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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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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文化大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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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8-12-30
怡和世纪 第37期 2018年10月

大坡的形象是多元的。拨开恭锡街妓院、烟馆赌窟、猪仔馆、红头巾三水女工、妈姐、柴船头苦力、河边讲古佬等等草根味浓郁的面纱,还能望见它多层面的社会功能――二战前密布于大坡的梨园戏院、民间剧社、宗亲组织与学校,不但在文教上有角色,在社会救济上也具备顶级的支援功能。它有效地筹集到金钱物资,也在精神上感召与凝聚了华社的共识。

北京清华大学陈辉教授的水墨画,浮现天演大舞台的红尘沧桑。

130年前,清朝人李钟钰笔下的大坡,是个“藏污纳垢”之地。老新加坡人忆起它的过往,多半先想起它的各种华南小吃,杂乱丰富的地摊、巴刹以及穿行其间的逛街乐趣。繁华与脏乱,自自然然搭配出它的浓郁的草根色调。谈起它的今朝,大坡年年岁岁最急切的等待,是春节与中秋的到来。它像小印度之于印族、芽笼士乃之于马来族,牛车水成了华族传统节日的样板展示台。每逢节日趋近,灯饰张扬地通街亮起,提醒人们延续本族的文化情缘。至于平时的大坡,只能期盼猎奇的国外游客到来强化它的观光色彩。往昔日以继夜的喧闹消失了,因为大坡不再与本土生活紧密挂钩,也与原先高低层次兼容并蓄的丰富文化渐行渐远。三十年来,大坡蜕去了重重文化皮层,余下的就是与过去有别的饮食生活文化,以及瓜皮帽等舶来品铺陈的乏味观光色彩。

红头巾塑像(摄影:作者)

受过华文教育的花甲翁,对五六十年代大坡的书店群记忆犹存——中华与世界,还有旧称吉宁街、海山街的小书店,占有着他们时光记忆库的大面积储存空间。其实,书店只反映了繁盛时代大坡文化的一个小平面,立体的大坡文化多元而层次丰富,尤其是在二战以前,它承载着华社的命运与历史任务,并非饮食与书业那般简单。这里也不是粤广文化一枝独秀的地带,闽潮文化在战前的大坡也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百年前华人买舟南下,落草南洋,由于地理的原因,石叻坡有幸成了东南亚各埠的汇点,而大坡又得天独厚,成了汇点的核心。二战以前,不单学校、会馆、戏园、书店、食肆、报馆、俱乐部、民信局都在这里汇集。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活动活跃的年代,大坡绝对是个抢眼的地理基地,它是这类政治与社会活动的中枢,由此辐射至全岛,进而区域。

演艺消闲雨凑云集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坡是华社不折不扣的娱乐中心。从传统地方戏曲,到摩登电影的公演场地,都汇集于大坡。宝塔街、邓波街与史密斯街这三条平行的街道,与横贯期间的丁加奴街,称霸着独立以前的娱乐表演与放映产业。史密斯街俗称“戏院街”,这个挂在市民口中的称谓,刻记着它的演艺荣耀。那段长长的岁月里,戏棚、戏园、戏院群聚于此,为百姓提供种种口味的精神饮料,填补市民离乡背井后的精神空虚。

牛车水、直落亚逸与傍依新加坡河的小码头这三大区块,原来是粤、闽与潮人各自插旗的地盘。这些不同方言籍贯的移民群聚之地,当初都因生活的需要而发展出各自的表演舞台,为各自的群体提供消闲娱乐。清朝人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记载,19世纪末新加坡的戏园,在“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惟彼乡往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

梨春园旧址,现为酒店(摄影:作者)

1857年,第一个南洋粤剧艺人组织“梨园堂”在大坡豆腐街(原名珍珠街上段,已消失,现址为珍珠坊)58号成立。33年后,梨园堂在殖民地政府的社团法令下重新注册,改名“八和会馆”,专门负责新马以及印尼职业粤剧班的演出与艺人福利事务,会址设于南天酒楼旧地。全盛时代,八和会馆所管辖的粤剧班有十八个之多。另一个粤剧的表演场地是天一景酒店(目前为天一景大厦和新亚酒店),位于客纳街。天一景酒店与养正学校关系密切,是当年华校自力更生岁月中“以店养校”的典型例子。

