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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文国语到华语华文的转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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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9-11-13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虽然新马的“华文”、台湾的“国文”、港澳的“中文”与中国的“语文”,是“Chinese Language”在各自教育体系中不同的称谓,但是它们所指的都是汉语的学习。称谓有别,是政治催化的结果,里头有历史的积淀与沧桑。它不似“公仔面”之于香港;“泡泡面”之于台湾;“快熟面”之于新马;“方便面”之于中国大陆,只是地域的用词差异,不具复杂的政治历史元素。

华校百年,它所使用的“华文科”课本以及它的科目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透露着不同的政治认同信息,把这些片段缀串,便能勾勒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轮廓。新马华文教育与中国脐带相连,它一起步就毫无保留地复制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后来的本土化进程,则甩不开新马政治的影子。当地的政治晴雨潮汐,强力地主导着南洋华校的枯荣,这一文化现象也同时反映于当地华文报章的成长生态上。

本地华校以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与中国旧王朝结束的历史发展齐肩并行。1912年清朝覆亡前夕,西潮涌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面临海啸式的冲击,教育也一并受到西方时潮洗礼。1916年推广白话文的概念浮现后,蔡元培等人于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新主张,并敦促北洋政府在文化与教育上落实“国语”,以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国语运动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白话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符号等等新事物陆续出炉,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汉字拉丁化等等事项旋出缤纷的文化光环。191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式学堂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直接影响了南洋华校的变异,以私塾、学塾为核心的教育城堡迅速崩塌,新学堂在二十年代春笋般生长在南洋的土地上。

一切从《字课图说》开始

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刘树屏编写的《字课图说》。

新式学堂在发育“变声”的阶段,语文科目所使用的课本,其实并非冠以“国语”或“国文”的名堂,主导着“读书识字”内容的科目称谓,是《字课图说》——这是教育转型、发育的“尴尬”阶段所使用的识字教本,这些“启蒙学堂字课图说”,担负着开启儿童心智的先锋责任。

作为启蒙第一步,《字课图说》的内容自然以汉字的学习为基础。所谓“读书先识字”,掌握汉字的形、音、义,是进阶中文世界的门槛。作为语文入门教材,《字课图说》犹如一册文图并茂的字典。每个单字的内容都包括读音、释义、构成词以及示意图四部分。《字课图说》的凡例,说明它是“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它挑选了三千汉字作为学习材料,“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

据石鸥编着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描述,1901年上海的“澄衷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式学堂。当时澄衷学堂的校长刘树屏编写了《字课图说》作为识字教本,可视为中文教科书的雏形。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印了《蒙学读本全书》,内容由浅渐深,楷书石印,附有插画。以当时的审美标准而言,那不是普通的美,因此面世后广受欢迎,被誉为同时代最完备最漂亮的新式教科书。

1906年“国文”称谓首次登场

《国文》正式成为语文科目名称,该是1906年左右的事。石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收集到的最早《国文》版本,是1906年学部图书编译局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及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同个时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用的也是“国文”的称谓,可见当时中小学都共同使用“国文”之名。

当时新马是英国的殖民地,神州大陆却是当地华人心中坚定认同的祖国。一路来,清朝政府都有派遣官员南下巡查南洋华侨教育的传统,这种做法并没有因大清王朝的覆亡而中断。接棒执政的中华民国或北洋政府也都以扶持海外华侨教育为己任,一如1949年以前南洋各地的中文报章,绝大部分都无法摆脱民国政府的幕后操作,总编辑多通过政府举荐或委任南下执行任务,报章封面版都冠上“中华民国”的国号。华文教育这块文化蛋糕也是如此,1950年代以前,许多华校校长都由中国方面举荐,华校使用的各科课本也清一色来自中国,内容自然以中国为主轴,就像新马英校使用的教科书,也来自“祖家”英国,这都是殖民时代本土意识模糊、欠缺编印教科书条件的结果。既然以中国为认同对象,沿用来自中国课本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当“国文”称谓在中国登场了,南洋华社自然全单照收。由于国民政府主导着海外华侨教育的意识型态,因而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国人、三民主义、国语等概念遍布于教科书里。这种政治教育南移现象,在南洋维持了约四十年光景。 阅读更多 »

