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Posts Tagged ‘华校

狮城的华文轶事

with one comment

冯焕好(资深教育工作者)      2017-12-15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华文大势已去,英文日益壮大。强欺弱、大欺小,是社会常态。许多不近人情,不合理和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有些不为人知,有些知情者置若罔闻。……当时,学校的公民课已改用英文,每个班主任都要教这科,华文老师也不例外。可怜的华文老师,拿着英文课本,用蹩脚英语结结巴巴地讲课,看到学生暗地里交换脸色和窃笑,心里淌泪。但为了五斗米养家活儿,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忍辱偷生。

6月22日《联合早报》爆出南洋理工大学不允许校园食阁摊贩在招牌和菜单上使用华文的消息;还说在北区大楼经营的百美超市不能在店内展示印有华文的促销宣传牌,不能播放华文歌曲。新闻一出,舆论哗然。

南大当局给了不同的解释,先说南大作为国际化校园,拥有来自超过100个国家的人士,而英语是新加坡的行政语言,因此要求食阁营运者使用英语提供产品和服务信息,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国际化、行政语言……这真是堂哉皇哉的理由,言之有理吧?

但紧接着,南大又再澄清,说食阁的招牌和餐牌可以用中文,但是同样的信息必须也以英文展示。更说那是一场误会,校方要进行调查。谁会相信这种模棱两可、自圆其说的论调?

我想,如果摊主不告知传媒,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续约前乖乖换上纯英文的招牌,今南大人就圆了南大国际化的大梦,以后在大学排名更上几级了。

看到这则滑天下之大稽的新闻,我只感到气愤,不感到惊讶,可能是见怪不怪吧!自己受华文教育和毕生从事华文教学工作,与华文有深深的、不可切割的情意结。许多年来,目睹华文在狮城的悲惨身世,饱受风风雨雨;见华文几经艰辛留住了根,而后又差点被连根拔起的过程;也听过不少关于华文的传奇故事,我想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当作狮城轶事。

华文和英文都是外来语文

在狮城,华文和英文都是外来语文。英文是因为英国政府在这里殖民,把语言文化带入而生根,得到很好的培植与成长。华文是随着我们华人先辈的移入而撒下的种子,不容易破土而出,更难茁壮长大。

犹记19世纪,中国国势衰败,西方列强伺机蹂躏,炮火齐击,以致战祸频仍。国土被占,民不聊生,老百姓泪别家乡,走出国门求生。狮城的华族先辈大都是在这时南来拓荒。在筚路蓝缕,胼手胝足谋生之余,先辈不忘兴办教育,传承华族文化。 阅读更多 »

Advertisements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四)

leave a comment »

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2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823

历史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扭曲和杜撰历史必然是徒劳无功。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中的华文教育历史,尤其是南洋大学历史,是一部被严重误导的,充满半真半假,以假乱真的鱼目混珠历史。

要甄别历史的真实虚伪,并非难事。其实,只要足够的细心聆听,历史是会从被编制的谎言之中,脱颖而出,还原自己的本来真面目。

李淑飞(2017:P 194):“王赓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李淑飞(2017:P 195):“……但王教授回忆称自己当时在吉隆坡看了后,明白是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王教授称自己不属于政治团体,和政治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是比较天真的,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来对南大进行建议,因此当时只是在吉隆坡说自己的报告书不适用于新加坡独立后的南大,但却并未参与到这些论争中去。”

在此,王赓武描绘的历史场景是: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华社基于是人口75%的族群,诉求华人语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化;即华语文取代原有英语文。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华人族群的意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由于华人的政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华人报章和南大生在根本没有看过王赓武报告书的情况下,就盲目的批评和抗议。

还有,就有关李光耀面对的政治局势。王赓武说,施行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

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如此说法是一派胡言。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王赓武颠倒是非因果,把政治受害者,塑造为政治事件的麻烦制造者。而作为问题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却连影子都缺席了历史的审判。阅读全文»

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三)

leave a comment »

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1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764

历史教授王赓武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判断,和真实社会现实之间,有着令人难于置信的偏差。实况究竟如何?看看王赓武说了什么而事实又是什么,相互验证结果,真相不难理解。

