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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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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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0-7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438

基于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的认知规律来判断,正确的新加坡历史事实,正好是和官方与媒体之叙述情况,完全相反。因此,根据这一个反向思维原则,可以重新认识真实的新加坡国家历史。

当下的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是由两段历史衔接而成。首先,从新加坡开埠直到二战前后是由英国人撰写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历史。之后,是由李光耀杜撰的新加坡故事给予延伸。李光耀有先见之明,也自知理亏,所以技巧性的偷龙转凤,把新加坡故事模糊的等同为新加坡历史。实质上,这一类观点都属于政治正确而叙事不正确的历史纪述。

Carl A Trocki (1990)《鸦片与帝国:殖民地新加坡之华人社会1800-1910》开宗明义的指出,英国人撰写的新加坡历史,对英国人贩卖鸦片的黑暗历史避而不谈。李光耀以共产党罪名清算政治竞争对手之际,自己却与马共密谋结盟合作。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文档,亦揭露李光耀积极寻求中共给予政治支持。明显的,李光耀也是避而不谈自己的黑暗政治勾当。

就是在政治正确颠覆历史正确的大环境下,新加坡官方和媒体在不断的复制错误的历史论述。这类犯错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17年9月12日,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驳斥《纽约时报》指责新加坡政府压制国人使用华人方言。大使米尔普里的反驳说:我国一直都允许播放方言节目。历史事实真相如何?根据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 页177-178:新加坡也取消了电视台和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

驻美国大使的这一篇驳斥,充满了对历史和社会人文的谬误。可以如此程度的扭曲国家历史,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政府高官在国际媒体公然撒谎,不仅丢人现眼,更是严重的损害了全体新加坡国民的诚信和尊严。米尔普里把华人方言的消失归咎于祖父母都不想孙辈学习方言,如同在政策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祖孙之间不能沟通是华人文化断层的根本因素,因为家庭教育是方言族群文化薪火相传的最重要媒介。显然的,政府高官对华人社会在民族传统语文上的困境,一无所知。人文素质如此恶劣的官员,岂不贻笑大方?

其实,学术界有不少这一方面的研究著述可供参考,所以这一事实的真相不难厘清。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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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十月 11, 2017 at 11:49 上午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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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0-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四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朥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

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阅读更多 »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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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9-26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

百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截。电光火石之间,时间匆匆流失,沉淀的章节、淹没的前尘往事,不会有太多人理睬。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寿命,不过百年光景,但三分之二的时光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阶段,因出身不好,血统欠纯正,一开始就被摒弃于主流之外。1959年它取得自治邦的地位,虽说是内政与国防之外,其他事务都有自治权,但教育政策的操作仍无法完全摆脱英国人的掌心。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得听命于吉隆坡新中央。再过一冬两季(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才正式当家作主。自此,岛内华校体系逐渐萎缩,20年后楼塌墙摧,华校百年落得残垣断壁的结局。

巴恩报告书(左), 金文泰总督(右)

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以及独立建国这四个政治阶段中,华校的发展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成为自治邦之前几年,英殖民地政府首次以具体行动,启动统一编印课本计划,尝试摆正它的方位,来达到通过教科书贯彻意识形态的目标。

二战前华校教科书所处的生态环境

英国人殖民新加坡,最初的管治侧重于商业利益,因此对教育的管理尺寸宽松。虽然它着重英文教育的发展,但没有强力压缩其他语言教育的生存空间。除了把英文以外的学校定位为“方言学校”、不提供津贴之外,它没有建栏设闸,浇熄民间办学的火苗。英国殖民地政府任由华校粗生粗长,不伸援手,华社默然逆流而上、自力更生,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华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明显增加,数目远超英校,致使殖民地政府萌生了立法管制方言学校的念头。二十年代初,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凡是向教育局注册备案的华校,只要遵守相关条例,都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教育津贴。虽然它所得的津贴与英校相去一大截,仍有不少华校为摆脱财务困境而选择注册,换取生存的机会。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初,对华校课本的态度相对宽容,中国教科书在新马华校的中流砥柱地位没有动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左右着南洋华校的教育内容,从华校编制运作到教科书的编印供应,彼此血脉相连,南洋华校复制了中国教育,在赤道蔓延着礼义廉耻的教化。这个年代,国民政府的教育单位能随己所欲,派员前来考察本地的政教生态,与在地教育界人士切磋,同意为了照顾华校生的出路、协助他们适应离校后融入当地谋生环境而调整若干教材,以切合现实的需要。此刻,一些南洋事物走进了华校的语文、科学与数学课本,但比率不高。原有的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关的材料,依然原封不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就这样在华校课本里飘扬了整整半个世纪。 阅读更多 »