从“抗英”到“流亡”:新加坡左翼地下组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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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婉明     2019-11-1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seacommunist/126810

电影《返校》由电脑游戏改编,因结合校园、悬疑、历史、惊悚等元素,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回响,但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语电影圈,尚未受到关注。事实上,新马两地在后殖民时期及冷战格局之下,也曾出现过相当炽热的左翼运动,然而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在战后未及3年的1948年6月发动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部队深入雨林战斗,导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状态(Emergency, 1948-1960),全面禁止任何跟共产主义有关的组织和活动,从而迫使新马地区的左翼团体走向地下化。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与马来亚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战后英国人重返,随即在宪政和治理上强行使两地分离。基于政治及地理条件的限制,马共武装斗争在新加坡没有开展的空间,惟有透过地下外围组织对工会、学校和农村进行渗透。1948年9月,“星洲人民抗英同盟”(Singapore People’s Anti British League,以下简称“抗盟”)便是在这种氛围下成立,并积极在学生、工人和青年之间广泛吸收盟员。

“抗盟”分华语和英语两个源流,前者以华校背景的中学生为对象,后者则锁定当时还设址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的大学生,以及各族群的知识菁英。战后学生普遍超龄,加上见证抗日的历练,使中学生心智相对成熟,对政治与时局也异常关注,因此华侨中学率先于1949年初就在校园里成立了第一个“抗盟小组”,隔年的1950年才有“抗盟英语组”(SPABL, English Speaking Section)的成立。不过据称“英语组”成员因思虑不周延、行动不严密,很快就引起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注意,经过1951年1月的一场大逮捕行动以后,组织严重受创,形同瓦解。

Photo Credit: Quince Pan@Wikipedia CC BY-SA 4.0

相对而言,让殖民地政府感到更棘手的其实是地下活动力和执行力强大的华校生。以华侨中学为例,“抗盟”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和禁书,在夜里摸进教室,将马共星洲市委出版的《自由报》及其他革命宣传塞入同学们的抽屉里,又在校园的树上悬挂五星红旗。学生这些举动渐渐引起殖民地政府不安,遂使有关当局加大力度对校方施压,除了密切监视特定学生、加强巡逻校园、搜查宿舍等措施,政治部还派员到校突击检查和扣押学生,又勒令学校开除高二班学生数十人,继而强制该校无限期停课,以及永久关闭寄宿生宿舍。 阅读更多 »

华文成为英校科目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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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9-9-25
怡和世纪 第38期 2019年1月

华文科取得“牌照”在英校作为选修科“营业”是1939年的事,距今已有80年的光景,但它的业务有显着进展,却是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地位以后的事。至于华文真正成为英校里的“必修科”,也非一步到位,它经历了多种语文源流学校时期从“选修”、“必修选考”才过度到“必修必考”的阶段。独立后,“华文(第二语文)”的概念登场了,华文教学工作者开始面对编写教材与琢磨“第二语文”教学法的挑战。华文教学渐渐告别过去以文学欣赏角度切入、语文与文化并重的文选式教学,转入“听说读写”纯语文技能学习的轨道。

早在十九世纪初,英文学校便在新加坡落地生长。虽然它在英国人荫庇下位居高档次,但最初的130年,它的学生人口始终不敌华校。长期以来,岛上这片英文教育沃土,容纳着来自各方的诸多种族,包括东南亚与南亚族群,因此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英校,要推行多一种语文的学习,始终被认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尽管后来英文学校里的华族学生数量逐渐增多,但是把华文纳入课程的过程还是极为缓慢。华文科走进英校历史进程这一课题,长期来为人所忽略,现存的相关材料如凤毛麟角,不易觅得。前不久它吸住我的眼球,是一次偶然翻阅七十多年前旧报章的因缘。一则小新闻撩起了我的兴趣,这个小情节,容下文再述,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当年英国殖民者的管治心态,方可一窥这个课题的面目。

