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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除李光耀诋毁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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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8-1-20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0265

《李光耀回忆录》第十四章华校生的世界;第十六章语文教育的争斗,白纸黑字浓缩了对华校生的不公平,不合理和消极否定的偏见心态。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学校董事会不是同情他们,就是不敢反对他们。

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虽然,李光耀承认,是华校生动员的华人选票把人民行动党推上新加坡政治舞台,然而,李光耀终其一生,改变不了口出恶言,污蔑与诽谤华校生的劣根性。在李光耀的历史论述里,华校生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就是滋生共产党人的温床。

李光耀对华校生是共产党,和南洋大学是共产党人温床的指责,从来没有给出真凭实据。与之对比下,独立学者之历史文献所讲述的历史事实,却铁证如山的提出了正好相反的史实。

1、张杨 (2015)《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陈六使……“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保留我们的文化,……40或50年后我们将或许不再称自己为华人。”……不仅如此,海外华人倡导的华文大学本身也不带有任何政治倾向。无论是英殖民政府,……美国都承认,“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来说,他们不太关心国共之间的激战,甚至也不关心当地政治。”更尖刻一些的评价是“华人只管是否有奶可挤,不关心谁是牵牛人。”

毫无疑问,根据英美官方的政治判断:东南亚华人关心的是文化中国,不是政治中国。

张杨 (2015):1959年6月5日,李光耀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他担心南洋大学“不仅是要求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个尴尬的请愿者,而且是培育高素质共产主义者的温床。”

其实,李光耀除了不愿意在政府财政上支持南洋大学之外,更受到本土政治斗争的内在因素之巨大影响。简言之,李光耀把南大定调为共产党温床的目的,是寻求西方世界在冷战思维下的政治认可。换言之,打击南大即可以消灭政治竞争对手,也同时争取西方政治的支持。对李光耀而言,这正是典型之人民行动党所谓的赢了还要再赢之双赢结果。

可见,李光耀给予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主要还是基于冷战思维下的政治操作和需要。那也就是说,李光耀全面颠覆了历史真相;把文化中国彻底的全盘曲解为政治中国。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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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奇书——陈国相和《我的南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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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康      2018-1-13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奇人奇书。有一个奇人,埋头写了一本奇书。

这里要说的,是陈国相新近出版的著述:《我的南大故事》(My Nantah Story by Tan Kok Chiang)。

奇人,为什么称奇?

先说奇人。

此人长相端正。四平八稳的“国”字脸,一贯的书生气,略显清癯。随着年岁增长,揉进了几分慈眉善目。斯文、敦厚也许,奇形异状未必。

所以称“奇”,不在外貌。奇,在他的生平与经历。年轻伊始,传“奇”至今。

1950年代,新加坡英殖民当局出台“国民服役政令”(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规定当地年龄介于18至20岁的青年向当局登记,被择中的登记者须入伍接受军训。政令一出,民间哗然。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反对英殖民政府的征兵之举,1954年5月13日(原定国民服役登记截止的翌日)在皇家山脚和平请愿时,遭警方暴力驱散。四十名学生被逮捕(事后再抓捕八人),近百名学生受伤(被警棍打破头,或被推搡跌下沟渠)。殖民当局的蛮横激起义愤,受到舆论谴责,引发学潮波澜不断。说理无门的学生,先在中正中学集会(经劝阻后解散),后在华侨中学集中(从6月1日延续至6月24日)。最终,为捍卫学生权利,议决组织成立了“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

当时,他是莱佛士书院的英校生。华校中学生五一三和平请愿,本来理所当然没他的事。不料他两个在华文中学(公教)念书的弟弟,因为反对征兵被学校开除,他于是决心要把这一切探究清楚。

就这样,从此开启了他的“奇人之旅”。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13, 2018 at 4:49 下午

南大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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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豪    2017-8-10
http://blog.omy.sg/shihhow/archives/3516

南大校方记得你们第一次回应媒体时是怎么说的吗?你们说南大作为国际化校园,新加坡的行政语言又是英语,所以要求食阁经营者只使用英文是合理的。后来大概你们发现事情大条了,才又二改声明,也因此惹来嘘声不断;那证明了你们校方高层其实也完全不了解自己所谓的语言政策嘛,或当时根本就只是为了应急而丢出的敷衍说法,那诚意何在呢?

