弟,因为反对征兵被学校开除,他于是决心要把这一切探究清楚。

就这样,从此开启了他的“奇人之旅”。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13, 2018 at 4:49 下午

狮城的华文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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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焕好(资深教育工作者)      2017-12-15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华文大势已去,英文日益壮大。强欺弱、大欺小,是社会常态。许多不近人情,不合理和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有些不为人知,有些知情者置若罔闻。……当时,学校的公民课已改用英文,每个班主任都要教这科,华文老师也不例外。可怜的华文老师,拿着英文课本,用蹩脚英语结结巴巴地讲课,看到学生暗地里交换脸色和窃笑,心里淌泪。但为了五斗米养家活儿,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忍辱偷生。

6月22日《联合早报》爆出南洋理工大学不允许校园食阁摊贩在招牌和菜单上使用华文的消息;还说在北区大楼经营的百美超市不能在店内展示印有华文的促销宣传牌,不能播放华文歌曲。新闻一出,舆论哗然。

南大当局给了不同的解释,先说南大作为国际化校园,拥有来自超过100个国家的人士,而英语是新加坡的行政语言,因此要求食阁营运者使用英语提供产品和服务信息,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国际化、行政语言……这真是堂哉皇哉的理由,言之有理吧?

但紧接着,南大又再澄清,说食阁的招牌和餐牌可以用中文,但是同样的信息必须也以英文展示。更说那是一场误会,校方要进行调查。谁会相信这种模棱两可、自圆其说的论调?

我想,如果摊主不告知传媒,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续约前乖乖换上纯英文的招牌,今南大人就圆了南大国际化的大梦,以后在大学排名更上几级了。

看到这则滑天下之大稽的新闻,我只感到气愤,不感到惊讶,可能是见怪不怪吧!自己受华文教育和毕生从事华文教学工作,与华文有深深的、不可切割的情意结。许多年来,目睹华文在狮城的悲惨身世,饱受风风雨雨;见华文几经艰辛留住了根,而后又差点被连根拔起的过程;也听过不少关于华文的传奇故事,我想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当作狮城轶事。

华文和英文都是外来语文

在狮城,华文和英文都是外来语文。英文是因为英国政府在这里殖民,把语言文化带入而生根,得到很好的培植与成长。华文是随着我们华人先辈的移入而撒下的种子,不容易破土而出,更难茁壮长大。

犹记19世纪,中国国势衰败,西方列强伺机蹂躏,炮火齐击,以致战祸频仍。国土被占,民不聊生,老百姓泪别家乡,走出国门求生。狮城的华族先辈大都是在这时南来拓荒。在筚路蓝缕,胼手胝足谋生之余,先辈不忘兴办教育,传承华族文化。 阅读更多 »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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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2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823

历史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扭曲和杜撰历史必然是徒劳无功。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中的华文教育历史,尤其是南洋大学历史,是一部被严重误导的,充满半真半假,以假乱真的鱼目混珠历史。

要甄别历史的真实虚伪,并非难事。其实,只要足够的细心聆听,历史是会从被编制的谎言之中,脱颖而出,还原自己的本来真面目。

李淑飞(2017:P 194):“王赓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李淑飞(2017:P 195):“……但王教授回忆称自己当时在吉隆坡看了后,明白是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王教授称自己不属于政治团体,和政治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是比较天真的,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来对南大进行建议,因此当时只是在吉隆坡说自己的报告书不适用于新加坡独立后的南大,但却并未参与到这些论争中去。”

在此,王赓武描绘的历史场景是: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华社基于是人口75%的族群,诉求华人语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化;即华语文取代原有英语文。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华人族群的意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由于华人的政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华人报章和南大生在根本没有看过王赓武报告书的情况下,就盲目的批评和抗议。

还有,就有关李光耀面对的政治局势。王赓武说,施行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

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如此说法是一派胡言。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王赓武颠倒是非因果,把政治受害者,塑造为政治事件的麻烦制造者。而作为问题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却连影子都缺席了历史的审判。阅读全文»