英国殖民者最初的教育心态

1819年英国人登陆新加坡后,岛上的经营管治完全交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但它聚焦于商业利益,对社会建设与教育的发展兴味萧然。就教育这碟小菜而言,它理所当然以英文教育为圭臬。当时岛内居民使用的马来语、华语或淡米尔语,一律被英国人定调为“方言”,以此突出英语的主导地位。华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学校,全被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

东印度公司主政的年代,新加坡的各类学校都呈现“放任生长”的状态,管治者在教育上着墨不多,主要着力于对英校的关照。那时期的英文学校,几乎全属私立性质,多由教会、社团或富商所经营。管治者比较关注它的发展,原因是殖民地政府需要不少能掌握英语的在地人担任政府部门初级官员,而教会学校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这个阶段,英国人也给马来学校特别的照顾,理由是它认定马来人才是本地人,有朝一曰英国人离开新马,最可能接管政权的是马来人,因此有必要插手培养马来精英。1834年,殖民地当局便为马来族提供了免费的马来文教育。

1867年,政治风向有所转变。英国人把新加坡的管治权从东印度公司手上转往英国中央政府殖民部,它加大了英校与马来学校的扶持力度,对华文与淡米尔文教育,依然态度消极,致使这两种语文源流的学校,完全仰赖各自社群或教会的支持而存活。

1885年富商颜永成创立于立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学”(1893年易名颜永成学校)是当时少数兼具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之一。

英国人把东方族群语言视为“方言”的心态,并没有完全灭绝人们在英文学校推动这些“方言”学习的意志,由华社精英或教会创办的一些英文学校里,除了“普通学科”之外,另设有“额外学科”,华文科包括其中。1885年富商颜永成创立于直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学”(1893年易名“颜永成学校”),是当时少数兼具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之一。

1902年以后,新加坡开始有了政府主办的英文小学,但都是纯粹的英校,它不教导任何“方言”。若干新加坡教育史的研究文章提到,二战以前新加坡只有三所政府英校与50所私立英校,而第一所被改为政府英文中学的是创办于1931年的维多利亚学校。

有研究资料指出,莱佛士曾向东印度公司建议在新加坡成立一所书院,强调它的特点必须是“东方学生必须学习自己的语文与传统”,论者以此说明莱佛士没有排斥方言学习。据知,1823年莱佛士已经为这所学院奠基,可是三天后他便离开了新加坡,而继任者却否定了他的计划,创办学院一事因此搁置。 阅读更多 »

南大招收英校生历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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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8-10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595

就南大史而言,南大招收英校生的历史事实,证实了南大不是种族主义,相反的,南大为独立新加坡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模式。

南洋大学招生资格具包容性,除了华校高三文凭之外,也接受英校剑桥九号文凭报读。对此,在报名资格上,英校剑桥九号文凭等同华校高三文凭的资格。然而,这并不表示剑桥九号文凭的英校生与高三学历的华校生在学识上是同一程度。毕竟,华校与英校在课程内容上是不一样的。

此外,华校教育重点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所以是一个全面性的人文教育。华校除了学识教育之外,也强调体育与德育的培养。对比之下,英校教育却只注重英文为工具语文的培育。英校的功用是为殖民政府培育低级公务员,也为英国商行培育低级办公室文员。英校教育既不教导英国文化,更缺乏在地民族文化的传承。Wilson, H. E. (1978)有详细的相关分析。

历史认知的关键是,南洋大学的包容性是体现华人创办的华人大学不是种族主义,而是一个着眼全体马来亚在地民族的国家人民大学。相反的,马来亚大学自诩为是马来亚的多元民族的国家大学,却只招收在英校就读的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完全拒绝华校生报读。