(网络图)

绝对不是我事后孔明大放马后炮,但自从南大校方就食阁禁中文事件表示会成立5 人委员会彻查,要给关心事件的公众一个交代后,我就预料到这交代就只是“交代交代”而已。

我所预料的“交代”会是:1. 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内部的某负责人,与校方无关;2. 负责人的错误决策全是因为误会;3. 校方将内部处分该负责人;4. 保证以后绝不再犯。结果,事件的澄清居然也照着我虚构的剧本走。

日前调查报告终于出炉,我说“终于”,因我实在不明白6月时事件已发生,为何耗时甚久至8月才有调查结果。照逻辑程序来说,不过就是把下达指令的当事人找出来,然后问他到底在搞甚么冬冬,就此而已,一个星期都办不了吗?

好吧,毕竟调查工作的而确地是进行了一个月以上,所以我想象南大校方应该是有很详尽的资料需时整理,以给公众一个全面解惑的报告,或者慎密地编筹一个天衣无缝的说法来圆场。结果校方不过只给了一个如我之前所料1.2.3.4.式的“交代”,所以实在令人失望。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10, 2017 at 1:56 下午

等待王邦文易润堂讲述南洋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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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6-12-24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7869

如今,李炯才已经作古,在其生前撰文交代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并且撇清自己与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一事没有关系。或许,同样的,易润堂,也可以把李光耀给予政治承诺的历史过程,告知社会,清楚交代其中的南大史实。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之方显廷《1968–1971在南洋大学》记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南大历史过程,是对史料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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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润堂与王邦文

方显廷的其中一段纪实是:

(1966年8月,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派人带话给我,约我同他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向我传达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邀请我担任南洋大学的副校长。……

我坦率地告诉吴博士,我宁愿做教学工作,而不是行政管理工作。我同时推荐我的一位在联合国总部任职的同事伍启元博士作为一位可任此职的理想人选。我的建议被传达给教育部长,并且得到了他的首肯。伍博士在接受这一聘任之前,于他返回联合国工作的赴纽约途中,经新加坡作了3日停留,并约见了相关的人物。在他回到联合国总部之后不久,即完成了一份秘密报告,并呈送给新加坡教育部长。

报告内容为:(一)重新改组南洋大学,以便其教学领域不与境内的另一所新加坡大学已涉及的范围重叠;(二)增加更多的拨款,以提高教学行政人员待遇,使之与新加坡大学达到同一水平,并为图书馆添加图书资料、为科学实验室添加实验设备。

……直到1967年3月,新加坡当局才就他的报告做出决定,而那时,他已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好离开公共管理处。……1967年4月,鉴于伍博士不可能受聘担任南洋大学副校长之职,失望之余,新加坡教育部长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南洋大学经济系主任,或担任一名经济学的客座教授。

这虽然仅是一段相当简短的回忆文字,却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探讨空间。比如:

其一,时任内务与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为何出面为教育部长王邦文物色南大副校长?李光耀管辖下的南大权力架构是一个什么模样?有那些人物参与管理南大的政治工作?他们彼此之间是何种的权力与工作关系?历史上,吴庆瑞在协助连瀛洲创办义安学院的过程中,也同样的扮演了极为关键性的角色。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二月 29, 2016 at 10:30 上午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有步骤绞杀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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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12-26

李光耀独尊英文,是其被殖民化的思想观念和土生华人的文化传统决定的,有着深厚的文化观念根源,是由其对华校生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偏见决定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偏见,李光耀无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族教育,他无法理解作为民族传统的继承者的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李光耀从祖上一家大小都接受英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靠着英文英语吃饭,整个家庭没有中华人文修养,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日本人来了,“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恨不得英国人快点回来”。民族自尊已被奴化教育驯化得荡然无存,这就难怪李光耀对民族教育天生就感到厌恶。“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推行英文之上政策

李光耀说:“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们迟至1978年才这么做。”“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存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李光耀说的与事实不符。

李光耀把华校中学生为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强制的国民服役运动说成是“华校中学生暴乱”,意思很明确:敌视华校生。搞笑的是,当时李光耀却是“华校中学生暴乱”的辩护律师!

