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Posts Tagged ‘华语社群

搜神记•新加坡篇——新华铭刻搜集与文化寻根探索

leave a comment »

许源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研究员)    2017-5-19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丁荷生教授和我编写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前缘和内容自然不如干宝和《搜神记》一般地诡异离奇,但书内所拍摄和记录的每一尊神明、每一块石碑,以及每一则楹联等等,都承载着当年我们的华人祖辈们,究竟是如何从华南闽、粤沿海省份漂洋过海,历经九死一生,抵达新加坡后落地生根的历史记忆。

中国当代著名的“华南学派”专家们,曾经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田野调查口号:“进村找庙,进庙找碑”1。他们认为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庙宇石碑,以及家里的族谱、契约文书、诉讼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账本、书信、日记等等,都可以从不同侧面来反映华人社会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这些专家学者所提出的研究思路与田调方法,其实也非常适用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

绪言:田野调查发现福建庙宇与东南亚华社的密切关系

按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郑振满教授的解释,过去研究中国(包括华人移民社群)的社科研究概念体系,大多是属于外来的视角与思维,所以很多是脱离实际的华人民间生活,无法正确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必须重新解读,不能完全从官方的大一统视角来诠释历史,而需走出校园,深入民间,从本土(地方性)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切合实际的基本概念。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在于,结合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针对华南几个代表性的地区社会,分别从事几个主要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考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提出了一些本土性的历史观点。换言之,“华南学派”所重视的第一手资料,就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了世代相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依然如此迅速,正因为老百姓还保留着这些民间文献。关于“华南学派”的研究思维与方向,我们在近几年来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中开始看到一些相似的发展和轨迹。

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时任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系主任的丁荷生教授(Professor Kenneth Dean,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携手合作,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府、泉州府和漳州府做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田野调查计划,并将调查中所发现的庙宇石碑编辑成册,是为《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1998)、《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三册(2004)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四册(将出版)。从这些珍贵的碑文记载中,两位教授敏锐地察觉到福建省内的多座庙宇与东南亚华社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

例如,上世纪40年代由莆田人宋湖民从西天尾镇白杜村移运至城关,安置在元妙观三清殿里的《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不但反映了早在南宋年间,莆田海上贸易已达繁盛,碑文中所提到的“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番者”,以及“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也显示了当时由船主朱纺领队的远洋航行规模庞大的运输货物船队,因崇拜祥应庙神明的灵验而来莆田瞻拜,所携带的莆田丰富外销货物更已远销到“三佛齐”(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和东南亚等地,互通有无,来往密切,比现代所谓的环球化贸易活动还要早了八、九百年。 阅读更多 »

此刻,非彼时

leave a comment »

柯思仁    2016-2-8
http://solidair23.blogspot.sg/2016/02/blog-post_8.html

我们需要一个visionary,一个梦想家,一个对未来有构想的人。当然我心里想着的,很多人心里想着的,是郭宝崑。《小白船》有社群的集体努力,也有郭宝崑这样的梦想家带领。此刻,我看不到当年的那种社群动力,也看不到有一个梦想家。每一个剧团里,都有他们的艺术方向的梦想家,但是,没有一个跨越社群内部,甚至跨出社群的梦想家。

六个参与华语戏剧演出的剧团,成立“新华剧体”,在1月30日举行座谈,主题是“新加坡华语剧场,此刻”。这六个团体是戏剧盒、九年剧场、猴纸剧坊、十指帮、实践剧场、TOY肥料厂。这个行动,他们称之为新加坡华语戏剧联盟。华语剧团联合起来有所行动,这样的想法已经有整整20年没有出现,最后一次是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合会,在1996年解散,从1989年正式成立算起,只存在了八年。

当然不应该从1989年算起,因为剧联的构想必须追溯到1982年的《小白船》联合演出。因为那次演出的成功,继而有接下来几次的联合演出和戏剧营,以及后来剧联的成立。《小白船》作为华语剧团大结合的象征,在这次座谈里也好几次提及。我在发言时问在场的六个剧团目前的主要负责人,有谁看过(不是参与哦)当年的《小白船》。没有。只有践红有,她可能跟在郭宝昆身边在维多利亚剧院跑进跑出。但是没有人对《小白船》有经验上的理解,更不要说其发生脉络与历史意义。韩劳达说了一些参与经验,邹文学坐在他旁边什么都没有说。