新加坡国族认同的几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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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赟     2017-9-2017
http://www.sgwritings.com/112902/viewspace_158911.html

我相信就像梁文福1990年代与2015年两个版本《新加坡派》中所展现的小我与大我,其中历史的沉淀与集体记忆,才是真正新加坡国族认同的核心所在。

国族认同这一概念在社会学界有不同的界定方式与内涵外延,就民族主义的立场而言,则一般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制度性架构与实体性组织,它起到了维护具有国民特质的共同文化、生活方式,并实现物质与精神目标的作用。

因此,作为特定群体中的个体,就有一定义务认清自己所归属的群体,以获得合力并从中获得具体或抽象的利益,而国族认同也就在此过程中产生。

而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国家是契约形成以保护其中个体私利,以防止其利益受到侵犯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国家认同就是一种利益置换,即以国家能满足群体需要为前提,来认可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就是说,这种认同是以民主选举制为具体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意志选择的结果。

然而,由于现代社会崇尚多元化带来的必然利益区隔,因此自由派又会强调相互妥协、利益共享与求同存异,以此维护国族延续的共同体。在此并不强调文化、民族、宗教等共有属性,而是将遵守宪法与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与公共道德,作为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从上面可以看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规约的形式推行一个国族共同的认同底线。

就历史而言,新加坡的国族认同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形成过程。新加坡本身绵长的英属殖民地史,加上主体为移民社会的性质,更因为旧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所以长期以来本地居民的本地化国族归属意识本就淡薄。 阅读更多 »

新加坡华文之难与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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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先生     2017-8-2

华文学习路之所以会“荆棘满途”,主要便是因为新加坡人给自己开了一条永远康庄的后路:舍弃华语,逃离华文。从“华人要学好华语”到“华人要学华语”,从“学华语很难”到“只学英文就好”,如此步步后退,直至退无可退。妄自菲薄,自轻自贱,说更难听一点便是自甘堕落了。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讲华语运动日前闹出听说“渎”写的笑话,一时引起议论纷纷。《联合早报》便有好几篇文章对此做出回应,其中早报新闻编辑郭颖轩的文章《言语图钉》指当局出错可能是三点水的写法难分或可能是赶工时出错。她澄清不是帮当局找借口辩解,只是“尝试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以更多同理心了解症结所在,并提出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那经过多角度看待问题后,所谓的症结在哪里呢?郭小姐提出了两点:其一、“华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因此容易出错,也容易让学生打退堂鼓;其二、“网络与社媒时代培养的挖苦、嘲笑和乐于捉人小辫子生态的心态”,打击下一代的信心和兴趣。那解决方案呢?郭小姐先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的话,说活动团队已保证将加强现有程序,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文章最后呼吁大家别在“荆棘满途的华文学习路上”“撒钉”。

讲华语运动的听说“渎”写,或者是新加坡华语的每况愈下,其症结究竟在哪里?郭小姐提出的两点断不会是答案,但该文本身却正是新加坡华文症结的最佳演绎。

首先要声明,我并不觉得郭小姐是想刻意辩解或发出什么惊人之语。如果稍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与之持同样论调的实大有人在:行书的三点水不易分,希望各界不要一直取笑嘲讽,“穷追猛打”“得理不饶人”,要有同理心,并从错误中学习。如果说郭小姐的论点是新加坡的主流论述之一,我想并不为过。

这种主流论调所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新加坡人对学习华文的固有思维:华文很难,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这同时也暗示了学习华文是无趣的,读写华文偶有纰漏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学华文这事实在太难了,所以如果有人肯学,我们就应该额手称庆了,怎么还可以苛求,甚至没有同理心地加以嘲笑呢?要是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错别字上纠结,那更是吹毛求疵是强人所难是捉小辫子是得理不饶人是在华文路上撒钉了。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2, 2017 at 9:1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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