2008年8月8日新加坡文献馆刊登周文龙的《英语剧场的华语式悲情?——从新加坡戏剧节谈起》)一文指出:

“或许可以考虑60年代林清祥(著名左派运动领袖)所提倡的‘以马来语为工作语’的想法。”

马来西亚诗人Usman Awang说:“林清祥对马来人和马来社会的贡献却很大,而且很重要。林清祥和他那些在新加坡受华文教育的同道,通过一条议决案,使马来语成为共同语、国语和媒介语。”(《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历史长空的一颗明星》)

从林清祥提出马来语为共同语和国语后,各民族都欣然接受,新加坡人民掀起了学习马来语文的热潮,当时的公务员也被强制学习马来语文,并须考试及格。“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只是瞎子拉琴瞎扯。

现在看来,宪法规定马来语文为国语,只是刘备摔阿斗,安抚马来民族而已。可怜的马来语文,目前沦落到唱国歌的时候才能听到“Majulah”和在军队中听到马来口令,华语、淡米尔语都靠边站,“平等对待各民族语文”信誓旦旦的承诺只能随风四处飘,对着月亮攀谈说空话。

在民族教育问题上,“可不让林清祥占尽便宜”,“林清祥还是有办法打破条规,违反主席的意愿。他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不仅要求华校和英校具有同等地位,而且要求政府拨款兴建华校,实行六年小学免费教育,承认学生有权成立自治会(也就是每一所中学都设立激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分会)。他同意有必要修改学校教科书,以反映马来亚的背景——这是马共的正式政策,目的在于讨好马来亚的马来人,因为马来人占了马来亚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恐怕无法取胜。……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沙文主义者占了上风。”李光耀还真会编造,当时李光耀不是和共产党,和林清祥领导的左翼力量,和华校生共同进行“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吗?不是在团结三大民族吗?不是想取得反殖斗争的胜利吗?

“华族商人、宗乡会馆的领导人和中华总商会的巨头都希望立法议院里能有他们的民选代表,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而不是用不通顺的英语替华人讲话,……我们早在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以前,便支持过他们的建议。如今,中华总商会又一次提议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

其实李光耀的内心是反对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之—的。他说:“然而在一个多元种族、多种语言的社会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能够发挥功能的立法议院和政府,又不至于沦为混乱吵杂的空想计划。世界上,每一个存在已久的社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言,凡是移居这个社区的人都得学习这种语言;如果是到美国或加拿大,就得学英语,到魁北克则须学法语。” 阅读更多 »

南大的英雄儿女与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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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彪     2016-9-10
https://www.facebook.com/wahpiow.tan/posts/824935347642865

希望有一天,一个全国和解过程会在新加坡出现,把公道还给那些被镇压,被歧视的受害者。要促成这个深具意义的事情发生,我们需要催化者,我们需要像斯诺登那样的人,我们也需要人们正视他们的良心,在历史上扮演正确的角色。目前在新加坡有这种品质的人物和政治家却不多。

3-2

1950和60年代的南洋大学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在血与泪、政治镇压与流放行动中书写成的。千万别把当今重组的同名学府和南大混为一谈。许多1950和60年代的南大校友只把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当成是冒充南大的山寨货。这其中的过程和故事,足够写成一本书,所以不在这短文里赘述。

最近有一位南大校友费了很大力气,编了一份1950和60年代被迫害的南大校友名单(被开除和不经审讯被拘留的在籍学生和毕业生)。如果把那些被驱逐出境、被逼离国或被逼跑进森林,还有那些由于南大背景而事业前程遭受阻扰的名字也加入名单,这份名单的长度一定会吓坏很多新加坡的英校生。