教我如何不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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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7-7-21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07/blog-post_21.html

中文被边缘化是本地大环境的格局,使用中文的人士普遍认为本地中文顶多只剩黄金十年,当最后一群能够自信地驾驭中文的华校生老了,没有太多精力了,就到了“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时刻。结局是否如此,十年后我们若能相逢,再把酒追探昔日事。

读是个常用字,渎则是个贬义字。(图片来源:互联网)

2017年度华语运动开锣,活动宣导的大标语“听说读写”的读,竟然变成为亵渎的“渎”,活动主宾傅海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被安排站在“渎”后,非常戏剧化。

“读”是个简单的中文字,可是精英们竟然无法分辨“读”与“渎”,除了凸显中文程度惨不忍睹,审查机制严重疏漏外,社群网络纷纷热议,认为这项失误等于是在亵渎华人文化。这类一年一度的中文活动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更何况用错了这么普通的文字的,正是鼓励国人使用标准华语的单位。

国会“仪”员的笑话。(图片来源:互联网)

眼尖的网民传阅了另一则盛港西国会议员蓝彬明访问选区的告示,蓝彬明的身份为国会“仪”员,有人讽刺国会需要殡仪员,将中文送入火化场;有人认为新加坡已经失去对中文的尊重,需要一名“礼仪员”来指导等。

这些事件使我想起2013年9月所发表过的心声,对本地使用中文的人士不受尊重,表达了个人看法。当时本地中文媒体都跟进了,多个国际平台亦转载了相关讯息。政府当然必须摆出架势,多名部长出面,说要提高中文与翻译水平等,轰轰烈烈地推出一系列宏观的“补救措施”。舆论压力过去后,一切都恢复“正常”。这是过去数十年来新加坡的政治生态。

南大初建时

爱过才知情重,这种情意结不是“精英”所能理解的。

一群印刷工友到兴建中的南洋大学参观,背景为文学院。1955

我在个人收藏中找到了一张颇具时代意义的旧照,照片中的印刷工友来自水仙门禧街(Hill Street)的德盛印刷所,以及中华总商会对面禧街与陆佑街(Loke Yew Street)交界的中南印务所。背景为南大文学院。

其中一位尚健在的老人家说,工友们对使用中文的东南亚第一所中文大学充满期待。民间创建的南大的泥潭多过建筑物的时候,已经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并为贡献了自己微薄的薪水而深感自豪。

如今,照片中多人已不在人间,如果知道当下的南大食阁与超市禁用中文,不准播放贺年歌曲,是否会从某处跳出来?阅读全文»

无语羞问天:沉默不能,呐喊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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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韦材    2017-7-1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语文是一种浸濡式教育,必须与生活行为密切互动才能具有成效,这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就如所有婴儿也都是通过自己生活中的自然需求来学习母语。语文的群众推广,也只有让语文润物无声地通过其文化进入民间生活才能有望成为良性影响。倘若还是抱着一日和尚一日经地敷衍,难保又会像近日“光复”方言那样,弄成俗不可耐的搞笑闹剧,只会弄巧反拙让人失望而已。

众声喧哗中华文颓势不止

这些年来纵然当局依旧循例作出各类鼓励华语的活动,但我们的华文书写水平却从“日渐浅白”到“日渐苍白”已是不争事实。

以新加坡为非单一种族所组成的背景来看,除非个别种族对自己母文化拥有正确的尊重及价值认同,如若不然,在长年累月多元生活交流里要保养母文化亦不容易。加上新加坡经济模式为了生存必须朝向国际化,社会语境自然也就以英文为主,这环境下要保养单一民族的母语及文化,就比单一种族社会来得困难。

新加坡自十九世纪起其实就已是个多元文化汇聚地,对各族文化及语言的磨合我们其实不乏经验,两百年的历史也让我们拥有南洋岛国语言的风格成果,这些过去的经验同时也印证了母语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除了各有其位同时也各有其独立价值,新加坡要继续成为一个成功多元社会,采取海纳百川共存共化的原则必须延续,才能培养出具有本土真味的人文气候来。