李淑飞(2017:P 194):“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年7月25日。”

在此,王赓武说,新加坡独立后,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换言之,1965年后,华社以为因为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华文有可能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主流语文。

王赓武的理解,并非就历史现实来解说社会现象,纯粹是从预设政治立场提出主观判断。

1、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包括华人文化教育历史的演变,在整个新加坡历史里头,没有出现过断层现象,除了昭南岛年代有所停顿之外,所以无必要区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华人教育现实。更何况,1965年前后的新加坡都是李光耀在担任总理职务。还有,李光耀在1964年11月9日的南大演讲承认:新加坡拥有教育自主权。换言之,吉隆坡中央政府无权规范,李光耀在新加坡设定的教育政策。因此,李光耀干预南洋大学的决策,和新加坡的加入与退出马来西亚无关。

可见,王赓武选择要细分独立前后历史,是和新加坡历史,或者说,南洋大学历史没有关系。

王赓武夹带私货的目的,是在企图模糊糊和推卸,王赓武报告书对摧毁南洋大学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王赓武在三个不同场合,一直重复同一观点。

李淑飞(2017:P 195):“没想到九月份新加坡政府把报告书公布,说准备接受,当时自己很惊奇。王教授称既然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报告书根本就应该作废,然而过段时间看报纸才发现却成了很大的事情。”

谢诗坚(2003.07.11):“其实,你看时间表,王赓武报告书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这就是说,在新加坡独立后不久,报告书才成为公开的文件。严格来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我的报告书就失效了。因为我们是根据马来西亚的环境和现实提出这份报告书。我不知道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报告书,在事先我毫不知情。”阅读全文»

了解新加坡之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

with 20 comments

新加坡文献馆      2017-10-2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598

回顾历史,英国人与之后的李光耀就是利用质疑华人社会,尤其是华人知识分子的政治效忠来制约本地的政党政治活动。在冷战思维下,共产党成为一个很方便的罪名,可以用来清算具有华文教育背景的政治反对者。或许,这也就理解了为何华文教育知识分子之所以会背负共产党的原罪。

文化中国并非新概念。1980年代,杜维明从新儒学的观点提出文化中国一词,其概念是指存活在中国境外的儒家传统构成了文化中国。在此,文化中国被明确定义为在非共产之海外民主华人社会的儒家传统文明。由此来看,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学术概念。

然而,文化中国在新加坡历史语境下另有其特殊意义,是一个相对于政治中国而存在的社会人文概念。厘清文化中国的历史观念,有助提升解读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正确性,因为混淆了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结果,会是一部模糊事实真相的历史论述。

文化中国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下的主流历史论述,都是从政治中国的切入角度,解说新加坡华人历史的社会演化过程。在这一种人为塑造的历史语境下,政治中国成为解说华人历史的政治工具。

如此一来,华人社会的政治色彩通过强化渲染而被凸显出来,尤其是把华人社会和非法之共产党挂钩的结果,使得英殖民政府和李光耀,打压华人社会的政治活动被刻意的理性化。

在华文教育者被标签为,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再不然就是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政治思维下,华人语言文化不仅仅成为政治清算的对象,而更是对这种歧视华人语言文化的官方政策,赋予了合理化与合法性。

这一个历史判断,并非是有预设立场的主观偏见,亦非无中生有,其所反映的是当下之社会现实。这一个客观现象可以从主流历史论述中,以官办大众媒介的历史论述为例,一探究竟。阅读全文»

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说

leave a comment »

新加坡文献馆     2017-10-7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438

基于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的认知规律来判断,正确的新加坡历史事实,正好是和官方与媒体之叙述情况,完全相反。因此,根据这一个反向思维原则,可以重新认识真实的新加坡国家历史。

当下的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是由两段历史衔接而成。首先,从新加坡开埠直到二战前后是由英国人撰写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历史。之后,是由李光耀杜撰的新加坡故事给予延伸。李光耀有先见之明,也自知理亏,所以技巧性的偷龙转凤,把新加坡故事模糊的等同为新加坡历史。实质上,这一类观点都属于政治正确而叙事不正确的历史纪述。