1887年,特大型的戏园“梨春园”在丁加奴街建成。这座古老的戏园建筑,曾是大坡最大最活跃的室内演出场地,今已易主,改为宏博梨春园酒店(Santa Grand Hotel Lai Chun Yuen)。十九世纪末到二战以前这半个世纪里,梨春园是华族文化的重要舞台,粤剧、京剧、闽剧等地方戏曲经常在此演出。梨春园,也曾留下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足迹。1908年,振天声剧团在梨春园演出粤剧《荆轲》时,孙中山的伙伴胡汉民与黄兴到场支持,在第一幕结束时上台发出反抗清朝支持革命的呼吁。1932年1月,台湾“凤凰”歌仔戏班远征印尼棉兰,在新加坡转航时受当地侨商邀请,临时租赁梨春园演出,不想到反响非凡,意外为台湾歌仔戏班拓宽了南洋的出路。

二十世纪初期,大坡出现另两家戏园,都在余东璇街。一为普长春(后改名庆维新),多演粤剧;另一为庆升平,主演京剧,加上马真街主打潮州戏曲的怡园和纽马吉街的哲园,范围不大的大坡汇集了五六间戏园,气势一时无两。1927年,余东璇街冒现了一间名为“天演大舞台”的表演地,后来改名大华戏院,以放映香港片为主。八十年代电影气势趋弱,大华戏院停摆,之后它一度是大众书局所在,目前已改为商场,但以瓷砖嵌在外墙上的“天演大舞台”字样,仍然执着展示它走远的光华。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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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亚洲富豪婚礼”:关于新加坡“上流社会”的记忆,与跨越阶级背景的真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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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as Niu      2018-11-7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938&nid=10906

周末午后的一通电话,突然牵起了我的高中岁月──电话那头,是我在新加坡就读高中时的老朋友 Sean ,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要结婚了!”并兴奋地邀请我务必去新加坡参加他的婚礼。

我开玩笑地说:“你难道是因为最近看了上映的《疯狂亚洲富豪》受到启发,才决定结婚的吗?”他大笑着回:“你一定要来,来了就知道了!”

脸上仍挂着笑容挂上电话,不少五味杂陈的回忆,却也顿时一次涌现⋯⋯。

《疯狂亚洲富豪》剧照。图/电影官方网站

高中时赴新加坡交换,意外见证“阶级分明”的门第差距

第一次自己出国时我16岁,就是到新加坡当交换学生念书一整年──当时懵懂的我,只知道有机会就想出去看看世界,却根本连自己要去念哪一间新加坡的学校都不清楚。

命运就像抽签一样,随意地抽起那张印有未来学校的名字,也就这样把我送到“新加坡华侨中学”(Hwa Chong Institution)念书。还记得收到讯息的当下,只觉得自己学校的名字相较于前往“维多利亚学院”、“莱佛士学院”,怎么听起来好像一点都不威风?

后来才知道,这间历史悠久的学校,几乎是全新加坡优秀学生的首选中学之一:它每年录取的对象,是小六会考中总分最高的前3%考生;也是牛津、剑桥大学在英国本土以外最大的新生来源地之一,可说从小建构了新加坡的菁英人才库。

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四字名称,几乎说完了它的历史沿革:早在20世纪初(1913年),当时的华社领袖、商业巨子陈嘉庚先生,为了新加坡华裔青年的教育需求,就倡议在当地成立一所初中,成为今日华侨中学的前身。作为传统华校,华侨中学早期一直使用中国课本、用中文教学,学生和老师都是早年的中国移民或移民后代;到了1980年代,政府决定在全新加坡推行英语教学,华侨中学也开始转型。尽管如此,该校至今仍然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学生也大多来自于仍保有传统中华文化的家庭。

在念书的期间,我很快就发现在学校使用的语言,有时候代表了你来自的家庭背景与行事风格,同时也暗示了新加坡相差甚巨的“门第阶级”:

校园里,有说着完美英文,从小受到西方菁英教育的一群人。他们每天坐着黑头车来到学校,下了课则去从事打网球、高尔夫球、骑马等“上流社会的运动”;也有另外一群来自比较传统华人社会的学生,大部分说着华文(新加坡通常称中文为“华文”或“华语”,以下沿用之),每天手上抱着作业跟书,战战兢兢地准备考试,深怕自己的成绩哪一天又会被超越;当然也有我这种,从另外一个国家来的交换学生,似懂非懂地半只脚踏在这个生态圈里,努力适应着这一切。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7, 2018 at 6:29 下午