谈到新加坡的华文,其实早在战前及战后廿余年都有过坚实的水平。尤其60年代新马华文文坛一片蓬勃,华文文字媒体几乎就是当时华人的精神粮食,而在那些时代里,就读华校的学生也没遇过所谓学习母语的困扰。既是华人,用华语,书华文,是极其自然的事。再说那时要认的汉字,甚至还是繁体。

但这样的社会语境如今早已不再了。在今天的生活场景里,所听到的多是各种变相华语,书写方面则更教人尴尬,年轻一代似乎连认字都有问题,能真正书写的也就益发稀罕。

没有母语语言环境的华文教学堪忧

在华文教学方面,情况更今非昔比,70年代教育改制之后,传统华校正式消失,华文教学从早期透过各科目的通识式教学,沦为教学中的一项语文科目,而很多中学另辟高级华文,看似鼓励,其实是为方便那些已跟不上学习华文的新一代而分流。

笔者于2010至2012年曾受教育部邀派为驻校作家,进驻过10所中学及3所初级学院,来参与写作训练的基本是高华班学生,即使如此,交上的作文十有八九一看就是模式化美文格式,可想平日华文教学是何种模式,而模式美文毕竟还算通顺文字,遗憾是更多本地学生的书写能力就连通顺都说不上。

从几所学校的中二、三生交流里,发现他们对华文的态度是“其它更重要的学业功课繁重紧逼,就算很喜欢也无暇付出热情”的,这种反应让我明白其实华文在今天教学里纵有各类增益性活动,但在学生心里并不看重华文。

向一些学校负责老师提及这情形,他们答案也几乎充满无奈,大部分学校之内的语境其实也就以英文为主,课室外食堂内此起彼落的学生生活语言也就是本地化的Singlish。至此我不仅深感到学校变了,其实早前那个华人华语的环境也早就变了。 阅读更多 »

华校生的职场路(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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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22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虽然华校最终水源枯竭,但华校生继续在逆境中隐忍磨砺。沉默的一代,悄然应付生活,悄然回避荆缠藤绕,默默挥洒各自的生活山水。痛,并快乐着。花开花谢数十年,求存意志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已然是华校人隐存心中的座右铭。

华校生的职场境遇

说起职场上的际遇,老华校心中五味杂陈。我近期与不同年代的华校生交流往事,从耄耋耆老,到双鬓渐白的半百翁,忆述当年的职场点滴,都流露共同的饭碗情结。不论是初中、高中或南大毕业生,与英校生相比,华校人的觅职难度都高出许多。除了人浮于事、僧多粥少,华校生遭职场歧视的肇因,总是绕着英文不灵光、文凭不被承认以及政治黑名单问题旋转。二战后的三十年里,华校生工作没着落,便捷的解决之道就是教补习,这是临时性的、免于阮囊羞涩的权宜之计,但也有人搭上了这条船,就此航行一生。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即便“山没向你走来,你依然向山走去”,满怀希望投寄了一封又一封申请书,却绝大部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是许多华校生一生难忘的经历。当年的“人浮于事”,多少与“出生不好”挂上了钩。那年头英校九号(初中)毕业,在职场上已经十分拉风。英校生觅职无门、孤街伫立喝西北风的事,较少听闻。五六十年代,在众人心中,“读红毛册”就是出路的最佳保证。那年头,念了英校,男生当“财副”(书记),女生当“米西”(护士),已是令人羡慕不已的高尚职业。至于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至尊专业,更是英校生的专利,华校生在这些行业里简直凤毛麟角。会计,是南大唯一的专业科系,也是经过几番风雨几番挣扎,十余年后才得到认同。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华校生的二等公民标签“深入人心”。对多数华校生而言,英语能力不足窄化了求职之路。许多时候,由于职场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华校背景的申请者往往直接被刷掉,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路人甲,七十年代中文系毕业,在英语面试时被要求说讲荀子的哲学思想,他当下如坐针毡,支吾以对。这道考验没过关,他回家懊恼异常。同是中文系,路人乙面试时,被问及日后若有子女,让不让念中文系?路人丙接到提问:“读这么多中文对社会有何用?请细细道来。”这些试题,是歧视刁难,还是试探反应,界线相当模糊,反正沉不住气便砸了锅。上述资料,并非电影对白,而是当年华校生在职场面试遭遇的现实。烟消了,云散去,沉淀了几十年,画面仍然偶会显影心头。