Carl A Trocki (1990)《鸦片与帝国:殖民地新加坡之华人社会1800-1910》开宗明义的指出,英国人撰写的新加坡历史,对英国人贩卖鸦片的黑暗历史避而不谈。李光耀以共产党罪名清算政治竞争对手之际,自己却与马共密谋结盟合作。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文档,亦揭露李光耀积极寻求中共给予政治支持。明显的,李光耀也是避而不谈自己的黑暗政治勾当。

就是在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的大环境下,新加坡官方和媒体在不断的复制错误的历史论述。这类犯错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17年9月12日,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驳斥《纽约时报》指责新加坡政府压制国人使用华人方言。大使米尔普里的反驳说:我国一直都允许播放方言节目。历史事实真相如何?根据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 页177-178:新加坡也取消了电视台和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

驻美国大使的这一篇驳斥,充满了对历史和社会人文的谬误。可以如此程度的扭曲国家历史,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政府高官在国际媒体公然撒谎,不仅丢人现眼,更是严重的损害了全体新加坡国民的诚信和尊严。米尔普里把华人方言的消失归咎于祖父母都不想孙辈学习方言,如同在政策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祖孙之间不能沟通是华人文化断层的根本因素,因为家庭教育是方言族群文化薪火相传的最重要媒介。显然的,政府高官对华人社会在民族传统语文上的困境,一无所知。人文素质如此恶劣的官员,岂不贻笑大方?

其实,学术界有不少这一方面的研究著述可供参考,所以这一事实的真相不难厘清。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月 11, 2017 at 11:49 上午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二)

with 2 comments

周维介     2017-10-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四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朥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

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阅读更多 »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一)

with one comment

周维介    2017-9-26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

百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截。电光火石之间,时间匆匆流失,沉淀的章节、淹没的前尘往事,不会有太多人理睬。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寿命,不过百年光景,但三分之二的时光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阶段,因出身不好,血统欠纯正,一开始就被摒弃于主流之外。1959年它取得自治邦的地位,虽说是内政与国防之外,其他事务都有自治权,但教育政策的操作仍无法完全摆脱英国人的掌心。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得听命于吉隆坡新中央。再过一冬两季(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才正式当家作主。自此,岛内华校体系逐渐萎缩,20年后楼塌墙摧,华校百年落得残垣断壁的结局。

巴恩报告书(左), 金文泰总督(右)

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以及独立建国这四个政治阶段中,华校的发展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成为自治邦之前几年,英殖民地政府首次以具体行动,启动统一编印课本计划,尝试摆正它的方位,来达到通过教科书贯彻意识形态的目标。

二战前华校教科书所处的生态环境

英国人殖民新加坡,最初的管治侧重于商业利益,因此对教育的管理尺寸宽松。虽然它着重英文教育的发展,但没有强力压缩其他语言教育的生存空间。除了把英文以外的学校定位为“方言学校”、不提供津贴之外,它没有建栏设闸,浇熄民间办学的火苗。英国殖民地政府任由华校粗生粗长,不伸援手,华社默然逆流而上、自力更生,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华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明显增加,数目远超英校,致使殖民地政府萌生了立法管制方言学校的念头。二十年代初,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凡是向教育局注册备案的华校,只要遵守相关条例,都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教育津贴。虽然它所得的津贴与英校相去一大截,仍有不少华校为摆脱财务困境而选择注册,换取生存的机会。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初,对华校课本的态度相对宽容,中国教科书在新马华校的中流砥柱地位没有动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左右着南洋华校的教育内容,从华校编制运作到教科书的编印供应,彼此血脉相连,南洋华校复制了中国教育,在赤道蔓延着礼义廉耻的教化。这个年代,国民政府的教育单位能随己所欲,派员前来考察本地的政教生态,与在地教育界人士切磋,同意为了照顾华校生的出路、协助他们适应离校后融入当地谋生环境而调整若干教材,以切合现实的需要。此刻,一些南洋事物走进了华校的语文、科学与数学课本,但比率不高。原有的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关的材料,依然原封不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就这样在华校课本里飘扬了整整半个世纪。 阅读更多 »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