华小可惦记之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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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8-10-7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百年前中国华族移民千里南下,蝇营狗苟讨生活之际,受到不曾有过的陌生语言环境冲击,不免惦起自己原有的那点身份,忧心随着时间推移,后生们会悠忽忘祖,活成一个不知有秦汉的新人类。因此,物质条件虽不尽如意,仍想方设法保有自己所认知的有限香火,祖传的之乎者也、三字经、幼学琼林便时显时隐地从人们的脑际掠过,随后源于中国的私塾模式便移植到了南洋赤道小岛,以华南方言为童子开示弟子规与百家姓。方言私塾或书塾,就此成了新马华校的雏形。百多年前它游离不定、游兵散勇的状态,蘸着狭隘的地域观念,因此多数的平民子女都被隔绝于门墙外,加上它的教育内容过于落后窄化,无法跟上西方新式教育的步伐,终于迅速被时潮所淘汰。滥觞于1900年代的新式华文小学成了本地华社的教育新载体,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从体制到教学内容,它都向当时的中国教育看齐,以它为马首是瞻。

以亚答屋起步的华校

华校是粗生粗养的。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板屋校舍”是许多华文小学的独特标签,尤其是市区外的这类学舍。而当时的英文小学,都是亮眼的钢骨水泥建筑,两者对比鲜明,外形落差极大。新加坡独立以前的市区范围不大,大坡与小坡是核心的繁华地带,商圈、机关单位云集,多的是钢骨水泥建筑,档次低一些的,好歹也是锌板屋。实龙岗路衔接着小坡梧槽,惠泽于市区,也长成个“钢骨水泥丛林”模样。至于河水山这类地带,虽然离市区不远,但只能算是“乡村”或是“贫民窟”,一眼望去,尽是横七竖八“星罗棋布”的亚答屋。由于亚答屋用的是易燃建材,屋顶是晒干编织成的亚答叶,屋身是单薄的木板,容易引发火患,像1961年那场烧了两三天的大火,祝融一发飙,就在岛国历史留了名。

河水山大火烧毁木屋区的年代,恰是华文教育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的尴尬年头。那时,英国人酝酿撤离,本地英校的人口反而冲破闷局,超越了华校,并且逐渐拉开了差距。目睹此景,华教圈里人们心情虽五味杂陈,但仍没有完全放手的意思。一些人心中,仍燃烧着办学的火焰,但更多人的母语教育热情,像河水山浇灭了的火苗,只剩遗烟。

亚答屋、火、烟灭。政治的演变不是定时定点的季候风,有时候无法预知风要往哪个方向吹。本地的华文小学,兴于一百年前,盛于二战前,衰于战后,亡于独立后二十年。沧桑路途百余年,板屋校舍始终是大多数华小的形象特色。新加坡摆脱殖民地统治当家作主之后,华校没有迎来脱胎换骨的新气象,而是屋漏之后的崩塌。时代没有选择华校,这一页历史也就翻了过去。不是耽于悲情。家业没了,无以为继,心海里留存的一点非物质记忆,或许还值得一书,留着让日后有心的过客匆匆一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读于公立孺廊学校,典型的乡村板屋小学。在亚答屋居多的乡村,校舍盖着锌板屋顶,室内架着天花板,板墙木窗,够豪华了。一年级上“唱游”课,多数时候老师领我们越过篱笆到橡胶园去。安静的胶林里有一条小溪,一旁的空地上横着倒下的大树干,我们随意坐下,老师在这里教我们唱歌玩“老鹰捉小鸡”。四年级时,美术老师领我们越过另一面篱笆去写生。那是一处茅草丛生的小土坡,长长泛白的茅草花盛开时,回望校舍,会有一丝幸福感浇上心头。我长大后看过一组老照片,见识了母校创建于1930年的最初容颜。明白了一所学校的诞生,虽然寒伧,却没有“人穷志短”的自卑心——那是一丬借用杂货店来开坛讲课的空间,一座独立低矮的亚答屋,覆盖着亚答叶,屋身是粗糙的木板,没髹刷灰水,你不禁想起两千多年前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安贫乐道。吾道不孤啊。小岛乡村的华小,初始多是这般模样的。再拮据些的,便借用戏台上课。戏台一年搬演几回酬神戏,答谢神恩之余,多数时候闲着,摇身变成莘莘学子的露天教化之地,神明还是点头答应的。华文小学,十之八九起步时像个摊贩,在不起眼处搭个粗糙棚子就开档营业,一分一毫地捡,背后是华社先人对教化之梦的坚持。社会越落后,办教育的欲望越旺烈,尤其是离开母国千里之后,他乡异地有允许呼吸的窄小空间,自力自强可是恩泽子孙的大事,养而不教,有愧于列祖列宗。“识字记账打算盘”,为子女改善生活谋出路的现实观点,搭配着传承母族文化的考量,是人们认为在水之南两全其美的教育良方。