《小白船》在此刻,成了一种充满怀旧色彩的符号,被理想化,也被文化资本化。我说,这次的“新华剧体”成立,与33年前的《小白船》,几乎没有可比性。《小白船》是文化部主办的艺术节邀请之下,华语剧团联合起来呈现的演出。在这之前的历史脉络,是70年代剿灭左翼势力的政治行动之下,不少华语剧团被关闭、戏剧工作者被逮捕。最后的高潮是1976年实践戏剧学院、南方艺术团等人员的入狱,包括郭宝昆。70年代后半期,华语戏剧几乎进入蛰伏状态,活动锐减,人员离散。不过,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件,华语戏剧一直都是活跃在民间,几乎没有进入官方的视野,无论是殖民统治时代或是独立建国之后。因为官方操作的语言是英语,权力结构的中心也是英语。《小白船》的发生,华语剧团可以说是被动的,因为官方主办的艺术节“发现”原来华语戏剧曾经是那么活跃,于是邀请华语戏剧工作者联合做一个演出。艺术节为华语戏剧提供史无前例的平台,也意味华语戏剧享受官方资源、进入官方视野与归管的开始。阅读全文»

末代华校的黄昏岁月(二之二)

with 3 comments

周维介    2015-10-9
怡和世纪 2015年6月–9月号 总第26期

2015-10-08_221356-J

《吴庆瑞报告书》的精神

1978年8月,吴庆瑞副总理领导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探讨新加坡教育制度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半年后,《吴庆瑞报告书》发表了,指出当下教育制度的三点不足。一是高等教育的严重浪费;二是现存双语制度效果不彰;三是学生读写能力低下。

《吴庆瑞报告书》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建议统一新加坡学校的语文源流,规定母语只作为单科学习,其他科目全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吴报告书》明示:“今后几年演化出来的新教育制度将是一个英文占显着地位,而母语程度稍有降低的制度”。

《吴报告书》出炉后,吴庆瑞副总理被委兼任教育部长。他带着一组名重一时的系统工程师入主教育部,部署于各大部门,展开雷厉风行的改革行动。许多高管瞬间被迅速调离教育部,或遣往学校任教,或安插在次要部门;有人连贬数级,一夜之间灰白了头发。强势的行事作风,让府衙内一时间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那阵人事上的大风吹,被调离教育部的各品官员,人数之多,实为少见。斯情斯景,走过那段岁月的圈内人必然印象深刻,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句点终究是要画上的。进入八十年代,华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步向消亡。数年之间,多数华文小学因报读者寥落星辰,陆续拉上了校门。步入1984年,曾经学生数以万计的华校,仅仅招得学生23名。何其荒凉啊!社会以罕见的沉寂,回应这段太阳落山的岁月。华校终于水源枯竭,政府决定让已在籍的学生继续华小课程,并宣布自1987年起,新加坡不再有不同语文源流学校的划分。

末代华校教师与学生的际遇

末代华校教师与华校生最后一段岁月的苦涩心情,不易对人说清楚讲明白。华校终结的棘手问题之一,是后期华校高中与南大毕业生受训为华文教师的机会因华校的衰败而大受影响。1974年以后,南大中文系普通学位毕业生申请进入教育学院受训成为华文教师的机率很低,其他院系毕业生的录取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了。

1977年,教育学院停办了华文源流“非大学文凭班”课程,意味着华校高中毕业生当华文教师的通路已遭切断。那一年,教育学院只开办了华文“大学文凭班”,录取了区区十来名大学中文系荣誉班毕业生受训为华文老师,普通学位的申请者则全军覆没,其原因与正规学校的华文教师过剩有关。直到1981年,教育学院才再度开办华文大学文凭班,破天荒招收了一百多名学员,华文教师的香火始得以为继。这时间点正是南洋大学关闭后的一年,许多当时已年过三十,在社会各角落沉默生活着的历届南大毕业生,赶上了这趟特殊的招生列车。