某日与路人丁吃粥闲聊。他说多年以前,一名政府部门退休高管透露,华校生来面试时英语不灵光,给面试官楞头楞脑的印象。后来他为一些大型计划组织人才时,才发现这些冷门行业里有专业认识的,好多是默默伏案的华校生。他坦言,这些人英语多半不灵光,但专业能力强,给他们机会,都有精彩的发挥。

英语不足之外,文凭不被承认是华校生职场道上的一块挡路石。议论文凭斤两,不得不提点台湾的大学文凭不被新加坡承认的往事。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后,新马学子到台湾深造成了新选项。自那时起,每年都有若干华校生到台湾上大学,以修读中文与体育者居多。这些打算以教育为业的留学生返新后,都面对学位不受承认的烦恼。他们在中学里觅得教职,领取的却是非大学毕业生的俸禄。几经争取,却不如愿。八十年代开始,政府与台湾达成学生互换协议,每年派送若干学生到台大就读,毕业后学位都被承认,支领大学毕业生薪水。那些自费前往台湾,念的是同所大学同个科系,但回国后待遇却有所差异,是职场上难得一见的一国两制。 阅读更多 »

华校生的职场路(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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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20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歧视,从哪里开始?职场上的二等公民,何时成形?中文在小岛上遭遇歧视这码事,英国殖民地时代就生了根发了芽。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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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盛况。毕业生甫离校门即面对择业的困境,  当时流行的打油诗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量马路”,反映了受歧视学子的辛酸。

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作,今年的五月天异常沉闷,湿热得令人心烦,而一则关于英语词条的信息,无预警地漾起了圈圈涟漪――《牛津大英词典》近期吸纳了若干世界各地流行的“新”词汇,Singlish里早已退潮的“Chinese Helicopter”一词上了榜,引发市井一阵子议论。

从“Chinese Helicopter”谈起

一些老华校认为这个词语,是对华校生的嘲讽,有辱尊严,因而发动网上签名,希望收集足够支持,让辞书出版者把该词删掉。议论见报后,不少老华校坦言,他们并不知道“Chinese Helicopter”的存在,服过兵役的华校生对它就不陌生了。当年在营地里英语半生不熟,尤其发音欠准,荒腔走板,常常为英校生提供搞笑材料。也都认了,接受嘲笑也是一种姿态。然而,“Chinese Helicopter”的语言歧视,却意外唤醒了人们反思一种语文在一个时代中的遭遇,是否已经止息?

歧视,从哪里开始?

歧视,从哪里开始?职场上的二等公民,何时成形?中文在小岛上遭遇歧视这码事,英国殖民地时代就生了根发了芽。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远在19世纪初期,华校就被殖民地教育当局定位为“方言学校”。方言,一听着就是支流的意思。当局一锤定音,华校就没了嫡系位置。因此,华校呱呱落地便处于粗生粗养、自生自灭的状态,当初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半毛钱津贴,只能自食其力、苦苦经营。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华校开枝散叶,花繁果累,学生人数远超英校,迫使殖民地改弦易辙,端出附带前提的法规,祭出管制令,凡是依法注册的华校,有机会得到若干津贴。不少华校为了纾困而向教育局正式登记,但仍有华校选择存活于体制之外。殖民地政府改变了不津贴华校的做法,但华校的地位却未见提升。

二战结束后,全球政治重新洗牌,摆脱殖民统治的呼声给殖民地宗主国带来巨大压力。为了捍卫海外的庞大利益,当局通过教育管制思想,为它们有朝一日退出殖民统治铺垫有利条件,新马也不例外。1947年发布的《十年教育计划》、1949年的《五年教育补充计划》、1950年的《学校注册法令》、1953年的《华校两种语文教育与增加津贴白皮书》等等文件,以发展为名,达到限制华校发展的目的。有了津贴,与英校所得到的照顾相比,华校依然是次等货色。1950年注册的华校约有287所,但获得津贴的只有73所,平均每名学生只得津贴8.54元,而每名英校学生所得津贴是168.57元,分明天壤有别。为了拉拔英校,它让英校生享受免费教育,迫使众多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往英校,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政策影响家长的决定,由此可见端倪。1951年6月5日《星洲日报》社论认为,《十年教育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统一的英校教育系统,以代替所有的方言学校。”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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