南大招收英校生引发一个历史问题,那就是,除了教育宗旨,教育程度不同之外,还有英校教育时间长短不同。华校高三是十二年教育,那么,英校九号文凭是多少年的教育?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14, 2019 at 6:10 下午

对华人大学的傲慢偏见与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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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8-3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542

回顾这一段历史,尤其是从《海峡时报》读者的意见来看。这些言论中充斥了把虚构的推论当成是科学上的必然结果。而个人的主观判断却被演绎为客观的现实。之所以有如此的反常社会现象,那是因为这些读者是以傲慢的心态看待华人的母语文化教育,再以个人的偏见来认识与评议华人办大学的事件。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英国殖民政府美其名为自由放任主义,对在地各族移民的社会福利不闻不问。根据英国殖民官的田野调查,许多在岛上生活的华人并不知道殖民政府的存在。自力更生的华人是生活在自己族群的社会框架之内,自我提供与满足族人的社会与人文需求包括母语教育。这是单纯的人文需求完全没有政治色彩与动机。

1920年之后,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英国人开始干预华人社会提供的母语文化教育,先从学校卫生条件开始管制,再试图以经费提供换取对华校的更大治理权力。二战后,官方在冷战思维下要以所谓的国民学校取代华校。这种官方压制华人母语文化教育的政治思维是社会矛盾之根本。这一种时代环境里,华社为了解决就读华校四十万名华人子弟的大学教育而倡议创办华人大学。就华社而言,办教育依旧还是单纯的人文需求,也不具备政治色彩与动机。

历史事实虽然如此,然而,英国人却始终把华人母语教育视为华人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自然而然华人大学成为英国人打击的政治对象。除了利用不为外人道的政策指令来约束华社文教活动之外,英国人也通过报章言论塑造反对华人大学的社会舆论。

《海峡时报》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喉舌,一方面为马来亚大学不招收华校生提出辩护,进而质疑有足够高学术资历的华人学者能够被受聘到大学任教。借此说辞开脱马来亚大学中文部的拖延设立,意图也在强调本地缺乏教学资源来满足发展另一所大学的空间。同时,也聚焦重复报导不利华人办大学的新闻,以及通过读者来信强化社会对华人大学的种种质疑声音。当然,英文报章主导的社会舆论是在重复与强化英国人打击华人大学的政治意愿。

《海峡时报》读者反对华人大学的言论大致有,把华社的单纯人文需求扭曲为种族主义;指责华人大学分化社会团结;质疑华校的教育素质。这些反华言论不论其说辞如何,其基本思维是一致的:其所代表的非华人社会是反对华人在马来亚的英文主流教育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也就是说,坚决反对华人在马来亚可以享有独立的语文发展空间。阅读全文»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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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7-20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439