离开了乡土,华族先辈从生活中深切体会到文盲的缺憾。我村子里的老大娘与母亲侃大山,常落下“不识字最惨”的话语,她说的不只是自己,包括她三名亲生子女在成长的年代“没书读”,而今只会看“尪公”(图画)不会“读报纸”的无奈。她不时给村口那些为学校出钱出力、赤膊穿黑粗布唐裤的校董点赞,逢村童围绕身边,总是不忘耳提面命,规劝他们好好“读册”,将来才能“快活”。我想起早期华人社会流行的闽南方言《过番歌》,里头有一句“卜做财副呣捌字”(要做文员不识字)的感叹――不识字,只能活在现实底层,没有出头天。 阅读更多 »

特选学校与启蒙班的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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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永康    2018-3-5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特选学校是洪水猛兽吗?君不见,在新加坡整个政制建构中,比如青年节,比如国民服役,集选区制度,政府组屋的种族人口比例,宗教理事会等等,都围绕着种族和谐而建树良多。试问,要是这么多的国家建构都无法带来种族间的同心同德,那么主要以英语教学而只是多读点华文的特选学校,何故成为破坏团结的代罪羊?

华语里面并没有“吃饱没”这样的表达,但针对一部方言掺杂的本土电视剧,读者却在报上创意地表示,这是个 “吃饱没事干”的制作,低估了观众的智商。另一读者反映,电视剧还一再重播,浪费公众资源。

读者没提,这部被观众视为无厘头的电视剧,还参与红星大奖的角逐!

吊诡吗?不。深看一层,这其实牵涉了新加坡语言与政治的博弈和拉锯,是个很严肃的课题。处理不好,会影响我们华文华语的传习,以及它本应享有的官方语文地位。

护苗保根曾是重要考量

新加坡语言与教育政策的订定,自然要追溯到建国之初的李光耀时代。引进新科技与工业化的同时,也要保留各种族文化的根。同时也因为华人子弟分别来自英文源流与华文源流(后来还多了新移民子女的学生群),华文课程须特别设计。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教育的成效曾提呈给美国研究机构作专业检讨,得出的结论是,双语教育要是两头不到岸,后果是灾难性的——尤其是无法掌握通往理工与科技的英文。这促使了1987年新加坡全国学校统一以英文作为教学语文政策的出台。

尽管现在看来很仓促,但统一以英语教学的政策,是有段筹备期的。早在1979年,政府便在“华校被淘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理由下,成立了九所特选学校。进入廿一世纪,南华与南侨也加入行列,特选学校数目达到11所。

特选学校,全称是“特别辅助计划学校”,英文简称为SAP,有“幼苗”、“胚芽”的意思。值得指出:护苗保根的构想,源自华社与华文教育界。同步推出的,是在这些传统华校中设立启蒙班学前教育。

“启蒙班”于1992年停办。而目前,虽然特选学校都成名校,但“特选”计划是否过期作废的辩论,正在全国上下,从国会到互联网,激烈展开。 阅读更多 »

狮城的华文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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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焕好(资深教育工作者)      2017-12-15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华文大势已去,英文日益壮大。强欺弱、大欺小,是社会常态。许多不近人情,不合理和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有些不为人知,有些知情者置若罔闻。……当时,学校的公民课已改用英文,每个班主任都要教这科,华文老师也不例外。可怜的华文老师,拿着英文课本,用蹩脚英语结结巴巴地讲课,看到学生暗地里交换脸色和窃笑,心里淌泪。但为了五斗米养家活儿,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忍辱偷生。

6月22日《联合早报》爆出南洋理工大学不允许校园食阁摊贩在招牌和菜单上使用华文的消息;还说在北区大楼经营的百美超市不能在店内展示印有华文的促销宣传牌,不能播放华文歌曲。新闻一出,舆论哗然。

南大当局给了不同的解释,先说南大作为国际化校园,拥有来自超过100个国家的人士,而英语是新加坡的行政语言,因此要求食阁营运者使用英语提供产品和服务信息,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国际化、行政语言……这真是堂哉皇哉的理由,言之有理吧?