教育学院中断华文教师培训,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国华文教师队伍出现了高龄化现象。当时华文教师的平均年龄约在50以上,30左右的华文教师可说是凤毛麟角。

华校系统的没落,不仅造成华文教师岁数偏高的问题,也出现华文教师严重的冗员现象。八十年代华文教师过剩,是华校大面积萎缩造成供过于求的局面。教员大量过剩致使人心惶惶、情绪低落,形成低气压。为了安排过剩的华文教师,教育部鼓励学校接受开办“华文补救教学计划”的建议,只要推行这个计划,教育部便增派额外的华文老师前往执教。

华校萎缩致使人员过剩,受影响的不仅是华文老师,数理史地等科目的华校教师一样受到强波冲击。面对着前所未有何去何从的局面,路在何方?这群教师内心忐忑,心理上极其压抑,精神上不免消极,这是华校走向消亡的末代岁月,很少受外人感知的情感挫败。当时华校数理与史地教员如果要继续教学原来的科目,便得面对英语教学的挑战。教学媒介语的改变对许多华校教师而言是严峻的考验,教育部的解决之道是提供短期英语速成班,协助这群教师提升英文水平,以应付新环境。急就章式的短期课程效用毕竟有限,有人一开始便选择放弃,有人尝试接受,但经过层层心理煎熬,最终多数人放弃教学原有的科目,选择使用自己熟悉的母语改教华文(第二语文)。这批非语文科背景的华校教师转教语文科,同样必须越过重新受训的门槛,也是个压力不小的调整过程。毕竟教学内容与方式天壤有别,由理转文,尤其是面对第二语文水平的华文科,心理上必须重新适应,挫折感在所难免。 阅读更多 »

末代华校的黄昏岁月(二之一)

with one comment

周维介    2015-10-8
怡和世纪 2015年6月–9月号 总第26期

2015-26-p46-53-001

华校,曾经是新加坡教育的一面鲜明旗帜。它像缚不住的波浪,逆境里幡扬文化浪条,沁凉了海岛千万华人的心田。百多年来,不论是殖民地统治或独立建国阶段,华校在新加坡的发展都受到不同形式的阻力。二战以前,殖民地当局把华校视为方言学校,吝于发放津贴,任由华校自生自灭。战争结束后,殖民地政府一反常态,颁布了许多条例管制华校,同时加大扶持英校的力度,使英校人口迅速增长,扭转了劣势。独立以后,民选政府定调了英文作为工作语文的地位,现实利益成功发酵,有效收缩了华校的生存空间,华校陷入了花谢果凋的宿命里。

殖民地时代华校的生存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殖民地政府不鼓励不支持也不禁止的态度,迫使华校逆境求存,竟也开出灿烂的花朵,创造了一段辉煌—当时华校学生人口高达七成左右,大比重超越英校生人数。战后,世界格局生变,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左右着全球政治生态,殖民地当局意识到所受的威胁,于是加码管制华校。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权易帜,国民党退守台湾,英国殖民地政府推出了法令,想方设法遏制华校的发展。

2015-26-p46-53-0021950年,殖民地当局推出《十年教育发展计划》,不久后更以“华人喜爱英语”为由,出台了《五年教育补充计划》。执行该计划的殖民地官员菲士比 (Frisby) 自此积极发展英校,扩大宣传、提高英校的津贴金额。当时政府计划平均每年兴建14所英校,地点扩展至全岛郊区,甚至直接在华校附近创办英文学堂,比邻竞争,给华校的生存制造压力。由于财力悬殊,政府英校的钢骨水泥建筑让华校的板屋建筑相形见绌,草场的质量与设备的完善也形成明显的反差。以裕廊乡村区为例,当时孺廊学校一篱之隔,是设施完善的文礼英校;醒南学校旁侧,是钢骨水泥的裕廊英校。

二战后华校学生人数虽有增长,但速度却不及英校。1950至59这8年间,英校人口从不及5万人跃升至14万3733人。1954年,英校学生人数首次超越华校,多出2027人,领先了一个百分点。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华校人数开始以超过10%的幅度落后于英校,这正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踏入社会的年头。自此以后,这个差距迅速扩大,华校正式进入了风飘雨摇的阶段。 阅读更多 »

%d 博主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