1953年1月27日,《海峡时报》读者JOU BIENMING〈需要,财力,个人〉前一封信,我评估中文部在马来亚大学的立足点与中文部和华人学生与学习华文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我把中文等同希腊文与拉丁文并非鄙视中文的重要性,相反的,那是把中文放置在最崇高的文化世界荣誉。但是,更适当的是把中国古典文学等同希腊文与拉丁文,而把普遍通用的中文等同现代语文如法文。有关中文部的教学范畴与功能是大学自行处理的工作。如果大学要参考其他大学的方法,就必须谨慎处理而不是听从某一些人的意见。比学生更重要的是教师的人选。即便只有一位教师,也可以开始做些工作。征聘可以是容易或者困难,要聘请一位好的华文教师是容易的,要聘请一位精通英文的好华文教师就会是困难的事。还有,聘请一位精通华英的教师也要比聘请一位既精通华英也懂得教育科学的教师来的容易。我想,这就是马来亚大学面对的问题。旧教学方法只能培育老式教育的学生,新时代的学生需要现代的新教育科学培育。这是马大追求的教育成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位美国的语文教师他的福建话只是我的英文程度的十分之一。他在马来亚的一个山区华文学校任教,他在一个福建话员工的帮助下,能够取得比一个缺乏专业语文技术之广东部教师所无法取得的教学成就。华人总以为中文部必须由华人主持。可以的,假如那位教师也同时精通现代语文技术。如果不是如此,为何不让一位懂得现代语文技术的教师担任教席。在剑桥大学的一些非华人教授就解决了一些中国学者在过去二百年里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有技术。教学华文必须从新的技术层面发展。我们要聘请不仅博学也掌握科技知识的学者。如果这所由华人资金建立的私立大学是清华与燕京大学的移植,那就不会引发激烈的争论。进一步讨论这一所不实际的大学之前,华人应该先把这一个梦想的热情冷静下来,组织一个小组好好的再三思。华人究竟是要什么?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如何避免教学上的重复?无论院系规划如何都必须有一个中文部与英文部。中文部不能够只是保留中国文化,那是博物院的职责。新大学不只是回顾过去与认识现在也要发展未来。尤其是在东南亚的新大学,有必要像一位有智慧的欧亚人,代表了中西交汇也表现出彼此的分野。无论大学的中文系是何种模式,绝不能采用中国大陆的模式,只招收华校生。我们都知道英文教学媒介语依旧是主流,有地位的大学都无法避开英文,不懂得英文的中文系大学生没有价值。我们即将为英文考试出题,我告诉我的学生,如果你们的英文考试不及格,将无法进入大学。

1953年1月28日,《海峡时报》读者 CHEONG HOCK HAI Singapore 〈设立中文学府的理据〉:无论争议中的大学最终能否成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学教育制度的分歧。中学分为英校和华校,没有马来和印度中学。马来人完成小学后到英文中学就读。目前尚未有计划为华校小学提供相同的机制。这封信就是建议设立这一个机制。有许多理由支持这一个机制,主要是还为了进入大学。华校生觉得没有读大学的机会,因为已经不可能去中国大陆。马来亚大学生真的不能招收他们吗?马来亚大学是英文大学,英文程度高。马大只招收英校生,现在应该也考虑招收华校生。这样才能是一所国家大学。如果马大无法做到这一点,那就不应该反对成立华人大学。马大要如何招收华校生?可以通过九号文凭。目前,一些较大型的华校其教学内容已经十分接近英校,而且是使用英文教科书。教育部应该让华校生同时考取高中文凭与九号文凭。教育制度马来亚化是一个方向,能够转校到英校的华校生,他们的数学与科学程度都很优越。英文是唯一不利他们报读马大的因素。华校生要转读英文面对困难,英校校长不愿意接受华校生。英校的学额有限,而且考转校试时英文不及格。所以政府应该提供一个机制让华校生可以转读英校以统一中学教育。华校生在中学初三时转读英校七号班的一个双体制。或者,高三后转校九号班英校,如果英文程度不佳,可以就读英校八号班。有了这一个制度,华校生就可以依靠体制而不是个别英校校长的考试招收。如果马大可以开放给这些华校,华校生读大学的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如果不行,也可以设立一所工艺学院。工艺学院可以填补大学的不足而不会与大学竞争。华人的捐款足够办一所工艺学院,却不足于办一所大学。比工艺学院或者学院大学更好的体制是独立的大学学府,像香港大学就另外设立一所独立的中文学府。中文学府的运作经费比大学少,可以提供中国人的文化教育。这所中文学府的大学文凭要比中国大陆的大学文凭更有价值,毕业生可以成为享有高薪酬的公务员。中国大陆的大学文凭就没有这种资格。此外,由马来亚大学来设立一所独立的中文学府,是有助于团结其他族群。这一所中文学府可以满足华校生学习中国文化的需求。设立华人大学的纠纷是教学语文问题——英文教学媒介语。此外,华人也担心马大的学额不足。华人办大学有需顾及到其他族群的看法,而官方也应体会华人的愿望。一个好的结果必须考虑到社会整体的好处,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能力。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一)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二)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20, 2019 at 4:21 下午