但紧接着,南大又再澄清,说食阁的招牌和餐牌可以用中文,但是同样的信息必须也以英文展示。更说那是一场误会,校方要进行调查。谁会相信这种模棱两可、自圆其说的论调?

我想,如果摊主不告知传媒,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续约前乖乖换上纯英文的招牌,今南大人就圆了南大国际化的大梦,以后在大学排名更上几级了。

看到这则滑天下之大稽的新闻,我只感到气愤,不感到惊讶,可能是见怪不怪吧!自己受华文教育和毕生从事华文教学工作,与华文有深深的、不可切割的情意结。许多年来,目睹华文在狮城的悲惨身世,饱受风风雨雨;见华文几经艰辛留住了根,而后又差点被连根拔起的过程;也听过不少关于华文的传奇故事,我想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当作狮城轶事。

华文和英文都是外来语文

在狮城,华文和英文都是外来语文。英文是因为英国政府在这里殖民,把语言文化带入而生根,得到很好的培植与成长。华文是随着我们华人先辈的移入而撒下的种子,不容易破土而出,更难茁壮长大。

犹记19世纪,中国国势衰败,西方列强伺机蹂躏,炮火齐击,以致战祸频仍。国土被占,民不聊生,老百姓泪别家乡,走出国门求生。狮城的华族先辈大都是在这时南来拓荒。在筚路蓝缕,胼手胝足谋生之余,先辈不忘兴办教育,传承华族文化。 阅读更多 »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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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2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823

历史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扭曲和杜撰历史必然是徒劳无功。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中的华文教育历史,尤其是南洋大学历史,是一部被严重误导的,充满半真半假,以假乱真的鱼目混珠历史。

要甄别历史的真实虚伪,并非难事。其实,只要足够的细心聆听,历史是会从被编制的谎言之中,脱颖而出,还原自己的本来真面目。

李淑飞(2017:P 194):“王赓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李淑飞(2017:P 195):“……但王教授回忆称自己当时在吉隆坡看了后,明白是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王教授称自己不属于政治团体,和政治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是比较天真的,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来对南大进行建议,因此当时只是在吉隆坡说自己的报告书不适用于新加坡独立后的南大,但却并未参与到这些论争中去。”

在此,王赓武描绘的历史场景是: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华社基于是人口75%的族群,诉求华人语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化;即华语文取代原有英语文。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华人族群的意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由于华人的政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华人报章和南大生在根本没有看过王赓武报告书的情况下,就盲目的批评和抗议。

还有,就有关李光耀面对的政治局势。王赓武说,施行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

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如此说法是一派胡言。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王赓武颠倒是非因果,把政治受害者,塑造为政治事件的麻烦制造者。而作为问题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却连影子都缺席了历史的审判。阅读全文»

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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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1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764

历史教授王赓武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判断,和真实社会现实之间,有着令人难于置信的偏差。实况究竟如何?看看王赓武说了什么而事实又是什么,相互验证结果,真相不难理解。

李淑飞(2017:P 194):“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年7月25日。”

在此,王赓武说,新加坡独立后,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换言之,1965年后,华社以为因为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华文有可能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主流语文。

王赓武的理解,并非就历史现实来解说社会现象,纯粹是从预设政治立场提出主观判断。

1、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包括华人文化教育历史的演变,在整个新加坡历史里头,没有出现过断层现象,除了昭南岛年代有所停顿之外,所以无必要区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华人教育现实。更何况,1965年前后的新加坡都是李光耀在担任总理职务。还有,李光耀在1964年11月9日的南大演讲承认:新加坡拥有教育自主权。换言之,吉隆坡中央政府无权规范,李光耀在新加坡设定的教育政策。因此,李光耀干预南洋大学的决策,和新加坡的加入与退出马来西亚无关。

可见,王赓武选择要细分独立前后历史,是和新加坡历史,或者说,南洋大学历史没有关系。

王赓武夹带私货的目的,是在企图模糊糊和推卸,王赓武报告书对摧毁南洋大学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王赓武在三个不同场合,一直重复同一观点。

李淑飞(2017:P 195):“没想到九月份新加坡政府把报告书公布,说准备接受,当时自己很惊奇。王教授称既然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报告书根本就应该作废,然而过段时间看报纸才发现却成了很大的事情。”

谢诗坚(2003.07.11):“其实,你看时间表,王赓武报告书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这就是说,在新加坡独立后不久,报告书才成为公开的文件。严格来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我的报告书就失效了。因为我们是根据马来西亚的环境和现实提出这份报告书。我不知道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报告书,在事先我毫不知情。”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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