李光耀变本加厉的政治暴行在1980年代摧毁了南大校园。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把那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南大牌坊留了下来,却故意开一条公路,把牌坊同原本的校园分开。那时候,南洋大学已经在一个和新加坡大学的虚假“合并”中被消灭了。这场“人民行动党化”南大的恶行,是对那些在1950年代协助创办南大的华人(包括东南亚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和华商,以及慷慨的赞助人陈六使)的一种背叛。

南大史上有一个尚未公诸于世的黑暗篇章,是政治部对南大校园的渗透。为了对付学生,政治部在学生当中安插奸细。在1970年代,就是因为校园里的恐惧氛围使得只有少数学生敢于参与当时的学生抗议活动。多数南大校友都知道”白色恐怖”是怎么一回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这么少南大生参与反对党政治。在南大发生的政治镇压,是造成新加坡华校生进步力量的思想发展停滞的原因。 阅读更多 »

历史回忆录《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发布会 作者傅树介医生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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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树介医生    2016-2-13
https://wangruirong.wordpress.com/2016/02/14/%E4%B8%AD%E8%8B%B1%E6%96%87%E5%AF%B9%E7%85%A7speech-of-dr-poh-soo-kai-at-the-launch-of-his-historical-memoir-living-in-a-time-of-deception-at-holiday-inn-singapore-atrium-on-13-f/

Living in a Time of Deception主持人、同志们、朋友们: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拨冗出席我所写的《生活在欺瞒的年代》的新书发布,这是一部历史回忆录。

当8号功能(Function8)受托承办这次发布会的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租用场址的过程竟会如此困难重重、一波三折。他们先是选定位于欧南区的医科校友会礼堂(Medical Alumni Auditorium), 我毕竟是个医生,又是毕业于本地大学,论资历算是医科校友会的“校友”;况且, 我的第一本书《华惹时代风云》还是于2009年在该礼堂发布的。令人纳闷的是,自那一年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何医科校友会竟会如此缺乏礼仪地对待校友会的一名校友?

后来,筹备负责人找上新加坡医药协会 (Singapore Medical Association) 求助;该协会是一个维护新加坡医生专业及道德利益的独立组织,协会的几位会员给予大力支持,还出面以自己的名字申请,让我们使用该礼堂。但礼堂的拥有者是医科校友会,它最终拒绝了我们的申请。我想乘这机会,对新加坡医药协会的通力支持,表示万分的感激。 

值得一提是,我还是新加坡医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任秘书长。请允许我借这机会向医药协会的创始会长斯里瓦桑 (B R Sreenivasan) 医生表示我的敬意,他后来于1962-63年间出任马来亚大学校长,是第一位任此高职的本地人。

他是个坚持原则的人,担任校长期间,他拒绝顺从强制推行“大学入学准证”政策,因为那是筛选学生报读大学的一道政治工具。他认为大学是教育机构,不应实施此类政策;只要申请者达到所需的学业成绩,不应拒于门外。斯里瓦桑医生随后被解雇。他病重时,我曾上门探望,他对所作所为毫无遗憾,不愧是刚毅之士。

8号功能的申请被医科校友会拒绝后,他们决定租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大会堂“嘉庚堂”。我是陈嘉庚的外孙,如果能够在“嘉庚堂”举行这本新书的发布,可说是相得益彰,美事一桩。

“嘉庚堂”原本在2月20日有个空挡,于是8号功能便决定租用,预付500元的押金。总商会的广告写的一清二楚,公众可以租用商会场所,举办活动。然而,事隔不到一星期,中华总商会的理事会却通知张素兰,他们决定取消大会堂的租用预订,原因何在,没有具明理由。

作为陈嘉庚的外孙,竟然不能在以我外祖父命名的会堂进行我的新书发布,我深感心酸;更何况书中有一篇章是专写他老人家的光辉事迹,颂赞他的态度品德。我认为,这个社会是病了,而且是病得很厉害。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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