细说从头 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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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7-6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4332

历史会诉说自己的故事。官方版本的南洋大学历史是一部被严重扭曲的新加坡华人历史。李光耀终其一生都在诽谤南洋大学和大学的创办人与师生。李光耀的南大历史是一部歧视与指控华人文化的历史。李光耀的南大历史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要了解这一个英国殖民政府时代的社会背景,可以从尘封的英文报新闻与时事评论的报导,部分还原当年的历史场景。英文报舆论反对华人文化,是华人社会的控诉者。对此,华文报则扮演了华人社会与文化的辩护者。然而,对比之下,华文报的反击能力不足,以致南洋大学历史要背负注定失败与次等生等等的莫须有罪名。

要求官方平反南大是与虎谋皮的不切实际。唯有厘清南洋大学的真实历史场景,水落石出自然就会真相大白。

为此,可以回顾当年的英文报报导,让历史诉说自己的故事。

1949年1月21日,《海峡时报》〈大学将于10月设立中文教席〉马大副校长说大学将于10月设立中文教席,之所以受到延迟不是因为大学不愿意或者缺乏愿望。副校长是回应陈六使与陈祯禄有计划成立一所大学招收华校学生的事宜。他说了解与同情华人要为华校生提供一所高等教育学府。但是,马大在为计划中的中文部招聘最适当与最好的教师以维持高素质教学时面对困难。大学收到50份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职申请,从中筛选了几个来自美国,欧洲,香港的候选人。大学要最好的教师为马来亚保留中国文化。他重申反对另外设立一所大学认为这会破坏国家的团结。在马来亚的大学要照顾到各个族群的不同文化,就得设立一个共通的教育体系而不是个别单独的大学。他不认为华人大学能够为所要提供的教学科目找到适当的师资,因为这类教师十分匮乏。华人大学会在中国语文与中国文学比中文部强,但是,在科学与其他科目上,要面对很难找到能够以华文教学的好教师。

1949年8月29日,《海峡时报》〈低英文水平阻碍华校生报考大学〉:大部分的华校生无法报读马大因为他们的英文水平不达标。教育局长认为需要三几年时间来提高他们足以报读大学的英文水平。只有极少数的华校生能够达到九号文凭的水平。根据殖民地教育署的调查,华校高中生的英文程度是英校四号年级程度。华校的英文程度低是因为英文教师不够资格。政府计划在1950年成立的师资训练学院培训四十名教师。华校的英文教师只有九号文凭资格。华校生考取九号文凭的结果令人失望。

1949年9月26日,《海峡时报》〈华校的担忧〉:华校担心华校生的低英文水准无法报读马来亚大学。报读马大的最低资格的九号文凭,而根据教育部华校生的英文水准只有四号年级水平。华校认为问题是英文教师的低水准,因为英文教师薪酬不足以吸引好教师。另一个不足是英文教师需要以华文补助教学。

1949年10月1日,《海峡时报》读者,C. M. A〈华文与大学〉:这是有关华校生进入马来亚大学。华校担心只有英校四号英文程度的华校生无法报读只收九号文凭资格的马大。我认为华校不必焦虑英文是第二语文的问题。如果华校以为可以在十二年的教育同时完成高中与九号文凭资格,那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如果华校高中毕业生想进入马大,他可以先到英校读几年以考取九号文凭。华校想一石二鸟是不可能的。

1950年1月28日,《海峡时报》〈大学招收华校生计划〉:教育部有计划让华校生报读大学,方案正有待批准。教育部与大学官员会共同监考有意报读大学之华校生的年终考试。及格的学生可以取得九号文凭资格以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他们必须提高英文程度考取入学资格。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二)

细说从头南大文凭政治背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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